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郑小雪（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琼（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原文标题：《逆社会时钟：一项时间自主性考察》，头图来自：电影《在京都小住》
在盛行于青年群体的“内卷”与“躺平”的群体性反应之外，还有一部分青年选择逆社会时钟而行。
逆社会时钟是与既有社会时钟所规定的生命历程背道而驰的观念与实践。文章聚焦于青年阶段，依据对过去的重返、对现在的中止与延时进入未来三个维度，对逆社会时钟行为进行类型学划分，同时，从时间自主性的视角分析这一现象何以可能。
结合经验事实，本研究发现，逆社会时钟者通过自我锚定机制和调适机制来维持自我的时间节奏，在未来“可能的自我”驱使下建构出使自我时间节奏得以延展的自我时区。虽然“为自己而活”的自我叙事是青年群体逆社会时钟的主要驱动力，但作为本真的时间自主性才是逆社会时钟者的基本内核。
一、问题的提出
青年作为人生经历的重要阶段，既是年轻富力、朝气蓬勃的表征，同时又是充满焦虑迷茫，面临重大人生选择与角色转型的关键阶段。升学、就业、结婚、生育等重要人生事项被集中排放于这一年龄阶段，由此引发的青年群体压力与群体性焦虑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心理状况。
《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18~34岁的青年焦虑平均水平高于成人期的其他年龄段[1]。近年来出现的以“内卷”与“躺平”为中心的公共话语也成为抵抗焦虑的两个极端性群体反应：要么投入更多的个人努力争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要么干脆退出社会竞争的游戏，放弃努力。
事实上，还有一部分人选择走第三条道路：变更人生赛道，逆社会时钟而行。例如，一些人在40岁的时候重新参加高考，又或者在本该结婚成家的年纪选择独身。诸如此类现象的人群聚集于一个名为“逆社会时钟”的豆瓣小组，截至2022年6月4日，该小组已加入了68576人，他们主张对抗社会时钟，生活在自己的时区。
这里的时区隐喻不仅隐含了个人人生轨道的基本经验现实，还暗示了加诸个体身上的社会时钟所规定的时间轨道，即“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有研究指出，偏离社会时间表会引起社会性制裁，遭受强烈的社会压力和紧张的人际关系[2]。那么，在社会时钟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他们为什么能够逆社会时钟而行？其时间自主性何以可能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
二、文献回顾
言“逆社会时钟”，必先厘清“社会时钟”之意涵。这一概念最先从心理学家Bernice Neugarten等关于年龄规范和社会期望的关系研究发展而来，他们通过研究93名40~70岁成年人对年龄规范的看法，提出了社会时钟的概念，它是一种由主要生活事件排序而成的规定性时间表，约束着个体去遵守固定的规范[3]。后来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Erikson）进一步将其定义为对生活事件的年龄分级预期[4]。
中国古语所说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5]，则精准表达了社会时钟对个体的社会定时（Social Timing）作用。社会定时对于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的转换起着重要的社会制约作用，个体常常对照社会时钟来衡量生活轨迹的正确性[6]。
年龄规范、角色时间表、生活脚本、生命周期理论等相关学说相继发展起来，并且相互融合渗透。该理论的核心是年龄系统通过将文化价值制度化，从而构建一个塑造生命周期的社会系统，个体按照这种社会期望生活、工作直至生命结束。施洛斯伯格指出，将生活事件与社会时钟相匹配，会给人一种稳定和安心的感觉。然而，一旦有什么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我们就会变得焦虑不安，他认为产生这种不适的原因在于社会时钟的僵化和过度规范性[7]。
发展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时钟具有强烈的文化心理色彩，而社会学家则偏重从社会结构、功能的层面来理解社会时钟。
对社会时钟的研究集中于对时间表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路径：一方面，社会时间表作为时间框架提供了一种社会性规范。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首先提出“社会时间”，作为一种非个人的集体性框架来组织和框定个体的生活[8]。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他的经典之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书中将多种时间轨迹融合成相互依存的链条，这些链条贯穿了人们必须履行的每一项社会职能，从而以更广泛的社会联系来规范个人行为[9]。泽鲁巴维尔（Zerubavel）从持续时间、时间顺序、计时、节奏等方面阐述了时间表的结构，由于受到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某些限制，个人和社会系统不能自由地建立他们的时间表[10]。这一研究路径强调个体难以逃离时间表的结构性约束，忽视了个体的时间自主性。
另一方面，时间表的建立也融贯了个体的时间自主性。Glaser和Strauss研究了地位传递的时间结构，指出尽管社会为人们铺设了一条时间轨道，但个体的生命历程时间则是由个人的地位通道(Status Passage)来标记的[11]。这项研究肯定了在建构社会时间表过程中个体的时间自主性。但个体的时间自主性并非全然是个人主义的，Roth在对结核病人的实证研究中，发现病人与医生通过讨价还价的方式构建共同的时间表[12]，说明个体的时间自主性是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总的来说，这一研究路径所关注到的个体参与时间表建构的能动性，仍然是没有脱离既有时间框架的带有妥协性质的时间自主性。
“逆社会时钟”反对社会时钟的暴政，主张打破社会时钟的规范性，将人类的自由从机械的因果关系与线性时间中拯救出来[13]。这是一种通过重新定义行动者自己的时间节奏和生活轨迹，而与既有社会时钟所规定的生命历程背道而驰的观念与实践。特别是在因违背社会时间规范而极大可能遭受社会性惩罚的前提下，不按既定时间轨道“准时”发生特定生命事项，更为强调作为行动者主体的时间能动性。
三、分析视角与方法
1. 分析视角：时间自主性
自主性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它构建了个人对社会身份的期望，甚至被写入法律和政策中，成为无数福利项目和制度目标是否达成的衡量标准。自主性指的是根据自我意愿作出选择并采取行动的能力，用康德的话来说，即“为自己立法”。
时间自主性可以追溯至赫伯特·米德的研究，他最先将时间纳入自我当中，认为自我在根本上是一种时间现象[14]。Emirbayer和Mische提出能动性是行动者面对不同的结构环境，通过习惯、想象与判断来参与社会的时间化镶嵌过程，由过去而起、导引现在并面向未来的一种能力[15]。由于资本主义时间（特别是钟表时间）在近现代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关于时间自主性的研究多见于劳工领域工人阶级为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闲暇时间的抗争。
卢梭是践行时间自主性的典范，他曾因扔掉自己的手表而满心欢喜，感激上帝不再提醒他时间[16]。古丁（Goodin）等用“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作为衡量时间自主性的指标，通过对六个国家的福利政策、性别制度与家庭制度的考察发现，影响时间自主性的最大影响因素是结婚、生育、离婚等重要的生命事件[17]。Clancy认为时间自主性不仅仅在于争取更多的时间资源，他提出时间自主空间（Temporal Autonomous Spaces)的概念，认为时间自主性的最终目的是使个人能够体验多样化的时间，从而创造一种更加个人化的自我时间[18]。
总的来说，时间自主性是指对自我时间如何度过作出选择的能力[19]。
在强大的社会时钟统治下，个体做出逆社会时钟的行为也并非一件自在容易的事情，往往要受经济、社会、生理、性别等因素的影响。即便如此，总有这样或那样反结构、反谱系的力量逃逸出来。延时、等待、迟到、时滞、不准时等反时钟的现象提示着我们自主性力量的存在。不同于以往研究对时间自主性的量化，本文从时间自主性的多重维度（即节奏、时区、意义）来考察逆社会时钟现象。
2.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深度访谈来获得访谈资料，受访对象为20~40岁左右的青年，男性3人，女性3人，单次访谈时间在30分钟到70分钟不等。受访对象的职业为学生、银行职员、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等。
四、逆社会时钟的类型学划分
与主流社会时间背道而驰的社会现象，都可归于逆社会时钟的范畴。逆社会时钟可发生于任何年龄阶段，鉴于青年阶段的时间性具有较强的特殊性，如关键生命时间节点的集中排列、更快的时间节奏、更多样化的年龄观等，因此在逆社会时钟过程中需要比较明确的时间自主性。
诺伯特·埃利亚斯认为时间是一种关系符号，是一群被赋予记忆和综合能力的人在两个或多个变化的连续体之间建立的关系，而个体有自主选择符号的权力[20]。既然社会时钟发挥着社会定时的功能，那么个体自主性则是对自我生命时间的主动定时。本文依据社会时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序列化特征，将逆社会时钟行为类型划分为对社会时钟的倒拨、中止与延时。被嵌入时间序列中的主体，是通过自我时间的调整来完成逆社会时钟行为的。
1. 重返：社会时钟的倒拨
社会时钟嘀嗒作响，出生、上学、毕业、工作、结婚、生育、衰老、死亡等都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命事件，而是以社会规定的速度前进。社会发展也因这种高度的同步性而显得井然有序，一旦这种同步性被打破，就会出现罗萨所说的一种“去同步化”危机，即人类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世界的运作因为各自的速率不同而造成彼此的去同步化[21]。
有的是主动而为之，而有的是被迫甩出社会时钟的轨道。显然，逆社会时钟是一种主动进行自我定时的社会现象。其中，在既定社会时钟轨道上重新回归某个生命事件的时间节点，或者重返社会时间的某个赛道重新出发，可以被称为社会时钟的倒拨。
社会时钟的倒拨是借助社会给定的通道，再次踏上某种生命旅程的生活方式。如“大学毕业重新参加高考”“已经毕业多年的年轻人选择重新进入校园进修”“放弃学了很久却不喜欢或不适合的专业而选择重修喜欢的专业”等，都可归于这一范畴。物理学意义上的时间不可逆转，但社会学家贝尔特认为行动者可依赖二阶自我反思对过去重新构序（Re-ordering of the Past），回溯过去的某个关键时间节点，从而发现先前未认知的原因动力或秩序规则[22]。
由于二阶自我反思是人们针对自己行动的结构条件来思考的，而社会时钟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年龄规范，因而成为个体反思的对象。个体的生命历程是从过去走出并迈向未来的连续性存在，生命历程的重返则是基于现在向过去的回溯，因此有两个需要反思的锚点，即现在与过去。由此可以进一步将社会时钟的倒拨划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受制于现在的条件（如知识水平、社会关系、身份地位、经济状况等）而无法较好地面向未来，借助过去能够带来稳定化预期的时间节点来为现在的自我创造机会，将自我从“现在”解放出来，回返至过去的某个生命节点，重新寻找自我突破的可能性。通常是重返教育通道，通过教育机会的自给，类似于“再活一次”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时钟的倒拨。
另一种是因过去的某个关键生命节点的缺失或遗憾，无法稳定锚定现在的自己而出现存在性危机或意义危机，从而“回到过去”进行找补或弥补。通常是过去想做而未做的事情、来不及发展的兴趣爱好等，需要花费大量生命时间“重现”过去的自我，来化解现在的意义危机。
2. 中止：社会时钟的暂停
个体的生命历程是基于角色转换的生命事件序列，而转变角色往往需要借助一定的社会角色脚本才能达到个体意义与社会意义的联系。埃尔德（Elder）于1994年提出决定生命历程形态的四个关键因素：历史和地点的定位、时间选择的变化、与他人的社会纽带以及个人控制[23]。其中，个体可以通过自我选择和采取行动来塑造生命历程。
除了社会时钟的倒拨，逆社会时钟者还可以选择中止“现在”，即被社会定时的个人自主按下社会时钟的暂停键。这里的逆社会时钟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即在社会时钟嘀嗒前进的过程中，暂停的个体仿佛在后退，表现为逆社会时钟而行。
例如，起源于英国的GapYear（间隔年）近年来在国内也流行开来，主要指青年离开正规教育、培训或工作场所从事为期3~24个月的旅游、实习、志愿服务、休闲等活动[24]。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时钟在个体身上中止的现象，青年群体常常宣称要“花一段时间”来认识自我，而GapYear就是一种极富自主性、体验式、沉浸式的活动[25]。
这是一段暂时与过去决裂的阈限，也是社会时钟在个体身上的断裂。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现象与“慢就业”“尼特族”“啃老族”等概念密切相关[26]，认为这种无所作为的“暂停”实际上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的表现。事实上，真正的逆社会时钟者敢于按下暂停键，不理会社会加诸自身的角色期待，不愿将自己交付给线性的钟表时间而将社会时钟悬置起来，暂停社会时钟在自己身上的流淌。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类型的逆社会时钟行为具有自主性、短期性和工具性。首先，进行类似于间隔年活动的群体看似是被迫甩出社会时间轨道，实则是逆社会时钟者的主动脱离，同时在暂停的生活里扩展生命的体验、提高反思自我的能力。其次，中止社会时钟是有目的的短期性行为，不影响个人发展的长期规划。最后，短期的中止是为了更好地回归常轨，因此它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并且这一使个人生命得以休整的工具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有渐趋普遍化的趋势。
3. 延时：社会时钟的滞缓
Lyman和Scott将延时或超时现象视为一种时间越轨，即现有的时间秩序被正式或非正式性地打破，甚至其中的社会规则和角色分配会被取消[27]。对于社会时钟所规定的生命事件，逆社会时钟的第三种类型是延长特定生命事件所用的时间，从而造成自我时间节奏与社会时间节奏的脱节。
青年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在一些违背个体意愿的生命事件上拒绝随波逐流而选择做逆行者，只不过这种“逆行”是通过拖延时间、将既有时间刻度坐标后移的方式来实现的。套用布尔迪厄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一书中所说的一句话：“拖延、磨蹭、推迟、延时、延缓、延期、迟到......是对别人的时间施加权力的行为”[28]。
推迟生命历程的过度教育、过度单身、不婚族等这类过度延时的社会现象不仅是对抗社会时间的产物[29]，同时也是青年群体对社会时钟所施加的主体性权力。只不过这种权力也会引来社会性反抗，特别是以家庭为代表的社会细胞常常表现出催婚、催生、催学的社会性焦虑。
延时是以时间换取自我发展机会的策略，特别是在容易产生自我认同危机的青年阶段，通过调慢自我的时间节奏，延长自我探索的个人时间，给予心理上的缓冲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节奏。这种类型的逆社会时钟者同时也是“慢”哲学、“慢”生活的推崇者，追求一种缓慢而深刻的生存姿态与生命哲学。不管是机会导向，还是体验导向，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序列看，延时是对“现在”的僵滞而迟迟不走进“未来”的一种表现。
基于此，可以将这种逆社会时钟行为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基于延迟满足的未来观，在“明天会更好”的心态表征作用下，甘愿忍受“现在”而换取未来利益的最大化。另一种是基于享受当下的心理体验，不愿将自己交付给具有不确定性的未来。两种目的截然相反的逆社会时钟行为却殊途同归，看似悖谬，其实都是“为自己而活”的时间自主性掌控。
五、何以可能：逆社会时钟的实现路径
尽管社会时钟作为一种社会节奏牢牢控制着个体的生命节奏，但一些青年群体的逆社会时钟行为说明即便再绵密的社会控制也会有缺口。个体如何在制度化的生命历程中撑开自我的弹性空间，结合一些经验案例，从时间自主性的视角看，对于自我时间节奏的掌控、自我时区的创设以及对自我生命时间的认知都具有较强的独特性。
1. 自我节奏的锚定与调适
社会时钟依赖集体生活的节奏运行，社会时间的同步化机制使得社会生活的节奏得以秩序化，而无止境的同步化机制容易导致人的异化。显然，逆社会时钟行为试图沿着非同步化的路径逃脱可能被异化的风险。这一路径的基本时间要素是行动者的自我时间节奏，它构成了自我存续的时间机理。要避免单一社会时钟的裹挟，个体需要构建稳定的自我时间节奏，进而形成稳定化的自我觉知和自我认同，才能对抗社会时钟的暴政。本文从访谈资料中发现，逆社会时钟者主要通过自我锚定机制和调适机制来维持自我的时间节奏。
受访者LX，41岁，女，单身未婚，自雇经营一家茶社，收入可观，衣食无忧。面容姣好，外形条件绝佳，给人的初步印象是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孩。身边不乏追求者，在谈过多次恋爱后选择单身不婚。兴趣广泛，喜欢烹饪、手工、旅游。在问及为什么选择单身生活时，她的回复是：
单身多好啊，又没啥压力，虽说身边的亲戚们一个比一个急，但是我爸妈不慌啊，他们说只要我自己开心就行。想想结婚后的一地鸡毛，咦（摇头）算了算了......现在这样就挺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饥，还特别自由。（访谈编号：LX20220526）
受访者ZYT也有类似的表述。该受访者27岁，男，独生子，两次考研失利后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找到一份较为稳定的工作之前，他尝试做各种以前没有全身心投入的事情，如唱歌、学法语、旅游。在问及为什么不选择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时，他说：
从小到大父母对我的期望就很高，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我也很努力啊，可还是达不到他们的要求。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第一次考研失败的时候我妈失望的样子，我尝试过第二次，还是失败，就开始找工作，工作也不是特别顺心，就干脆给自己放个假，短暂地gap一下。长这么大我好像从来没做过自己，在给自己放假的这段时间里从南到北去了很多地方，学习吉他，还迷上了爬山，爬上山顶的那一刻好像自己人生也没有那么焦虑了。（访谈编号：ZYT20220526）
上述受访对象中不管是维持现状的过度单身，还是选择“间隔年”的自我暂停，都是以“自己开心就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构成的自我叙事，作为逆社会时钟的基本动机。可以说，发现自我、关注自我、实现自我是逆社会时钟者主要的心理需求。但似乎这种主观愿景与现实情况总是存在裂隙，社会性评价的压力、父辈的人生期望、快节奏的社会发展步伐等，都在无形地驱赶着青年群体。然而，逆社会时钟者不愿被这些异己的力量所钳制，他们通过自主掌控自己的时间来最大化自己的主体性，既有过度单身的“积极自由”，也有不愿做父辈提线木偶的“消极自由”，孤持地坚守着自己的时间节奏。
海德格尔认为这种在孤独的自我体验中的时间可被称为“自我时间”，如果个体没有自我意识、没有理性，那么在时间上就不存在什么过去、现在或未来，甚至也没有什么此前或此后[30]。在时间理性上，逆社会时钟者对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有清醒的觉知，并试图维持一种以己为中心的时间节奏，从而在本体性安全层面获得较为自足的秩序感。否则，很容易出现诸如患得患失、自我怀疑乃至被同辈压力、社会评价压垮的焦虑心态。
也正是因为人作为社会性动物无法以孤零零的个体存世，且容易受到社会时钟节奏的干扰，因此在自我定位上，逆社会时钟者选择将自我锚定在较为合意的而非孤绝自存的时间节奏里，那些类似于“一地鸡毛”“无法做自己”的时空被排除出个体选择，真正吸引自我且能够安定自我的兴趣、爱好、生活方式等成为自我立基的依托，这是逆社会时钟者逆社会时钟而行并得以自我认同的锚定机制。
面对自我时间节奏与社会时间节奏的冲突，逆社会时钟者懂得如何调适两者之间的张力。
受访者HG，女，29岁，是一位银行职员，工作几年后辞职选择重返学校学习。
想过自己的生活不容易，尤其是被父母像催命鬼一样催婚时就更是难受。以前我妈总觉得我嫁不出去，后来我考上研究生之后，她觉得我能遇上更好的就不再催了。我也经常在她耳边吹风儿，我就跟她说，优秀的人都不着急结婚的，你不是怕我被剩下么?这么多人你还怕啥？再说了，你总不希望我随便找个人以后过得不幸福吧？（访谈编号：HG20220527）
自我时间节奏并非是绝对个体化的，而是被嵌入在社会时间节奏的缝隙之中。正是在相对自主的结构缝隙之中，逆社会时钟者能够调适自我时间与社会时间节奏的摩擦。当以家庭为代表的外部压力施以“我是为你好”的爱之暴力时，逆社会时钟者将其转化为“你不希望我过得幸福吗”的朴素幸福生活哲学。通常个体势单力薄，也需借助一部分参照群体的时间节奏为自己背书，从而将自己的时间节奏调整至较为“安全”的时区。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生命历程的制度化历史由来已久，其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很难一次性破除，生命脚本的革新与反向灌输非经多次试炼，很难在社会时钟嘀嗒前进的缝隙中开辟出一片自主的空间。能够成功逆社会时钟而行的青年群体，其时间自主性的程度与范围至少在家庭或代际层面是显著的。
2. 自我时区的变轨与建构
时区（Time Zone），一般作为地理学的概念，用于确认一个地区的标准时间。社会时区同样发挥着标准化社会时间的作用，用来框定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命轨迹、社会生活的基本节奏与社会秩序的维护等方面。要使逆社会时钟行为得以可能，除了前述保持自我的时间节奏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建构一个使自我时间节奏得以延展的较为稳定的自我时区。
受访者LMF，男，自由撰稿人，不喜欢打卡上班的生活，大学毕业后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在大多数人受疫情影响丢掉工作、改行、收入下降的情况下，他的日常生活基本不受影响；在大多数人需要经常做核酸检测才能出行时，他因长期在家闭关写作无须因外出做核酸。他似乎生活在只有自己的时空里，外界的一切对他影响甚微。
其实说来挺不好意思，整个疫情期间我都没做过核酸，因为我不需要出门......漏网之鱼说的应该就是我这样的人吧。（访谈编号：LMF20220528）
问到他的生存来源，不出所料，他的回答是：
就是靠稿费过活，有时候也会接一些小公司广告文案的活儿，生活什么的也说得过去吧，主要是很自由，接多少活儿，要码多少字都是自己支配。（访谈编号：LMF20220528）
受访者XH，女，23岁，父母离异，从小因缺少父母的关爱而比较独立，初中还没毕业就独自北漂，经过几年的闯荡，决定回老家发展。2018年开始在老家的一家舞蹈室边打工边学习舞蹈，如今是一名出色的舞蹈老师。
在北京打工的时候条件不好，住地下二层，不能洗澡，想吃水果零食的话就只敢买超市打折区的，想想那会儿其实也挺苦......后来意外接触了舞蹈，因为学舞蹈要交一万多块钱的学费，我没钱，就在一家舞蹈室里边帮人家招生边学习，中间也自费去了外地集训。刚学舞蹈的时候，平板支撑一分钟也做不了，还有那些舞蹈基本功，每天压腿压到哭，就每天练啊练啊，膝盖经常是黑紫黑紫的。（访谈编号：XH20220529）
当问及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时，她给出的答案是：
没学历没文化啊，我不想像我父母那样吃没文化的亏，但上学的路已经走不通了，幸好还可以走舞蹈这条路......这就跟减肥一样，只要努力了，就一定会有收获，我能吃苦，也不怕苦，每天带学生跳舞其实也挺开心的。（访谈编号：XH20220529）
Hitlin与Elder提出生命历程的能动性概念，用以解释个体在长时段的生命历程中的自我能动性何以可能，他们认为未来的“可能的自我”既作为动机目标，又作为趋向目标的自我反思性信念，影响了身处逆境中的行动者的毅力[31]。
这种自我控制能力在时间上可以通过未来的自我想象来建构当下的自我身份，例如案例中的受访对象向往自由而选择自由职业，向往不平庸的生活而选择刻苦奋斗，只不过他们走的都是偏离社会常轨的生命轨迹。一些非意料的事件（意外接触舞蹈）、非世俗意义上的内心渴求（渴望自由而非世俗意义上的金钱地位）、文化资本的重组等对于逆社会时钟者建构自我时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逆社会时钟者不是社会时钟支配下的“文化傻瓜”（Cultural Dopes）[32]，他们能够另选人生赛道发挥自我的能动性，在刚性的社会时间规范下实现弹性突围，创造一种自为自主的生存空间。这种以自我为轴心的时区建构是高度自觉的，一方面需要发展出使自我能够安身立命的职业，获得稳定的物质来源，为拓殖更广阔的自我时区提供实质性的物质支撑；另一方面需要实干家精神和与自我时区耦合的心理节奏，将内心的欲望、意义、价值与自我认同统一起来，感受内在自我的真实需求，维持完整的自我感并达致自我的认同，才能在社会时间的罅隙中开辟出专属于自我的时间自主空间（Temporal Autonomous Spaces）。
3. 超越时间界限的本真时间
时间自主性不仅体现在坚持自我时间节奏与建构自我时区，最重要的是为自己的一整套行为赋予终极价值与生命意义。否则，自我时间节奏很容易被打乱，辛辛苦苦构建起的自我时区也容易被侵蚀。按照齐美尔的看法，时间可被理解为一系列的界限，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界认并施加意义（Identification and Imposition of Meaning）开辟空间，生命经由时间这一形式成为与过程和变化具有内在固有关联的东西，而生命的价值在于超越、溢出这静滞的界限[33]。对于一些逆社会时钟者而言，突破一系列(时间)界限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抑或说逆社会时钟行为本身就被赋予了意义。
那么，他们是如何进行生命意义的赋予呢？
上述受访对象的一个共同点在于基本都是以“为自己而活”的自我叙事来坚持自我的时间节奏或者开辟专属于自我的时区。从时间自主性的角度看，他们都是因遭受或大或小的社会时间的压迫或禁锢而做出的能动性反应。如果将作为结构性存在的社会时钟的限制作用尽量弱化，使得个体在一种相对“无知之幕”的状态下，其时间自主性如何实现，可从下面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中发掘。
受访者ZX，男，25岁，自称多栖青年，也叫“斜杠青年”。上小学的时候，其他同龄人在学校接受集体教育，他却在家接受了几年的“量身定制”的家庭教育，后因考大学而逐渐融入学校教育。他喜欢读书和音乐，父母尽其所能支持他广泛阅读、学习器乐，他擅长近十种乐器，凭借这一特长在大学时举办了很多演出。对于自己的逆社会时钟行为，他认为：
别人会觉得不去学校上学很奇怪，甚至觉得我上大学走的也不是和大多数人一样的路。但其实读书、学习甚至发展自己的爱好都不是啥奇怪的行为，这只是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已......（访谈编号：ZX20220530）
从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逆社会时钟行为的基本动机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活”，更是一种“自己的活法”。阎云翔认为，“自己的活法”（Alife of One’s Own）是个体自己选择如何度过人生的权利的一种生活方式[34]。换言之，它似乎与社会时钟并不冲突，也不为了对抗社会时钟的暴政，而仅仅是个体顺遂本心自然而然的事情。又或者，突破社会时钟加诸自身的禁锢已经内化为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逆社会时钟行为建构的是一种本真时间，即一种建立在时间性基础上的内在秩序，也即一种自发秩序，既不是从外部形成的，也不是被外部控制的[35]。相反，他们立足于自我的视角进行评判，“过去之我”“现在之我”与“未来之我”是融贯同一的[36]。
我们也能发现，这种高度自驱的、本真的、内在的时间自主性是受到小心翼翼的保护的，特别是观念统一的家庭作为扩大版的自我，给予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心理支持。否则，作为社会性动物的个体难以保有较为完整的本真的自我和生命向度，正如受访者自己的陈述：
我父母在我身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力气，否则我也不可能免于学校教育。（访谈编号：ZX20220530）
无论我们如何强调个体的能动性，都不能否认，逆社会时钟者的时间自主性也是有条件的，完全抛开他者的生活经验或各种形式的外部支持都是难以实现的。家庭环境在影响个体社会化、接受社会时钟的约束和规训方面是有差异的，不管是作为扩大版的自我，还是作为社会时钟的帮手，家庭似乎对逆社会时钟者的时间自主性发挥着初级影响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能够逆社会时钟而行的青年群体，既可能蒙恩于开放包容的家庭环境，也可能在遭受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下突破重围。总之，作为本真的时间自主性，是逆社会时钟者的基本内核。
六、进一步的讨论
面对社会时钟对个体生命时间的挤压，一些青年群体的逆社会时钟行为启发我们，除了走向“内卷”与“躺平”的两极对立漩涡之外，还有第三条甚至更多样化的生命发展轴线。理论物理学家卡洛·罗韦利在他的《时间的秩序》一书中提到，根本不存在单一的时间，每个发生的现象都有其恰当的时间，有其自己的节奏[37]。借用他的说法，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时钟，逆社会时钟者正是通过坚持自我的时间节奏、创设自我时区和对自我生命本真意义的追求建构了属于自我的时钟。
关注逆社会时钟行为，其实质是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在时间维度的非共变关系模式。部分青年群体逆社会时钟而行，而非随顺社会时钟的刻度亦步亦趋，从时间自主性的角度看，是其在时间层面上的自我主体性建构。需要指出的是，因无所作为而被迫甩出社会时间轨道的伪逆社会时钟现象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畴，虽然有时在现象表征上可能会有重叠交叉，但其中的自主性内核是辨别二者差异的关键。当然，逆社会时钟行为也不意味着绝对的自我完全超然于社会时间，在自我认同方面仍然依托于社会角色，只不过在社会时间序列上进行了重返、中断或是延时等时间性操作。
逆社会时钟现象中以关注自我、“为自己而活”、“自己的活法”为中心的自我叙事格外突出，同时也提请我们注意在社会时间之外自我时间的重要性，社会时钟只不过是集体生活的产物，不应被它异化和捆缚。社会学家芭芭拉·亚当指出，时间是多样的，不仅有我的时间（“My”Time）、我们的时间（“Our”Time），还有他人的时间（“Other”Time）[38]。尊重多重时间的共存，树立多重生命的观念，在社会时间的框架之下，个体才能避免走向要么“内卷”，要么“躺平”的二元对立局面。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灾变情境的应急社会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ZD15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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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郑小雪（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李琼（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