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深蓝观 （ID：mic-sh366），作者：高翼，编辑：王晨，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无数人都在怀念没有疫情的2019，但对于医药行业来讲，最好的“过去”，可能是2017年。
这一年，国内医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5986.3亿，是自09年全民医保以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3%）。但这一年，恒瑞、复星等制药公司研发/销售比首次达到两位数，整个行业里的钱在向高端和创新聚集。
这一年，生物药产值达到3311亿，只有化药的1/4，中成药是它的2.4倍，但利润增速达到26.8%，是所有医药子行业同比增长最快的。
这一年和黄的呋喹替尼、恒瑞的吡咯替尼、正大天晴的安罗替尼临床捷报频传。信达、恒瑞、君实的PD-1单抗NDA正在路上，在药审改革后肉眼可见的审批加速度之下，获批就在眼前。
这一年，中国正式加入ICH（国际医药法规协和会）。
这一年，礼来解散了中国区研发中心，GSK宣布关闭神经疾病研发中心，阿斯利康的中国研发中心换了个办公室，更名迪哲医药。但这批跨国药企中国区研发部门的散伙饭几乎都是和本土药企的宣讲会在同一个酒店开——大批外企研发人才即将流向中国的新药研发企业。
这一年，药明生物在港交所上市，当天市值冲上300亿港币；再鼎医药登陆纳斯达克，市值站上30亿美金；百济和新基就PD-1海外实体瘤权益达成合作，拿到9.8亿美金，股价当天涨了26%。
这一年美联储迎来了新任掌门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Hayden Powell），美国同样加了三次息，但这一年XBI（生物科技）指数年内一路上扬32%。看似收紧的宏观流动性环境也没能挡住全球投资人对生物创新药的热情。
这一年，全球第一款Car-T产品Kymriah（诺华）上市、第三款双抗Emicizumab（罗氏）成功落地、第一款RNAi药物Patisiran（Alnylam）刚刚获得了FDA的优先审评和突破性疗法认定。生物创新药的征途似乎才刚刚开始，无尽的星辰大海好像就在眼前。
这一年，对于药企来讲，创新意味着业务结构的焕然一新；对于地方产业园区来讲，创新背后是大量新兴产业和高素质人才的聚集；对于资本来讲，创新等同于五倍十倍的回报；对于上下游来讲，创新意味着新的蛋糕、新的天花板。
无论是制药公司战略部，还是地方政府招商局，无论是资本还是上下游，所有跟医药行业相关的决策人员，提案上的第一行都写着“创新”两个字。
但谁也不会想到，五年后会有这么一天：原以为有百亿市场的PD-1的市场缩水、灵魂砍价不断上演、生物医药IPO频频破发、港股18A和科创第五套企业冰点般的成交量、恒瑞的负增长……这些每一件都会引来行业人一阵唏嘘的点慢慢汇集成面时，大家也开始意识到：
生物创新药，不管曾经有多辉煌，都会经历一个下行调整的震荡周期。那些曾经的辉煌，在夹杂着的泡沫破灭时，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又将成为新周期的上升曲线。
让我们回忆，但不是缅怀。
一、生物医药的第一批拥趸
2017年，是BioBAY成立的第十年。
这一年，BioBAY基本剥离了其纳米材料和半导体产业，转而向生物医药聚焦，名称也从“苏州生物纳米园”更名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
这一年，得益于多年来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深耕，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终于将BioBAY部分纳米材料属性完全剥离，专注于生物医药的专业发展，名称从“苏州生物纳米园”正式更名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
医药行业看政策，政策落地看地方政府的执行。假如“半导体10万亿”和“碳中和”早提五年，不知道BioBAY还会不会这样改名。
虽然北边有中关村，南边有生物医药创新产业园，但国内搞生物医药的地方政府，基本绕不开苏州和张江这两个地方，无论是回国的双创公司还是跨国药企分部，来到中国的第一步都会去这两个地方考察下。而苏州和张江，又是行业人热衷放在一块比较的两个角色，但事实上，这两个“药谷”是完全不一样的发展路径。
张江生物医药产业来源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区管委会主任赵启正的一个构想。彼时全国各地都在争做“中国的硅谷”，审美疲劳之下赵启正想到了“药谷”这样一个概念，给当时正轰轰烈烈搞开发却无从下手的浦东一个明确的方向。
而一旦一个主观能动性很强的团体有了一个共同目标，便会爆发出无穷生命力。
“药谷”的概念一提出，张江的招商广告就打到了北欧，此后更是倾注所有资源，让罗氏成为第一家落户张江的外资企业。而为了保证药谷的成型，上海给张江搬去了研究所、大学、医院等等。就这样，所有资源一起砸、软硬件同时上，不到十年，全球TOP15制药&器械公司里有一半在张江安了家。
但药谷的全称是“中国药谷”，张江不能只有外资药企。也是基于此，这个“MNC制药公司的聚集地”也开始考虑本土新药企业的孵化工作。
不过，地方政府要发展一个产业，定位很重要：到底是要一个工业区，还是要一个产业园，还是要做一个孵化器？
工业区更多反映的是一种“品牌”效应；产业园注重“聚集”，核心在于供应链的完整性；而孵化器，做的都是从零到一工作，侧重于“孵化服务”，这反馈在地方政府的KPI上面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更注重产值、税收等“看得见”的数字，后者则偏向专利数量、人才、实验室面积、创新模式等等“能代表未来”的东西。
彼时的外资药企有着金山银山永远也流不完，在市场、供应链和人才上难免对刚创业的公司产生极大的虹吸效应。张江在这样的土地上做孵化，无异于在一片狮子和老虎的森林里养绵羊，这在操作上很难进行，对管理者的KPI也是一种考验。如果缺乏政策的连续性，对于生物医药这种长周期的产业，基本上是无米之炊。
但是，张江还是硬着头皮做了下去。
如果说张江是从一个成熟的医药工业园里探索本土药企的孵化途径，而苏州工业园区，则完全是一个由细分领域放大成长的工业园区。
作为改革开放的另一块试验田、新加坡入华的第一站，90年代末，中新双方一同制定了一个规模为200亿美元的开发项目。在这个背景之下，苏州工业园的调子起得也不低。然而，苏州不是上海，这里缺高校、缺医院、缺市场，更缺的是上海那种历史积淀和行政地位。
但是好歹地理上离上海近，用当时工业园开发人员张大正的话讲就是：“从金鸡湖出发，只要开上了沪宁高速，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上海市区。接通了上海，就是接通了机场、海港、国际大都市，上海的人才，然后就是全世界。”
在这种高举高打之下，苏州工业园最开始，也和全世界各地的工业园区招商一样，轰轰烈烈的拜访一家又一家世界500强公司，为此，工业园准备了一支超过500人规模的招商团队。
园区招商以传统制造业为主，但新兴科技也要。不过在十五、十一五规划里，所谓的“新兴科技”并不像如今有着半导体、光伏、生物医药等等各种划分，只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做“先进制造业”。但那几年的中国，像乐视一样的“PPT公司”太多了，他们挂着“科技公司”的名义在各个地方政府骗钱骗地，这倒逼着产业园区不断去修炼自己的眼光。
因此，苏州工业园的招商队伍里，开始出现了一个团队，专门学习什么样的制造业才叫真正的先进。恰好隔壁的上海正如火如荼地在发展，自然成了苏州取经最多的地方。陆家嘴的金融、金桥的互联网、临港的海运在苏州都没有发展的土壤，只剩下张江的半导体和医药，而那几年国内，又数医药产业还算有一些声音。
那几年，苏州工业园区高管们日益混迹于张江医药圈的大会小会，从技术到法规，从运营到投融资，从当时中国医药密度最大的地方学到了这个产业运行的底层逻辑。这种专业性在苏州工业园区的招商中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于是，在传统制造业招商面前，苏州并没有太大优势，反倒是生物医药这些科技含量高的新兴制造业，慢慢成为整个工业园区入驻的主流。这批有着高专业素质、最懂行业语言的人也逐渐走入园区开发建设的舞台中央，专门负责创新企业的孵化，这便有了后来声明彰显的BioBAY。
新兴项目天然的需要一个良好的成长土壤，BioBAY也为这些创业者准备了颗粒度最为细致的服务平台，在2011年整合所有的技术服务资源，成立了一家叫百拓的全资子公司，多年来百拓伴随企业和行业成长，提供CRO、进出口供应链、人才培训和职称认定、产业审批等领域前沿服务，如今已是圈内公认项目推进最快、服务质量最高的综合型公共服务平台。
现在，生物医药成了苏州最靓丽的一张名片，张江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医药创新发源地。这离不开两个地方政府对制药行业里各种细分的深度认知，更离不开管理者对这种“长周期、高投入、回报慢”行业的一种包容性。
一位负责园区招商的资深人士提到：“很多地方政府现在也在大力搞医药行业，除了当地产业多元化发展要求之外，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原因，就是一些小地方官员平时很难有机会见到院士级别的人物，而生物医药又是为数不多能在很短时间内聚集大量高级别人才的行业。”
的确，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为了请院士站台，愿意通过各种渠道给不具名的中介公司一大笔营销费用，据了解这个数字已经涨到了30万。但是不少医药公司，凭借高科技的天然优势，随随便便一个上市会，都能请来一堆院士站台。更不用提一些院士亲自下场创业，直接作为引进对象——这是地方政府喜闻乐见的。
只是如今，当生物医药回报预期越来越不明朗、当竞争日益白热化，当“产出”开始逐渐取代“新鲜感”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KPI之后，作为园区，还能有多少耐心和精力，来持之以恒的去学习并服务好生物创新药这个赛道？愿意继续以大量的行政资源去推动行业的体制机制创新？
二、BioBAY的顾问们
招商就是招人，怎么把这批生物医药人才从国际大都市上海请到苏州的“乡下”来，对于园区招商人员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除了用地方政府更具吸引力的招商政策和专业服务打动之外，剩下的还是比拼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那一套——每年逢年过节的问候，太湖之畔东西两山的特产，以及杨梅季的采摘活动都是很好用的工具。除此之外，据称当年苏州负责招商的几个人都练就了一身海量，靠着一顿顿酒局，硬生生把那批外企的高管喝来了苏州创业。
看来，二级市场那句老话永远不过时：中国的核心科技最后还是得靠茅台。
21世纪初的中国没什么医药创业环境，一来缺乏经验，二来没有土壤，资本和政策都处于缺位状态。但随着大批MNC药企进驻北京和上海，人才这一块反倒是在最先汇聚力量。
2007年BioBAY刚落地时，园区的招商们即使进取心再强，能做的也只是穿梭于生物产业合作论坛、创新与投资大会、启珂健康投资论坛等行业活动上，做做赞助。
借助这个机会，这些医药会议的座上宾们，包括前辉瑞全球BD总监、后来创立了和黄的杜莹，前默克亚太区医学总监李怡平，前惠氏全球市场部副总监金克文，药明康德的创始人李革等产业和基金的高管，部分开始成为BioBAY顾问。
这批人身上都有一些相似的经历：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90年代末从实验室出来后便进入工业界，都做到了跨国药企总监/VP级别，进入21世纪后开始接触中国区业务。
那个年代的外企的总监和VP都没有啥title泡沫，都是实打实的含金量。
这拥有成熟制药工业经营经历的医药人才们，和园区一起帮助着彼时国内的一些零散的内生创新力量，除了日常工作，他们做得最多的一件事就是被请进府苑指点江山。等到国内创新药行业东风渐起，他们也成了生物医药创新的第一浪。
杜莹在知名VC机构红衫待了不到两年，便下场做了再鼎医药；李怡平在安进当腻了中国区老大之后，拉着李革一起落地了药明巨诺；金克文自己没下场做创新药，但是在金鸡湖畔当起了创业导师，“批量输送”医药行业双创人才。
这批外企的第一批中国区高管，开启了中国生物医药创新浪潮。紧接着，创新药改革落地，行业越来越清晰，于是他们的同事和继任者也开始下场。再后来，资本的风开始猛吹，创新的火继续熊起，他们的下属和供应商们，也纷纷投入创业浪潮。
如今，第一批创业者们基本已经上岸，后来者们有很大一部还在继续为估值和退出渠道所奋斗着。
自从本土药企逐渐走入创新的舞台中央，效率和竞争双重压力之下，外资药企在中国的投资日渐收缩，整个医药行业的人才海外输入日渐式微。尤其是在这两年创新药行业规模开始收缩及复杂的国际环境、不确定的集采政策，大家行动开始愈渐保守。
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再后面的创业者从哪里来？他们该如何去从眼光越来越挑剔的风投那里，要一大笔启动的钱？未来这些本土医药创新的孵化器们，又该找谁去喝酒呢？
不过，一位行业人士倒是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四个方向：1）本土企业的高管，这些年有着成熟制药业务的公司基本都参与到了这波创新浪潮，有着完整的经历；2）来自高校的转化；3）医生，他们是最了解临床和市场的一群人；4）体制内的科研院所，国家队的质量有保障。
三、CRO：从打工人到资本家
2021年，医药二级市场里涨得最好的是CRO。
2011年，本土创新产业链里日子唯一能算得上过得好的，也是CRO。
在张江和苏州最开始做孵化时，都会面临一个困境，新药的IND交上去两年没结果，这对于一家从零开始的药企来说是致命的，本来就没营收，工资还得发，项目却推不动。这是苏州和张江的服务平台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同样是研发，做自己的项目需要花钱，但给别人做项目能赚钱。
礼来的研发中心刚搬进中国时，时任礼来化学主管的徐耀昌接到总部一个需求：帮助研发部门物色中国的外包服务团队，找6个人，预算每年23万美金。但彼时国内的博士平均月薪刚过5000人民币，高达6倍的差价让同样担任礼来化学部高管的惠永正，直接下场创办了开拓者化学，一对一承接了这个项目。
后来，开拓者化学逐渐向药代动力学、生物服务延伸，以尚华医药的名字在纽交所辗转三年之后，更名睿智化学，最终装进量子高科，成为如今的小分子CRO龙头，睿智医药。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美迪西和凯莱英身上。不过因为外企都在张江，这批服务于外资药企的CRO也都只围绕上海转，苏州很少。苏州的外包服务公司，一开始都是来自于公共服务平台，比如吉玛基因，从一开始就是给园区的药企和相关院所提供科研试剂和技术服务。
但苏州也有自己的玩法。
2011年，苏州工业园区参股的通和资本，在著名国际风投富达亚洲的牵头下，一同落地了信达生物。最初的想法是复制一个“生物版”的药明康德（当时药明生物还没火），已经和辉瑞签好不少生物药产能订单。
此后，在信达的B轮融资里，代表着礼来的礼来亚洲基金也以3000万美元成功跻身信达的大股东，目的是想直接用信达的大分子CDMO服务。但后来，辉瑞因为一些原因放弃和他们一起玩，而礼来的RA、阿尔兹海默症等领域的大分子项目接二连三出问题。
与此同时，国内的生物医药创业潮已经启动，刚加盟信达的俞德超，也想尝试自己做一些药出来，礼来似乎也放弃了一部分大分子项目，转而选择和信达一起开发。于是，从Adimab拿到了一款PD-1产品，并在管线里塞上了几个知名单抗的biosimilar，信达生物这家biotech便正式运转了起来。
曾经想做大分子CDMO的信达后来转型做了药，曾经转让了一堆项目的药明生物则一直坚守CXO，如今一个市值480亿，一个市值3200亿。看来，还是CXO的故事好讲。
二十年前，这批吃着中国工程师红利的CRO刚从外企跳出来创业时，以前的同事和上下级摇身一变都成了自己的客户。
此后，本土创新药迎来春天，这批“外企的同事们”开始纷纷创业，用到的服务还是这批CRO。只不过，这批CRO都已经成长为行业巨头，并且纷纷设立产业基金，以至于在2020年之后上市的Biotech里，几乎很难找到股东列表里没有药明系和泰格系基金的公司。
二十年后，那批背着书包到处喊客户爸爸的CRO们，如今成了这批创业者们的金主爸爸。
医药是个圈。
四、谁助力了生物创新药？
中国的生物医药只花了不到十年，就完成了对欧美半个世纪的追赶。
都说生物医药是一个烧钱的行业，那这些钱是哪来的？
政府的补贴似乎不太现实。这两年以药监局和发改委主导的医药管理部门，向来给政策比较多，除了一些科技专项里能拨出一点钱，剩下的补贴乏善可陈。
拿地方政府的扶植资金来讲。虽然各地对生物医药招商力度很大，动辄大几百万的补贴，但这种补贴并不意味着直接发钱，很大一部分是以购房补贴、设备租赁、公共服务平台以及房租等形式发给创业者团队的（如果没有相关资格还拿不到）。也就是说，这种“产业补贴”绝大多数都不是从表内出的。
靠造血则更是不可能。除了恒瑞、石药、天晴、科伦等家底殷实的传统药企能够拿出两位数的资金来做研发，绝大多数创新药企直到今天都没有走出盈亏平衡的境地。
答案只剩下资本。
2010年之前，国内生物创新药企能拿到的钱主要有两种：一个是房地产，比如贝达刚落地时，第一笔钱是新湖系的王学超给的，同样的还有歌礼。另一个是美元基金，比如IDG（卡南吉医药）、KPCB（迈瑞）、祥峰投资（微芯）。
本土创投基金早期基本都只围绕互联网转，关注生物医药已经是礼来亚洲基金成立之后的事情。一些地方政府基金虽然很早就开始介入，但因为是国资背景，稳字当头，跟风险投资里的“风险”二字匹配度不高，更何况是周期更长、风险更高的生物医药。
但有一家基金不得不提，那就是晨兴创投。
作为恒隆地产的控股股东，晨兴集团和众多港岛大拿一样，很早便开始在内地的业务布局。晨兴创投早在1992年便开始在上海寻找项目。虽然目前晨兴的项目有一大半是在海外，但它基本是和张江的药企在同一时期成长起来。
盟科生物、泽生科技、移宇科技……这些在2010年之前从张江药谷孵化出来的医药科技公司，在其最需要发展的时候缺少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灌溉，所以那几年的晨兴创投，除了参与到项目的遴选，更多时候是在做创新药的投后服务工作。晨兴甚至还参与到张江公共服务平台的早期建设。
然而，过早的创业并没有给这些先行者带来先发优势。在晨兴的portfolio里，走出来的多数都是2012之后创立的医药项目。
在一个产业底部、各方角色都缺位之下做投资，往往很残酷，需要付出的更多。
如今，虽然中国的创新力量已然崛起，但一旦顶层设计给出错误的预期，地方政府的KPI开始从“专利数量、实验室面积”，越来越往“税收、产值和做大做强”上漂移；产业和资本都缺乏一个明确的方向，整个体系难免会向着下沉的方向滑去。
身处行业之内，很难感受到大环境的变化。
而当PD-1的惨淡售价、灵魂砍价的上演、生物医药IPO的破发、港股18A和科创第五套企业冰点般的成交量、恒瑞的负增长……每件事的出现，大家都会一声唏嘘，而当这些点慢慢汇集成面时，所有人都开始意识到，行业下行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再鼎创立之后，有人曾问过杜莹，中国生物医药自主创新的路有多长？杜莹回答说：“一直走下去，没有终点。”
医药的终点不只是老有所医。病痛者需要更好的治疗体验，就医者需要更好的病程管理，恶性疾病患者也需要更久的生存期。
研发没有止境，创新没有止境。
五、尾声
在张江还是一片荒地时，希望充斥在制药行业的每一个环节。
当时张江园区的建设，四楼的混凝土刚浇完，二楼的水电装修就跟了上来，就如同新药滚动申请一般，热情写在每一个从业者的脸上。用后来的礼来中国区研发总裁张彦涛的话来讲就是：“乐观和信心就如同流感一般在人群中传染着，不分性别、年龄和国籍。”
而如今，药谷的高楼已经琳琅满目，BioBay的通风管道已经成为一道风景线。整个医药行业上下游基本归位，创新体系开始成型。
但在从业者之间传染着的，已不再是当初充满激情的乐观，而被一种理性、审慎和冷静取代。
当然，每一次行业下行都是泡沫之后回归理性的一个过程，只希望这一次“理性回归”的事件，能够不再像以前，动辄五到十年的光景。
参考文献：
2017年医药工业经济运行报告，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
“张江药谷”是怎样得名的，政协往事
人物 | 徐耀昌：浇不灭的新药梦，斩不断的张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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