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清华大学清新时报 （ID：qingxintimes），作者：陈与欣、岳正阳，责编：苑斯琪，原文标题：《一位退休的日本人决定重新做回学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厚谷祯一今年六十岁了。他头发几乎白了一半，但声音仍旧洪亮，一副金属框眼镜、一身灰色的夹克套装和一个双肩包是他的全部行头。他在中国工作了十余年，会说的中国话却寥寥，大多数时间都用英文和日语和人熟练地交流，为数不多的时候，面对感谢和抱歉，能用中文拘谨地答一句“没事”，多的便不能应付。
两年前的冬天，厚谷从公司退休。当时正值疫情爆发，日本是回不去了，而他又是“闲不住”的性子，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做，“重返校园”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经过半年的准备，2021年9月，厚谷来到清华园，在58岁的年纪，重新做回一名全日制研究生。
银发人，从不缺席
今天的厚谷就读于清华的计算机系。他的课不多，只有两门需要算学分，一门叫做智能系统与机器人，另一门是博弈论。40年前，厚谷在日本读本科，当时他的专业就是博弈论。这么多年过去了，学科进步了很多，好在他对这个领域仍有兴趣。
除了专业课外，厚谷还在学习汉语和钢琴基础。这是他在中国十余年来第一次系统地学习汉语。其实初来中国时，厚谷也有过学中文的热情，但在妻子的面前，他小心翼翼的尝试总显得十分笨拙。他的妻子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每每听其练习中文发音，总忍不住纠正，“是‘没事儿’，不是‘没事’。”久而久之，厚谷便失去了学中文的信心。
而在先前的工作中，由于环境较为“国际化”，他用英文做书面工作，用日语同客户沟通，一切并无大碍，加上工作本身比较繁忙，久而久之，学语言的打算就被搁置了。
但在清华的国际生培养方案里，中文是必修课，厚谷不得不重新学起。上学期他已经修完了A，这学期正在修B。老师上课也全程使用中文，他努力地听，可其中90%以上的内容都很难理解。
钢琴是另一项挑战。曾经，厚谷是校外的一个乐队里的贝斯手。重返校园之后，他选择了零基础学钢琴。钢琴课有些花时间，每天都要练习，也很难跟上，但他喜欢这里的老师和同学，在热衷于交朋友的他看来，这里他“一次性多了50个朋友”。
事实上，在进入清华之前，厚谷的工作内容有时会涉及和客户交流讨论，然后一起吃饭，在饭桌上谈论共同的爱好。不少客户后来成了他的朋友。来到清华后，起初他还因为实力不足有些害怕，但同学们总是热情地帮助他解决困难。他现在可以自信地说，自己“几乎每天至少交一个新朋友”。
“比如你们也是我的朋友了。”他对在场的记者们说道。
多亏了他广交朋友的性格，让这个几乎不会中文的人在这里生活了十余年。一次在餐厅点餐，厚谷想点一份“照烧鸡排铁板”，却不会这几个字的发音，只能对着墙上的菜单用手比划。面前的服务生没有看懂，问他是不是要“香菇炖鸡饭”，他又摇头。直到一位中国的朋友前去帮忙，才顺利地完成了这次点单。
“Thank you very much.”他回头对帮忙的朋友道。他笑称自己“如果没有朋友，连饭都吃不成”，但幸好他“朋友遍天下”，以致每每遇上危机，总能有人及时相助。
尽管年近花甲，但厚谷对校园生活的参与度却丝毫不低于“适龄”在校生。在去年的留学生Gala Night上，他独唱了一首《Just the way you are》，今年他预计表演一首双人合唱，是日本歌曲《Harmony at the end of summer》。他还加入了学校合唱团，那里会教一些中文歌，比如《海韵》。为了学会中文歌，厚谷将曲谱放在文件夹里随身携带，每句歌词下方都用英文字母标注了“音标”。这样尽管不明白歌词的意思，也能将歌曲唱出来。
不只是兴趣，对于厚谷而言，似乎只要学校里有活动，他就会在“是否参加”那一栏里全部填上“是”。平时翻阅朋友圈时，看到有活动报名的问卷，不论哪个院系，通通都会报名。“这些活动放在四十年前的日本高校，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他甚至主动联系参加活动——找到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直白地问自己能否参加某个演出。
只是偶尔因为疫情限制，活动只能线上，让厚谷感到有些遗憾。“希望下一次可以变成线下，这样就可以认识更多的朋友，做更多的事。”
幸运儿，自找麻烦
2020年底，厚谷从KPMG会计事务所退休。他在事务所工作了18年，纽约5年，上海4年，北京9年。按照预期，他可以和他身边的同事一样，有空就去沙滩躺着，或者打打高尔夫，过上一个人一生中最悠闲的日子。不巧的是，当时正值新冠爆发，疫情的种种限制使他根本踏不出国门。
这大约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撞上时代的危机。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厚谷在那里长大，直到二十二岁前往美国。随后，日本泡沫经济的时代降临。而彼时的厚谷已身在美利坚，一面徜徉在嘻哈文化、高街时尚里，一面修读MBA学位。2007年，厚谷又因为工作变动飞往上海。一年后，金融危机爆发，华尔街崩溃，中国则开始承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
像是动作电影里，总有几个前脚刚走，身后打斗就开始的幸运路人，厚谷一次又一次与时代的危机完美擦肩而过，以至于在遍地狼藉时，他总还能对不远处的火花保持一种原始的好奇。哪怕新冠疫情当前，他也不甘被困在原地。“我必须去找事情做。”
在KPMG的日子里，厚谷担任的是顾问，和他所在的部门挨着的就是“机器自动化处理”。那时他便敏锐地发现，现在的社会依托于计算机科学。“我需要学习计算机知识。”他想。于是在2021年初，厚谷开始自学Python；二月的时候，他发现清华有一个面向国际学生的计算机硕士项目正在招生，而在他印象中，清华的计算机系“还不错”。就这样，厚谷开始了他的申请之路。
申请截止日期是2021年3月1日，对此时的厚谷来说，只剩下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他需要准备各种各样的申请材料。最重要的是，在退休之前他从未想过要重新读书，他的家人一时间也无法接受这个决定。“去学校做什么？那里没有一个你这样的人。”他的妻子直接问道，她认为人退休了就应该过得“慢”一点。
对此他只能“敷衍”道：“我也想听你的，但我回不了日本啊。”
三周的时间过得兵荒马乱，对于三十五年未曾踏进过校园的厚谷来说，“一切都太难了”。他甚至找来了曾经的手下，帮忙一起准备申请的材料，其中一项是本科导师的推荐信。但厚谷实在找不到导师的联系方式，甚至不知道他是否健在。讲到这里，他尴尬又不失礼貌地解释道：“希望他还活着。”
考试则更加困难。笔试在线上进行，两小时的时间，要求做出三道题。题目很难，厚谷凭借在网上自学来的编程知识，奋力地敲着代码，终于在考试结束那一刻按下了回车键。来不及检查，他直接提交了答案。好在三十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在与教授的对话中表现出色，他在面试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最终跨过了清华的门槛。
考上清华不是件容易的事，但用厚谷的话来讲，这不是他不去尝试的理由。他喜欢尝试有挑战性的事情，带着一股近乎执着的乐观精神，他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事情都会变好的。”
其实，厚谷并非生来就热爱尝试。当他还在美国读MBA的时候，曾向几个知名的投行公司投递了简历。公司偏好有投行背景的人，没招太多学生，厚谷也没能成为那个例外。后来，高盛的HR找到厚谷，表示高盛虽然不会给他offer，但十分欢迎厚谷加入一项夏季销售项目做实习生。当时他嗤之以鼻，心想“我是一个很高级别的人，凭什么给你们做销售”。
二十五岁的厚谷说了“不”。但直到今天，在经历了岁月的循环，去了很多地方工作之后，他才知道当初应该去——每个公司都有其文化，在高盛可以结识非常优秀的同事，了解整个行业的生态。何况在当下计算机主导一切的背景下，有些理工科基础的他在销售领域很可能大有可为。如果能有机会，他一定会对当时的自己说：“去吧，厚谷，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呀。”可惜那时候的他“什么也不知道”。
大龄生，重新出发
2021年9月，随着一条定位为“北京市·清华大学紫荆学生公寓”的朋友圈发出，厚谷正式开启了在清华的读研生活。
对素来追求挑战的厚谷来说，清华的学习生活确实没有令他“失望”。入学后不到两个月，这个一贯十分自信的人便体会到极大的挫败。那时暖气还未供应，天气又变得很冷，早上完全不想起床，于是他索性呆在被子里。学期过了将近一半，各门课的大作业接踵而至，基础本就不好的厚谷做起来尤其艰难，一连错过了几个ddl。
“我想过会很难，但没想到能有这么难，我一度怀疑自己做错了，其实不该重新做回学生，”回想起那段时光，厚谷的眉头都拧在了一起，“我没有翘课，但作业确实太难了。”
相比之下，厚谷的同学们显得“博学多才”，凡是向他们请教的问题，没有不知道的。英语也说得很好，尽管他们总在谦虚。据厚谷观察，他们一天中有十个小时都在学习，有的一天能学十七个小时，这是他从未做到过的，也难怪自己知识不够多。
学业并不是困惑的唯一来源。大学是个年轻人的社群，而厚谷甚至不通中国话，更别提网络上纷繁多样的流行语。翻看群聊时，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用“okk”代替“ok”，也不知道“idk”意味着什么，问人才知道是“I don't know”的首字母。娱乐渠道也很有限，身为国际生的他，在这里却看不了ins和YouTube。同学们分享的流行歌曲他没有听过，他怀疑是自己不刷抖音的缘故。
好在这里的人都十分热心。计算机系的朋友答应了帮他将软件更新到最新的版本；来自法国、俄罗斯的新朋友，有的还没回到线下上课，但见他学习上有困难，也会主动地帮助他。
“没有他们，我肯定不能安然地度过我的第一年。”厚谷坦然道。到了第二年，线上的朋友们来到校园，见厚谷第一面便说：“哇，是你呀！”直到今天，他们仍会时不时见面，在紫操聚会玩耍，就像每一个平常的大学生那样。
在厚谷看来，持一张学生卡，出入在校园里，自己就是一名平常的全日制硕士生。为了督促自己多学习，厚谷给自己定下了规定，每节课至少提出一个问题。提的问题大多是批判性的——不是以长辈的姿态，而是把自己真正当成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来提问。他知道自己理论基础不好，为了增加自己说话的“分量”，厚谷在发言的结尾总会加一句“根据我的生活经验”。有时他还会指出教授所讲的内容和现实并不符合，教授会细致地听他说完。在厚谷看来，这恰恰说明了教授们的自信，只有自信的人才能听进不同的意见。
“这里大家都太优秀了。”不仅教授，学堂路上每一个骑着车匆匆路过的学生，都给厚谷留下这样的印象。提起园子里的本科生，他语气里不失惊讶地道：“他们似乎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回想自己本科的时候，学习博弈论只是因为“好玩儿”，完全没想过就业的问题，导致前三年“绩点非常低”，只能到大四加倍努力。“如果我当初能早点体会到焦虑就好了。”
和校园里大多数学生不同，厚谷对“焦虑”二字并没有反感的情绪，仿佛一切都将会过去，未来都会有光明的前途，而感到焦虑，意味着明晰了选择的方向。
学生党，入乡随俗
在研究生课堂上，教授讲起“穿孔板”——每一列表示一个字符，将想要表达的信息打成孔，再将卡片输入计算机以运行。厚谷用过这个。40年前，计算机还十分原始，学生完成作业只能手写，或者在穿孔卡片上穿孔，有时一次能用到200张，而今天人们甚至不再使用“硬盘驱动器”。看见自己的曾经被写成历史，厚谷心中不由得感慨。
由于作业和考试都需要手写，检查和交流讨论的过程变得很困难。“但也有好处，”厚谷笑道，“当时我们没有这么多作业。”
然而，对厚谷来说，隔着40年时光，变化最大的并不是硬件上的设施，而是自身的心态。二十岁的他选专业全凭兴趣，也想不出如果选了“经济”、“药学”会变得怎样。但有了这些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可以坚定地说“我想学计算机。”他也知道这个选择的影响。
“我当时甚至不知道我有什么是不知道的，”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我知晓得越多，越发现自己的无知。”因此，像每一个大学生那样，他不停地学习，相信“只要努力学了，知识在未来会帮到你”。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今天的厚谷已经重新习惯了“全职学生”的身份，融入了学校的生活。他学会使用了一些看上去“年轻人专属”的手机功能，在同学过生日的朋友圈下评论“生日快乐”，又在一个周日的午后，把微信状态设置为“睡觉”。
就连作息方面，厚谷也同二十多岁的学生保持一致。他说自己起得晚，一般在九点。早餐通常在紫荆，吃完还会喝一小包酸奶。之后他会上网、读一些杂志，上午稍稍学习一会儿，之后便和朋友们一起吃午餐。下午如果有课就去上课，如果没有课就多学一点，晚上通常在12点睡觉。
疫情严重的时候，厚谷同样不能自由出校——需要提前审批，再持学生卡刷卡进校。和他同龄的人几乎都持职工卡。因为网络授课，他学会使用雨课堂、网络学堂、腾讯会议、zoom会议，在寒冷的早晨裹在被子里点进课堂链接，侧躺着看屏幕里出现老师的头像。
尽管被“关”在校园里，厚谷依旧没有闲着。他每天和不同的朋友相约，逛遍了清华的美食。紫荆园是他常去的地方，那里有他喜欢的“麻辣香锅”和“东南亚风味”，三楼的“酸菜鱼”也颇合他的心意；去桃李园的话，他会吃“焼き鳥”，经常同时要两个味道，混在一起吃。
“一种味道要18元，两种混在一起就要36，虽然这样贵一些，但我不介意，甚至很喜欢。”
诚然，已经退休的他并不需要同一般大学生那样，计较伙食上的开销。不仅如此，厚谷还将食堂视作另一种社交场所。有位老师每周邀请他去一次“万人”，对方对日本社会文化很有兴趣，也会教他中国文化与历史。“万人”隔壁有家“清青咖啡”，里面的炸鸡很美味。
“中国人会用简单的食材做出美味的食物。”厚谷总结道。相比于日本人做饭时爱放调料，在中国，番茄和鸡蛋可以炒成菜，也可以做成汤；鸭子烤熟了就能做成烤鸭；螃蟹蒸熟了便是大闸蟹。
“这种菜式很简单，但也很好吃。”大闸蟹“进驻”紫荆园当天，厚谷就去打了卡，并在朋友圈发了自己手拿螃蟹的照片。
但对于花甲之年的厚谷而言，校园生活里终有难以适应的部分。都说“无体育，不清华”，厚谷也办过健身卡，但只去过一次，原因是自己“实在太懒了”；他还制定过慢跑计划，没等到实施就搁置了。如今他每天的体育活动是骑自行车，从宿舍到教学楼，一次两千米，一天做两次。
尽管心还年轻，但客观来说，厚谷又的确不再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讲到毕业后将去到哪里，他有些难为情地道，自己无法像年轻人一样，有很漫长的未来将所学回馈给社会。“我很享受学习新东西的过程，可我不确定自己能奉献多少。”厚谷说道。
但他仍会学下去。从这里毕业后，他打算去欧洲念书。仍然是计算机科学，但或许会换个方向。他要帮助更多人了解计算机科学，一如帮助曾经的自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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