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 （ID：qingxintimes），作者：黎卓然，责编：刘璞、王一璐，题图来自：《狂飙》
2023开年，电视剧《狂飙》吸引了无数话题和热度。与传统的涉案剧不同，《狂飙》中的“反派”，如高启强，受到了比代表正义力量的安欣更多的关注。在网友的评论中，不乏一些对反派表示理解和同情的声音，有些人更是把高启强看作励志偶像。因此，有人质疑《狂飙》角色塑造方式不符合正确的价值导向，可能引发公众对黑恶势力的理解、同情，甚至崇拜。
在“狂飙”的浪潮告一段落后，我们需要反思：“狂飙”之后，我们该如何看待反派？
聚焦原剧，《狂飙》对高启强的刻画不仅仅局限于呈现他的“恶”本身。在大多数同类题材作品中，“反派”大多被当作角色的“脸谱”，即只刻画反派恶的一面。在“正义战胜邪恶”式的英雄神话中，反派只是作为推进叙事、彰显正义力量的背景板存在。
而剧中塑造高启强这一角色时，花了不少篇幅呈现高启强作为反派之外的一面，他与妻子、弟弟妹妹之间的感情有着触动人心的“重量”。同时，《狂飙》用了大量笔墨讲述他从底层鱼贩到黑道大佬的波澜起伏，使得高启强的“恶”与他的经历和感情相互交织，为“恶”赋予了似乎可以被理解的因果。
当我们追寻这种“恶”的出发点，会发现它有时仅仅出于对家人的爱，有时则是变迁中的社会环境所致。共情拉近了观众和高启强的距离，让人们看到了反派角色脸谱之下人的底色。就像该剧总制片人戴莹所说，《狂飙》“勾勒时代推波助澜下两个对立的小人物的命运曲线，以此牵引着观众目光去剖析人心的嬗变、人性的沉沦”。以现实主义的刻画超越简单的二元叙事，这是艺术的价值所在，也是“高启强们”的生命力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文艺作品中反派的处理方式引起了不少讨论，比如《阳光之下》中的封潇声（原著《掌中之物》中的傅慎行）、《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都表明艺术表现与价值导向之间存在张力。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打破角色的脸谱化可以为角色赋予生命力，让作品更好地折射现实的复杂性。现实不是非黑即白的，置身于某些特定情境下时，我们往往很难用简单的“善”与“恶”评价个体的行为。在一定的语境下，“反派”和“英雄”甚至没有很鲜明的界限，比如《我不是药神》中的程勇，对于患者他是救命恩人，对于社会秩序、法律制度而言，他则是破坏者。可以说，“反派”本身就是对现实的简化，摒弃了角色作为人的复杂性，而仅仅强调他“恶”的一面。
但当高启强抛弃反派的脸谱，当观众开始情不自禁站在“高启强们”的角度，为他们的作恶披上被命运逼迫而不得已为之的解释，文艺作品也会面临价值导向弱化的问题。当我们抛弃正邪的划分，甚至最后抛弃“正义战胜邪恶”的传统叙事，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如何在文艺作品中体现呢？
无论选择怎样的艺术表达方式，影视作品仍然需要坚持正确的道德判断，需要借助观众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观念填充自身叙事中的结构空间。坚持正确价值导向不等于简单重复二元叙事，与将反派角色作为活生生的人刻画并不矛盾，描绘反派角色也并不是为了完全否定角色，而是表明角色的某些行为是会造成伤害、不被社会所接受的。
高启强为了抢回工程，一句“告诉老默，我想吃鱼了”便使无辜工人李顺坠楼身亡，留下他没有生活能力的智障儿子，最终也被利用惨死。剧中高启强被判死刑，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如果我们将同样的共情，置于那些被他伤害而没有得到同样精细刻画的生命和家庭上，或许我们的疑问就会变成：只看到拥有人性的反派，就足够了吗？
破除“反派”脸谱、淡化二元叙事并不意味着对公平正义信仰的背离。在《狂飙》中，我们看到了有人性底色的“高启强们”，同时也不能忘记，正是这些拥有与我们一样细腻情感的人们使他人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体察这些伤痛，我们才有可能从道德维度参与到《狂飙》的叙事中：高启强的行为是可以被社会理解、接受的吗？在这些思考中，或许我们才能尝试理解《狂飙》试图展现的，社会中人性的沉沦与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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