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青龙偃月刀，身傍赤兔马——相信每个人对这样的关羽形象都不会感到陌生。他先是一个经典的文学角色，而后逐渐走上受人崇拜的神坛。在关公崇拜的历史演变中，一千个人心中似乎有一千个关羽。从一介武将到一名圣人，关羽如何成为跨国界的精神信仰？今天的硬核读书会带你探究这个问题的答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江索，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在中国，关羽是尽人皆知的文学角色，关公崇拜亦遍及南北。
在过往的书面作品、画像、戏剧表演和庙宇塑像中，构建关圣形象的关键性要素是他的武人姿态、红色面庞、三绺长须和绿色长袍，他手持青龙偃月刀，身傍赤兔马，身后往往有深受其信任的助手作陪，包括他的儿子关平和长相丑陋但极为忠诚的周仓。
当意识到历史人物关羽作为关公和关帝受到华人世界的广泛崇拜时，我们发现自己对关羽却是既熟稔又知之甚少。
因此，荷兰汉学家田海对关公崇拜的研究让很多人产生了兴趣。
一位西方学者将如何理解关羽这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又将如何理解关公这个被虚构出来的宗教神祇？
作为异国学者，他如何看待关公崇拜在中国本土宗教崇拜甚至东西方宗教崇拜中的位置？
在田海眼中，出生于山西解州的关羽生前并无举世皆知的声誉，他的神化自战死于当阳后才开始——关公崇拜始于219年末220年初长江北岸的荆州，也就是他被杀害的地方。这反映了当时一种新兴的崇拜类型，即人们会崇拜那些遭受暴力横死而变成恶鬼的人。
神化后的关公曾被各种利益团体所收编。
唐朝时期，当阳城附近的玉泉寺僧人称关公皈依佛教，是信众的一员，并在寺中为其建造庙宇，和其捆绑，以此提升佛教在拥有本土崇拜的当地居民中的威望。
11世纪，关羽信仰的原型在他的故乡解州逐渐成熟——死后，关羽才作为神重新回到了这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拥有巨大的盐池，是国家重要产盐地和政府重要收入来源，盐交易也形成了稳定而庞大的盐商群体，他们积累起可观的财富，同时忧心于盐池屡遭洪涝灾害将财富稀释。
由于民众迷信洪涝的始作俑者是蛟龙，因此驱除邪魔、赶走蛟龙、解除盐池灾变成为关公早期的神祇功能。
在灾难频发、推崇驱邪活动的宋朝，道教科仪专家从“解州盐池除蛟”的传说中提取关公与邪魔战斗的精神内核，将其招募为驱除邪恶力量的“神将”，为自己的仪式加持。
在关公声名鹊起的历史中，国家、精英、重要利益集团即便对关公作出了某种程度上的主流解读和利用，也没有改变各地对关公的个体理解，地方社会亦没有盲从于官方的范式。
在全国各地，人们对关公仍保有丰富的理解，这让关公发展成备受欢迎的万能神祇，衍生出各种形象（雨神、财神、文士之神）以及武卫伦常、驱魔止暴的特点。
田海在《关羽：由凡入神的历史与想象》一书中提出，至少自宋代以来，关公崇拜者们的构建行为就是以一种准历史的方式进行的——为关羽的故事和传说增加真实性，要跟当地人对于某件事情的理解和地域发生的事实相结合，比如盐池洪灾、抗击蛮夷、地方恶霸横行，都为关公发挥神性提供了现实资料和土壤，而关公崇拜因一直加入新的历史元素得以丰富。
在中国之外，国际上对关公信仰的系统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的日本。1982年到1984年在日本留学的田海无意接触到这位东方神祇，那时研究中国民间信仰的人并不多，田海在卷帙浩繁的资料里分身乏力，2006年，他在台湾碰到大陆学者胡小伟，再一次对关公产生兴趣，从2013年到2016年重新进行了研究。在为数不多的西方研究者中，田海作为局外人重新审视了关羽由凡入神的过程。
[荷兰]田海 著，王健 尹薇 闫爱萍 屈啸宇 译
新星出版社，2022-2
以下是《新周刊》和田海的对谈。
关羽的能力具有地方性
《新周刊》：学界对关羽崇拜的研究方向在数年间经过了怎样的流变？研究重点和视角是如何变化的？哪些结论被提出后又被推翻？
田海：西方并没有太多学者研究中国地方信仰。
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再版了很多民间经卷，我们现在会更深入地研究地方社会的创造力，也就是他们对时代的挑战与变化如何回应和反省。通过史料我们会理解地方识字精英的心理。
我有些与传统关公研究结论不同的看法。
首先，说关公崇拜是“民间信仰”并不准确，关公崇拜既是精英的又是民间的，既是皇帝（国家）的又是天地会的。
传统中国有很多地方社会，每个信仰圈有其自身特点，江南、闽南、陕西文化圈信仰的内容都不同。
地方文化从口头文化开始，口头文化可能影响文献文化，文献也会影响口头，不过关公崇拜肯定不是因为某本三国小说而发展。
如果文献影响口头文化，识字率很高的江南应该有最早的关公崇拜。可实际情况绝非如此。
《新周刊》：关公和中国其他神祇信仰比起来，有何显著特点？在中国有何特殊位置？
田海：关公既有特殊能力，也有难以触达之处。
他的能力深具地方性，在北方能力很广，在南方则有限。这最终取决于崇拜他的人祈求什么样的帮助。总之，他会用他的武力对付、消灭所有的“恶鬼”——由崇拜者决定谁是敌人谁是鬼。
在北方，关公会帮助农村地区下雨，农民们将其作为雨神崇拜，但在南方，这个能力就不那么重要。
精英崇拜他源于他们相信关公对《春秋》《左传》有特殊的了解，明末以后精英学子们还把他当作关夫子、武圣一样对待。
《新周刊》：关公从横死的恶鬼、佛教的护法、道教科仪的驱邪伙伴，到雨神、财神、文士之神，甚至与玉皇大帝比肩而立。你认为，哪些形象真正将关公崇拜推向了更广泛的人群？和其他神祇相比，关公在中国各地广被接受、欢迎的原因有哪些？从同时代讲，为什么不是刘备和张飞成神？从同为本土神祇讲，为什么不是二郎神和李靖影响更大？他身上的哪些功能和作用、哪些故事版本得到了拥戴？
田海：实际上，并非每个地区、每个团体都从一样的角度信仰他。
在北方地区，我推断关公与山西商人的关系很重要，关羽生在盐池附近这一事实也很重要。
在后期的崇拜中，关公还具有抗击敌人侵犯的重要属性。
在江南、福建地区，他的主要功能就是对付倭寇（不同时期有不同敌人），之后又衍生出其他功能。
刘备与张飞没有像关羽那样有意义的出生地。从这个角度来看，关公的发迹完全是偶然的。崇拜较普遍的神都有这样的地域属性，比如二郎神与四川人、妈祖与莆田人（以后也是福建人），等等。
很多神的鹊起实际也很偶然：关羽生于盐池附近，于是得到山西盐商的崇拜；关羽的武力属性，让道教在科仪中利用他对付恶鬼；关羽看《左传》让文人尊奉他为武圣……
关公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
《新周刊》：渡边义浩认为，关帝信仰固然是被国家权力和商业资本所共同推动建立的，但在清朝覆灭后，这一信仰能够绵延至今，尤其是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原因在于关羽身上体现出来的“义”。你提到，无论佛教、道教还是国家层面的力量，并不是关公崇拜得以加速发展的重要推手。你认为真正重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助推力量是什么？
田海：毫无疑问，国家和商人在关公崇拜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此间尚存一些分析上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力量终究是相当虚弱的，因为它在任何一个县或州都没有太多官员，因此，无论政府想推行什么，都必须与包括绅士、商人在内的当地群体进行连接和沟通，仅靠自上而下强力推行，无法获得太多地方支持。
在某些地区，国家会设立一些关公庙用来实行国家崇拜，但这些庙却不具当地根基。这种情况下设立的庙宇建筑可能会很花哨，会举办两年一次的仪式，寺庙还会出现在当地的地名辞典中，但获得的（民间）崇拜可能会很有限。
记载总会侧重于国家参与的因素。可能，关公崇拜在帝国灭亡后还能延续下来，这证明国家在其中发挥的重要性也是有限的。
我通常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反馈回路的相互影响系统。
换句话说，当地人无论出于什么地方性的原因开始崇拜关公，他们都试图从更高级别（精英群体和最终的国家层面）获得支持。
国家能从这种认可中获利，因为作为交换，当地人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支持国家。关公特别有用之处在于，他还可以与一些非常积极的、支持国家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比如正义和忠诚。
《新周刊》：在关公崇拜的历史演变中，一千个人心中似乎有一千个关羽。这一千个关羽最后有没有化成“一个标准的关羽”？对关羽的标准化理解和认同，这件事存在吗？
田海：我认为所有的宗教活动和其他种类的活动一样，都具有个人或至少家庭维度（个人、家庭从神祇那里是否获得过支持的个体史和个人崇拜的原因）以及集体维度。
通常我们的证据有限，很难重建精确的组合，所以在我的书中，我指出了他可以提供什么（功能），以及人们可以从中选择什么（加以信仰）。
创造一个单一的观点是古代国家及其精英的利益，也是现代学者的利益，但我认为这并不代表当地的现实情况。
尽管关公有诸多神祇功能和形象，但似乎还有一些事务是他没有覆盖到的，比如回应子嗣的祈求。
中国南方和北方在区域层面的崇拜上肯定也存在差异。
关公崇拜如何传播
《新周刊》：关公崇拜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形成了影响，我曾在捷克的一座古堡里看到关公的雕像。韩国、日本、东南亚的人也曾接纳过关公。中国之外，其他地区和文化背景的人是如何理解关羽、接纳关羽以及崇拜关羽的？
田海：关公崇拜在中国境外的传播很有趣，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跨国现象。换句话说，它在境外的传播也主要取决于中国信徒的传播。
我认为这种崇拜是在壬辰战争（16世纪末发生在东亚地区的一场大战，中、日、韩参战三国的政治格局因此发生巨变）中到达韩国的，但它并没有受到广泛欢迎。
同样，它作为明朝忠臣知识分子文化（三国小说）的一部分传到了日本，但也没有发展起来。在东南亚，它传播得很广，可是远没有福建和广东的其他本土宗教那么广泛辽远。
我不记得关公是否在明末清初时期被身在长崎做生意的中国商人的庙宇里供奉过，我在1983年和1984年去过那里，但我记得妈祖在那里更受重视。
即使这样，这种崇拜也会成为海外华人崇拜的一部分，今天，你可能会在当地的中餐馆里发现作为财神的关公像，但那仍然是一个跨国现象。
《新周刊》：为什么关公信仰没有遭遇过重大的反对和毁坏，得以安稳地保留下来？他被利用来实现许多不同愿望，似乎成为一种本土神祇里的“万金油”，关公崇拜是否经历过指责和讨伐？
田海：20世纪，关公崇拜实际经历了很多磨难。许多中国人现在把他简化为财神，或者只通过《三国演义》来看待他。
这个历史人物（我们对他知之甚少）和他的宗教形象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只是一个战士，而不是战略家或思想家。但也许他军事失败的事实使他成为敬拜的焦点更加有趣。他出生在解州盐池附近是一个巧合，但这点也非常关键。
关公庙形成伊始，就恰好位于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通信网络中，这是他作为神祇崛起的第一个关键因素。
一旦他有了一定的声望，不同的群体就会在他备受传播的历史形象中找到足够的资源和价值予以取用（即使是被误读误传的），他身上存有的暴力本性使他适合作为“恶魔的斗士”，但最终也可能形成不同的形象。
《新周刊》：尽管关公呈现出很强烈的道德维度——忠诚和正义是他的两个符号，但是人们却忽略了他对汉帝国的背叛，而是强调他对声称继承了汉朝正统的蜀国的忠诚。在关公崇拜和关羽史实里，还有哪些类似的矛盾之处、和真实历史有重大出入之处？
田海：这正是关键所在。
但他的肖像中几乎所有的元素都没有经过历史证明。比如桃园宣誓、关羽的精确长相和服装等。
他的尸体还被认为葬在两个地方，头颅在洛阳（没有任何早期的证据），尸身在当阳（更有可能）。以他的后代为例，很多证据表明他们在关羽死后不久就被敌人复仇杀光，但还有许多声称是他后代的人。
不过，从关公崇拜的角度来看，这无关紧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刘江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