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维舟，编辑：王亚奇，头图来自：《梦华录》
“如果能穿越回去，你愿意回到哪个时代？”
在痛苦于国家“积贫积弱”的近代，人们很自然地向往“盛唐”，很少会有人喜欢“弱宋”，作为“偏安小朝廷”的南宋就更别提了。
然而，正如历史学者包伟民发现的，“进入新世纪以后，南宋历史的这种负面形象发生了令人称奇的变化”，整个宋朝的形象也为之改观。与中国历史里的其他朝代比起来，若论哪个时期百姓负担轻、人身更自由，两宋确实不错。
问题来了：宋朝到底好在哪？
一个适合普通人生活的时代
宋朝社会的繁荣，最能直观感受的是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它诞生于北宋，绝不是偶然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5米长的画卷上，没有出现首都开封城任何重要的政府或城市的地标，相反，刻画的都是非常平民化的城市景观和百姓生活。
这种“眼光向下”的视角，与其说表现的是国家的强盛，不如说是民间的活力，传达出强烈的平民文化精神。
和明清皇宫不同，两宋都城的宫室都较为简朴，南宋临安皇宫“修广仅如大郡之设厅”。等级严格的古代服制已不再被恪守，某些衣装只要有钱就能在市面上买到，连纽扣之类的小物件也成了商品。
在唐末坊市制崩坏后，宋朝城市里都能临街开店，自由买卖发展出竞争性的商业推广，商标、抽奖、替商户沿街告白、唱卖甚至飘色巡游都开始出现。唐代藏冰极难，但“在两宋的京城中，民间冰雪经营业极其发达普遍，夏天市面上卖冰雪，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
唐朝一到天黑就宵禁的规矩也已取消。北宋初年，东京夜市就已是寻常现象，只是朝廷规定要在三更以前结束；到了北宋中叶，夜市时间不断延长，有些繁荣的商业区甚至完全取消了时间限制，通宵达旦地进行交易。
电视剧《梦华录》里东京酒楼深夜热闹的景象，在宋朝很正常，在唐朝就没可能了。
当然，《清明上河图》毕竟也不是那个年代的“老照片”，未必全真，宣和二年（1120）开封有22000余名乞丐，但画上一千多人物中只有一个孤单的乞丐。不仅如此，美术史学者曹星原强调指出，这一画作也表明，当时“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销售者都必须服从、依赖于由宫廷政治掌管的市场才能生存。虽然宋代的经济看似在很大的程度上比五代、唐等前朝更为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只是表象”，它仍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
现在有个流行的说法，“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的60%~80%”，这并不确切，但和历朝历代相比，宋代即便“积弱”，可一点都不“积贫”，宋代铸币量之大，是历代之最：宋元丰元年的铜产量是唐朝高峰期的铜产量的20多倍，之所以需要这么多铜，当然是因为铸造货币铜钱的需求量大增。不仅如此，宋代的商品化程度也很高，唐天宝八载（749）可算盛世，但绝大部分的岁入都是实物形式，货币形式的仅占3.9%；而到北宋治平二年（1065），这一比例已高达52%。
直到1849年，田赋占清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仍高达88%，随着晚清工商业的兴起（特别是海外贸易带来的海关税收），1894年才降至40%；然而，在宋朝早就不再单纯依靠田赋收入了，而是大力从蓬勃兴起的工商业中开辟新的财源。
据漆侠《宋代经济史》研究，两宋非农业税收入占财政大部分，北宋皇祐、治平年间，商业税比重就已高达40%左右，及南宋绍兴、乾道之交，仅茶盐榷货一项即占49%，再加上供朝廷使用的各种杂税（即经制钱、总制钱），非农业税合计达逾79%。
对地方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榷酒、商税有相当部分归州县支配，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江陵府在光宗时期，“全藉酒税以养官兵”，可想而知，这就使得各地更有动力积极发展工商业。城市人口比重在南宋也达到中国古代的最高值（22%），此后就渐趋停滞，晚清时低至6%。宋代还首次允许县治以下设市，涌现出至少1800个小型商业市镇，“镇”本来是军队驻防地点，也是从这时起成为县以下的工商业中心。北宋时设立的景德镇，被英国学者柯律格称为“18世纪以前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基地”。
南宋初期，宋高宗全力支持海外贸易，认为这远比搜刮农民要好：“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耳。”
这样做的效果如何？确实不错。不抑兼并、放纵土地买卖是两宋“田制不立”的根本，按说如果农民没了地，日子应该很艰苦，宋朝也爆发过不少农民起义，然而其规模远不能和秦汉、隋唐、元明清这些朝代的农民起义相比，声势最浩大的方腊起义，也没越出江南一地的范围。有些地方更为太平，比如今湖北省边界内，整个宋代三百多年都“没有发生较大规模、较有影响的农民起义”。如果说农民起义往往是因为老百姓走投无路、活不下去才揭竿而起，那这似乎表明，普通人在宋代的日子相对还算是不错的。
宋人的观念是：“贵贱虽殊，人则一也。”因此，宋代皇族不像明代诸王那样有那么多特权，特别是太祖子孙，到北宋末年已寂寥无闻，仅同民庶。皇权虽大，但也受士大夫制衡，不像东汉、唐、明三朝那样有宦官专权的恶劣政治。
没有背景的平民在宋代确实远比在唐代更有机会出头：《宋史》有传的官员46.1%出身寒门，通过科举考试从平民中选拔人才成为全社会认可的机制，何怀宏的《选举社会及其终结》根据南宋两个年份的进士题名录统计，没有官员背景的进士约占56%~58%。
这些做法极大地释放了社会活力，尤其是激发了士人的主动性。赵宋祖宗家法不许杀士大夫，这与明朝对士人动辄打板子、抄家的折辱摧残形成鲜明对照，甚至可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开明的时代，用扬之水的话说，“两宋是养育‘士’气、即士大夫之气韵的一个黄金时代”。余英时也曾强调指出：“宋代士阶层不但是文化主体，而且也是一定程度的政治主体，至少他们在政治上所表现的主动性远超过了以前的汉唐和后面的元明清。”
正因此，国学大师陈寅恪在一百年前就断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虽然他本人研究的是唐史，但他却相信，对思想、文化来说，宋朝才是黄金时代：“六朝及天水一代（指宋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论再生缘》）
但是，这样一个宋朝，怎么就成了“积贫积弱”的象征？
宋朝为什么会灭亡？
宋朝之所以长期被讥为“弱宋”，主要是因为武力不竞：和“犯强汉者，虽远必诛”那种汉唐盛世的豪迈不同，宋朝别说是辽、金、西夏这样强悍的北族政权，甚至连卧榻之旁的大理、安南都搞不定。不论人们对宋朝抱有什么样的态度，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军事是它在诸多领域中表现最差的一个。
虽然当时也有不少士人想着“尽复汉唐故地”，但更多人觉得这不切实际，还不如放弃“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姿态，以实际的对等外交策略处理国际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基于前朝的历史教训和理性计算，认定“大一统”即便能做到，也是得不偿失的——汉武帝驱逐匈奴、扩张疆土的代价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隋唐帝王好大喜功开边的结果，也是要么覆亡（如隋炀帝），要么陷入藩镇之乱。也就是说，失控的武力本身就相当危险，有害于“文治”这一和平秩序的实现。
赵宋家法一贯提防武将、转而“以文制武”，根源就在这里。在宋人眼里，那些塞外的不毛之地，就算收复了也没多大价值。在商品经济发展之后，似乎和平也能花钱买到：因为宋朝“超有钱”，所以当时虽然对辽金付出耻辱性的“岁币”，但从成本效益来考虑简直九牛一毛。
北宋向辽每年给予银10万两、绢20万匹，后来再各加10万两/匹，这点钱，范仲淹在1042年就曾说过，还不及越州（现绍兴）的财政收入多；王旦、富弼等大臣也都说，付给辽朝的岁币不及每年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一二，用小钱换取息兵，完全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宋朝之所以能经济、文化繁荣，恐怕原因之一也是省下了军费，因为打仗是天底下最花钱的事，那就是个无底洞。
更何况，宋朝的经济实力远远超过其北方的对手，战场上打不过，但打贸易战是碾压式的。
岁币对北宋来说只是一笔小钱，“作为各种中国产品特别是绢的支付款项，最终仍回到宋朝手中，因为北方对其有着无休止的需求”。
金朝也一样，北方因为几乎不产茶叶，每年买茶流入南宋的钱就达到百万贯，岁币差不多又回到了南宋，以至于金朝许多官员纷纷要求朝廷禁茶。这一手法，宋人早已熟门熟路，西夏立国后，宋军打不赢，改用禁止青盐的贸易战制裁，结果是西夏国王元昊称臣，请求每年卖十万斤青盐给宋朝，不然西夏就要经济破产了。
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看：于宋朝而言，获得和平的成本似乎小得多。然而，这一设想却有一个重大漏洞，那就是它依赖于一个稳定、和平的外部环境，而这种环境的维持，却超出了宋朝所能掌控的程度。
宋朝的灭亡，既不是由于皇族内乱、藩镇割据，也不是因为农民起义，纯是因为外敌武力太强：北宋不幸遇到了女真，南宋则亡于蒙古。当它自身缺乏力量、外交和经济手段又无法赎买到和平时，丧钟就敲响了。
这不仅仅是宋朝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虽有强大的经济和庞大的人口，却难以在危急时刻转化为军事力量。
唐朝的府兵制曾建立赫赫战功，一直为后人称道，然而对普通百姓来说，府兵制下当兵者虽然免去赋税义务，但也没有薪饷，连随身武器都要自备；宋朝的募兵制常被诟病养了百万“冗兵”，但军队也真正成了一个开放的职业，正如军事史学者曾瑞龙所说的，宋朝“以政府掌握大量税收来招募军队，实远较世兵制及国家部曲性质的府兵制接近现代概念，视之为近世的特征，并无不可”。问题是：为什么明明更“现代”的事物，在现实中却无法战胜看起来更“落后”的东西？
在冷兵器时代，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要想在战场上击败辽、金、蒙古这些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为数不多的希望之一，是升级军事科技。
在欧洲，市民社会就是依靠枪炮葬送了封建社会的骑兵。宋朝的科技也确实相当发达，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都是在宋代诞生或开始大规模应用，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总结过：“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但当时像枪炮这样的热兵器还处于很幼稚的阶段，更现实的是强弩。早在汉代就有人发现，汉军在装备方面胜于匈奴的关键，就是远射的强弩和坚密的铁铠。宋军对辽骑兵的野战记录也证明，弩炮曾发挥相当的杀伤力；南宋初年和尚原、仙人关两次大战，宋军都依靠密集的弩箭击败女真骑兵。
不过，弩炮的机动性较差，且弩越强就越笨重，因而它利于防守，却不利于在开阔平原地带的快速进攻。这与北宋初期的崇尚野战的军事传统背道而驰，在试图收复幽燕的对辽战争中，“宋军在一旦使用武力时倾向于快速突击，及对准敌军政治中心，发动风险偏高的决定性战役，而未能发挥在持久战中社会稳定及经济较为繁荣的优势”，最终在饱受挫败后不得不承认宋辽对峙的现实。这一幕在南宋初年差不多又重演了一遍。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也能重新理解岳飞之死：岳飞一心想要收复中原，却没有想到，按传统的作战模式他很难成功，要充分释放南宋的战争潜力，除非像圣女贞德那样激发全民抗战，并获得朝廷的充分授权进行总动员，然而这样一来，他就站在了突破朝廷体制的边缘。因为要适应这样的战争，意味着整个国家要全面改组、蜕变为一个战时体制，这是他一个武将难以办到的，更是赵宋家法无法容许的。
然而，从长远来看，岳飞是对的：宋朝如果不积极进行变革，没有力量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获得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那么它迟早会迎来更大的危机。到那时，没了和平，文化和经济也可能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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