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永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原文标题：《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
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
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经历了急剧的人口转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已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2021年的“七普”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显著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地区的消极生育意愿较低，很少有人主动选择终身不生育，即大部分农民家庭都会选择至少生育一个孩子，但对于二孩及以上胎次的生育意愿越来越低。
“80后”和“90后”的年轻人是当前的生育主体（本文将“80后”和“90后”青年统称为新生代青年），在田野调研中，越来越多的新生代青年明确表示不愿意生育二孩。在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背景下，为什么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持续降低？影响农村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因素有哪些？这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1. 生育意愿转变的政策视角和发展视角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不同，中国的人口转变同时受到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两个宏观变量的影响[1]。其中，计划生育政策被视为影响我国人口转变的“诱导性因素”，而社会经济发展被视为“自发性因素”[2]。有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和社会经济发展这两个变量并非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交叉共同推动了中国生育行为的转变[3][4]。
一部分学者强调生育政策对我国生育率下降的重要作用，认为中国的人口转变是生育政策推动的“诱导性转变”[5]。这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讨论不同地区生育率的差异以及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强度对生育率的影响[6][7][8]。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研究者进一步关注了“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的生育转变效应。翟振武等认为，“单独二孩”政策有利于实现人口规模均衡与人口结构均衡的有机统一，并强调了全面放开二孩对于推进生育政策完善的重要意义[9]。石智雷等认为二孩政策调整所形成的生育堆积效应释放较快[10]。陈卫认为二孩政策具有比较显著的短期效应，影响二孩生育率的主要因素由以往的与生育率的负向关系转变为正向关系[11]。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影响生育率下降的根本性和基础性因素，即“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社会经济因素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的、复杂的，其影响力远远大于生育政策的影响[12]。有学者基于我国各省份经济发展的宏观数据，论证了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其生育率下降越早于和快于经济发展落后的省份[13][14]，且同一省份内部的生育率下降具有趋同趋势[15]。
李建民认为，虽然我国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由计划生育政策启动的，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育率的下降则主要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低生育水平的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为主转变为群众自我控制为主[16]。
社会经济发展通过一系列中介变量（如教育水平、卫生观念、城市化等）影响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其中，女性受教育水平提升和劳动参与率提高、社会性别平等以及婚姻家庭观念变迁等是造成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17][18]。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现代化和城市化逐渐改变了人们的生育价值观，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传统生育价值观逐渐转变为以充实家庭生活和情感慰藉为核心的现代生育价值观，生育价值趋于个体化、多元化和现代化，人们的生育意愿更为理性[19][20]。为此，有研究者认为应完善生育配套措施，以育龄女性和家庭需要为本而缓解其经济和照顾压力，并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以提高生育意愿[21]。
在对我国人口转变和生育率变化整体分析的基础上，还有部分学者聚焦于我国生育观念转变的区域差异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我国不同地区生育率下降的差异分析。例如，徐莉认为中国生育率的区域差异主要是因为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对人们的观念和价值的改变不同[22]。仇叶引入“村庄社会结构”这一变量，认为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塑造了不同的生育意愿与生育空间，农民的生育行为和生育观念因而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表现为南方团结型村庄的“传统型生育行为”、北方分裂型村庄的“过渡型生育行为”以及中部分散型村庄的“现代型生育行为”[23]。贺雪峰认为，生育观念的区域差异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地区遭遇不同程度的执行困境，进而形塑了计划生育执行效果的区域差异[24]。
二是我国不同区域的男孩偏好和出生性别比差异研究。李树茁等根据男孩偏好在时空分布中的差异，论证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过程的区域差异[25]。持“生育政策说”的学者认为，我国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是由不同地区生育政策的差异所致，实施“一孩半”政策地区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其他政策地区[6][7]。另有学者从宗族文化的角度，认为男孩偏好的区域差异是由于不同地区宗族文化发育程度不一样[26]，宗族发育程度最强的华南地区男孩偏好明显强于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部分华北地区[27]。
2. 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家庭视野
既有研究对我国人口转变和生育率下降的相关解释对笔者有很大启发，但侧重于从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区域社会文化等相对宏观的维度分析中国的人口转变及其特征。与之不同，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女性作为生育主体的性别特质，并从性别关系和性别认同等角度探究了性别对于生育行为的影响。
传统性别观念认同对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28]，而女性日益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是制约其生育的重要因素，提高家务分工的性别平等程度因而对女性生育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9]。胡湛等则统合性别与家庭视角，认为应赋权赋能于家庭并推进女性全面发展，在强化性别平等和家庭建设的基础上重新诠释“生育”，进而有效落实包容性生育政策[30]。性别视角固然呈现了女性生育行为的行动特质，然而生育行为往往是家庭成员共同决策的结果，因此，还需回到家庭场景，在家庭中展现女性生育行为的复杂约束条件。
贝克尔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欧洲家庭的生育决策，认为家庭是基于“效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做出理性的生育决策[31]。由于将家庭仅仅视为一个经济单位，家庭的生育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被还原为经济成本的权衡。国内也有不少学者从家庭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人们的生育行为，例如，李建民基于中国生育率的转变历程，指出现代社会的生育率下降已经进入“生育成本约束驱动阶段”[32]，即生育率的下降主要不是因为生育意愿的降低，而是因为生育成本提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不能完全实现。郑真真等主要从育龄妇女的角度分析生育成本和生育收益，指出当“生育的精神需求”成为生育的重要理由时，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越来越低[33]。葛佳指出在生育成本提高的背景下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阶层差异，表现为上层“毫不犹豫”、中层“犹豫不决”和下层“放弃为主”[34]。
但是，既有关于生育成本研究的不足在于：一是主要关注生育成本中的经济成本，未能立足家庭生活场景分析生育成本的丰富内涵；二是将生育成本提高视为一个既定事实，缺乏对现代社会生育成本为何不断提高的机制分析。
家庭是中国农民的基本生活单位，农民的生育决策是基于家庭生活逻辑而展开的。实际上，如果进入农民家庭内部视野，农民的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主观上想不想生（即生育意愿），二是客观上能不能生（即生育政策）。“能不能生”主要是取决于生育政策的强度，在当前我国已经全面放开三孩政策的背景下，农民家庭已经不用再考虑“能不能生”的问题。因此，当前农民的生育行为和生育决策主要取决于“想不想生”，即生育意愿。农民的生育意愿对于生育成本具有极高的敏感性。为此，本文主要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出发，探讨现代社会中生育成本的丰富内涵及其形成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本文的生育意愿主要指二孩生育意愿）。
在研究思路上，笔者首先分析生育成本如何影响农民生育行为，其次，从农民生育价值观的层次进一步分析并反思生育成本何以成为影响农民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家庭视野下的生育成本分析不再将成本视为一个常量，而是拓展了生育成本的内涵，生育成本不仅指经济成本，而且还包括抚育子女的时间成本、生育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影响、生育对个体生活方式的冲击等方面。同时，现代社会中的生育决策不仅是一个理性的家庭经济决策问题，而且还与生育价值观、家庭生育决策权等变迁息息相关。
结合笔者近年来在多地农村的田野调研，生育成本已经成为影响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在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2021年7月，笔者及所在研究团队成员一行20余人到皖南Y镇的3个村庄开展了为期20天的驻村调研，笔者和6名成员主要在Y镇Y村调研。调研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方式收集资料，每天上午和下午分别与一位访谈对象深度访谈3~4个小时，每天晚上调研组成员开展集体讨论。调研内容主要围绕家庭转型和家庭变迁，并重点关注了当地农民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主要采用滚雪球的方式寻找访谈对象，访谈对象包括村组干部、乡村精英、党员以及各个年龄段的普通村民。
二、皖南Y村青年农民的生育意愿及其特点
Y村距离乡镇集镇3公里左右，是一个普通的农业型村庄。全村共有12个村民小组，1700多人。Y村的村庄历史并不长，许多农民是清末时期从江北（长江以北）迁入本地，宗族发育程度较低，宗族观念淡薄，属于比较典型的原子化村庄[35]。相对于偏远中西部农村而言，Y村农民的家庭收入水平较高，50%以上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Y村所在乡镇地理位置较为优越，自古以来是商业重镇，当地农民因此有经商的传统。Y村就有不少村民在外办厂或经商，这些家庭的年收入从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其余大部分农民以打工为主，且以进入服装厂打工最多（当地有很多在杭州等地开办服装厂的老板，Y村农民大多是在本地人开办的服装厂打工），只要一个家庭有两个壮劳力在外务工，家庭年收入基本能达到10万元。
在Y村调研期间，笔者访谈了很多新生代青年，发现他们的生育观念与其父辈的生育观念明显不同，其生育意愿普遍低于其父辈。Y村的“60后”、“70后”以及年龄更大的父辈，大多秉持“多子多福”的观念，在政策允许范围内普遍都愿意生育更多子女。与之不同，当地新生代青年的二胎生育意愿并不强，很多年轻人明确表示不愿意生育二胎，更不可能生育三胎。
根据笔者和调研团队成员的统计，截至2021年7月，Y村的新生代青年夫妻总共205对，其中，12对夫妻暂时还没有生育小孩，占比5.9%；84对夫妻生育一孩，占比41%；102对夫妻生育二孩，占比49.7%；6对夫妻生育三孩，占比2.9%；1对夫妻生育四孩，占比0.5%。
可见，如果将新生代青年视为一个整体，其生育二胎的比例为50%左右。但是，如果将“80后”和“90后”分开来看，则会发现“90后”的生育意愿还要明显低于“80后”。
从表1可知，截至2021年7月，Y村的81对“80后”夫妻中，已经生育二胎的比例达60%；而21对“90后”夫妻中，生育二胎的比例只有30%。当然，由于“90后”夫妻还比较年轻，他们在未来还有继续生育的可能，因此等到新生代青年妇女都过了育龄阶段之后再来比较，两个群体二胎生育率的差异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大。但是，结合笔者在Y村和当地年轻人的深度访谈情况来看，当地“90后”年轻人在生育意愿上确实明显弱于“80后”。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来，Y村有不少“80后”立即选择生育二胎；而“90后”则大部分表示坚决不会生育二胎。对此，Y村的妇女主任说，很多“80后”是“稀里糊涂就生了二胎”，而“90后”在生育上则“考虑得更多一些”。
根据表1的数据以及笔者在Y村的田野调研情况，可以总结出当地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第一，新生代青年夫妻的一孩生育意愿都很强。除了部分夫妻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生育以外，其余年轻夫妻都愿意生育一个小孩，几乎没有人主动选择终身不生育。第二，一孩性别对于二孩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即如果一孩是女孩，夫妻生育二孩的意愿更强；如果一孩是男孩，夫妻生育二孩的意愿相对较弱。对于当地新生代青年夫妻而言，一孩性别之所以对其二孩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不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而主要是考虑到抚育两个男孩未来将要承担较高的婚姻成本。第三，新生代青年夫妻的二孩生育意愿有差别，表现为“80后”夫妻的二孩生育意愿强于“90后”夫妻。
两个群体二孩生育意愿的差异主要是因为父辈生育压力的不同以及对生活压力的感知不同。一方面，“80后”面临的来自父辈的生育压力更大，“80后”的父母大多是“50后”或“60后”，他们大多希望儿子儿媳妇能够生育至少两个小孩，这种生育压力会部分传导至“80后”夫妻；相对而言，“90后”夫妻较少面对来自父母的生育压力。另一方面，“80后”对于生活压力的感知相对弱于“90后”，“80后”虽然也能预期到生育二孩会给家庭经济带来很多压力，但大多认为“忍一忍就过去了”；与之相比，“90后”对生活压力的感知更强，因此在考虑是否生育二孩时会更加谨慎。
总体来看，虽然新生代青年在二孩生育意愿上略有差异，但相对于其父辈而言，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都偏低。因此，在后文的分析中，笔者将不再区分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差异，而是将之视为一个群体进行总体性分析。实际上，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无论是皖南Y村还是全国其他农村，近年来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都持续偏低，年轻人不愿生、不敢生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厘清当前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对于政府制定更切实的生育配套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三、女性生育成本与家庭教养成本：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转变动力
微观家庭经济学认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分析。在此视野下，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升是导致人们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国农民的生育观念转变始于生育政策的干预，但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全面放开二孩和三孩政策的实施，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阻碍作用降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生育成本对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的影响[36]。
但是，正如笔者前文所述，既有关于生育成本的研究主要是延续微观家庭经济学的思路，着重关注生育给家庭带来的经济成本。根据笔者的田野调研，对于农村新生代青年而言，现代社会中生育不仅给家庭带来较高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而且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妇女还承受了较高的身体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
基于此，笔者将生育成本操作化为“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分别从育龄女性个人及其家庭两个层面分析现代社会生育成本的丰富内涵及其形成逻辑，以此来理解年轻农民的生育意愿何以降低。
1. 女性生育成本
生育虽然并非个人的事情，但女性作为直接的生育主体往往需要承担更大成本。本文将生育对育龄妇女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称之为女性生育成本。具体来看，女性生育成本包括身体成本、心理成本和机会成本三个方面。身体成本主要是指生育给女性身体带来的伤害和影响，女性不仅要忍受生产时的疼痛，而且还要经历生育带来的身体改变，如身体发福、身体疾病增多、身体抵抗力变弱等。心理成本主要是指在生育和抚育孩子过程中，女性可能产生很多负面情绪和心理波动，并由此影响其正常工作和生活。尤其是对于新手妈妈而言，她们初为人母，且要承担主要的照料责任，大多数新手妈妈都会经历焦虑和烦闷等负面情绪。机会成本主要是指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和职业晋升的影响，大部分女性都面临“工作-家庭”之间的平衡困境。
现代社会中女性生育成本已经成为社会大众公认的事实，然而，人们对女性生育成本的认知并非一直如此。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生育子女被认为是已婚女性的基本家庭职责，女性婚后生育被视为理所当然和顺其自然的事情，人们并不特别关注生育给女性带来的身心伤害，女性生育成本因而是隐而不彰的。而在现代社会中，以前被隐匿的女性生育成本逐渐凸显，同时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带来的机会成本，女性生育成本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女性生育成本的凸显进一步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具体来看，现代社会中女性生育成本的凸显主要源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第一，现代社会家庭分工逐渐去性别化提高了女性的生育成本。在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下，生育被视为已婚女性应该承担的基本责任，女性围绕生育所付出的一切都被认为理所当然，是内在于其家庭角色的。一方面，女性为生育所付出的身体成本和心理成本被家庭性别分工模式正当化和合理化。另一方面，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弱化了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由于女性主要负责操持家庭内务，生育和抚育因而并不影响女性家庭角色的发挥。
然而，随着女性逐渐参与劳动力市场和女性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现代社会逐渐打破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新生代青年而言，夫妻之间已经没有“谁主内、谁主外”的刚性分工。男性也要承担部分家务，而女性和男性一样也可以参与市场务工，并且女性进入市场务工的收入并不一定低于男性，甚至可能高于男性，在此情况下，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逐渐增加。生育以及抚育的漫长周期限制了女性参与市场的机会和空间，并影响女性的职业流动和职业晋升。如此一来，年轻女性在面对生育抉择时会更加慎重，生育意愿普遍降低。
第二，女性主导生育决策权进一步强化了生育成本的概念。一般而言，农民是以家庭为单位做出生育决策，尤其是夫妻之间要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然而，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提升，家庭中的生育决策权更多是由女性主导，生育时间和生育数量等生育规划更多是由年轻女性说了算。夫妻平权以及年轻夫妻之间的强情感关联使得年轻男性在生育问题上大部分都听从妻子的意见，而家庭权力由父代转移至子代也使得公公婆婆在生育问题上难以对儿媳妇直接施压，生育决策逐渐演变为年轻女性主导的个人决策。
笔者在田野调研中了解到，即使公公婆婆心里希望儿媳妇生育二孩，一般也不会直接表达或强制施压，只是会在日常生活中拐弯抹角地表达其意愿，但很多年轻人都不再听从公公婆婆的意见。可见，随着年轻女性主导生育决策权，女性生育成本被进一步凸显出来，并逐渐成为影响其做出生育决策的重要变量。年轻女性不仅要考虑生育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而且还会更多考虑生育对其个人可能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这进一步降低了其生育意愿。
案例1：皖南Y村的FYQ，出生于1993年，2019年结婚，有一个1岁的女儿。当问及其是否考虑生育二孩时，FYQ说：“我是坚决不会生二胎的，我现在想起当时生小孩的时候都害怕，太痛苦了。公公婆婆认为生两个小孩好一点，（孩子）可以有个伴，我不想生。我老公也听我的。我们‘90后’一般都不听父母的意见，自己不想生就不生，父母也不可能强制。（生育）是自己痛，别人不可能代替你痛。”（FYQ，女，28岁，20210710）
第三，女性生育成本还来自社会的建构和放大。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现代社会逐渐建构出一套高生育成本的话语体系，尤其是不断突出和放大生育对女性身体和心理的负面影响。例如，网络社会中关于女性生育成本的极端个案的曝光越来越多，这些极端个案通常都放大了生育带给女性的身体伤害；又如，与女性生育后身心恢复相关的资本和企业为了扩大其客户群体，在广告宣传中也会刻意夸大生育给女性带来的身心伤害，以使更多已经生育的女性群体能够购买其产品或相关服务。互联网时代快速的信息传播和方便的信息获取，使得女性群体主动或被动了解了很多与高生育成本相关的信息，进而导致年轻女性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会更加谨慎。
2. 家庭教养成本
家庭是抚育的基本单位，家庭教养成本提高是抑制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重要动力。家庭教养成本是指教育和养育子女成人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两个方面。在传统乡土社会中，抚育子女所需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不高，因此即使是在家庭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大部分农民家庭也能将多个子女抚养长大。然而，随着家庭教养观念变化以及家庭抚育陷入私人化困境，农民家庭在子女成长过程中要承担更多的教养责任，家庭教养成本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家庭都“不敢生”或“生不起”。
（1）家庭教养的经济成本提高
家庭教养的经济成本主要是指将子女抚养成人所需花费的物质资源，主要包括抚养费用、教育费用和婚嫁费用等，其中教育费用占比越来越高。首先是日常抚养费用增加。与传统乡土社会粗放式育儿有所不同，随着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现代育儿观念的普及，当前很多农民家庭都采取精细化的育儿方式，在小孩的吃、穿、用等方面都倾向于给予最好的。新生代青年通常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受委屈，即使自身省吃俭用也要尽可能给小孩提供宽松的物质条件。
其次是教育投入增多。笔者在田野调研中了解到，教育投入已经成为大部分农民家庭最为重要和开支最大的项目，有限的家庭资源通常是优先满足子女教育的需求，家庭资源大量向子女教育集中。例如，越来越多的家庭为了将子女送到城镇上学而进城买房，为了子女接受更好教育不惜将子女送到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就读，此外，农村家庭给子女报补习班、辅导班或各类培训班也愈益普遍。
再次是婚嫁费用攀升。近年来乡村社会的婚姻成本不断提升，很多农民家庭都不堪重负。在婚姻市场失衡、婚姻成本主要由男方承担的背景下，生育男孩的家庭承受着更大的经济压力。也正是基于此，农村家庭中一胎是男孩的新生代青年夫妻大多都不敢再生育二胎，担心再次生育男孩将难以承受高昂的婚姻成本。在家庭经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家庭教养经济成本提升对于大部分农民家庭而言是很重的负担。
案例2：皖南Y村“80后”妈妈YXN对育儿的经济压力深有体会，她说：“现在养小孩成本很高，你又不可能生下来不管。现在年轻人的素质不一样，（在小孩教育上）考虑得多一些，以前只要吃饱穿暖就行，现在不仅要考虑吃好、穿好，还要上好的学校，各方面都想要给小孩最好的，所以成本就高了。别人家都给小孩最好的，你也不可能对小孩太差。”（YXN，女，40岁，20210709）
（2）家庭教养的时间成本提高
家庭教养的时间成本主要是指抚育子女所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衡量家庭教养时间成本的高低，主要是看抚育小孩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家庭主要劳动力进入市场。抚育时间成本是伴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而逐渐产生的。传统乡土社会农民没有外出务工的机会，家庭成员基本生活在农村，这一时期抚育子女所需的时间成本并不高，农民可以在完成农业生产和家庭内务的同时兼顾照料子女。20世纪80年代至2010年前后，随着打工经济的普遍兴起，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进入城市务工，为了减少在城市的消费，大部分农民家庭都选择将子女交给留守农村务农的中老年父辈抚育，隔代抚育成为这一时期主要的育儿模式。中老年父母在务农的同时可以兼顾照料孙辈，因此这一时期农民家庭育儿的时间成本也不高。
2010年以来，农村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妻不愿意将小孩完全交给父母抚养，亲代抚育成为很多家庭的选择。在亲代抚育成为农民家庭首选的育儿模式下，农民家庭不得不围绕子女抚育问题重新进行家庭分工。在之前的隔代抚育模式下，农民家庭分工是以经济收入最大化为原则，即家庭分工服务于家庭成员最大化从市场上获取资源。而在亲代抚育模式下，农民家庭分工是以最有利于子女教育为原则[37]，大部分农民家庭倾向于选择由年轻母亲部分或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回归家庭育儿。例如，一些家庭选择由母亲回乡陪读，这意味着家庭在子女教育中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家庭教养时间成本显著增加。
案例3：上述案例1中的“90后”妈妈FYQ，高中毕业，先后在幼儿园和邮政局工作过，自从女儿出生之后就辞职在家带小孩。FYQ坚持要自己带小孩，不愿意完全交给公公婆婆带，她说：“我觉得小孩还是自己带好一些。爷爷奶奶带和父母带不一样，在教育上有差别。爷爷奶奶带小孩都比较宠、娇惯，小孩习惯不好。我们父母就觉得从小就要立规矩，所以对小孩管得严格一点。我暂时不打算出去工作了，在家带小孩。”（FYQ，女，28岁，20210710）
案例4：皖南Y村的WP，1982年生，有两个小孩，大女儿20岁，2020年上大一；小儿子13岁，正在上初中。WP之前和老公一起在外地跑车，夫妻俩年收入13万~14万元。从大女儿上小学开始，WP就开始陪读，一开始是在乡镇陪读，大女儿上初中开始在县城陪读。自从陪读以来，WP的家庭经济收入减少，但她认为很值得。她说：“陪读虽然使经济收入减少，但是看到孩子挺快乐的，我也挺幸福的。父母受苦一点，孩子就要好一点，起码心灵上健康了。看着两个孩子健康成长，累一点也值得。”（WP，女，39岁，20210717）
（3）家庭教养成本提高的原因
家庭教养时间成本的增加主要源于年轻父母要亲自参与育儿过程，从而限制了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机会，降低了农民家庭的资源积累能力。在此需进一步分析的是，为何年轻父母不惜牺牲个人职业发展和家庭资源积累而在子女抚育中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这主要与以下两个因素相关。
第一，家庭教养观念的变化。新生代青年的育儿观与其父辈有很大差异，其父辈的育儿观可称之为“达标式育儿”，即只要能够吃饱穿暖就行，在育儿上相对比较粗放；而新生代青年的育儿观可称之为“顶格式育儿”，他们不仅在育儿上更为精细化和高标准化，而且对子女的教育期待很高，因此愿意在子女教育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新生代青年对子女教养观念的变化，一方面与其个体经历有关，他们在外出闯荡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吃了没文化的亏”，因此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另一方面也与乡村社会中农民家庭之间激烈的教育竞争有关，每个家庭都尽其所能投资于子女教育，尽力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不希望子女输在起跑线上。
第二，家庭抚育的私人化困境强化了家庭的教养责任。传统乡土社会中育儿是由家庭、学校和社区共同参与的过程，具有公共抚育的特征。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乡村人口流动以及近年来教育领域诸多改革的推进，乡村社会逐渐空心化、乡村教育逐渐衰败，学校和社区逐渐退出儿童抚育过程，从而强化了家庭的教养责任和教养负担，加剧了隔代抚育的问题化，这是很多年轻父母不得不亲自参与育儿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近年来以“减负”为主要导向的教育改革不仅没有真正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反而弱化了学校教育的公共性，增加了家庭的教育负担和压力。“减负”使得学生在校学习时间缩短，且将很多原本应该由学校老师负责的工作转移至家长，例如要求家长为学生批改作业或者是与学生一起完成作业。这些要求不仅增加了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时间投入，而且还对家庭教育主体具有筛选机制，知识水平有限的祖代越来越难以独立完成抚育孙代的责任，进而倒逼年轻父母回归家庭承担主要育儿责任。
另一方面，乡村人口不断外流导致传统熟人社会瓦解，村庄社区逐渐从家庭育儿中退场，育儿逐渐成为家庭的私事，农民家庭从熟人社会中获得的育儿支持减少。原本由家庭、学校和村庄社会共同参与的育儿过程逐渐转变为家庭的私事，家庭抚育陷入私人化困境，加重了家庭的育儿负担，从而使得农民家庭不得不调整育儿主体，并在育儿上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
可见，现代社会女性生育成本凸显和家庭教养成本提高共同导致生育成本越来越高。作为直接生育主体的年轻女性基于个人的身体、心理、职业等方面的考虑不愿意生育二孩，而家庭教养成本提高使得年轻女性的生育意愿很容易得到其丈夫的积极回应，年轻夫妻在生育意愿上更容易达成共识。然而，这种共识并非源于传统家庭主义的规范，而是家庭成员个体意志的表达。家庭成员个体意志的凸显改变了家庭生活逻辑，生育行为不再是直接附属于家庭整体目标的自然而然的“任务”，而需兼顾家庭成员尤其是作为生育主体的妇女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生育成本是在特定家庭生活场景中定义的，理解生育成本带来的生育转变效应，还有必要深入农民家庭生育价值观变迁逻辑。
四、从家庭本位到个体本位：生育价值观与生育决策权的变迁
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事实上，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迁，即从家庭本位转向个体本位。这使农村的新生代青年夫妻能够根据家庭和自身实际情况做出相对理性的生育决策。本节主要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年轻农民生育意愿的转变动力。
1. 生育价值观变迁与生育意愿变化
生育价值观是影响农民生育意愿的重要动力，农民在生育上首先需要解决“为何而生”的问题。农民的生育价值观并非单一的，而是多重价值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结果，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导性的生育价值有所不同。
农民的生育价值观可大体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满足传宗接代为核心的终极性价值，即生育主要是为了家族绵延，在此价值观之下，生育是个体实现生命价值的基础；二是以满足养老和社会性面子为核心的功能性价值，即生育的目的是满足生育主体及其家庭的某些功能性需求，包括“养儿防老”的需求以及提升家族在村庄社会中的地位和面子等需求；三是以满足当下家庭生活为核心的情感性价值，即生育的目的是当下家庭生活的幸福，是为了在日常生活中获得更多的情感体验。
上述三重价值都构成中国农民的生育价值观，不同时期支配农民的生育价值观有所不同，进而塑造了不同的生育行为和生育意愿。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更为重视生育的终极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人们并不看重生育对于个体的意义，而是更为看重生育对于家庭和家族的意义。个体的生育行为关乎家庭整体的荣誉和形象。生育首先是为了家族的顺利绵延，生育子女越多（尤其是生育男孩越多），家族势力越壮大，个体与祖先之间的关联也更为紧密，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生育的家庭被认为是可怜的和凄惨的，人们通常用“绝户头”这样的名称来表达对这种家庭的同情。同时，传统乡土社会也非常看重生育的功能性价值，生育更多子女不仅使养老资源更有保障，而且还能壮大家族力量，提升家族在村庄社会中的地位和面子。在此情况下，传统乡土社会中农民的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人们倾向于多生且具有很强的男孩偏好。
然而，随着乡土社会变迁和现代化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传统生育文化对人们的影响逐渐式微，生育主体的自主性增强，生育价值由家本位逐渐让位于个体本位，人们更为重视生育所带来的情感满足[15][16]。对于新生代青年夫妻而言，生育不再是一种家庭职责和刚性任务，而是一种个体选择[38]，他们对孩子的需求从功利性需求为主转向以情感性需求为主[12]。新生代青年夫妻更为看重生育的情感性价值，他们之所以选择生育，是因为孩子给自己当下的家庭生活带来幸福感和意义感。在情感性价值主导的生育价值观之下，新生代青年夫妻普遍愿意生育一孩，但二孩生育意愿并不强。这是因为，与终极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需要生育多子女才能满足有所不同，情感性价值的满足只需要生育一个孩子即可获得[25]。可见，个体本位的情感性生育价值使得生育行为逐渐脱离传统生育文化的束缚，进而降低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2. 女性主导生育决策与生育意愿降低
在传统乡土社会中，生育决策是家庭本位的，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在生育决策上并不具有太大话语权。农民家庭主要是从家庭整体的角度来做出生育决策，较少考虑年轻女性的生育意愿以及生育对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多子多福的传统家庭文化观念之下，尽可能多生育是农民家庭的普遍选择。而在当前的乡村社会中，生育决策虽然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但年轻女性在生育决策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作为生育主体的年轻女性在生或者不生、生多生少等问题上都具有较大主导权。对于现代年轻女性而言，她们不仅要考虑生育对于家庭的意义，而且还要衡量生育对个人生活方式与职业发展的影响，即要在生育与个人发展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因此，女性主导生育决策是理解青年农民生育意愿降低的重要维度。
女性主导生育决策是家庭权力变迁的产物。生育决策权是家庭权力的一个表征。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家庭权力主要由父代主导，生育作为家庭生命周期中的重大事件因而主要是听从父母的意见，父代基于对生育的终极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的追求通常希望子代能够生育多子女。自2000年以来，农村家庭权力由父代转移至子代，年轻夫妻尤其是儿媳妇在家庭权力中居于主导地位。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一方面源于打工经济带来的经济独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婚姻市场上的性别结构失衡强化了女性的优势地位。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一直延续到婚后的家庭生活中，女性主导生活话语权成为普遍趋势。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增强了其在家庭生育决策中的权力[39]，新生代青年家庭的生育决策大多是由年轻女性主导，年轻男性通常与妻子的意见保持一致，而年老父母即使有不同意见也难以改变年轻人的态度。
女性主导生育决策权对生育意愿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女性主导生育决策权强化了女性的生育成本，即使得女性更加关注生育对其身体、心理以及职业发展等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其生育意愿。这一点笔者在上文已详述，在此不再赘述。其次，女性主导生育决策权进一步突出了现代社会个体生活方式与生育行为之间的冲突。农村新生代青年是深受现代化和城市化影响的一代，他们虽然出生于农村，但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镇度过，其生活方式带有很强的现代化和个体化色彩。尤其是对于年轻女性而言，她们不希望完全被家庭束缚，也不希望因为生育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而是期待在成家之后仍然有自己的生活。
笔者在皖南Y村调研时就有农民提及，“60后和70后还吃得了苦，愿意为了小孩牺牲自己。但年轻人就不一样了，她们更加考虑自己过得舒服”。维系个体化和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既需要足够的资源，也需要充裕的时间。在年轻女性看来，如果生育更多子女，必然会挤压个体自我的生活空间以及对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追求，因此她们在生育上变得更为理性，普遍不愿意生育二孩。实际上，农村新生代青年对个体生活方式的追求并非完全是为了生活享乐，而且还具有自我实现的期待，与其父辈将生命价值实现完全寄托于家庭有所不同，新生代青年更为重视自我价值的实现。可见，相对于由父代主导的家庭本位的生育决策而言，由年轻女性主导的个体本位的生育决策使得生育行为具有更多不确定性，任何一个因素都可能成为年轻人不愿意生育的理由。
五、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低已经成为一个社会事实，这将对我国的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笔者在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主要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动力。通过将生育成本划分为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本文呈现了现代社会生育成本的丰富内涵，并探讨了高生育成本与低生育意愿之间的内在关联。
生育成本提升是青年农民生育意愿降低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变迁和家庭生育决策主导权变化则是青年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价值观由传统乡土社会的终极性价值和功能性价值为主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情感性价值为主，这为农民家庭接受“少生”奠定了基础；而家庭生育决策权由父代主导的家庭本位逻辑转变为年轻女性主导的个体本位逻辑，使得年轻女性的个体生育意愿有了更多表达和实现的空间。可见，对于农村新生代青年而言，他们在决定是否生育二孩时主要是从生育成本出发，生育政策对其生育意愿的影响式微。
实际上，新生代青年并非生育意愿转变的第一代人。在我国农村地区，农民生育意愿的转变大致是从“50后”这一代人开始。在1950年之前出生的农民，其生育观念相对比较传统，多子多福是一种普遍观念。“50后”这一代人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正好赶上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其生育观念由此开始发生转变。总体来看，“50后”“60后”“70后”生育观念和生育意愿的转变主要源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在政策压力之下，农民即使想多生也不敢生。从生育结果来看，“50后”“60后”“70后”的生育数量明显低于其父辈。
与“50后”“60后”“70后”由政策主导的生育意愿变迁有所不同，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变化主要源于生育成本的凸显，在追求个体化的现代生活方式的过程中，家庭成员对于生育成本的敏感性增加，并自主调整生育行为。因此，可以将“50后”“60后”“70后”的生育意愿变迁称为政策影响下的“被动适应”，而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变迁则可以称为是生育成本、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变化下的“主动调整”。可见，生育政策已经不构成影响年轻农民生育意愿的主导性因素，在此意义上，国家试图通过全面放开三孩政策鼓励人们多生育，可能难以达到其预期的政策激励效果。
事实上，农民生育观念的变化折射了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价值体系的变迁，即农民日益重视当下的、个体化的生活体验，且致力于追求多重目标之下权衡与选择的自由。生育行为逐渐从传宗接代的价值体系中解放出来，并日益服从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需要承认农民价值体系整体变迁的基本现实，并正视农民对于生育成本日益增加的敏感性。要真正让年轻农民敢生且愿意多生的关键是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尤其是要减轻生育行为对于女性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影响，通过适度分担农民家庭的生育成本，释放农民的生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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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项目编号： 21CSH030)的阶段性成果。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李永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