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宗城，编辑：张文曦，头图来自：《阿飞正传》
看王家卫的电影，人们总是能感受到一种微妙的情绪。在他的电影中，所有人物似乎都陷入内心无法触及的执念漩涡。
人们知道王家卫电影中过期的凤梨罐头、滴水流泪的毛巾、永远无法降落的不死鸟，很少人会留意，他电影中让人念念不忘的情节和意象，有多少来自王家卫自己的电影书单和笔记，又有多少是时代浪潮下的产物。
王家卫电影的爱情故事何以独特？答案或许就藏在王家卫的电影笔记中，藏在电影里那些不只有爱情的部分中。
拍电影的王家卫，写小说的林耀德
深夜读林耀德的资料，记起来第一次读他，原来是他和王家卫的对谈。原载《联合文学》第十卷第十二期。
他们都喜欢普伊格，推崇《伤心探戈》《蜘蛛女之吻》。王家卫认为，普伊格最好的作品是《伤心探戈》。普伊格小说中若隐若现的忧愁，进入王家卫电影里，就是深夜一个人在吧台发呆的青年、夜晚都市里若即若离的红男绿女。
![《蜘蛛女之吻》，作者：[阿根廷] 曼努埃尔·普伊格，译者：屠孟超](https://i.aiapi.me/h/2023/03/01/Mar_01_2023_21_37_07_8538248191398833.jpeg)
出版方：楚尘文化 /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10月
王家卫拍电影，林耀德写小说，他们共同关心的主题是城市对人的影响。城市不只是背景，也是塑造人的原因。在他们的作品中，城市是那个缄默不言又时时存在的幽魂，是分量最重的主人公，而飞蛾舞动般的男男女女不过是城市的外溢。不过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谈史书和复仇的部分。
林耀德听说王家卫在拍复仇故事，便推荐王家卫读《晋书》，他说：“《晋书》里最有趣的复仇人物是苻坚的族孙苻登，他祖父苻坚的大帝国在淝水之战后四崩五裂，最后被叛将姚苌所杀。苻登召集旧属，自东向西一路攻逼姚其……在进攻时，带着苻坚的神主随军前进，每一个士兵的铠甲上都刻着‘死休’字样。”
王家卫回忆起自己拍《东邪西毒》的时候，他说：“我看了一本讲古代复仇的书，才知道中国人复仇有很多规矩，而且复仇的计划，往往很费时，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
“我原本的构想是西毒要找东邪报仇，但是他经过很多无人的地带，讲话的机能逐渐退化，他开始活在想象中，最后复仇的动机也模糊了。美国约翰·福斯特导演的《搜索者》，也是找人的故事，到了最后找不找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寻人的过程中重新发现时间和生活的意义。”
王家卫的灵感，离不开小说
王家卫模仿的大师不少。像戈达尔、雷乃、普伊格，他都模仿过。《阿飞正传》的不死鸟台词借鉴了戈达尔的《法外之徒》；《堕落天使》对打散及用代号顶替姓名模仿了雷乃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德》；而王家卫多部作品的零碎结构，据他本人说参考了普伊格在《蜘蛛女之吻》《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中的写法。
小说家往往是导演灵感的来源，而日本是一个盛产小说家的国度。王家卫喜欢读日本作家，太宰治、安部公房、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横光利一、村上春树，还有不少新感觉派和新戏作派的小说，他都愿意看。其中，王家卫对太宰治颇为推崇。
王家卫认为太宰治的气质和梁朝伟有相似之处：“许多时，当我让他（梁朝伟）听一首音乐时，他会坐在一角，手拿一根香烟，用一种似笑非笑的眼神望望我。这使我想起太宰治，太宰治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叼烟的英俊恶魔》（A Handsome Devil With A Cigarette），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电影名字。我很喜欢太宰治，而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他。”
《叼烟的英俊恶魔》又名《美男子与香烟》，是一位自觉失败的作家的自白，太宰治将这篇小说作为剖析自己的一面镜子，小说里，“太宰”被一次次提及，而“太宰”正是太宰治的笔名。
太宰治是一位被深深的绝望感笼罩的作家，他的一生活在巨大的挫败感和虚无感当中，他的笔名“太宰”，日语谐音是“堕罪”。
他出生于地方贵族之家，却对自己所处阶层产生怀疑；他多次自杀未遂，服安眠药、上吊，一生与死亡相伴；他罹患盲肠炎并发腹膜炎，后得肺结核，身体极度虚弱，加重了他自身的虚无感。
太宰治的小说颓废感十足，主角对社会既定规矩有强烈的怀疑感，他们意识到这些框架内隐藏的问题，感受到人情中的虚伪，他们渴望挣脱，却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于是在寻情逐爱、香艳美酒中沉沦逃避。他们对世界怀有深深的恐惧，自己成为无依无靠又渴望真情的浪荡儿。《叼烟的英俊恶魔》就是这类故事的一个典型。
而王家卫的电影，大多都有一个讨女孩子喜欢的俊男子，却由于种种原因，那个男人与女人、与都市的氛围总是若即若离。
他会想要寻找什么，在寻找的过程中却也失去了什么。他沉迷于一分钟的情感，却总是无法进入一个持续的安稳状态，像《阿飞正传》的旭仔、《重庆森林》的何志武和《东邪西毒》的欧阳锋等，莫不如此。
事实上，王家卫在过去的片子中对太宰治已有过致敬，电影《2046》里，日本男友给王靖雯来信，信中那句“六年前，在我心中出现了一道彩虹”，读过《斜阳》的朋友不会陌生。
《斜阳》不如《人间失格》名气大，但它也许是最接近太宰治辞别人间时期精神状态的作品。《斜阳》创作于昭和22年（1947年），第二年太宰治宣告去世，这部作品描绘了落魄贵族的生活，通过四位人物勾勒出战后日本社会弥漫的危机感和对将来的恐惧不安。
这一时期，如《奔跑吧，梅勒斯》般健康明快的色彩在太宰治作品中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渴望救赎而不得以及一心赴死的决心。
《人间失格》里，叶藏是一个贵族出身、讨女人喜欢，却敏感而惶恐的青年，他在结尾自白：“如今我已不再是罪人，而是狂人。不，我绝对没有发狂。哪怕是一瞬间，我不曾疯狂过。但是，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是狂人，而逍遥在外的全都是正常人。我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而无论是《阿飞正传》《花样年华》还是《重庆森林》，男主角们口中谈的都不会是主义、理想、奉献，而是高度个人化的私人情绪，是生活在都市夹缝中的窘迫。而这种虚无倾向在太宰治的小说《斜阳》里赤条条地袒露出来：
“思想？假的！主义？假的！理想？假的！秩序？假的！诚实？假的！真理？假的！纯洁？全是假的！……历史、哲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与这些学问相比，一个处女的微笑更为尊贵。”
太宰治的作品，关键词是“恐惧”与“厌世”，这与他的性格一脉相承。《人间失格》出现最多的词就是“恐惧”。
太宰治自觉自己是软弱的人，他在1947年的自传式随笔中坦言：“我是那种待人时连满足也不会表现的软弱性格，因此我对自己近乎为零的生活能力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从年少到现在就这么活过来了。进一步说我甚至是可以称为厌世主义的，对于活着这件事也没什么执着。只是想尽快地从生活的恐怖中逃离出来。”
关于爱情，又不只爱情
当我们回溯王家卫的电影，有一个主题也不能错过，那就是香港回归之际人的心绪。这是许多香港导演关心的主题，王家卫也不例外。但他的手法比较特别，他不是直接呈现回归现场，而是借助一个流浪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故事，反映香港人面对时代变迁时内心的变化。
这部电影就是《春光乍泄》。《春光乍泄》的时间节点就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主人公内心的情绪，乃至整部电影呈现的基调，都十分贴合当时港人的内心。其实王家卫电影里的恋爱，总是关于爱情，又不只爱情。
其实，如果讲拍过《2046》《春光乍泄》《一代宗师》《阿飞正传》的王家卫小资，大概是对王家卫最大的误解，他只是没有用现实主义的方式表现历史而已。
对于时代，他没有选择正面强攻，而是委婉留存，着墨于气味、声音、物件、人情、心境。比如《阿飞正传》的汽水瓶和古巴音乐、《花样年华》的许多件旗袍和打光布景、《重庆森林》中港岛市民的生活状态。
真切是创作者对时代最好的虔诚。
《阿飞正传》里的“无脚鸟”和古巴音乐，《春光乍泄》与香港回归的互文，《花样年华》对上海与香港互动史的追忆、对文人寓居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彷徨，还有《2046》对时间点的敏感，《一代宗师》里天下、家国和市民社会的辩证关系，都是王家卫电影里隐藏的剧本。
随着历史的变化，当你重逢王家卫的电影，它非但不会变色，反而更加有力地印证了当下。因为它们并不代表着小资幻梦，而恰恰是一个艺术家清楚地认知未来，对时代、自我与他所处的空间有充分感受力而托付的作品。
王家卫的电影，小时候看的是个人性，长大后觉得，个人性只是其中一方面。王家卫在电影中有意识地用更隐蔽但持续的手法进行公共表达，此时如果忽略了电影里的公共性，就不足以了解王家卫。
同样地，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只是把王家卫和鸳鸯蝴蝶派混为一谈，就不足以解释为什么相比其他的爱情片，王家卫的电影具有一种持续的召唤力；也不足以明白，为什么王家卫的电影拥有那么强的时代性。
某种意义上，没有所处时代和地域的立足点，王家卫的电影会逊色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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