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吴炜（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原文标题：《兄弟姐妹对农村大学生教育获得的积极影响研究——代内家庭资本的视角》，头图来自：《请回答1988》官方剧照
被普遍认可的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同胞会稀释个体所能获得的家庭资源从而不利于教育获得。与此不同，基于家庭资本理论，本文认为兄弟姐妹也能够成为家庭资源的供给者角色，有助于农村多子女家庭中青少年的教育获得。
从家庭经济资本上看，在家庭遇到困难时年长的哥哥姐姐会通过中断学业和加入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整合家庭资源供弟弟妹妹继续学业。从家庭文化资本上看，通过学业辅导机制、教育期望提升机制和榜样示范机制，兄弟姐妹帮助青少年激发了学习动力，提升了学业成绩。从家庭社会资本来看，通过交流互动机制、监督规范机制和社会比较机制，兄弟姐妹规范了同伴效应的影响，优化了学习环境。教育获得中的同胞支持最终增加了农村多子女家庭中青少年获得大学教育的机会。
基于世界多国的研究一再证实，兄弟姐妹的存在对个体的教育获得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这一负向关系在理论层面被总结为资源稀释假说：一个家庭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稀释了家庭中每个子女所获得的教育资源，而教育资源投入显然影响了子女的教育质量，进而降低了多子女家庭中子代的受教育水平[1]。
资源稀释假说提出后，一些经验研究通过更加严格的分析模型认为该结论是相当稳健的，由资源稀释引发的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效应，削弱了拥有兄弟姐妹个体的教育成就[2]。基于国内数据的研究也大多证实了资源稀释假说在我国的适用性。在资源稀释假说及其扩展性理论阐释下，兄弟姐妹和青少年教育获得之间的负向联系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然而，在现实的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全部考上大学乃至更大的家族范围内“大学生成窝”的现象屡见不鲜，诸如“多胞胎携手考入大学”等新闻也屡见报端，以上社会现实与资源稀释假说显然是对立的，这些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从总体上看，资源稀释假说的出发点是家庭资源或者家庭资本。这一假说存在着一个不言自明的潜在预设，即对家庭中的子代而言，家庭资源必然是固定的和外生的。换句话说，资源稀释假说在承认家庭资源及其对个体教育获得的重要性的同时，又将教育资源的来源限定于家庭中的年长长辈。显然，这忽视了同一世代的兄弟姐妹作为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忽视了兄弟姐妹在教育过程中的互助与合作。
我们认为，兄弟姐妹除了会争夺那些来自于代际的家庭资源之外，也能够为彼此提供家庭资源，这意味着兄弟姐妹数量的增加，对青少年的教育机会和教育获得并不只会产生不利影响。基于上述考量，本文在家庭资本/家庭资源的代际关系视角之外，引入代内视角，深入讨论兄弟姐妹作为家庭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及其作用，以期能够更全面地揭示多子女家庭中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为新时期“全面二孩”与“全面三孩”政策实施后多子女家庭教育焦虑的缓解和教育困境的突破提供更多的思路。
一、文献综述
1. 家庭资本
家庭资本概念起源于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学史上，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Bourdieu）系统地对资本这一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资本是人们的社会活动中发挥效用的各类资源和权力，他将资本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以及社会资本[3]。
家庭资本是资本理论在家庭层面的具体应用，是指家庭所占有的资源/资本总量。在布迪厄看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本单位，家庭资本能够为个体的教育活动提供各种有用的资源，对受教育阶段青少年的影响非常深远。通过将家庭资本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文化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布迪厄对资本的阐述为理解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公平提供了一个解释构架，之后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遵循了布迪厄的划分方法。
一般而言，家庭经济资本比较直观，是一个家庭所占有的各种经济资源，包括那些受社会制度保护的财产权利[4]。现有研究主要采用家庭收入作为指标来衡量家庭经济资本，也有一些研究认为与收入相比，财富更为重要，他们将家庭所拥有的各种资产作为测量家庭经济资本的替代性指标[5]。
家庭文化资本是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所形成的资本类型，文化资本雄厚的家庭通常更重视孩子的教育发展，父母通过言传身教和家庭的文化熏陶，促使孩子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有助于获得更好的教育结果[6]。
文化资本主要包括三种形态：身体化形态、物化形态和制度化形态。身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存在于人们的性情倾向中，包括知识水平、思想意识、习得惯习等[7]，它也包含了家庭的教育理念，如教育期望、对子女的教育态度和学习要求等[8]。物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是指那些客观的文化物品，比如书籍、词典、照片等。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体现于那些特定制度安排上，如通过学历认证获得的文凭、资格认定的证书等。
家庭社会资本也是家庭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家庭资本的界定离不开社会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科尔曼，他认为社会资本存在于家庭关系和社区社会组织中，由义务和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制裁组成[9]。这些社会资本的特征具有规范功能，因为它们产生的信任和互惠确保了对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同时也使个人受益。
科尔曼认为闭合性的社会网络更有利于社会资本的产生，即社会网络的封闭性越高，代表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越丰裕，他进一步指出这种集体性纽带可以监督、指导个体的行为[10]。总体上看，家庭社会资本对个体教育的影响有以下三种路径：家庭内部关系网络、家庭与学校间的社会连接、家庭所在社区的关系网络[11]。
2. 兄弟姐妹关系与家庭资本
同胞关系一旦存在，就会成为个体生命中维持时间最为长久的社会关系，甚至超过其与父母关系的存续时间[12]。由于同胞之间在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以及在性格特质、认知发展、互动交流等方面存在着差别，兄弟姐妹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产生分歧和矛盾，但更常见的情形则是共同分享、相互帮助、相互支持[13]。这是因为兄弟姐妹有共同的生物学遗传，具有天然的血脉联系，成长于同一个家庭环境，共同经历一些重要事件，有相似的人生观和价值观[14]。
比起青少年的其他同伴和朋友，青少年与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建立了更为强烈的情感纽带，会表现出更多的支持和帮助行为[15]。这种相互扶持虽然会受到人生经历、婚姻、分家等因素的影响而逐步减弱，但绝大多数同胞支持都经受起了时间的考验，尤其是在生命历程的早期[16]。
因此，兄弟姐妹关系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兄弟姐妹是个体生命历程早期重要的陪伴者，为其提供了与同龄群体交流的先占机会和社会支持。另一方面，兄弟姐妹关系在支持与合作之外，也伴随着内部的竞争乃至冲突。
从上述分析可知，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而提出的资源稀释假说立足于西方社会主流的个体主义思潮，描绘的是家庭内部兄弟姐妹的竞争性关系。这一视角将兄弟姐妹与教育获得的影响限定于由家庭资源稀释引发的同胞竞争效应，而长期以来兄弟姐妹的资源供给角色则很少被承认。
实际上，后一点在我国的家庭中往往更为普遍。由于文化背景上的差别，在集体主义和家族主义观念盛行的中国，家庭长期以来被认为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共同体，基于原生家庭的血缘关系，同胞手足的角色深受家族主义规范的影响[17]。
家族主义观念是个体作为家庭成员对自己的家族、家庭和家人所持有的责任与义务的认知态度和伦理要求，它不仅规范着长辈与晚辈之间的代际关系，也规范着兄弟姐妹之间的代内关系。儒家传统所强调的“兄友弟恭”并不仅仅要求同代之间的“长幼有序”，而且在更宽泛意义上包含着兄弟姐妹之间的笃爱和睦[18]。
实际上，中国人看重血脉亲情的传统文化从未消逝，它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人[19]。从最近的调查数据中发现，整个社会仍然对兄弟姐妹关系和同胞间的支持拥有极高的认可度[20]。
齐燕对甘肃一个村庄的研究表明，中国大家庭中同胞之间更多的是互助关系而非竞争关系，兄弟姐妹之间不仅在学习上相互照应，在教育资源的投入中也相互支持，这种代内帮扶伦理的存在将家庭中的同代人转化为彼此成长中的资源支持者，而不是资源的竞争者[21]。这一点即便在外文文献中也有所涉及，如Downey一篇验证资源稀释理论的文章指出，资源稀释理论忽略了年长子女对家庭资源的反馈效应以及子女之间互相作用产生的反馈效应[22]。
对我国台湾地区的一项研究亦发现，在代际资源供给不足时，为了让弟弟妹妹继续接受教育，父母倾向于选择让年长的姐姐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他们提供物质帮助[23]。张兆曙等人进一步发现，兄姐经常性地做出代内牺牲，形成了中国教育资源分配的“末孩优势”[24]。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兄弟姐妹与教育获得的相关研究都聚焦于二者的负向关系，并总结为资源稀释假说，它承认了兄弟姐妹对青少年教育获得的影响，又认为两者的关系仅仅是一种竞争效应。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开始发现兄弟姐妹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也存在着正面的支持效应，这为同胞结构与教育获得关系的研究提供新的观察和思考的视角。不过，总体上而言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零散，仍然是一个未被充分探索的研究领域。
二、研究设计
本文旨在探讨兄弟姐妹在青少年教育获得中的支持性角色以及这种角色的重要影响。我们选择了已经进入大学学习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他们对小学至今整个教育历程的回顾进行资料收集，分析兄弟姐妹在其教育历程中对家庭资源的生产与维系所发挥的功能，及其对研究对象教育机会和教育结果的影响。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多子女家庭大多出现于农村地区，为此，课题组在江苏省南京市的若干所大学中使用立意抽样的方式，抽取了20名拥有兄弟姐妹的农村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这些大学生通过课题组成员联系招募或者中间人介绍，经过其本人同意成为访谈对象。他们生源地包括江苏、江西、河南等8个省份，就读于全国重点大学、一本和二本等不同层次的高等院校；既有本科生，也有研究生；既有理工科大学生，又有人文社科类大学生。
这些研究对象的年龄在19~25岁；他们的兄弟姐妹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叶，整个时间跨度约20年；同胞组内的数量大多在2人或3人，超过3人的同胞组只有1组。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选择研究对象的过程中，未将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组和继兄弟姐妹组纳入研究范围，所有进入研究的大学生都只有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姐妹。由于研究对象的兄弟姐妹均不在南京，我们没有面对面对他们的兄弟姐妹进行访谈。不过，为了补充访问，我们通过网络工具访谈了3个同胞组的所有成员。
三、兄弟姐妹家庭资本的供给及其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1. 经济资本
当低收入家庭的资源约束达到一定程度，代际资源已经不足以支撑所有兄弟姐妹完成学业时，家庭就可能将包括兄弟姐妹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的经济资源汇集到一起，以支持兄弟姐妹组中的某个或某些个体继续接受教育。在先教育后工作的常规人生路径下，兄弟姐妹之间经济资源的转移通常是从年长的哥哥姐姐转移到年幼的弟弟妹妹，这种不对称暗示了一种出生顺序效应：家庭中较早出生的同胞，更可能辍学为较晚出生的同胞提供经济资本。
这一特征在中国更为突出，原因在于，在诸如“长兄如父”“长姐如母”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作为具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在家庭遇到困难时哥哥和姐姐具有更大的道德义务帮助弟弟妹妹，此时，年长的哥哥、姐姐很可能会放弃学业转而加入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以整合家庭资源补贴弟弟妹妹继续求学。最终，弟弟妹妹在教育过程中得到了哥哥姐姐的帮助，有足够的经济资源继续完成学业，这是兄弟姐妹经济资源提供所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
研究中发现，作为经济资本供给者角色的兄弟姐妹组，具有如下特征：一是数量比较少。因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成就，我国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普遍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建立，教育资助体系也比较完备，兄弟姐妹间的经济扶持对于教育成本而言已经不那么重要。
在我们研究的20个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辍学加入劳动力市场为大学生提供经济资源的家庭只有两个，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两个家庭都位于中西部的贫困地区，突遭的家庭变故导致家庭主要劳动力丧失劳动能力，年长的兄姐不得不辍学务工。
二是兄弟姐妹组的平均年龄比较大。两个兄弟姐妹组中的兄姐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们在接受教育的时间段内，社会保障和教育资助体系仍在建立与完善过程中。三是兄弟姐妹的出生间隔大。这是因为，如果出生间隔比较小，家庭就很难在年长同胞和年幼同胞中做出抉择。如果出生间隔比较大，年长同胞达到了外出工作的法定年龄，而年幼同胞尚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在遭遇家庭变故后，年长的兄弟姐妹就不得不扛起家庭的责任。
案例1：我读初中的时候，爸爸出了工伤没法挣钱，老板也跑路了，治疗花去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家里实在没法供我和姐姐读书。姐姐说她年龄大，出去能够找到工作，我还小，要安心读书。我就靠姐姐打工的钱读完了初中和高中，直到上了大学，我靠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才不用姐姐寄钱了。
已有研究一般认为兄弟姐妹辍学的决定是被父母强制或者劝说后达成的，作为一种被动员的结果，哥哥姐姐是被迫做出的选择。但我们的研究中发现，这一说法并不那么绝对，更经常性的是由兄姐根据家庭经济状况主动做出的决定。
访谈对象很清楚，没有法定义务辍学帮助他们的哥哥姐姐做出这种牺牲与父母的无私帮助在家庭伦理上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哥哥姐姐所承担起的这一家庭责任，应该获得相应的回报。研究发现，主动辍学的选择通常极大地加深了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也给弟弟妹妹带来巨大的道德压力，并随之转化为强大的学习动力，这是兄弟姐妹经济资源提供所产生的非预期性后果。
案例2：我读书的机会是姐姐去工作换来的，如果没有姐姐，我肯定是没有机会读大学并接着上研究生的。我想着我要好好读，上个好大学，不能让她的牺牲作废。
2. 文化资本
已有研究大多将文化资本操作化为父母所具有的和提供的代际文化资源。尽管如此，如果承认家庭文化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忽视兄弟姐妹在文化资本供给中的角色。考察研究案例可以发现，文化资本的提供在各种兄弟姐妹组合中均存在，几乎不受兄弟姐妹的数量、性别结构和出生顺序等同胞结构变量的影响。
而且，在这些兄弟姐妹组合中，兄弟姐妹组中的青少年大多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兄弟姐妹组内的教育方差比较小，这与兄弟姐妹经济资本的提供经常伴随着兄弟姐妹组内教育不平等的扩大明显不同。更重要的是，由于父母一辈缺乏相应的文化资本存量，兄弟姐妹所提供的文化资本的效应在底层家庭中尤为突出，兄弟姐妹通过直接进行知识传授和塑造一个尊师重教、崇尚科学与文化的家庭氛围，帮助出生于农村贫困家庭的个体获得了更好的教育结果，具有了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兄弟姐妹作为个体文化资本供给者的角色，主要通过如下路径发挥作用。
一是学业辅导交流机制。在兄弟姐妹组内，哥哥姐姐凭借身体发育、智力发展和接受教育的先行优势，成为弟弟妹妹学业辅导和学习经验分享的重要来源，这也成为多子女家庭的独有优势。
案例3：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数学学到了几何知识，掌握得不好，爸爸妈妈都没什么文化，根本没办法辅导我，我就找还在读高中的哥哥，他帮我理清了那些知识点，我的成绩又赶上来了。
在教育不断扩张的时代背景下，相对于子代而言，父辈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而兄弟姐妹组中的哥哥姐姐所接受的教育通常比父母更好。加之各个时代教育教学内容的不断更新、父母书本知识的遗忘，随着子女教育阶段的提升，父母能够继续对子女功课进行有效辅导的可能性不断降低，此时，对年幼的弟弟妹妹而言，哥哥姐姐的学业辅导可能是一条比较可靠的提升学习成绩的途径。
研究中我们注意到，对于那些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的劣势家庭而言，由于子女很难得到父母的学业帮助，他们会得到更多的来自兄弟姐妹的支持，这对他们学习成绩的提高和今后的社会流动而言意义重大。
兄弟姐妹间的教学辅导不仅对被辅导的弟弟妹妹有利，而且也对哥哥姐姐有帮助。群集理论已经预示了这一结果，哥哥姐姐从教育弟弟妹妹的机会中受益。Zajonc和Markus注意到独生子女和最后出生的孩子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提出了教学功能的概念：例如，有一个较小的兄弟姐妹可以让孩子承担起导师的角色，这可能比他们担任被辅导者更有利[25]。对中国农村的研究也显示，哥哥姐姐可以通过辅导弟弟妹妹的学习过程而获得“教学收益”[26]。
二是教育期望提升机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家教育资源投入的不断增加，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但对于青少年而言，取得多大的教育成就仍然与他们自身的学习动力密切相关，教育期望在教育机会获得中的作用毋庸置疑。
已有研究认为，教育期望除受到家庭背景等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外，作为一种认知状态，同时也深受家长、教师和同伴群体等重要他人的影响[27]。从当前的社会现实来看，我国农村围绕教育期望形成了“读书无用”和“读书无望”两种影响深远的观念。“读书无用论”的观点是，农村子弟即便接受了大学教育，其教育回报也比较低，很难获得阶层跃升的机会[28]。
“读书无望论”则指出，受到家庭背景、教育投入、教育制度等诸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农村子弟上大学尤其是上好大学的可能性较低[29]。虽然两种观念的解释不一致，但都倾向于低估教育回报，夸大升学难度，导致农村子弟的教育期望普遍偏低，在这一背景下，消除对教育期望的认知偏误、重塑学习动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指引[30]。研究中发现，兄弟姐妹作为大学生最经常接触的人，对于重构教育期望有着积极的意义。
案例4：姐姐和我说，凡是说读大学没有用的人，都是家里没有出过大学生的。不信的话，你看现在村里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有身份地位的、受人尊敬有名望的，绝大部分都是家里有人读书而出人头地的。
案例5：我上高中的时候，哥哥在上大学，家里经济困难，我老惦记这个事情，精神压力很大，成绩下降得厉害，我就和父母说出去挣钱去。哥哥特意找到我让我不要气馁，不要多想。他说虽然那个时候家里穷，但这只是暂时的，再说政府的助学措施也很健全，读大学完全没有压力。要是辍学去打工了，那就一辈子都很难翻身，只有考上大学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从上述访谈的分析可知，兄弟姐妹在两个层次上引导大学生重构了教育期望：一方面，兄弟姐妹提供了更多的信息使他们打破信息壁垒，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兄弟姐妹通过配合父母的说教说理纠正了大学生的认知偏差，使大学生明确地理解了家庭和自身的处境，在实践中建构出更符合社会现实的教育期望。
三是榜样示范机制。兄弟姐妹们单独相处的时间是和父母在一起时间的两倍多，有足够的机会互相影响[31]，学习表现优秀的兄弟姐妹在大学生的整个教育历程中提供了学习的榜样。同时，在我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下，年幼的弟弟妹妹经常把年长的哥哥姐姐视为父母一样的角色，可以预期学习表现优秀的哥哥姐姐会更加显著影响弟弟妹妹的教育成就。
进而，兄弟姐妹经常会发展出相似的学习态度、教育期望乃至人生理想，表现出相对一致的教育结果，兄弟姐妹（特别是年长的兄弟姐妹）的榜样作用正是重要的推动力量。
兄弟姐妹的教育成就和人生经历对大学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能够激励大学生认真刻苦学习，最终提升教育获得。研究中发现，兄弟姐妹中较晚出生的弟弟妹妹倾向于跟随哥哥姐姐上同一所中学和大学，尤其是当哥哥姐姐上了重点中学和大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一位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大四学生说了这样一句话，“我哥哥上了南京大学，那我肯定也要上大学，还要比他更好”。类似的话也出现在了多对兄弟姐妹组的访谈中。
3.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教育获得的重要推动力。一般而言，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家庭，其所处的结构地位越有利，子女的教育成就会越高。与独生子女家庭相比，多子女家庭中子代数量较多，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数量的增加直接扩大了家庭内部社会关系网络的规模，为身处其间的青少年提供了多元的角色扮演和互动机会。
并且，得益于血缘关系的牢固性和重要性，家庭中依赖于家庭成员的社交关系网络所产生的各类资源也随之增加，这都有助于促进同胞组内所有成员的学业成就[32]。总体上看，社会资本的影响在各种兄弟姐妹组合中也都能够发现，并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
一是交流互动机制。如前文所述，兄弟姐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活在一起，共同生活形成的亲密关系往往提供了社会资本。考察研究案例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农村多子女家庭中，源于父代的家庭社会资本并不丰富。不过，这些家庭中兄弟姐妹间及其与父母间的关系往往很紧密，密集且重复的交往提供了非常稳定和持久的关系形态，创造了需要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对家庭成员具有极强的团结力和约束性，对家庭外的成员则具有相对的封闭性。
这也意味着沿着亲缘网络铺散开来的家庭社会资本具有强烈的内群体取向，兄弟姐妹间存在着非常多的互助行为，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在不断积累和建构中产生并丰富起来，为大学生提供了稳定的情感支持、信息来源和社会安全网。譬如，很多访谈对象提到兄弟姐妹通常对学校选择、校园文化、学习内容、家庭作业和各类考试有着第一手的经验和知识，能够从学生角度为他们提供非常有帮助的建议，这有助于增加学习适应，减少学习障碍，提升青少年的学习动力，最终提高了青少年的学业成绩。
案例6：高一的时候我数学成绩很一般，哥哥就以过来人的身份要我花时间学好数学，他说学好了数学，物理和化学的成绩就不会差。数学也是一门能够拉开差距的科目，像语文要想提高10分非常难，但是数学很容易拉开同学20分甚至更高。最终我听了哥哥的话，高考数学考得不错，进入了现在的大学。
二是监督规范机制。兄弟姐妹除了通过同辈互动、关爱行为、提供信息促进个体的学习成绩和教育获得，也可以通过规范和约束彼此达到同样的效果。由于血缘关系的特殊性和长期共同生活的经历，兄弟姐妹可以成为规范和制裁的有效执行者。
很多访谈对象表示，兄弟姐妹通过在学习时间的安排与分配、学习进度的控制、学习态度的端正等方面的互相监督和互相督促来规范彼此的行为，对他们的整个教育历程以及日常学习、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访谈对象十分肯定来自兄弟姐妹的监督的有效性，即便兄弟姐妹间的一些直言不讳、严厉的批评，都被认为是很可靠的和负责任的建议。
除了对学习历程的直接监督外，兄弟姐妹也可以通过他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发挥积极效应。首先，创造家庭与学校间的社会连接实现学校监督。有访谈对象提到了年龄差距较大的哥哥姐姐作为家庭成员，通过联系学校老师、沟通学习情况、开家长会等方式关心他们的学习，让他们不敢松懈，这在兄姐与学校的老师十分熟悉的情况下作用尤其明显。
其次，建立家庭与所在社区的关系网络实现社区监督。同伴效应认为，个体的学业表现会受到其同辈群体的影响。同伴对于青少年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的培养具有积极意义，与积极上进的同伴交往会变得更加具有上进心[33]。研究中也发现，兄弟姐妹通过限制访谈对象与某些“问题青少年”的交往、鼓励与学业表现优良青少年的互动交流，在规范同伴交往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效遏制了同伴群体的负面效应，推动了访谈对象大学教育机会的获得。
三是社会比较机制。参照群体理论认为，参照群体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两个维度，信息的可获得性程度和相关性程度[34]。兄弟姐妹作为相似性程度最高、青少年了解程度最深的对象，最有可能成为青少年的参照对象。因而，兄弟姐妹提供了青少年评价其自身的比较框架，同时也是社会中的其他个体评价该青少年的参照对象。研究中发现，在教育获得中兄弟姐妹的社会比较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首先，青少年的教育历程中学习动力的激发与维持与他们的兄弟姐妹分不开，同胞组内部的学习对比和竞争有利于提高学习动力，尤其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兄弟姐妹会对青少年产生强大的影响，因为青少年害怕会让自己及父母失望。此外，兄弟姐妹也会以榜样的方式辅助父母对青少年进行劝学。
其次，即便那些学业成就差的兄弟姐妹，也能够通过提供一个重要的反面参照而发挥作用。有访谈对象表示，兄弟姐妹教育上的不成功及其后续生活的不如意意味着他不能步其后尘，必须努力学习。
最后，社会比较机制不仅会在兄弟姐妹组内部发挥影响，其效应也会扩展到其他群体当中。很多访谈对象还提到社会中的他人通常会将他们与其兄弟姐妹进行比较，如案例5中的访谈对象说：高中的时候老师认为我是读书的料，因为我哥哥成绩非常好，经常考全年级第一名，也考上了南京大学，老师们都说我是弟弟，肯定也差不了。正是在这个印象下，老师们都对我另眼相看、严格要求，最终我的成绩也越来越好，考上了自己理想的大学。
四、结论与讨论
兄弟姐妹如何影响教育获得是社会科学中一个持久且热门的研究领域。这一探索涉及了一个社会学领域的核心问题—不同的群体结构会有什么后果[35]。作为家庭这个初级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最持久的社会关系，兄弟姐妹的影响力更是毋庸置疑。也正是在教育获得和学业成就研究方面，同胞结构的研究作出了最具影响力的贡献。
但诡异的是，学术界的研究中却几乎将这种相互影响限定于对家庭资源的竞争中。实际上，同胞关系中既有竞争的一面，更有合作的一面。那么，在解释同胞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时，理应在同胞竞争效应的分析之外，引入同胞支持效应的分析。
正基于此，本文跳出主流研究框架，基于家庭资本理论，从同胞支持这一视角考察兄弟姐妹对青少年教育获得的积极意义。结果发现，兄弟姐妹能够发挥家庭资源的提供者角色，对青少年教育机会的获得发挥了积极影响。
从家庭经济资本上看，在家庭主义的伦理观念下，家庭遇到困难时年长的哥哥姐姐会通过中断学业加入劳动力市场获得收入以整合家庭资源，供弟弟妹妹继续完成学业。从家庭文化资本上看，兄弟姐妹能够提供代内的文化资本，通过学业辅导机制、教育期望提升机制和榜样示范机制，帮助出生于农村多子女家庭的青少年提升学业成绩、激发学习动力，获得更好的教育结果。
从家庭社会资本上看，兄弟姐妹的存在意味着家庭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通过交流互动机制、监督规范机制和社会比较机制，兄弟姐妹增加了家校联系和社区联系，发挥了同伴效应的积极影响，提升了教师的期望，有助于青少年获得更加积极的学业成就。
本文更全面地揭示了同胞结构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教育获得的同胞效应既有竞争的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缓解人们在进行“二孩”或者“三孩”生育决策时对子女未来发展的过度担忧，也为新时期“全面二孩”与“全面三孩”政策实施后多子女家庭教育困境的突破提供更多的思路，显然对回应“全面二孩”“全面三孩”生育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在生长于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年轻世代中，与同胞竞争效应十分契合的“少生优育”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普遍认为同胞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同胞竞争效应，削弱子代的教育水平乃至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在父母对下一代子女“向上流动”和“防止跌落”的期盼中，少生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育龄群体的理性选择。
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策转变的多重影响下，教育获得中的同胞竞争效应趋于弱化，而同胞支持效应则不断彰显，同胞竞争效应与同胞支持效应两种相反机制所共同构成的同胞总效应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同胞数量的增加对个体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持续降低，通过减少生育数量-缓解预算约束-提高教育水平这一影响机制所起的作用逐渐递减。
此时，当家庭中同胞规模较小时，如家庭只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孩子，兄弟姐妹的存在并不会负向影响子代的教育，反而可能会有助于子代的全面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教育获得中的同胞支持效应研究”（项目批准号：19YJC840044）、“江苏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基地（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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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吴炜（吴南京理工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