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欧洲价值 (ID:ouzhoujiaz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是近期最流行的话。相比三十年前的“下海潮”和“打破铁饭碗”,如今人们又将拥抱“铁饭碗”视为就业首选。


于是,公务员报考再创历史新高,国企愈发抢手,各种名牌大学博士争一个中学教师岗位的例子也不罕见。有一家深圳中学的教师岗位招聘公示显示,17名被聘教师中只有1人为硕士学历,其他都是博士,而且还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世界顶级院校的博士。当然,据说现在很多拥有教师编制的博士后悔了,因为降薪。


其实,体制内职业一直存在着“稳定性、相对收入水平高、相对缺乏前景”的特征,大多数体制内人员终其一生都不会有岗位上的较大变化,晋升只是少数人的事。如果大环境允许,那么许多人还是会选择另一种出路。比如1992年的春天,就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成为创业领域著名的“92派”。


但是近年来,经济压力让许多人发现了“编制”的靠谱。202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平均工资是9.8万元,私营单位的则是5.7万元,编制内几乎是编制外的2倍。而且,编制内的旱涝保收也显得更安全。


所以有个段子:如今的家长眼中,工作好坏的排名依次是“公务员、老师、其他事业编制、国企,排名最后的是不务正业”。


许多人因为体制内工作的吃香,总是将这种观念套用于全世界。前些年某相亲节目火爆,经常搞海外专场。记得有一次北美专场,有一位男性征婚者自称在政府机关工作,微博上还有不少人留言说“这个条件好,真厉害,在发达国家当公务员”。


但实际上可未必是这么回事。许多发达国家的公务员都不一定是铁饭碗,而且分为各种不同类型。以德国为例,它的公务员倒是终身受聘,类似铁饭碗,福利保障也不错,但分为不同类型,有初级公务员、中下级公务员和中高级公务员几种。初中毕业生可以报考初级公务员,高中毕业生有资格报考中下级公务员,中高级公务员则需要大学学历。三者的收入和福利待遇有相当大的差别,而且承担的工作和晋升渠道也不同。更重要的是,出于社会公平,公务员岗位会对弱势群体给予很大的倾斜。


比如一些技术含量不算高的窗口型岗位,就会提供给残疾人。德国有一整套残疾人培训体系,可以为残障人士提供各种适用专业,培训合格后由政府介绍工作。因为强调技术培训,所以残疾人大多会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如电脑技术、机械制造、印刷和缝纫等,享受技术工人的高收入。只有那些无法通过技术培训的残障人士,才会从事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工作,如收银员和一些政府单位的窗口工作等。


所以,类似985高校博士考街道办或是在机关窗口“锻炼”的情况,在德国乃至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不可能出现的。这些岗位基本属于低学历人群,或是行动受限的残疾人,一方面有照顾性质,另一方面也因为这些工作岗位技术含量本来就很低,不需要高学历就可胜任。


真正热门的工作,还是律师、医生和工程师这样的“专业人士”,技术工人也很吃香。德国技术工人的收入明显高于社会平均收入,社会地位也高——当然,前提是“技术”二字,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人,收入当然会差一截。


那么,前东欧国家呢?它们的年轻人是否热衷考编制?


发展好的前东欧国家,“国家工”都不是铁饭碗


在冷战时期,前东欧国家的体制内人员形成了规模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当物资紧缺时,民众只能排几个小时长队购买面包等必需品,但体制内人员则可以享受各种“单位福利”。前东德民众要想购买一辆性能极差的特拉比轿车,需要排队十几年,等到柏林墙倒塌了还没排到,但体制内人员则可以通过托关系、走后门的方式实现插队。


东欧剧变后,各国体制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府机构整体变化不大,人员调整也并不是太大。变化较大的是国企,从“国家养着”到自负盈亏,使得许多国企破产。各国在经济上采取的种种措施,也让许多国企成为历史,因此也形成了一批旧体制的怀念者——“我们原先吃着大锅饭,啥都不干也能拿收入,现在真比以前差远了”,是许多习惯好吃懒做者的心态。


因为政府机构人员变化不大,所以之前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缺乏服务意识等问题也依然存在。但加入欧盟是一个契机,在欧盟的准入条件中,政府运转的良性程度和廉洁度都是重要标准,这也催生了前东欧多国的《公务员法》。


在捷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三国等国家加入欧盟之前,都针对公务员体系作出了各种调整。


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就是公务员人数的缩减。以捷克为例,这个国家的体制内人员大致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国家行政机构人员,包括中央的和地方的,涵盖政府行政机关、警察、消防、海关、法院和检察院等部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公务员;另一部分是国家预算拨款人员,包括公立学校教师、公立医院医生和国家科研人员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事业单位人员。


这些岗位的人数并不算多,尤其是公务员的人数,一直处于缩减状态。2010年,在捷克的40万国家工作人员中,公务员为17万人,公立学校教师和公立医院医生占比更高。也是在那一年,捷克预算缩减1.8万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就有1.7万为公务员。如今,捷克公务员人数仍在持续缩减中。


捷克公务员不是铁饭碗,还是“合同工”。在东欧剧变后,捷克政府一度更替频繁,每个政党上台都会换一拨人,一度使得政府部门工作无法正常运转。后来捷克效仿其他国家,规定除一定级别的官员之外,基层公务员不得随政府的更迭而随意更换。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也类似。


值得一提的是,捷克公务员的招聘流程不太一样。一个人想当公务员,首先要参加考试,录取后要通过一年的专业培训,继而考取公务员证,而且公务员证存在有效期。拿到公务员证之后,才能再去报考和竞争具体工作岗位。


捷克公务员的收入在捷克属于中等,好处也是相对稳定。至于福利,公务员和其他国民都一样,没有什么多出来的福利,冷战时期的特权早已不复存在。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三国也是如此。东欧剧变后,它们有着相同的发展轨迹:公务员人数越来越少,政府机构越来越精简,公务员福利越来越少,经济发展越来越好,民众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在前东欧国家中,捷克和爱沙尼亚最早被世界银行确认为发达国家,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紧随其后,波兰和匈牙利则位列准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私有化都非常彻底,所谓的“编制”基本无从谈起。比如早在1997年,捷克私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高达80%。


反面教材当属俄罗斯,经过一次次所谓的“改革”,目前俄罗斯的体制内官员人数一再膨胀,已经达到170万人。换言之,每十个俄罗斯人要养一个官员。


与苏联一样,如今的俄罗斯公务员在工资和福利层面远远高于普通民众。但与此同时,公务员人数的庞大,并没有带来国家治理质量的提升,甚至排名靠后。


早在2011年,俄罗斯的民调就显示公务员排名热门职业排行榜首位,有42%的民众认为公务员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而在2008年,这个数字是16%。


有俄罗斯学者曾经说过,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在后一种模式中,“体制内”会被视为最靠谱的职业,因为政府是最大的雇主,甚至是唯一的雇主。但这样的模式,显然并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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