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开始，有一类作者引起了特别的关注。他们是工人、农民，是最普通的劳动者。比如范雨素，比如陈年喜。他们写出了极为动人的篇章，引爆了当时的网络，城市的人们对这样一部分写作者极为好奇，为他们的文字感到触动，也为他们所过的生活感到悲悯。
人们带着猎奇的目光去审视他们时，就已经开始误解他们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钟毅，头图来自：纪录片《我的诗篇》
距离《我是范雨素》一文发布之后的6年，范雨素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久别重逢》。育儿嫂、家政工、皮村……这些仍然是范雨素的生活。
在写出“我的生命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命运把我装订得极为拙劣”这样执拗、真诚的文字之后，范雨素成了要让他人听见自己灵魂声音的劳动者的代表。
在范雨素之外，还有更多范雨素存在。在这本新书的附录中，范雨素感谢了使每个普通人都能写作、都能留下自己的文字、都能被看见的互联网，让历史不再是王侯将相的家史。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劳动者想要发表文字尚需要依赖传统刊物，而互联网的草根性和开放性让更多像范雨素这样的人可以借用文字诉说自己的生活经历，也有了可以发布的平台。他们，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被表达”的劳动者
让·弗朗索瓦·米勒在一个法国农村里画出了《拾穗者》，在这幅被誉为现实主义题材佳作的画中，三名农妇衣着简陋，弓着腰拾捡地上的麦穗。而在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画家列宾那幅《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则描绘了一幅纤夫们艰苦劳作的景象，纤夫们奋力拉扯，在他们身后的是一艘巨大的、满载货物的船。
文字会比画作更能直观地附带作者本人的想象和情感。《悲惨世界》里因偷盗一块面包而入狱的冉·阿让是当时千千万万劳动者悲惨遭遇的缩影。
而在更为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劳动者往往以坚毅、辛劳、无私奉献等近乎半人半神式的姿态出现在人们面前。
冉·阿让为了挨饿的家人偷面包，被捕入狱。/《悲惨世界》（2012）剧照
当代中国并不乏描写劳动者的文学作品。《沸腾的群山》写了矿工生活，还有《乔厂长上任记》《机电局长的一天》等都是以工人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像《白鹿原》《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艳阳天》《创业史》等则都是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
但可以发现，当劳动者是被描写的一方时，他们要么是被歌颂的对象，要么是被作者以一种带有俯视姿态的同情来书写的。无论是哪一种，关于劳动者的文学都不是他们的主动表述。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那句“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准确地描述出劳动者的声音只能借他人之口表达的困境。
不可否认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作者对劳动人群有着详尽细致的观察，刻画了他们生活的真实一面，也没有过分拔高他们，但还是很难摆脱站在精英视角对 “底层”劳动人群进行浪漫化想象的框架。
“我不看快手，但是网上有的每一篇博士返乡日记我都有看，那些博士已经不属于农村了。他们写的时候都带着强烈优越感，我不喜欢。”范雨素写道。
换个角度来想，这种知识分子悲悯的情怀非常像是摄影里将扫街的镜头对准正在打扫街道的环卫工人、摆地摊的小贩们。
抓到即记录，拍完即走，也没有太多故事性，套一个黑白滤镜，称之为有人文关怀的人文纪实摄影。实际上，对方是否知道被拍摄、是否愿意被拍摄，劳动者们真实的想法不得而知。劳动者这个存在完全为了文学家、艺术家们的作品。
真正的劳动者文学不是单向的泛化的讴歌，而是由劳动者书写的文学。
这种文学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便已经存在，在互联网之后，它被带到了大众面前。不过如果说到文学与劳动的关系，那时间就需要追溯到许久之前了。
如果要做螺丝钉，也要做一颗有灵魂的螺丝钉
从古代开始，劳动和文学便相伴而生。
在原始社会阶段，人们在集体劳动时常会为了协调动作、统一发力而形成有节奏的呼号声，《淮南子》一书中关于诗歌起源便有这样的描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里的“邪许”便是出力的劳动者发出的声音，一人发声，众人应之，这种自然的韵律在后来便发展成了诗歌。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一篇中写道：“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也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上世纪80年代，开放的号角吸引了数千万人汇入城乡流动的浪潮，大批怀着梦想的青年从全国各地蜂拥至沿海地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劳动文学或者说是以前的“打工文学”有了生长的土壤。
1984年，打工者林坚在《特区文学》上发表了《深夜，在海边有一个人》，这篇作品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之一。
上世纪80～90年代之间，像《大鹏湾》《佛山文艺》《诗刊》等刊物都承载与打捞了许多个体的叙述和历史。到了2012年，诗人秦晓宇创办了一个网络无门槛的诗歌比赛，无门槛的投稿机制让他意外地发现了有许多劳动者所写的工人诗歌，开启了“我的诗篇”计划，将矿山爆破工人陈年喜、服装厂女工邬霞、建筑工人铁骨等人的作品都纳入进来。
和象牙塔里或旁观式的写作不同，劳动者文学里的作者们都有着身体力行的劳动经历，他们懂得如何制作粉条、熟悉躲避城管的技巧、能在庄稼地里分辨出各种谷物的喜好与状态。
相比于文字，劳动更是他们的谋生手段，在生命中占了更重的一部分。在他们面前，无病呻吟之作显得空泛且凋敝。
从事矿山爆破工作近二十年的矿工诗人陈年喜“白天引爆炸药，晚上在报纸背面写诗”，他笔下的诗歌悲怆热烈：“有谁读过我的诗歌/有谁听见我的饿”“世界和生活从不慌张，慌张的是/被世界和生活押解着的每一个人”“我想带你绕过书本看看人间，又怕你真的看清”。
富士康诗人许立志的诗歌撕开了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伤口，是鲜少被灯光照耀到的时代一隅的写照。
他“像一颗螺丝/誓要钻出，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前人眼里无私奉献、甘为配角的螺丝钉意象在他的诗歌里却是有灵魂、有自主意识又不被人在意的存在，“一颗螺丝掉在地上/在这个加班的夜晚/垂直降落，轻轻一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像在此之前/某个相同的夜晚/有个人掉在地上”。
李若在《穷孩子的学费》一文中，写了小时候的自己是如何为了赚学费上山挖蜈蚣，而在蜈蚣被老鼠吃掉后，连“和面擀面条时都要把下面垫着的报纸看完”的李若因认为自己将与上学、文字绝缘而大哭起来。
多年后，她看见一个在烧饼摊前哭喊着要吃烧饼的小孩，冲上去买了两块钱的烧饼给他，“我只是受不了那种哭声”，“这么多年过去，我再也没流过那么多的泪”。
“我用文学看待一切时，只觉得万物平等”
在北京东五环外皮村的工友之家，一些喜欢文学的工友们自2014年开始便会定期相聚，讨论文学。
在《劳动者的星辰》中可以发现，他们是爆破工、洗碗工、农夫、家政工，在地下五千米的矿井里写下诗篇，在锅碗瓢盆的琐碎里诉说理想。被生活羁押的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了同样的窘迫与惊慌，也看见了书写的勇气。
对于过着富足生活的人来说，写作和文学可以是生活的全部——因为不必为生存担忧。而对于陈年喜、李若、邬霞来说，他们没法完全做到诗意地栖居，他们的文学是印刻生命痕迹的齿轮。
因此，当我们读到他们的作品时，不应该把文字理解为他们生命中的全部。
在范雨素新书《久别重逢》的扉页上，像其他书一样印着作者的简介，但范雨素的介绍只有短短两行：“1973年生，湖北襄阳市东津镇打伙村人，目前在北京做家政工”。
即便在发表了《我是范雨素》一举成名之后，她还是回去做育儿嫂、做体力活，在对外介绍时也不愿写自己是民间诗人。
按照她自己的话说，就是“脑力劳动就比体力劳动高贵吗？”在鹿特丹国际诗歌节上，因《纸上还乡》成名的郭金牛被一位荷兰女诗人索要签名，他给对方签了“中国农民郭金牛”七个字。
人们会预设，钟点工、环卫工、拾荒者、地摊小贩向来和写作无关，因此才会在中国人口超过14亿的情况下，仍然对一名农民工会研究海德格尔这件事感到惊奇。
陈年喜写：“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山河”。但实际上，他们从不低微，他们是付出劳动、实现价值的劳动者，是可以昂然发出自己声音的人类；也无需赋予更多的歌颂和恻隐——这些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
劳动者的范畴，不仅是需要付出体力劳动的群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也并无什么高下之分。像他写的一样，我们和他们一样，都尝试努力站稳，但更多时候是东倒西歪，身不由己，但还是努力而认真地奔跑在徒劳的事物之间。毕竟，有谁不是为了活着呢？
参考文献：
1. 媒介与事件：“新工人文学”的自我表述问题
2. 劳动论｜纪念许立志：从“打工文学”到“工人文学”的可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钟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