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青少年正在经历着一种另类的城市化，我们称其为“城市社会化”进程。现代城市元素浸入农村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使其呈现出身体上、行为上和思维上的城市化倾向，却也在与周边情境的互动中塑造了其三重结构性张力：城市化的“催熟”效应与成长的阶段性、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成长的系统性、城市化的追求与成长的条件。
这种特殊的“城市社会化”进程发生在流变社会的背景下，是社会化要素在流变社会作用下的重新组织与调适，也是城市性与现代性嵌入青少年成长系统的体现。“城市社会化”进程的多变、错位、复杂和虚拟特性，塑造了其问题化、风险性及失范行为的发生几率，进而影响到社会化本身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宋丽娜（河南农业大学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原文标题：《另类的“城市化”——农村青少年的“城市社会化”进程》，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导论
农村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既是青少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出身于农村且正处于快速成人的过程中；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后备力量，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却充满着对于城市的丰富想象与切实体验。
我们在进行农村青少年社会化过程的调查研究时发现，农村青少年虽然很少参与到主流城市化进程中，但是他们却无时无刻不浸染在城市元素和现代社会的关切中，这个特殊的社会群体，甚至出现了身体的城市化、行为的城市化和思维的城市化等实践。
事实上，农村青少年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正在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过渡和转变，其社会化进程的质量不仅决定着其未来对于社会的适应能力，也预示着其未来生活的空间。那么，如何理解城市元素在农村青少年社会化进程中的作用呢？
1. 问题意识
以往学界对于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解释多基于稳态社会背景，即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社区等关键要素对于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影响和塑造，流变的要素和社会转型并不在以上人们对于社会化的理论认知范畴内。事实上，由打工经济带动，当下农村社会已经进入快速流通和城市化飞速推进的时代，青少年的生活环境快速流变，面临着关于城市化、理性化、风险、未来前途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流变社会，多维的社会情境造就了关于农村青少年三方面的特殊性：
一是人生阶段的特殊性，处于儿童到成人的过渡期；
二是社会化进程的特殊性，在稳态社会化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流变要素的深刻影响；
三是城市化体验的特殊性，在农民不断进城的过程中塑造出一种另类的城市化体验。
农村青少年的特殊性既内含了其生理、心理层面的特殊阶段性特征，也包括了流变情境中多元要素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与浸染。
这些都给予了我们以新的研究视野与研究空间，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村青少年并不在人们以往对于城市化的分析视野内；另一方面，城市和现代元素以往也不在人们对于社会化进程的解释范畴内。而事实上，我们却在经验现象中发现了两者的相互纠缠与融通，其中的社会运作机理是什么？这是本文研究命题的来源及问题意识的形成。
2. 研究径路
现代化的进程不仅会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而且现代性也会对个人产生生活方式和观念态度层面的影响，形成与现代化匹配的具有现代性的“个人”。
以往学界对此研究的经典来自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1]和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2]理论。埃利亚斯区分了文明与文化，认为今天所谓“文明人”所特有的行为方式，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并非与生俱来。文明是如何演化的？
埃利亚斯给出了社会发生学上的解释，即从日常的行为规范与社交礼仪等层面发掘，文明如何被一步步塑造成为贵族阶级的行为方式，又如何成为全体国民效仿的典范。这可以说是现代性在个人行为方式上的作用。
英格尔斯在现代化发展的初期，对比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将人的现代化操作为不同的人格特质，并且在与传统人格的对比中来论证现代化人格的存在及其特征。英格尔斯认为，学校教育、工业生产、大众传媒等对于人的现代化（即成人的再社会化）具有显著作用。
以上是从先发现代化国家的角度对个人现代性获取的观照，他们的研究多是在静态情境中进行的结构化分析。
城市是一个集结现代性的社会场域。我国学界对于人的现代化的讨论多以“城市化”为基本的表述对象。从主体的角度对于城市化的讨论多以农民工为对象，如“半城市化”[3]、市民化[4][5][6]、城市融入[7]、“人的城市化”[8]等。
其讨论的核心命题是个人（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的获取和适应，以及城市身份的建构，这些被认为是构成了人的城市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研究都涉及了现代性因素对于个人的影响，但都是基于成人世界的理解。即，人类文明的进程从贵族阶级的推动扩展到了平民，而人的现代化也是成人与周边情境互动的结果。尽管英格尔斯也认为学校教育对于人的现代化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其论述的一个预设在于社会化进程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他并未对流变社会或者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化进程进行更加详细有力的分析。
由此，如果说以往的研究对于解释稳态社会中“人”的现代性获取有所建树的话，那么对于解释流变社会和转型的社会化进程则稍显不足。而中国的经验现实和历史发展阶段则给予了此命题研究一个重要的切口。
大规模的打工经济在农村社会已经延续多年，城市化的进程也在推进，然而，其中的人对于现代性的体验却非常复杂。尤其是青少年，他们处于双重的关键期——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和城市化的关键时期，各自有着不同的运作逻辑，却相互作用、彼此交织，如何理解二者的经验运作及其在青少年主体层面的深刻影响，这也是我们理解新时期青少年问题的重要基础。
本研究的经验基础来自笔者近两年所做的相关主题的社会学调研，主要包括：
2021年寒假期间，笔者组织河南农业大学部分师生返乡调研，集中关注并讨论了城市元素对于打工女孩的影响，以及家庭视野中的青少年和重男轻女等话题。
2021年7月5日至25日，笔者和学术同仁在安徽省D县的三个村庄调研，主要关注婚姻家庭、教育、社会化、陪读等研究话题。
2021年9月13日至22日，由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承担的集体调研项目“老小问题专项调研”，笔者在其中的河南省H县进行调研，从县域的视野来理解县域教育、学校管理、青少年成长、青少年心理问题等研究话题。
本研究就是以上经验调查的综合性分析，回应的研究命题是，农村青少年正在经历着怎样一种另类的“城市化”？如何解释这样的“城市社会化”进程？
二、城市元素与“城市性”的塑造
现代城市社会是一个集聚现代性的社会空间，这是一个以理性为基础建构起来的复杂社会系统，它以物质基础的极大丰裕与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为表征。
现代化的组织方式、正式规则是人与人之间关联起来的主要方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以大量的资源消耗为表征，追求时尚、方便、快捷的生活体验，现代传媒是其必要组成部分；现代化的生活理念，如卫生健康观念、休闲娱乐态度、现代艺术审美、现代流行文化等，是其物质基础和生活方式的必然反馈。
青少年接触城市、体验城市，就是一个蕴含着全方位现实性体验的过程。然而，城市元素对于农村青少年的浸染，有着更多情境性因素的作用。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农村青少年在学校生活、课外生活、网络空间、家庭生活等领域都在进行着城市元素的日常浸染，甚至集结成为特殊的“城市性”体验。
1. 学校的现代教育
青少年进入学校本身就是一个进入现代社会组织系统、制度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接触现代社会、体验现代组织的过程。学校中的班级管理正是现代管理理念的贯彻，学生管理是专业权威对于教育实践的指导，学校教育中贯彻的是宏观层面的正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
学校生活之于农村青少年具有三个层面的意涵。
第一，组织化改造。学校可以通过自身的教育实践将自由成长的青少年“改造”为组织化培养的“学生”，将拥有村庄身份的村民“改造”为无差别、一般化的“家长”；学生要为学业和教育目标负责，而家长则需要配合学校的教育工作、为教育成效负责。这种教育改造，为塑造现代社会角色和行为模式提供了基础，并且使其逐渐挣脱了乡村传统文化的影响。
第二，专门化系统。通过学校教育获取科学文化知识的系统认知，在学校中重新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建构师生之间、家校之间的制度性关联。这些都使得教育成为一个专门化的社会系统，并且是一个体现国家意志且经过正式规范改造过的科学而独立的社会系统。
第三，正规化途径。学校赋予农村青少年一个正式的社会情境，可以从村庄通向城市，也可以从社区走向社会，正式规则为其教育实践的内核，这可以使得青少年一方面拥有了理性、科学的现代性体验，另一方面也为这种体验赋予了面向外界、面向未来的可靠路径。
2. 真实的城市体验
对于农村青少年来说，在城市中打工是一个全方位沉浸式的城市体验过程。在外在形象上观察城市，在人情世故上感受城市，在工作体系中体验城市，在休闲娱乐中触摸城市。
农村青少年进入城市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偶尔进入。如读书放假期间到城市中找寻打工的父母，或者是聚会、逛街等特别的时刻到县城中消费娱乐。这种进入方式以观察体验为主，以休闲消费为主要方式，是直觉上感受城市的过程。
第二种是长期进入。如初中毕业或者辍学之后，在亲朋的带领下到城市中务工，他们会进入工厂、店铺等各个工作场合，全方位体会工作中的组织方式、协作模式及城市生活的基本节奏，他们会在其中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社会地位的差距，这是从较深层面体悟城市的过程。
第三种是选择性进入。青少年会在某个特殊领域，以技能培训、团体活动或志趣爱好的方式靠近城市，进入方式较为正式，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悟到城市的组织运作方式和价值面向，这是专业化的进入路径。
3. 手机中的虚拟世界
智能手机普及以来，以其方便、快捷的传播方式和强大的休闲娱乐功能，很快捕获了青少年的注意力。我们对于农村青少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多于三成的父母承认自家的孩子玩网络游戏，近七成的家长承认孩子经常看各种短视频：
2021年9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组织的“老小问题专题调研”中有一项关于手机管理的调查，对中部三省九县基础教育阶段的所有家长发放电子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39105份。在问到孩子使用手机主要用于哪些活动时，34.27%的家长选择“玩网络游戏”，68.18%的家长选择“各种短视频平台”。
在农村实地调查发现，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多是男生，而沉迷于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多是女生。
现代网络传媒营造的虚拟世界是一个重要窗口，农村青少年能够通过它在精神和价值上靠近城市、体悟城市。
现代网络传媒更多以城市中的生活方式和流行文化为主，通过各种方式浸透到农村青少年的思想认识中。网络生活中的随性自由，网络语言的任性与趣味，网络交往的轻松自在，网络本身的娱乐休闲，网络消费的超脱性，以及网络流量所带来的能量聚集，这些都为青少年注入了新的人生经验与价值体验。
对于青少年来说，学会运用网络并且在虚拟系统中存在和成长，这是他们靠近城市、融入时代的方式，也成为他们成长中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他们可能会经历现实价值的虚拟化，将现实中的事物引入网络中；也可能会经历虚拟价值的现实化过程，将网络中的姿态和解释构建成为现实的存在。
在现实与虚拟之间来回穿梭成为这一代青少年的基本存在方式，而他们也在这种体验中构建了独特的自我意识、自我价值，以虚拟的方式表达自我，体验共在的虚拟意义，享受虚幻的美好。
4. 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变
当下的农村青少年基本不需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也很少会在村庄生活的情景中休闲娱乐。他们在物质条件上追求时尚、流行元素，并且有着精致化、高品质的要求；在日常消费上日益走出村庄，走向集镇、走向城市；在社会交往上走向学校、走向网络。
青少年的整个生活体系和生活方式都越来越超越农村生活的具体场景，社会大众也试图将他们引向更加健康卫生、更加文明、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现代审美的生活方式。
在流动的社会中，城市元素对于农村青少年的浸染已经无处不在。无论是学校等正式场合，还是家庭、网络等日常生活场景中，现代性对于农村青少年都成了一个弥散的、无所不在的、诱惑性的存在。
青少年在主体层面对于现代性有着更加切实、细腻的体验与更加主动、积极的探索，我们将此归结为“城市性”的日常塑造。青少年在日常的学习生活管理和社会交往实践中，逐渐形塑出了以“城市”为内核的现代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等，即“城市性”。
青少年的“城市性”内含着其生活目标追求和观念态度，是其未来生活指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即青少年多数会以在城市中高质量的就业和生活为人生目标，他们的父母往往也会为他们赋予同样的培养预期。
如此，“城市性”便成为一个从现实生活到未来目标、从自我感知贯彻到城市空间实践的社会过程。这也正是我们在近几年的社会生活中所看到的一种场景——城市中的中产阶级有着浓厚的“乡愁”情结，而农村社会则在整体上经历着浓烈的“城愁”追求[9]。青少年的可塑性、阶段性、可能性决定着其承载着乡村社会重要的“城愁”实践。
“城市性”的日常塑造就是将城市所代表的现代性，通过日常化的通道浸入农村青少年的社会实践中，使城市成了农村青少年人生目标标定、价值创造的必然方向。同时，城市中也蕴含着品质生活、便捷消费和快餐式社交的所有密码，拉伸和改变着青少年的成长轨迹与成长步伐。
这些是外部视野下农村青少年成长情境的异变，即特殊的时代背景与流变社会在农村青少年周边所聚集形成的“城市”场域。
三、农村青少年的“城市化”实践
面对外在的“城市性”场域，农村青少年事实上经历着一个激烈的“城市化”实践。依据社会调查经验，可以将其划分为身体、行为和思维三个层面的城市化。
1. 身体的城市化
“城市性”在农村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体现在他们的行为方式、消费方式、娱乐方式、观念态度等层面，不同的层面以青少年的身体在场为主要表征。
在中小学校中，不少青少年注重穿衣打扮，他们开始对品牌的衣物、鞋帽敏感，对个人的形象问题特别关注，对时尚、化妆、潮流等并不陌生。调查期间我们发现，不少初中生都已经自己购买衣物，或者是家长们按照他们的要求为其购买衣物，他们多会选择自己中意的样式和有品质的个人物品，特别注重“品牌”。少数女生会涂抹“口红”，会“擦脂抹粉”。
极端的情况是，有些孩子“衣服不搭就不想出门”，有的学生“衣服旧了就不要穿到学校”。在村庄，有人告诉我们，年轻的孩子外出打工一年，回家的时候就会“大变样”。他们退掉了农村穿着打扮的“土味儿”，开始以光鲜靓丽的形象回归。为此，年轻人需要在城市的场域中学会消费、敢于消费、善于消费；他们琢磨穿搭、购物比较、培养自己的审美并且身体力行地在自我身上呈现。
同时，年轻人的口味儿也可能在发生重要变化，城市里的饮食方便快捷，并且辛辣够味儿，这培养了年轻人以新的味蕾，他们甚至不再习惯于农村饮食的寡淡与朴素。
农村青少年的身体城市化还呈现在卫生健康层面，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逐渐体验到了个人卫生状态对于自身形象管理的意义，于是每日尽心洗漱、经常洗头洗澡，一旦不这样做似乎就与城市生活不相融合，这成为他们身体城市化的标配。
在身体上在场，这是农村青少年学校生活和城市打工生活共同带给他们的最明显、最普遍的变化。
在城市中学会穿衣打扮、学会吃喝玩乐、学会新的卫生和健康习惯，学会特殊的行为和动作。这是身体上的“城市化”，是最低层面、最早开始、最普及化的“城市性”实践。身体上的城市化，其实质就是在外在形象、个人表达、行为方式上脱离乡土气息，向城市靠近[10]。
2. 行为的城市化
身体上的城市化与行为上的城市化相互联动，不同视角的体察让农村青少年的城市化体验更加立体。在身体与形象上追逐城市化，青少年们会在行为方式和观念态度上完成其改造，当然这个过程是悄无声息发生的。
不少青少年会以城市流行的方式“过生日”，必须要有蛋糕，也要有许愿、吹蜡烛等情节，并且参加生日聚会的同学好友都会向他赠送礼物，这样的“仪式感”是不少青少年的个人追求。他们还热衷于与好友一起“逛街”消费，选购自己喜欢并且也流行的个人物品。好友之间互赠“礼物”，以礼物流动来表达彼此之间的友好关系；男生们还喜欢在一起“网游”，组成战队“狂欢”，有时候还会一起抽烟喝酒，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交圈”。
青少年们学习城市中的“文明”“礼仪”，逐渐习得更加适合城市生活的社会交往方式，即短期的、无预期的、利益均衡式的社会交往；他们也会通过鲜花、礼物、小惊喜、小浪漫等各种方式来追求异性；他们还可能通过学习舞蹈、乐器、唱歌等各种才艺以获得周围人的认可。
城市所代表的一切已经成为新时期乡村社会青少年群体中流行文化的社会评价标准。一个乡村学校的初中生告诉我们，他们的班级每学期至少有一次集体到县城中“聚会”，通常是在期中或者期末考试过后，学生们就组织起来一起到县城聚餐、唱歌、购物。即便是有的班级没有这样的集体活动，但是却时常发生三五个好友私下组织去县城聚会的事情。
到县城中聚会，这对于青少年来说有三方面的意涵：休闲娱乐、社会交往、压力释放。农村青少年的休闲娱乐活动安排在城市，以消费为基础，同时还附带有社会交往、精神调节的功能。学习在学校，休闲在城市，娱乐在网络，这是当下不少农村青少年的实然人生状态。
城市含括着现代学校制度，也内含着网络生活的各种可能方式；城市正在成为改变并完善青少年社会功能的重要社会空间，是青少年日常生活和精神寄托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青少年通过学校教育、城市消费、网络娱乐等方式，形成了适应于当下城市生活的行为模式与交往习惯，这是他们主体探索建构的主要成果，是行为习惯上的“城市化”。
3. 思维的城市化
现代传媒，尤其是智能手机普及以来，给予了青少年一个随时随地接触外界的“窗口”，这也成为青少年与城市关联起来的最重要通道之一，同时也是形塑青少年思维方式和新型价值观的主要载体。
智能手机对农村青少年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手机管理比城市更难。由于父母缺位及隔代抚养，使得青少年面临着严重的家庭手机管理问题；同时由于社区公共生活匮乏，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已经不再依赖于农村社区，由此造成青少年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化”趋势明显。
另一方面，智能手机所开启的网络游戏、时尚生活、社会交往、搞笑视频、自我展示等，都对农村青少年有着极高的吸引力，它为青少年打开了一个通往城市社会、现代生活的“通道”；又加上低廉的成本与触手可及的方便，以及隔代抚养中监护责任的模糊与不到位，从而使得农村青少年更易形成“手机依赖症”[11]。
然而，智能手机影响的关键在于，其在特殊时期（青春期）对于青少年思维成长与心理均衡层面的塑造，即它在无形中塑造了青少年短平快的生活节奏、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及自由随性的追求和虚拟化的人生态度。
而且，智能手机也会带来一些极端负面后果—网瘾、社交退缩、特殊心理问题等。不少青少年在智能手机的虚拟符号中无法自拔，过着特殊的网络生活与享用着虚拟的精神世界。
这些与现实中的学校教育目标不一定吻合，与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传承不一定相符，却与城市世俗文化有一定的关联，与城市消费主义有一定的契合。
事实上，农村青少年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形塑，一方面发生在学校教育、官方媒体的表述和影响中，另一方面发生在对其日常生活深度浸透的城市流行文化中。
青少年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中，经历着正式的、严肃的、激烈的、竞争的抑或是压抑的价值观灌输，这是严肃而庄重的价值导向；而日常化的休闲娱乐生活却时刻浸透在流行文化的简单快乐中，网络、娱乐、休闲所代表的一切能够给予青少年以更为日常化的特殊体验，这是灵动而简约的价值塑造。
在此过程中，城市流行文化成了农村青少年价值体验的必然映射。以智能手机为载体，青少年中流行着一些特殊的文化产品，如一些青少年对某个网络小说或某个人物形象非常追捧，另一些青少年会对“拍照”“直播”等展示自我的方式非常热衷；他们也会在价值观念上重新排列组合，如有人热衷“丧文化”，还有人会因为对“普信男”的反感而产生共鸣。
这些文化产品和价值观念都不产生于传统文化体系中，却与现代城市社会的开放、多元、陌生、包容的情境相匹配。由此，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思维态度的“城市化”。
农村青少年虽然很少直接参与到城镇化的进程中，他们少有在社会保障、房产上的城镇化实践；但是，他们却在身体上、行为上、思维态度上进行着“城市化”实践。身体上的城市化是在个人形象层面上的城市改造，行为上的城市化是在行为方式、消费方式和休闲娱乐方式上的城市塑造，思维态度上的城市化则是在心理与精神层面上向城市流行文化的靠拢。
城市是现代性的集结地，农村青少年在不断成人的同时，也走在从农村到城市、从伦理规范到现代规则的人生道路上。
四、“城市社会化”中的结构性张力
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不断输入城市的意涵，这样的“城市社会化”进程是多数农村青少年正在面临的必然过程。然而，这个过程发生在一个不断流变且要素重组的社会情境中，其中面临着诸多层面的结构性张力，这为农村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赋予了特殊的意涵。
1. 城市化的“催熟”效应与成长发育的阶段性之间的张力
不论是身体上、行为上抑或是思维态度上，青少年的城市化所指向的都是成熟的、开放的、理性的、流行的、甚至世俗化的实践，这些实践以成人世界为标杆吸引着青少年的目光与关注；它不一定符合青少年生理发育的阶段性，也不一定会对未成年人的未来负责，更遑论对社会正能量的弘扬、对正向价值的宣导、对社会问题的预防。
青少年身处快速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其阶段性的任务是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培育理性创新思维、构建远大的理想抱负、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这样的成长任务符合国家教育目标与宏观意志，并且在正式的教育体制中贯彻。我们可以将其总结为科学化、理性化、公共性、理想化、面向未来的成长需要。
然而，对青少年影响更为深广的日常城市社会化过程，却并不一定能够对以上的成长任务负责。城市世俗文化和流行文化通过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力、诱导其行为方式、塑造其流行思维、营造新型社交情境等方式来对青少年施加影响，其所要的结果可能是“流量”密码，也可能是“消费能力”，还可能是其他一切可能的获利方式。
这样的城市流行文化会“催熟”未成年人，诱导他们进入特殊的实践情境，还可能会在无形中对其进行虚拟化的“改造”。这是城市化的“催熟”效应，我们将其总结为流变性、私密化、短期化、快餐式的“城市性”营造与供给。
由此，青少年的成长需求与其所面临的“城市性”供给就构成了一对基本矛盾，两者分属于不同的延展路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就是“社会化”进程与“城市性”营造之间的日常纠缠，是青少年主体成长与城市情境营造的相互选择。
2. 城市化的生活方式与成长的系统性之间的张力
在青春期阶段，多数青少年要么在校园里读书，要么已经辍学打工。校园生活是一种制度性、组织性较强的社会系统，以学业成绩为主要目标；乡村生活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伦理教化为旨趣，是一套有着自我封闭、自我循环特质的生活体系。
农村的青少年出生在乡土，大部分时光在校园中度过，有些人有着少量的城市务工经历。然而，他们却在青春期形成了强烈的城市化倾向，并且在校园生活和乡土生活的夹缝中不断进行着“城市化”实践。
青少年的“城市化”实践并不是能够被国家和大众所看到的城市化，因为它很难用经济数据来测量，也不可能有现代化的指标意义，但是它却能够将“人的城市化”实践推演到极致，产生文化涵育作用；青少年的城市化不对校园生活负责，不与乡土社会相融，它只是一种能够对青少年形成诱惑而又流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
尽管城市化的生产方式本身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当其与校园生活、乡村生活分庭抗争，共同作用在青少年身上时，他们彼此之间就可能发生重要的化学反应:用乡村生活中的成本去支付城市化的生活方式，用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去填充校园生活的无为，如此青少年的成长就可能丧失了统一性、连续性、贯通性，而变得碎片化、形式化、即时性。
人的成长是个系统化的工程，不同的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成长需求，而一系列社会事件的精妙组合为其提供基本的成长情境。然而，当社会事件的组合方式不再适应于青少年成长的系统性，形成单极化的拉扯力量，打破成长的贯通性，那么青少年就会在主体层面感受到错位、割裂及无所适从，这必将影响到其社会化进程的系统性。
3. 城市化追求与成长条件的匹配
青少年的城市化需要成本，这是一个关于时间成本、物质成本、精神成本全方位支出的系统活动，这些成本要靠家庭、社区、学校的综合供给。青少年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化妆打扮、网络游戏、虚拟社交、聚餐、聚会、娱乐等层面，这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少年在从事这些活动的时候也花费了大量的精神成本，如他们会对某些活动有预期、有期待、有评价、有认同、有想象；这些精神活动也会是青少年“城市化”的重要成本，它们使得青少年耗费精力、有精神动力或者精神损耗，以个体的面目重新建构新的心理平衡机制，并且在心理上应对“城市化”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压力、失落、挫败、欺辱等。
而事实上，农村青少年面对的各种现实情况也许并不能够为他们的“城市化”支付足够的成本。农村家庭为他们支付生活成本，却往往并不足以支撑他们高频度、高质量的“城市化”成本；农村社区是他们生活的基本情境，但是既有的社区文化、行为规范与“城市化”的生活要求并不匹配，很难构建出与青少年“城市化”实践相匹配的社区公共生活；学校是有着特定国家意志的教育机构，传道授业，它们也不能形成对于青少年“城市化”实践的“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撑”。
青少年往往是以个体的面目来实践这种“城市化”，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只能以个体面目或者私人关系去面对，有些人有能力解决并达至心理均衡，可是也有很多人没有能力去应对和解决。于是，个体的城市化追求就可能变成虚妄的、透支的、被欺骗的、孤独的，也可能会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付出与收获的不匹配”“孤独与社交的成本”等问题而产生无法解决的精神困惑。
农村青少年的成长条件建基于其家庭背景之上，家庭并不一定能够供给他们城市化的成本，而青少年城市化的追求势必会加剧这种不平衡。
因此，“城市社会化”所面临的结构性张力，内源于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匹配程度，即农村青少年的人生阶段及其所蕴含着的成长需要，与周边城市化、社会化所营造的社会情境及各种现实性条件之间的对接与匹配。
五、“城市社会化”路径及其社会学意义
1. 流变情境中的“城市社会化”
农村青少年正处于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其任务是完成从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以往学界对社会化问题的理解都基于稳态社会的模型，即认为稳态社会中，人的社会化进程会受到家庭、同辈群体、学校、社区等要素的影响，甚至构建出一个“个人——家庭——社区”的生态系统，进行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之间的能量交换与系统成长[12]。
然而在流变社会中，以上的社会化进程就会被打破。流变社会中，流动、变化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它一方面对于个人、家庭和社区进行重新构建与职能定位，另一方面也会在主体与客体、微观与宏观、现实与虚拟等层面进行不断转换。
当下，农村青少年的成长即面临着这样一个流变的社会情境。脱胎于打工经济、隔代抚育、教育等层面的变化，农村青少年成长的稳态社区环境被打破，家庭、同辈群体、社区的构成要件和职能作用都在重构。
城乡界限被打破，城乡关联日渐密切；以网络传媒为基础的虚拟世界填充在农村青少年的日常生活中；新型的学校教育体制和城市生活也在不断冲击并重塑着青少年的社会认知。
这样的“城市性”便是当下农村青少年所面临的所有流变要素的重组，它流动、多变、理性、时尚、虚拟、现代。当成长中的农村青少年遭遇了不断强大的“城市性”，他们很快被捕获，并不可避免地进行了身体上、行为上和思维上的城市化改造。
这种改造进一步将稳态的结构打破，将确定性进化分解为不确定性，将虚拟世界抽离出来成为与现实世界对立的存在，将城市所代表的方向建构成为青少年的文化自觉。“城市性”已经通过正式或非正式、规范或不规范的各种途径深刻影响到农村青少年的社会化进程，这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化现象，我们将此称为“城市社会化”。
2. “城市社会化”的社会学意义
在社会转型期，有着诸多关于“文明进程”的讨论，还有关于“人的城市化”及“人的现代化”的解析。这些都建立在社会转型对成人影响的基础之上，或者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涵育条件上，而忽略了社会转型可能对未成年人社会化路径的改写与重塑。
事实上，“城市社会化”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特殊现象。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过程中，从传统到现代的进程中，从现实世界到虚拟世界的探索中，“城市性”以特殊的通道和方式浸入了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在加速他们城市化、现代化的同时也构建了其“虚拟社会化”的呈现[13]，加剧了其面临的结构化张力；在加速他们成长步伐的同时也使得他们的成长情境变得更为复杂、多变，增加了其不确定性和虚拟化的程度，进而呈现出社会化进程受阻及各种青春期问题。
当农村青少年过快、过早、过大地被卷入城市化的浪潮中，深受城市元素、现代元素的影响，这必然会加速其青春期的步伐，而打破统一、稳定、系统的社会化进程。
当情境不断流变，当诸多结构性矛盾同时呈现，当青少年缺失了与城市化实践相匹配的成本，当社会不能够为青少年的城市化提供支持和保护的时候，这意味着“城市化”的“拉力”可能已经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使用了单极化的着力点、形成了无根基的力量之源，也意味着青少年可能会面临单向度的成长、虚拟化的世界、个体化的道德。
社会化进程中浸入了“城市性”，于是，确定感便会逐渐消失，安宁变得奢侈，成长变得充满风险，而价值成为自我创造。社会化进程对城市性的适应，以青春期问题的高发为代价，以青春期的失范行为为表征，甚至出现“游戏青春”的实然样态。
“城市社会化”进程的多变、错位、复杂和虚拟特性，塑造了其问题化、风险性及失范行为的发生几率，进而影响到了社会化本身的统一性和系统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村女青少年‘城市社会化’问题研究”(批准号:2021BSH005)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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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宋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