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维舟，编辑：张文曦，校对：杨潮，头图来源：《疼痛难免》剧照
如果你最近打开社交媒体，应该可以看到很多像“成功加入羊圈”“如何照顾三只羊”之类的内容分享。你很可能会对这样的表述一笑而过，但过后又觉得有地方不对劲，却又没法准确地说出到底有哪里让你感到不适。
不少人会辩解道：“这只不过是玩笑罢了。” 然而，很多经典的著作和经验告诉我们，让人无足轻重的觉得不对劲的事物，最后会引发意想不到的效果。对某一群体进行语言矮化也是如此。对特定群体的语言歧视和污名，不仅是给他们贴上一个区别于所谓“正常人”的标签，还会作为社会过程对他们产生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被戏称的病患不仅要承受病症本身带来的生理性痛苦，还要承担称呼额外带来的病耻感。
历史上，很多疾病都有被污名化和被诟病的先例。在医学尚未发达的19世纪，肺结核曾经被认为是因为病人意志薄弱的偏执意象造成的病症。而把阳性患者称为动物的“羊”更甚，这种非人化（dehumanization）通过将群体他者化、动物化，从而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痛苦更加容易被忽视。当我们使用“羊”的娱乐化叙事指代阳性感染者时，发热、咳嗽、腹泻、嗅觉减退等病症在他们身上带来的痛苦则被隐形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思考，把同为人类同胞的阳性感染者说成“羊”的戏谑式表达，到底冒犯了什么？
疫情3年来，你大概也常看到有人把阳性感染者戏谑地称为“羊”，又或是“两脚羊”，后来还出现了“公羊”“母羊”“老羊”“小羊”这样按性别、年龄区分的称呼，某些大白甚至还在自己背上画上黑白无常“捉羊”的图案和字样。
这种将病患矮化、去人性化的倾向，已引发不小的争议，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曾表示，这种语言羞辱危害不小：“污名化的网络环境不仅对无辜染病的新冠患者的名誉造成伤害，也会阻碍流调过程中的诚实申报，害怕公布自己的行程，受到道德谴责，形成越歧视，越欺瞒的恶性循环。”
然而，这一歧视性的污名，非但没有消退，在疫情防控放开之后，又再次卷土重来，因为很多人根本没意识到这有什么问题，甚至还满不在乎地反问：“有什么说不得的，那阳了不叫‘羊’叫什么？”这就需要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羊”是对阳性感染者的污名化？
难以被察觉的污名化
把阳性感染者称为“羊”，原本是一种非正式的称呼，通俗地说，“羊”其实就是“拐弯抹角地骂人”。
这一污名标签最值得警惕的，是它将受害者非人化。历史无数次证实，这是社会排斥、敌视的征兆，往往又推动、激化了这一进程。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1936年就发现， “当别人说此人好像不是人”的时候，“我们（折磨他们）就不会有丝毫顾虑了”。
肯定会有人说，国内把阳性感染者称为“羊”没那么严重，有一次，甚至还有人和我辩解说，“非人化”不一定就不好，比如把儿子称为“犬子”，把才俊称为“人中龙凤”，这也算侮辱吗？他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羊”在中国文化里也没什么负面含义，和“蟑螂”这种一看就让人厌恶的昆虫不能相提并论。
孤立地看待一种称呼，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因为词汇的含义取决于社会语境。
更进一步说，歧视与否，要以受歧视者的感受为准。大学里，我曾听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说，20世纪80年代她年轻那会儿，“农民”是个形容词，用来指称别人土气。她说完，笑得花枝乱颤，底下也哄堂大笑，但我们几个农村出身的学生实在笑不出来。“农民”乍看只是一种身份，她似乎也觉察不到这是在污名化，但对农村长大的人来说，这毫无疑问就是歧视。
污名是一个社会过程
将新冠阳性感染者称为“羊”也是如此：对那些阴性的未感染者来说，或许觉得这只是个戏谑，辩称并无恶意，然而对那些阳性感染者来说，这意味着自己被降格、区别对待。
很多这类措施，起初乍看都像是无害的，但后来却污名化了，例如2019、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时，有人建议按武汉身份证开头的号码来排查疑似的感染者，连我的武汉朋友都认为这作为权宜之计无可厚非，然而后续的发展却出乎她的意料：这很快发展为对武汉籍身份证的歧视。也就是说，歧视、污名化不只是一个标记，说到底是一个社会过程。
什么是污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其开创性研究《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中指出：英语的“污名”（stigma）最初指代身体记号，而做这些记号是为了“暴露携带人的道德地位有些不寻常和不光彩”，因而人们通常本能地假定“有污名的人不是什么好人”，而有了这种假设，“我们就会运用各种各样的歧视，以此有效地减少他的生活机会，即使这样做时往往没有考虑后果”。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将贴标签的人区别于“我们”这些“正常人”，并将负面社会特征与之联系起来，然后使他们遭受排斥。
[美] 欧文·戈夫曼 著，宋立宏 译
商务印书馆，2022-5
这种负面形象只要没甩掉，就会不时地限制他们正常的社会交往，因为他们已经成了一个有污点的人，受到社会共同体的嘲谑、排斥乃至严重伤害，“突然蒙受污名所造成的痛苦，其根源不一定在于此人辨别不清自己的身份，而在于他太清楚自己已经成了什么”，更糟的是，“无论有没有客观依据，我们常人都会形成一些概念，认为某人特定的污名起了主要作用，让他没有资格胜任某些社交活动”。
将阳性感染者称为“羊”的行为完全符合这些定义。虽然一个人感染阳性未必是自己有什么不良习惯的过失，但在管控最紧张的时刻，他们几乎就被视为“罪人”。作家邓安庆在2022年春感染了新冠病毒，结果被物业管家辱骂：“你这个害人精！我们小区本来什么事情都没有，都是你害的！我们整个物业都被拉去隔离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能出去！我真的想打死你！”在那个“谈阳色变”的时期，这些人很难不被另眼看待，这对他们来说是一段屈辱性的经历。
如何才能摆脱污名？
要摆脱污名，仅靠谴责污名化是不够的，有时甚至适得其反。
污名是和社会语境紧密相关的：一个社会认为是污名的行为、特质，在另一个社会可能根本不当回事。嬉皮士在美国可能被视为时尚、颓废，但他们来到巴西一个小社区阿伦贝皮后，却因为穿着打扮异于常人而被认作盗贼——盗窃在别处或许也不算什么严重的罪行，但在当地传统中，这是一种被高度污名化的反社会行为。
因此，只有认清污名的社会根源，才能有效地消除它。对“羊”的污名从何而来？一言以蔽之，这是因为人们想要通过对被排斥者的污名化，来恢复社会共同体的纯洁。
这差不多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本能反应，早在19世纪对微生物和感染有科学认识之前，人的厌恶情绪就已经演化为一种下意识的抵御生物污染的手段。通过将一部分异类排斥出去，主流人群至少在想象中洗刷掉了“污点”，达成了心理学上所说的“自我净化”（self-purification）。这种恐惧污染的情绪最尖锐的时候，是“害怕不完成社会的自然界的秩序净化仪式将会招致灾祸的时候，或是有可怕的事发生而大家寻找原因的时候”。被污染的威胁越大，仇恨也就越强烈。
全球化带来了眼花缭乱的流动，也因此造成了两种相反的心态：一种是歌颂混杂、互动、交缠，这体现在对“文化杂交”的赞美，很多人相信“混血儿更聪明”也是对以往推崇种族纯洁的逆反；但常为人忽视的是，这种大规模的混杂，也让很多人感到惧怕“被污染”，而试图排斥移民和异质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对环境污染的关心也有类似的功能：保护社会秩序赖以持续的道德秩序。
只要我们对“纯洁性”和“净化”抱有强烈的偏好，恐惧“污染”，那么排斥就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过程，而那些被排斥的社会成员势必就会被污名化。即便阳性感染者痊愈之后，仍然逃脱不了被另眼看待，这就像犯过罪的人即便出狱后重新做人，也仍然是有前科的，换言之，他们仍不能获得完全的正常地位，而是“从有某种污点的人转化为有某种污点纠正记录的人”，就像有一度招工启事都会标明“阳过的不要”。
既然要消除这种社会根源如此之难，那怎样才能消除污名？欧文·戈夫曼指出，如果蒙受污名者的道德生涯永远无法洗白，那至少有一种办法，就是找到同类，“这时他很可能会突然发现，他与其他也拥有这种污名的人有了一种新的关系”。这就好比残疾人虽然难以消除社会对自己的歧视，但他们自己在一起时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的纽带，在这个新群体里，自己就没什么特别了，也不用担心遭到另眼看待。
不过，更重要的或许是这种经历的社会共享。科幻电影《第九区》里，管理外星人事务的官员威库斯对待这些外星难民相当恶劣随意，但当他自己被感染后也慢慢变成外星人模样时，他终于体会到了被歧视的滋味，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
当下出现的情形或许也将与之相似：随着疫情防控全面放开之后，感染阳性已经不再特殊，对每个人来说恐怕都是迟早要经历的事，更没有什么相应的排斥，这样一来，对所谓“羊”的歧视也就自然消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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