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钟毅，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当一部国外的翻译作品到你手中时，你或许很难想象这本书翻译成中文，需要经历怎样的历程。我们关注的更多是书籍本身的内容，比如内容、翻译质量，或者是装帧。但其实，在进入书籍的翻译之前，出版人们就已经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
每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书籍和出版人的盛会。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书展，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书籍本身，它凝结着人们对更好的世界的渴望。语言的“巴别塔”制造出不可避免的误解，而书展却试图弥合裂痕。
今天，我们一起进入让做书人找到尊严、让读者找到好书的法兰克福书展。
对书的朝圣，开始于600年前
10月的法兰克福天气很冷，最低气温只有9摄氏度。在网上能搜到一份“法兰克福书展参展攻略”，上面提醒着参展的人们注意穿衣保暖，以及女性参展人不要穿高跟鞋——毕竟想要走过全展，就必须走35公里的路程，穿着高跟鞋走这么远总是不那么容易的。
每年的10月份，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参会者都会齐聚法兰克福。法兰克福书展就像是一场爱书人和做书人的朝圣，而这场对书籍的朝圣之旅，其实从几百年前就开始发生了。
第一届法兰克福书展在1949年举行，但事实上，法兰克福与书籍的关系，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很密切了。
15世纪40年代左右，在吸取了造纸术和雕版印刷术的技术经验后，古登堡在距离法兰克福仅几公里的地方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前人只能靠效率低下的传抄手稿方式传播思想，铅活字印刷术极大提高了印刷文字的效率，也扩大了思想的传播范围。
也正是铅活字印刷术的兴起，让法兰克福近水楼台先得月，占据了绝佳的技术优势，在16—17世纪成为欧洲中部最重要的图书贸易场所。
除了技术方面的加成外，法兰克福的地理优势也是书展屹立不倒的另一原因。法兰克福位于欧洲的十字路口，从法兰克福去到欧洲的重要国家和城市都较为方便，因此，它一直处于重要的贸易线路上。
即便在后期受皇室严格的出版物审查制度影响，莱比锡一度取代法兰克福成为德国图书贸易中心，在二战后，法兰克福还是再度站稳了它在德国乃至全世界图书贸易市场上的位置。
1949年9月，法兰克福书展第一次正式举办。在当时，战后的阴云还笼罩着欧洲，东德和西德分别举办了法兰克福书展和莱比锡书展。
在当年的9月18日至23日，205家德国参展商齐聚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Paulskirche）。从当时保存的照片来看，第一次的法兰克福书展说不上盛大，人们甚至能在现场看见临时搭建的书架还有简陋的折叠椅。随着书展的影响力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参展商开始被吸引而来，书展也开始搬到了更大的展厅。
1953年，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外国出版商数量首次超过了德国的参展商。来自国外出版界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法兰克福。
法兰克福书展本身还有参展的书籍，也成为重要的观察历史的窗口。
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的市场资讯类书籍和廉价平装书开始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露面。
1968年，学生们对右翼参展商的抗议一度给书展造成干扰。
前两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法兰克福书展在线上举行，即便是去年重新以线下形式和人们见面，其规模也难以与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相比。
站在别人的语境里理解他人
第74届法兰克福书展在10月18日到23日于德国的法兰克福举办。
90000名业内人士、4000个参展商、来自95个国家……法兰克福书展已经逐渐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重新以线下形式与读者和业内人士见面。
这种回到人与人之间沟通现场的模式还是受到许多出版人的喜爱。
群岛图书出版人彭伦觉得，书展其实也像是一场版权交易双方的相互面试，在见面交谈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对方是否真心对这本书感兴趣、出版调性是否契合等。
“比方说，我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我在国内出版了一本畅销书，我也觉得这本书在国际上有销售的潜力。但如果我不去书展，光在网上找，我怎么能知道国外的哪些编辑是适合出版这本书的呢？”
今年法兰克福以“翻译”作为主题和重点。
回溯往期的法兰克福书展，其实可以发现翻译从来都是讨论的重点，而今年则变成了重中之重的议题。法兰克福书展的主题一般都是应运而生的，譬如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大背景下，主题就设定为“再连接”（Reconnect）。
在南方传媒国际部总监陈斌看来，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而特别是联系到现在全球格局的大背景下，这个主题的提出也别有深意。“这个主题可能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在自己的语境里理解别人，我们应该站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问题，甚至是站在别人的文化或语境里看问题。”
而在各种出版物的类别里，他也尤其看重文学、社科和童书的翻译。“文学是没有国界的，如果能做好文学的翻译转化，一方面可以让他人更懂我们的文化，另一方面我们也能通过世界的语言去了解他人的文化。”
德国图书信息中心、法兰克福书展北京办公室销售总监康萍萍认为，今年将翻译作为讨论的重中之重表现出了图书行业希望译者被发现、被看见的愿望，“我们希望译者和译者之间，还有译者和出版社与编辑之间都能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作品的翻译转化，要做的就是让大家相互理解，不要带着偏见或者根据自己语境里一些词的惯用法来理解他人。”陈斌说道。
这次书展对于第三世界国家作品的关注也证明了这一点。10月20日，法兰克福书展开展了探讨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如何促进包容性出版、改善图书馆面貌、增加非洲国家学生书籍获取途径等问题的研讨会。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主题真的是让我们回到作品本身。”陈斌认为，对于国际版权最重要的，是在翻译这个重新解构的过程中，是否能将其原意传递给读者。
由于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会面临言说的被误读和曲解，然而，差异并不是偏见的来源，无法传达言说者和写作者的原意才是。过度放大差异会导致我们忽略相似，过度放大相似会导致我们忽略差异，在这个时候，译者如何在保证各国文化独特性的同时寻找文化上的共同点以传播本国内容显得至关重要。
站在他人的语境里理解他人，也应当是现在越发撕裂的环境下需要提倡的内容。
“我与法兰克福书展”
既然是一场爱书人和做书人的朝圣，出版人与法兰克福书展自然也有独特的故事和回忆。
群岛图书出版人彭伦有次在逛外文书店的时候，曾经无意中看见了兰登书屋创始人贝内特·瑟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这部讲述贝内特·瑟夫出版生涯的外文书让彭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与兰登书屋：贝内特·瑟夫回忆录》 [美] 贝内特·瑟夫 著，彭伦 译 99读书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2](https://i.aiapi.me/h/2022/10/27/Oct_27_2022_04_27_48_6599932534940795.jpeg)
而在第一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时，彭伦就径直去兰登书屋的展位上问了关于这本书的版权问题。
“像我这样的是比较少的，因为书展上的大家都有预约，时间也都排得很满。我直接跑到兰登书屋的展台，说我想找这本书，等到负责的人一有空我就上去问了。”
但是因为这本书是20世纪60—70年代出版的，而书展上基本上都是近期出版的新书，所以对方并没有当场答复。等查询完相关资料后，对方也再联系彭伦给出了答复，在版权问题解决后，彭伦也得到了这本书的授权并且最后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
“这次经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版权训练，知道了怎么样在书展上解决版权问题。”彭伦说道。
而参加了十年以上法兰克福书展的康萍萍称自己是法兰克福书展的“老兵”，但是“因为法兰克福书展每年都会提出一些新的创意和想法”，所以每年参加的时候都还是会感到有点“懵圈”。
康萍萍举了出版人经常进行社交的法兰克福庭院作为例子。法兰克福庭院其实是法兰克福酒店的庭院，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出版人都会在这里进行线下关于书籍的交流，而今年就变成了线上和线下的法兰克福庭院的开展，“非常像是一场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邂逅”。
除了活动和主题上的差异外，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对公众的开放度也与以往不同。虽然今年书展的前三天还是属于专业展，但是在第三天，已经变成了“专业+观众”的开放形式。
而在内容方面，最大的创新可以说是对童书的关注，童书成为这一届法兰克福书展的一大亮点。今年书展首次举办了法兰克福童书大会，对“优秀的儿童读物是什么样的？”“如何以时髦的方式向年轻人讲述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个书展，为什么这么重要？
在很多出版人看来，法兰克福书展是图书行业最高级别的盛会，也是全世界文化的风向标。
或许有读者会疑惑：全世界的书展有很多，法兰克福书展为什么就如此重要呢？
区别于其他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的目的不是卖出某本书，而是进行图书版权的交易和交流。国际书展的核心在于让一本书抵达到世界各国的各个出版社，在这个平台上书籍版权的买家和卖家能够得以面对面交流。
“归根结底，一本书的诞生是许多人的合作的结果。”作家的精力放在内容的创造上，他不可能去花上大量时间兜售自己的作品，剩下的商业化环节就需要出版方的介入。
“作家完成了它的内容，但是如何把电脑里的稿件文档变成可以销售的图书，这就涉及各环节的人。”彭伦说道。一本书从作家电脑里的一堆文档变成一本实体图书的过程中，版权代理、经纪公司、出版社等都是重要的环节。
因此，它也被称为“世界出版人的奥运会”，因为一旦一个作者或者一部作品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获得轰动反响，那么它更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追捧。
也就是说，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书籍有可能实现从一个语种到多个语种的裂变。
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实际案例，就是J.K. 罗琳和她的著作《哈利·波特》。
最开始，《哈利·波特》在英国并没有得到多少关注。在第二部发行之后，《哈利·波特》的出版团队将这部作品带去了法兰克福书展现场，通过摊位上的宣传，这部作品逐渐在英语国家范围内得到出版界的关注。在第三部出来之后，《哈利·波特》系列的多语种传播开始形成一股全世界范围的追捧风潮。
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和译者奖学金等设定也让更多国家的文化“被看见”。每年的主宾国都会有一个自己的主宾馆，除了有联合展台亮相之外，整个主宾馆都是以文化的角度来呈现主宾国的风貌。
在中国作为主宾国的2009年，当时国内大量作家的作品在德国出版。
“那时候翻译国内作品的热度非常高，当时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她还说很喜欢李洱的作品，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把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放在床头作为必读作品。”
由此可见，主宾国计划对于该国家作品在传播方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康萍萍补充道：“在中国作为主宾国那一年，像李洱、莫言、徐泽臣等作家的100多本书都得到了很高的关注。”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刚刚闭幕，已有出版人表示开始期待明年的法兰克福书展。
处于莱茵河和美因河之间，法兰克福书展从最初的书籍集市发展成现如今全世界最大的图书博览会，它似乎是一面时代的镜子，每年参展的书籍和主题都能观照与反映现在的世界；它也像一个类似“巴别塔”的存在，在这里，各种语言的内容得以交汇成河。
外部的战火、疫情无法完全地影响它的开展，而人类对于书籍的迷恋，也将不断绵延。
参考资料：
1.Chinese publications draw attention at Frankfurt Book Fair， The 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德国图书信息中心， Wir werden Übersetzungen in den Mittelpunkt stellen
3.德国图书信息中心， 《2022年法兰克福书展新亮点》
4.《南方人物周刊》，《彭伦一个文学编辑的中长期主义》
5.去展网，图辑：70年法兰克福书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张文曦，编辑：钟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