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乡与世界 （ID：homeandworld），作者：Vincent，编辑：调反唱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编者按：央视驻美记者刘骁骞在过去六年里，九次前往古巴进行深度报道，期间他经历了卡斯特罗逝世、奥巴马访古、美古复交等大事。在这些报道中，我们看到从美古断交到国营冰淇凌店倒闭，再到古巴电影式微，古巴民众一些特别的处理机制和生活方式。2022年3月后浪出版公司与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了刘骁骞的古巴见闻录《飓风掠过蔗田》，让我们从这本书出发，揭开这个遥远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面纱。
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位女海关人员上身穿着军绿色的制服，下身的紧身短裙里是美艳的黑色网袜。你可能更难想象，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古巴。这是一年中最不适合来古巴的日子，一个中国人记下了这一幕。
很快他就会发现，几乎来这的每一个记者都兴致勃勃地分享着这样的发现。
对于央视记者刘骁骞来说，这座岛屿既陌生又熟悉——半个多世纪前的老爷车仍在满街跑，恍然之间让人以为自己进入了片场；配给食品的国营商店散发着谷物和陈旧木柜的气味，让他想起童年供销社时代的玻璃柜台和阴晴不定的售货员。
右图：放学后的古巴小学生。©刘骁骞
让他感到亲切的还有闹市中心民居的墙壁和乡野公路旁蔗田里的广告牌，上面倒是山姆大叔表演的舞台。山姆大叔们要不气喘吁吁，要不两腿发抖、大汗淋漓，让人搞不清楚这是在威慑还是在戏谑。令他懊悔莫及的是，他没有将这些山姆大叔及时拍下来，在真正的山姆大叔——奥巴马——来到古巴之后，海报上的山姆大叔成为了历史。
跟山姆大叔一起消失的还有老城区原汁原味的带有殖民风格的建筑，揣着美元，在小酒吧的阳台上觥筹交错的观光客们改变了这一切。因此，每当有朋友问刘骁骞什么时候去古巴旅行最合适，他总是真假参半的回答：“除非回到2014年之前，不然已经晚了。”
1. 古巴人如何看卡斯特罗？
有人一提到古巴马上就会想到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离世是世界上最没有悬念的突发新闻，但却让前来报道的外国记者感到十分诧异。如果你想在本文中寻找古巴人为此痛不欲生的反应，那将是白费力气。
一个为法国电视台拍片的古巴收音师发现外省一片安静，哈瓦那闹市区的居民竟然没有一个人抬头看一眼卡斯特罗的巨幅画像。每个临急临忙赶去哈瓦那报道的记者或许都会失望，因为那儿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卡斯特罗宣传画。©刘骁骞
2016年11月25日，刘骁骞第一时间赶末班飞机抵达哈瓦那。他曾在事前无数次设想过这个新闻发生的情景，古巴人会如何表达对失去伟大领袖的哀伤？但现实和他的所有想象相距甚远。在机场开往市中心的路上，他发现到处都空空荡荡，但是这并不合理。因为不管多晚，哈瓦那街头总有人聊天闲逛。他把最后一丝希望留给了革命广场，除了降到一半的国旗，完全找不到任何与卡斯特罗有关的信息。
第二天一早，不甘心的刘骁骞来到了闹市，采访了34岁的卡洛斯。这个国营公司的员工说，当他得知消息时，眼眶都湿润了，但人们很平静，古巴人对卡斯特罗充满敬意。卡洛斯说完赶忙微笑道别，买新鲜面包去了。
61岁的数学老师埃米利奥跟刘骁骞说，人民非常平静，因为失去了一个伟大的领袖，大家心中都充满了悲伤。他还说，没有人是完美的，但他做了非常多的好事。
刘骁骞不解，为何他们都说自己很悲伤，但看起来都如此平静？个体户拉西尔告诉他，这是因为古巴人有教养、有文化。他一开始以为拉西尔理解错了问题，但转头一想，拉西尔的确表达了看法。除了“伟人”之外，拉西尔一时想不出的形容词，来向一位中国记者表达自己对卡斯特罗的敬意。最后他只能说自己好难过，但一说完就不好意思地笑了。
28号上午9点，古巴官方总算打破了表面的平静，悼念卡斯特罗的21响礼炮声传遍哈瓦那。在民宿里帮忙的克里斯蒂娜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在古巴革命那一年，克里斯蒂娜才11岁，她见证了古巴革命以来的沧桑，她向刘骁骞诉说了对卡斯特罗的深厚感情。但刘骁骞问她，古巴的年轻人是否有同感。她说，现在的年轻人成天只想着玩乐，边说还边还摆出一个跳舞的姿势。
第二天上午，乌泱泱的人群被各单位组织起来，到革命广场参加悼念活动。在队伍中，神情凝重的大伙儿把目光投向不同的方向，没有人痛哭流涕，也没有人悲痛欲绝。
刘骁骞采访了一名人群中少有的拿着鲜花的中年男子，但他的回答极其官方。或许，卡斯特罗对这名男子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只不过，古巴人是不愿意随便跟一个外国记者真正敞开心扉的，因为这可能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对于卡斯特罗，谨慎使用那些形容词是古巴人最安全的选择。古巴的普通人到底是如何看待卡斯特罗的？这或许是一个永远问不出真诚答案的问题。
2. 开着雪弗兰横渡海峡，咱们开车渡海去！
如果你以为这是科幻电影的片段，或是什么高端概念车的宣传，那你就错了。十几年前，有一个古巴人曾经开着雪弗兰在海上航行过31个小时，这辆车是1951年出厂的老爷车。这个人并不是什么高级工程师，他不是为了搞发明，而是在偷渡。封死车底，绑上铁皮桶，焊上船头，在传动轴上安装螺旋桨，一辆水路两栖的偷渡船就能乘风破浪了，这样改装汽车的古巴人也不在少数。
在1961年美古断交后，佛罗里达海峡就跟柏林墙一样，成为两大阵营的分隔线，无数家庭因此相隔一方。刘骁骞发现，哈瓦那有座叹息公园，这个名字抄的是威尼斯的叹息桥——一条通往刑场的必经之路。当年，任何想通过合法途径去美国的古巴人，都要在叹息公园等待面签叫号，可见拒签的概率之高。直到近年，古巴新年还有一个习俗：拿着行李箱绕屋子走一圈，祈求自己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多出国的机会。
古巴人只能“投奔怒海”。1995年，美国的移民法中设立了针对古巴人的“干湿脚政策”，这个政策充满诱惑力，如果古巴人成功偷渡，就自动获得政治避难资格，如果被美方在海上拦截，就会遣返古巴。这让佛罗里达海峡变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据民间组织的估算，丧生在佛罗里达海峡的遇难者大约占偷渡人数的20%-50%，那是因为佛罗里达海峡常年大风大浪，鲨鱼出没。
你或许无法想象古巴人为了跑路到美国能开多大脑洞。由于私人船只被严控，内胎、野草、冲浪板、木桶、冰箱、浴缸等任何带有浮力的物品，都可以被古巴人改造成偷渡工具。
把雪弗兰改装成偷渡船不过是古巴人的基本技能，他们买不起电风扇就将旧黑胶唱片改造成电风扇，买不起信号接收器就把分食餐盘改造成接收器。苏联洗衣机的发动机是个“万金油”，它可以被拆下来用来制作代步工具或偷渡船的发动机。古巴艺术家埃内斯托·奥罗萨从美学的角度将这种全民现象称为“技术反抗”。为了解决最基本生活需求，古巴人被活活逼成了先锋设计师。
3. “烂尾”的冰淇淋和电影
提起古巴美食，你可能会一时脑袋空空。的确，古巴好像没有什么在全世界叫得上号的美食。不过，你若去问熟悉甜品的老饕，他们可能会跟你说，“葛蓓莉亚”冰淇淋可不容错过。
卡斯特罗曾寄予它打败美国冰淇淋品牌的厚望，这家国营冰淇淋店被古巴领导的特殊关照的。
1993年，有一部很有意思的古巴电影《草莓与巧克力》在这里取景。电影里同性恋点了象征资本主义的草莓冰淇淋，异性恋点了象征社会主义的巧克力冰淇淋。这家店主打产品正是这两款产品。
但如今，你若专程跑去“葛蓓莉亚”尝鲜的话，你可能会大呼上当。刘骁骞尝了一口“社会主义巧克力球”，前去“朝圣”的他很快就失望了。冰淇淋没有可可的香味，像是稀释过的巧克力奶冰冻成的，很快，几颗冰淇淋球就塌陷在一起了，它们居然是空心的。“葛蓓莉亚”冰淇淋在《草莓与巧克力》里被称为“这个国家唯一能做好的事”。但十九年后，古巴的《劳动者报》曝光“葛蓓莉亚”的品质出现严重下降，车间的几台机器出现了故障，而且冷冻柜的数量也完全不够。
曾被举国关照继而“烂尾”冰淇淋的命运似乎也与古巴电影相似。《草莓与巧克力》在上映后，它还获得奥斯卡奖提名。在之后的20年里，古巴导演再也没有机会摸到小金人。
刘骁骞还去过古巴国际电影电视学院。校园里冷冷清清，原因是校方经费短缺，取消了2013级的招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新生要延后一年才能上学。可是，在1986年开办的这所高等艺术院校在拉美曾极富盛名，它的发起人是卡斯特罗的好友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希望所有立志献身艺术的第三世界青年都可以来这里学习电影，因此加上“国际”二字，这个想法深得领袖欢心。
由于国家大力支持，古巴国际电影电视学院诞生之初的师资阵容极为豪华。首任院长是阿根廷著名导演费尔南多·比利。在星光熠熠的教师名单中，有格里高利·派克、杰克·莱蒙这样的好莱坞明星。来办讲座的嘉宾还有弗朗西斯·科波拉、阿斯哈·法哈蒂、布赖恩·德·帕尔马这样的名导。
除了大力支持电影教育，卡斯特罗还设立机构专门负责电影的投资和制作，因此，古巴诞生过一些佳作。不过，随着苏联解体，困难的古巴经济也连累了电影，政府也撤资了古巴国际电影电视学院。
导演只能自筹资金，拍摄处于灰色地带的独立电影。独立电影制作公司在古巴处于“待合法”的状态。刘骁骞发现，独立导演与古巴当局的关系非常暧昧，青年导演们不排斥甚至希望与官方合作，因为这样能得到“正规军”的身份，还能拿到一些制作上的优惠，古巴当局也愿意“招安”一些优秀作品。
一位导演系的老师告诉刘骁骞，他对古巴电影体制的改革十分乐观，他坚信古巴独立电影一两年内就会被合法化。这或许是一厢情愿。
几天后，刘骁骞遇到了一位古巴外交部新闻司的官员，这位官员的话打破了这位老师的美好愿望。古巴政府担心出资方和外国人穿一条裤子，否则，他们熟悉的古巴元素和政治隐喻将充斥荧幕。一旦年轻导演尝到了甜头，他们就会有违初衷地一直拍下去。说完这些后，这位官员很快意识到自己不该向外国记者袒露太多，转而向刘骁骞推荐起了古巴美食。
刘骁骞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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