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科梁子两侧，一侧是中国，一侧是越南。汉族、莽族几个民族随着时代的变迁，在边境往返流动，又或是举家搬迁。对他们来说，迁徙是他们的常态，他们往返于边境，寻求着生存的空间。他们的身份构成中，什么民族，哪个国籍，有时候比他们本人更为重要。如今，他们仍旧流动在边境两侧讨生活，而或许有一天，他们能停止流浪。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乡与世界 （ID：homeandworld），作者、摄影：程新皓，编辑：调反唱唱，原文标题：《步履不停丨种甘蔗、狩猎、开荒，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题图来自：程新皓
在南科河旁的山坡上，莽人小陈站在甘蔗地里往南遥望，向我讲述着村落的变迁。说是村落，实际上是一些并不连续，却从山脚河边绵延至山腰的聚居点。
在最低处山脚下的叫做联防村，汉族人、拉祜族的苦聪人居住在这里，还有村子的小学校——每周一，汉族或者哈尼族的老师们会赶来这里，然后在周末回到县城或者集镇的家中去；联防村背后，一排排白墙黑瓦的房屋沿着山梁向上延伸，这里便是莽人居住的地方；紧挨着莽人的村子，有二十几户苗族人家；再翻过一个小山坳，则是瑶族人的寨子。
再往上，则是占据了整个视野的绵延的山脊线：那是南科梁子，也是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的边界线。汉人，苦聪人，莽人，苗人与瑶人，这五个不同民族的村落，就这样沿国境线附近的山坡散落着，而他们的田地也犬牙交错地挤在一起，只有生活在这里的本地人才能区分开。
实际上，莽人之前并不属于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而直到 2009 年才被归并入布朗族里。他们长久以来就居住在中越边境附近的这片大山中，人口稀少，在中国一侧只有不到800人。而我们眼前这些村落也没有很长的历史，它们在这里的时间并不超过三十年。“听老人说，我们的村子原来会搬来搬去......”小陈向我解释道，“一开始好像是没有那么大的村子的。”原来的莽人曾经生活在山头的老林附近，狩猎开荒，时时迁徙，几家人组成临时的小聚落，或者是更大的、可以被称为村子的地方。
莽人曾经的观念接近泛灵论，他们相信万物有灵，这些灵会影响生活中的大小事物。而那些糟糕的事情则会生出恶灵，或者是由已经存在的恶灵引起。所以，当这些事情发生时，莽人们就会选择搬迁，以回避恶灵的侵袭。通常，整个村子会在几天内搬走，而重新迁居于别的地方，或者直接分散成不同的小聚落。
小陈的一位长辈和他说过这样的故事，在几十年前，山脊附近曾经有五六户莽人毗邻而居，有一天早上大家听到了一声巨响，惊慌出门，发现是其中一位莽人在自己的家里和情人用雷管殉情自杀了。就在这悲剧发生的一周内，附近的所有莽人全部都拆毁了自己棚屋，举家迁走，并入了其他的村子或者聚落。
在历史上也有更大规模的搬迁事件。上个世纪40年代时，莽人的村落里发生了瘟疫，现在看来应该是麻疹一类的传染病流行，大概四分之一的人染病去世了。当时的老人认为这次瘟疫是因为触怒了山神，于是便将整个村子搬迁到了对面的山头上，也就是如今南科村所在山梁的上段。
村落的流动也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进行着。在每位莽人的记忆中，大概都有着这样一个故事，即自家的祖先是从哪个地方的哪座山迁居到此的，而大部分的“哪个地方”都指向了越南一侧的地名。小陈也不例外，据说他家祖先曾经居住在越南的勐蚌一带，然后在几代人之前迁来了中国。到了小陈这一辈，他的哥哥由于娶了一位越南的莽人，入赘到了对方村子，拿了那边的户口，成了越南人。而小陈自己也娶了一位越南莽人姑娘，不同的是这位姑娘跟着他留在了中国。他们生了三个孩子，都落在了中国的户口下。
实际上，在边境地区，这样的跨国婚姻和身份流动很常见：有着血缘关系的一家人，往往因为居住地的不同，成了不同国家的公民。而也因为如此沾亲带故，莽人们在中越之间的穿越也变得寻常，甚至能够通过这种流动性去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在上世纪早期越南税收重时，很多莽人迁徙到了中国一侧；而在中国60、70年代吃大锅饭时，则有莽人迁徙到了越南一侧。
对于在边境线上的人们来说，很多时候边界能够限制的是国家的力量，而非人群的流动。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随着两个国家之间爆发摩擦，这种曾经流动的边界开始重新收紧，变得难以逾越，同一个民族的身份也开始由于国家层面的关系改变，逐渐被国民身份所取代：你必须首先是中国人或者越南人，然后才是莽人。
曾经的莽人民兵排长龙叔绘声绘色地和我说起过这一段往事，说在70年代末，他们利用和越南村落里的亲戚关系，到那边去发传单，宣传中国的民族政策：同样的民族，同样的人民，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然而，对方对此非常警惕，派部队驻扎村庄，防止中国人的进入。龙叔很有经验，不直接进入对方村庄，而是跑到村落的水源地，和前来打水的越南莽人村民老张搭上了线。在收下两瓶白酒喝得半醉后，老张一口允诺会替龙叔散发传单，保证完成任务！结果，刚进村口，他被驻村的岗哨堵了个正着，于是只得丢下两麻袋传单，飞奔进路边丛林。
侥幸逃过抓捕，老张在当天晚上潜回村落，带着所有家人，赶着自家的牛和鸡，连夜翻山逃到了中国，从此留在了边境这一侧，成为了中国莽人村子里最早的越南难民。如今，老张带来的小孩也到了该被叫老张的年纪——他早已成了地道的中国人，同时也是在村里唯一一户姓张的莽人。
随着国家之间的关系重归于好，固定的国界又变得松动，边民们重新开始了往来，有了新的越南莽人姑娘嫁到村里，在赶集的日子里也能看到很多越南莽人的身影和他们带来的山货。但此时，那条划在心中的界限却没法消除。有些老一辈的莽人说不好汉话，但却能用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准确地说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国家!”
从2016年开始，莽人的生活又有了没有预料的新改变。在此之前几年，村子里开始引种甘蔗，取代曾经的水稻和木薯。人们本以为这样的栽种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却没想到由于地处偏僻，修路和运输成本过高，而莽人自己的劳动力也不足，很多家庭由于栽种过多，无法仅靠自家劳动力在榨季内收获完自家的甘蔗。如果雇人收获，则会因为增加成本而亏钱；如果不雇人，则会有很多甘蔗因为来不及收获而烂在地里。
更让人头疼的是，因为运输甘蔗的路是糖厂出资修建，于是糖厂和他们签订了合同，要求在接下来几年都需要栽种足量的甘蔗，否则需要缴纳违约金。两难的情况下，莽人们做出了第三种选择：种上甘蔗后离开村庄，去遥远的珠三角制造业城市打工赚钱，再在甘蔗收获的季节回乡，能收多少是多少。
就在短短几年间，大部分的年轻莽人们就这样进入了新的流动中，如候鸟般往返于故乡与远方大城市的工厂，往返于莽人的身份和流水线工人的身份之间。如同曾经在不同境遇下的迁徙与栖居，莽人们继续选择了流动，并在这样的流动中重新寻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乡与世界 （ID：homeandworld），作者、摄影：程新皓，编辑：调反唱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