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怎样观察ta的世界、思考ta的经历、描写ta的生活？作家王梆今年出版了两部作品，一部是写她对英国底层生活观察的《贫穷的质感》，一部是中篇小说集《假装在西贡》。
她的文字时而疏离、冷静，时而热烈、酣畅。并不顺遂的经历给了她更加敏锐的观察力与反抗性。读过这篇对谈之后，或许你会更加理解，一个具有辨识度的优秀作者，是如何“锤炼”出来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宋爽，头图来自：《成为简·奥斯汀》剧照
奇特的是，和王梆聊天，让我猛然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这句话：“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至少在王梆的表述中，她的人生过往和“优越条件”不怎么沾边。她的生活，从年少开始，就注定走向两条道路：要么出走，要么溺水。
但世界运转的方式往往以令人惊异的姿态展露出来。我们总会说，一个幸福的童年会让人获得更幸福的人生，但也经常忽略掉，一个幸福的、几乎毫无坎坷的早年生活，也容易让一个人无须思考过多——简言之，容易停留在较为肤浅的思想层面。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的。
我要说的是，那样甜滋滋的生活全然没有什么不好，但苦难稍多一点的生活也有可能将沙砾磨成钻石，在一片荒芜之中发出一些光芒来。
这种光芒很刺眼，这个形容用在王梆身上再合适不过。她的文字和表述绝非星光熠熠、溜光水滑的，那些稍显奇特的文字和她本人的遭遇一样令人不适。但这种硌人的不适感在她看来，是有价值的。
她的笔下出现了各式女性，虽然面貌各异，但核心都没什么二致。她们是一群强硬、执拗和不屈的女性，在生活展现出的万千姿态中，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还不是苟活”。
以下是《新周刊》与王梆的对谈实录：
一、身体内外自带一层隔离膜
《新周刊》：《假装在西贡》里面的对话并不多，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种写作方式？
《假装在西贡》王梆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8
王梆：对话太难写了。我是南方人，我的故事主角来自五湖四海，对我来说要准确把握方言的魅力非常困难。
对话体要求作者能够精准描绘出某个地方来的人说话的腔调，就像你也是在那里出生一样。你现在听我说话，就知道我是地道的南方人，有很重的南方口音。所以我为了避免自己在方言掌握上的缺陷，就只能少写对话。
《新周刊》：我之前也采访过一些作家，他们会认为自己不论写哪里的人，都会选择用一种口吻去表达他的语言，而不会在乎方言这个问题，因为作家会认为人性是共通的。
王梆：2022年我入选了英国国家写作中心一个叫“才华扶梯”的项目，我的导师——曾获得布克奖提名的英国小说家伊薇特·爱德华兹（Yvvette Edwards）对我说：“对话要体现出人物的生存背景。”
比如我手头正在创作的这部英文小说，就写到偷渡客、外来新娘以及从世界各地涌来的移民工。导师希望我笔下那些初来乍到的华裔移民工，即使用英语对话，读者也能一眼看出他们是华裔。
后来我去唐人街的中餐馆，边吃饭边竖起耳朵听员工们讲英语，发现他们说的英语确实有一种规律。中国劳动人民的英文语法是朴素的，简、快、平，不拖泥带水，不加复数，不发后缀音，我得把这个规律写出来，让人一看到这个对话，就知道是他们说的。
《新周刊》：你小时候是在大院里生活的，是什么样的大院？
王梆：我们住的大院，规模比王朔笔下的大院要小得多，但还是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式企事业大院，比如《看上去很美》小说主人公方枪枪住过的那种大院的痕迹。
最典型的痕迹就是“等级”，大院无论大小，都隐藏着森严的等级，谁可以欺负、谁不行，取决于谁有个怎样的爹。
所以，我的中篇小说《天青》（收录在《假装在西贡》）会花很大篇幅描述某个有点权势的爹和他的“爹学”。我对这种“爹学”和文化环境非常熟悉，可以说我一进去那里，就知道他们（大院里的人）会怎么做，会怎么说话。
我们那一片的大院有一种苏联的氛围，老旧的红砖房、游泳池、篮球场，一应俱全。一些大院长大的孩子，因为父母对自己特别苛刻，所以从小也比较势利眼， 再加上又都有那么一点小文化，故而对人、对事比较刻薄。当他们聚拢起来，围攻一个弱势群体的时候，会很具杀伤力。
《新周刊》：你个人似乎和这个群体格格不入。这种相对隔绝的生长环境，容易让人多少有些傲慢，而且不屑于食人间烟火，但同时也会让人对外界、对市井生活产生极大的好奇。
王梆：是这样的。从小到大，我都比较叛逆。我小时候，在我们那个大院里，谈不上合群，我可能还从武侠电影或小说里学了一些小小的冷暴力，虽然不会用语言或行动去攻击谁，但身体内外自带一层隔离膜，令那些特别霸道的孩子不好接近。
总之，我对自己的生长环境很抵触，尤其是对那种表面上看起来特别乖，但背地里其实很有心计的人比较反感。
我有几个好朋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其中一个朋友得了红斑狼疮。小时候我们很亲密，后来她去了一个重点中学，然后就得病了，16岁时走的。我们大院里，还有一个少年，游泳时溺水，也没救过来。所以溺水的记忆会出现在《天青》里，我会反复写一个池塘，那个池塘非常深、非常暗，就像我们的早年记忆。
尽管我们的少年时代，不像偏远农村的孩子那么艰辛，但我们经历了很多悲伤的故事，我想在《天青》里，把这种伤感的、青春的记忆写出来。
《新周刊》：你个人似乎和这个群体格格不入。这种相对隔绝的生长环境，容易让人多少有些傲慢，而且不屑于食人间烟火，但同时也会让人对外界、对市井生活产生极大的好奇。
二、完美的生活都是一种修饰，甚至是一种粉饰
《新周刊》：你刚提到，你有时会专门去观察人群，你小说中主角的原型一般都从何而来？
王梆：我写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我自身的反射。
大学毕业后，我在广州生活了很多年，大都市繁花似锦，却也光怪陆离，人们那种普遍对成功感的追求，比小地方的人还要明显得多。因此我常常会产生一种非常清醒的孤独感。
中篇小说《假装在西贡》，描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清冽的孤独。一个都市女性，为什么会陷入那样的境地？是因为别人让她走的路，她都不想走。正常恋爱、结婚生子、养房养车……你给她什么，她都不想要，你让她随波逐流，她偏要逆流而上，除了对抗，也没有其他方法，所以自然就会孤独。
我身边充满了这样的人，有舞者，有学琴的，有诗人，他们都是跟整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一拨人，但这种格格不入又是必须的。我觉得那种对生活的所谓的甜蜜感非常腻，那种极度甜蜜、完美的生活都是一种修饰，甚至是一种粉饰。
《新周刊》：我想知道你刚提到的这些女性在对抗，她们到底是在对抗些什么？比如你刚说了，给她什么，她都不要，那么她在反抗什么？
王梆：作为一个非常关切女性生存状况的人，我会在人生中面对很多问题，比如是否愿意过我父母为我安排的生活。
我的原生家庭是非常严谨的家庭，我的父母会觉得，你不要读那样的书，不要看那样的电影，不要听那样的音乐，这些都是我要对抗的。在一个社会里没有对抗，我觉得是不正常的。
《新周刊》：为什么要起《假装在西贡》这个名字？
王梆：它来源于一个叫“假装在纽约”的微信公众号，“假装”成了一种青年生活的固定时态，假装在某地，是对“不在此地”的一种存在主义式注解。
比如现在很多社交平台开始显示IP，你就会突然发现，很多人根本不在签名所显示的地方。《假装在西贡》应该就是受了这样一种亚文化氛围的影响。选择西贡（西贡是旧称，现已改名为“胡志明市”），是因为我在那里晃晃悠悠过了大半年，对每个角落都很熟悉，所以我自然就想到它。越南虽小，你却可以在它身上看到一些属于我们的集体记忆。
《新周刊》：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非常关注女性议题的？
王梆：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吧。从小我就生活在一个非常厌女的家庭里，父亲对我和弟弟并非一视同仁。在父亲的观念里面，嫁出去的女儿，就是泼出去的水。他会认为，女人要做女人分内的事情，像洗碗等家务这些；坐要有坐相，腰要直，要低眉顺眼，穿衣服不要外露。
但是，他虽然不尊重女性，却会尊重他的母亲。女人在他眼中，只有成了母亲，完成了生产和男权社会分配给你的任务之后，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尽管如此，在出现婆媳矛盾时，他还是会对我的母亲恶言相向。
我童年的背景音，基本上就是父母的吵架声。遗憾的是，我的母亲始终未能从这样一种被侮辱的环境里走出来，虽然她和父亲离了婚，过上了财富自由的独立生活，但她依然会延续父亲的那套话语，她会说：你穿这么暴露，是想要色狼在你背上划几刀吗？
《新周刊》：我现在突然明白你笔下的女性十分决绝、不善媚术的原因了。
王梆：是的，我从懂事的那一刻开始，就在立志做一个和我的母亲不一样的人。因为我没有出路。要不就做一个乖女儿，以一生不自由为代价，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是不假思索的，是本能的。
《新周刊》：这也是你的写作对象都是女性的原因，对吗？你会不会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使命感，一定要把视角对向女性？
王梆：我喜欢描述女性生活，因为我自己就是女性。此外，我对姐妹情谊亦有一种饥渴感，因为自己没能从母亲那里获得这种情谊，所以长大后，见到坚强、慷慨、勇敢的女性，就会有一种想要靠近的欲望。
《新周刊》：会有人认为，女性作家就爱关注女性写作，而男性作家的视角可能更广阔。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王梆：是吗？我觉得他们如果看了我的英国观察《贫穷的质感》，或者我给杂志写的时评专栏，如果不是事先得知我的女性作者身份，恐怕会以为它们出自男性之手吧。不少人觉得仿佛只有男性作家才会涉猎时政话题，这是一种偏见。
三、继续生活下去，而且还不能是苟活
《新周刊》：你刚才提到《贫穷的质感》，为什么你会选择关注英国的贫困阶层和边缘群体？
王梆：英国有15%～20%的贫穷人口，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正好被“空降”到了那个群体里面。作为一个作家，肯定要先关注周遭的生存空间，这并不等于说我对贵族和上流社会就毫无认知的兴趣，只是我至今没有机会进入那个阶层而已。
新周刊：你所观察到的这个阶层，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王梆：我当时住的地方，旁边有一个房子在装修，有很多来自东欧和本地的油漆工，一边刷漆一边大放音乐。我仔细听了一下，他们听的都是像Coldplay（酷玩乐队）、U2等乐队的那些歌曲，我觉得挺有意思，就像我们的农民工兄弟听郑智化的歌曲或《我的滑板鞋》那样。无论在哪里，工人阶层似乎都喜欢通过激荡的音乐，舒缓自身的疲惫和苦难。
此外，读书也是一点。我们的小区有一个读书会，事实上几乎每个小区都有，来参加读书会的人有油漆工、水管工等各类人群，我们会一起阅读和分享历年来比较流行的、获奖的书籍，而这些书是各个阶层都会阅读的，并不只是中产或上层社会才会看。
《新周刊》：你如何形容自己的语言风格？
王梆：我比较喜欢异质化的语言。我觉得语言要有陌生感，陌生即美，那些被用烂的、我们所熟悉的语言，我会觉得比较cliché（陈词滥调）。所以我有意要避开，尽量让自己的语言更陌生化一点。
《新周刊》：你在英国待了这么久，会影响到你的语言风格吗？
王梆：像汉语一样，英语非常优美，博大精深。我尤其偏爱它里面的动词，它的很多动词极具速度和力量感，让人很想生搬过来。我也喜欢英国的思维方式，它有强烈的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的色彩在里面，自我、奔放，像脱缰的野马。
《新周刊》：写作的时候，你最着迷的是什么？
王梆：它的虚构性。不像非虚构的现场采访，写小说时，我可以躺在床上，哪都不用去，然后故事就在你脑中的巨大屏幕里展开了。
《新周刊》：你认为你的作品底色是什么样的？
王梆：我的作品荒诞、苍凉，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反乌托邦色彩。但在这种叙事里，你仍然要非常坚定，像水中努力游向对岸的豹子，保持上扬的体态，继续生活下去，而且还不能是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宋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