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培风客 （ID：peifengke），作者：奥德修斯的凝望，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钱穆先生有一本书叫做《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有一个我很欣赏的逻辑就是，每一个朝代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失败的经验，然后遇到新的问题。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经济上是否也如此呢？是否可以写一个“中国历代经济得失”呢？当然，这会是个很久很久的研究工作，也许很多年后，我会有机会找个地方坐下来认真研究这个问题。那时候我会把今天这个文章拿出来重新看看，希望那个时候的我可以觉得今天的自己是个笨蛋。
这个问题最大的好处是，他的逻辑顺序就是时间顺序，所以我们按照以下的顺序来讨论这个问题：
国有专营：齐国秦国殊途同归，细节决定命运
新王朝的第一个挑战：秦隋速亡，四方来朝暗流涌动
新王朝的第二个挑战：汉唐其随，中央集权不可不行
新王朝的第三个挑战：两次变法，Jeff太岳身败名裂
新王朝的最后挑战：历史的轮回
一、国有专营：齐国秦国殊途同归，细节决定命运。
我们的故事，从齐国和秦国开始。齐国，是一个在海边的国家，而秦国，是一个在山区的国家。自然禀赋的差异，导致两个国家在最开始发展自己商品经济的时候，商品是不同的。
齐国的支柱产业是冶铁、纺织、海盐。“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从司马迁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齐国的商品经济是比较偏向高附加值的，比较有趣的是。太史公似乎意识到了商业对于人民性格的影响，在货殖列传里面，他专门记录了齐国人的性格。
“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
人民性格比较聪明，性格比较和缓，喜欢讨论，注重乡土情结，比较固执。不喜欢聚众斗殴。
不难看到，齐国是一个相对比较开明，商业氛围比较浓厚，由于良好的自然禀赋，生产高附加值商品的地区。
那秦国呢？
秦国的支柱产业是畜牧业、农业和纺织业。实际上秦人的祖先可能就是给周天子养马的。
“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然地亦穷险，唯京师要其道。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秦国的地理位置适合畜牧业发展，同时占据了关中的地区， 以天下30%的人口占据了60%的财富。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看历史电视剧，觉得秦国是一个法家治国的国家，遏制商业发展。这点是没错的，但这一点的由来，非常有趣。也是我们想要在这里讨论的要点。
秦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那个重耕战，然后把全民统一在耕战战车上的国家。在一开始的时候，齐国和秦国各自发展自己商品经济的时候。他们其实非常类似。实际上他们都经历了下述过程：
商品经济发展，这一步是一致的。
政府开始专营，齐国叫做“官山海，秦国叫做“一山泽”，看名字就知道，把自然资源垄断到政府企业里面，到这一步还是一致的。
政府开始管理市场，这个地方开始不同了。齐国的管理模式，以管仲为代表的的轻重学派，主要是通过人民逐利这个想法为出发点，去制定管理政策。而韩非和李斯为代表的的法家学派，主要是通过严格的法律，去规定市场的行为。
但我们要知道，无论是管子还是法家，他们的目的都是扼商，也就是遏制商人集团的做大。不同的是，齐国是商业发家，然后尝试遏制商业，秦国也是商业发家，但他们耕战为本，商品附加值更低，所以更愿意对商业进行彻底的遏制。这种不同带来了两个国家命运的不同。
比方说，利出一孔这个成语，在管子和法家的学派中都出现过：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 ——《管子 国畜》
“利出一孔，则国多物” ——《商君书 弱民》
其实你看这个东西出现的地方你就会发现一些细节，管子在齐国，本质上还是相信市场的，管子的很多做法，出发点依然是把蛋糕做大，所以叫做国畜，为国家增加储备。而商鞅的一些做法，是零和博弈，所以叫做弱民。
从宏观回到细节，我们来看看在实行的时候，管仲是如何做大做强齐国的国营经济的。管仲的主要手段有以下几个：
垄断市场
专卖制度
强制赏罚
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
民众要吃大米，要花钱，那么只要控制大米和货币，就可以掌握民力。所以齐国的扼商政策，天生就带了隐患，一个商业发达的地区，要彻底遏制商业就很难，所以他们的政治家，是选择和商业共存，并且管仲不愿意对市场实行过于严格的管控，因为他觉得做不到。
“故善者不如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十，君得其三。”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
管子对曰：“终身不定。”
物价可以稳定么？并做不到。可以说，齐国某种程度上，是进行了比较宽容的扼商政策，一方面统治阶级承认市场没法完全被控制，另一方面愿意分享市场的利润给民营经济。
从这里开始，法家和管子的区别开始浮现了。
秦国的法家，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市场管理政策。前面说了在专营和一切土地资源归国家所有问题上没有分歧。秦国的法家对于市场的交易价格，和市场的交易规范，进行了非常细节的规定。
比方说，如果有官方的马匹死在了道路上，秦国是会规定当地的官员必须把马的肉、皮，分开卖掉，并且规定了卖的价格。如果卖不到这个价格，负责出售的官员需要补足这个价钱。
比方说，外地的商人来秦国做生意，是必须持有凭证的。
最好玩的是：
“县、都官以七月粪公器不可缮者，有久识者靡（彻）之。其金及铁器入以为铜。都官输大内，内受买（卖）之，尽七月毕。都官远大内者输县，县受买（卖）之。粪其有物不可以须时，求先买（卖），以书谒其状内史。凡粪其不可买（卖）而可以为薪及盖蘙者，用之；毋（无）用，乃燔之。”
官家用的器皿，如果超过了使用期限，如果是金属，必须上交然后重新卖掉，如果可以继续使用，必须继续使用。如果实在不能用，再烧掉。
秦国在经济活动中，几乎规定了价格，换做今天的话叫做保证物价稳定。然后在保证了价格的情况下，统计经济所需的物资：
“授衣者，夏衣以四月尽六月禀之，冬衣以九月尽十一月禀之，过时者勿禀。后计冬衣来年。囚有寒者为竭衣。为幪布一，用枲三斤。为褐以禀衣：大褐一，用枲十八斤，值六十钱；中褐一，用枲十四斤，值四十六钱；小褐一，用枲十一斤，值卅六钱。已禀衣，有余褐十以上，输大内，与计偕。都官有用其官，隶臣妾、舂城旦毋用。在咸阳者致其衣大内，在疕县者致衣从事之县。县、大内皆听其官致，以律禀衣，金布。”
我都不用翻译，大家就可以看到，在给衣服这个问题上，不仅规定了发衣服的时间，衣服使用的材料，也规定了材料的价格。
某种意义上，秦国和齐国在这个地方开始分道扬镳。
齐国的路径是：商品经济发展 – 商人阶级壮大 – 政府开始遏制商人阶级 – 但依然是通过市场的方法来遏制，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和对于市场经济的理解。用垄断，赏罚和制定政策的方法遏制。
秦国的路径是：商品经济发展 – 商人阶级壮大 – 政府开始遏制商人阶级 – 方法是通过非常详细的市场管理条例，政府通过明确的规定和物价规定，遏制商人阶级。
如果说在齐国，依然是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合作。秦国的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就要差很多了。秦国比齐国有一个天生的优势就是，作为法家的国家，秦国的法律更加严苛，而严苛的法律带来更多的刑徒，这些戴罪之人，按照秦律是要从事生产的。
“将上不仁邑里者而纵之，可论？当忙（木字旁，显示不出）作如其所纵，以须其得；有爵，作官府。”
如果有人放走了刑徒，该怎么处理？应该让放走的人去接替被放走的人从事劳作。
可以看到，在秦律中，对生产的重视是非常重的。
最后的结果我们是都知道的：
Battles can be won by the better soldier. Wars are won by the one who is willing to sacrifice anything to ensure victory.（更好的士兵可以赢得一场战役，但一场战争的赢家只能是那些不惜牺牲一切代价的人。）
——奎托斯
秦国最后赢得了天下，这就是从商品经济萌芽，到统治阶级感受到商人阶级的威胁，到做出正确的反应，到统一的过程。
二、新王朝的第一个挑战：秦隋速亡，四方来朝暗流涌动。
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牺牲之后呢？王朝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在战争时期保留下来的性格，战时经济体制很难被马上改出，在战争中俘获的奴隶并不能马上放回故乡。分裂势力依然在各地隐隐作祟。
在始皇帝的年代，张良在”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项梁在“每有大摇役及丧，梁常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
在隋文帝的时代，“群情不附，内有六王之谋，外致三方之乱。握强兵、居重镇者，皆周之旧臣”。
始皇帝和文帝都面对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结束了一个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必须重新建立生产秩序，不可能指望战争不损害任何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大量的战士必须回家。而他们回家后，一面是没有准备好生产的土地，一方面是隐隐约约还在作祟的分裂势力。
这个问题即便到了1946年都是个问题，美国战后第一次大通胀就是二战结束后，一群大兵回家后发现美国是个大工厂，但生产的都是护航航母，他们需要的生活物资产能不足。导致两年的通胀。也是供应链通胀的第一次预演。
于是继续延续战时经济体制，把大量劳动力投入到大型工程里面。无论是阿房宫，大运河。我觉得都是以工代赈的远古版本。战争结束后，一边是战争的残垣断壁，一边是蠢蠢欲动的遗老遗少，还是把年轻劳动力聚在一起随便干点啥吧。
这时候矛盾就开始激化了，如果说战争时期，大家奔着军功，可以忍受严苛的刑法，怀抱着对于敌人的仇恨投身战争机器。战争打完后，怎么把一个用于战时的经济，调整成一个适合生产的经济呢？
1946年的美国可以在没有任何阻力的情况下，把军工厂变成民用工厂，这都花了两年。就算现代人都没法做得那么好，你很难苛责秦始皇和杨坚做得不够好。化剑为犁这个东西比想象中要难太多了。
之前说了，秦律是非常严格的，在战争中，大量原来不属于这个条例的人被加入了这个系统。他们的不满肯定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简单的例子，秦人可能要用3匹布，这是秦人的平均身材，但这不一定是燕人的平均身材。一个系统同时面临不合时宜和超频的两重挑战，加上那些分裂势力，祸起萧墙一朝身死人笑。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秦朝、隋朝、还是后面的当代例子。在这种时候都会伴随统治阶级内部的剧烈意见分歧。在望夷宫、在江都，向当时的国君动手的，都是国君最信任的人。这说明对于原有体制的反思已经到了极值。
本质上，一个区域性的战时经济体制，通过战争，一下子扩大到全国，同时还要改成和平经济体制的难度是太大了点。
三、新王朝的第二个挑战：汉唐其随，中央集权不可不行
如果分裂势力不够强的话，王朝就跨越了第一个挑战，但其实，这里说的分裂势力不够强，指的是异姓的分裂势力不够强，因为汉朝、唐朝、元朝、明朝都经历了地方势力的反扑，只不过这种反扑有些时候是在系统内部的。
七国之乱，安史之乱，黄金家族的自相残杀，靖康之乱，都非常像央地矛盾。如果说王朝初期成功把经济政策推广到了全国，并且顶过了最开始的反扑，然后通过或和平、或不和平的方法，把生产重心调整到民生上，比方说降低重工业占比，比方说古代经常说的汉初的休养生息，比方说不折腾。那么小农经济会开始复苏，但马上会遇到第一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的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的兼并是在地方发生的。因为中央意识到了战时的经济体制没法适用于所有地方，尤其是偏远地区，那么他们会给当地更大的自治权，这反过来滋生了当地的豪族和豪强的兼并。
这过程终究有一天会引起中央的不满，中央休养生息是为了发展经济，不是为了发展对手。这时候会有一些勇敢的人站出来说削藩，这些勇敢的人往往运气不会太好，晁错死的并不痛快，而在明朝，甚至搭进去一个皇帝。康熙如果不是运气好，吴三桂也会让他遇到更大的麻烦。
这是王朝的第二个坎，那么要不要收回中央呢？其实是没得选的，如果你不收回，你的下场可能更惨。没有财权，没有中央实际权力的皇帝，只能在死之前希望自己生生世世不再生在帝王家。
四、新王朝的第三个挑战：两次变法，身败名裂
假如，你成功在刚开始实行了非常严苛的秦律，然后从善如流，管控了地方的分裂势力（或者像明朝那样，地方分裂势力成功解体正统，然后塞王内迁）。你会进入第三个考验。
由于你收拾了所有地方势力，你实现了中央集权，你会发现你的皇权面临职业官僚的挑战。由于你帮他们打消了地方势力，这些中央官员成为了地方官员心目中永远的神，之前掌握实际权力的地方王爷们，现在都在家里玩各种意义上的小鸟。那么自然，作为皇帝，你的竞争对手变成了职业官僚。
这时候，你多么希望有人可以出来帮你主张公道，帮你去打压那些一天到晚反对你的大臣。
在历史上，有两位伟大的改革者在这个阶段出现。你说晁错是不是改革者？他也是，但他的改革时机不对。齐泰难道不是改革者？但没用。在皇权不稳固的初期，不要做那些激进的改革。
王安石的故事在之前知乎的文章里面写过我就不再写，在他改革之前，欧阳修可以对着皇帝说，我们读书人可以名正言顺结党，而且你皇帝还不能管，你只要分辨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就好了。君子结党没问题。再过几年，大臣就可以威胁皇帝好好干事情。
而在张居正的时代之前，高拱徐阶严嵩的门生遍布天下，嘉靖一辈子都在和他们斗法。太岳觉得这事情已经玩不下去了，他要向着整个官僚集团开战。
王安石和张居正的特色就是都有非常强的人格魅力，且非常有理想主义情怀。实际上，如果没有人格魅力他们根本爬不到那个官僚系统里面，如果没有理想主义他们干嘛自己砸自己的饭碗。
他们的经济改革都是在努力尝试重塑帝国的财政。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去看这三个考验，会更清晰。
当你决定实行秦律，你就开始遏制商业，开始收集天下的利益，但收集完之后分给谁是问题。
第一阶段，所有的利润都在你手里，这时候，你拥有无限的支配力，但同时面对所有的反对，始皇帝和杨广倒在这里。
第二阶段，你分发出去权利，给自己信得过的人，你的支配力下降了，但你的反对声音也下降了。有一个时候你觉得地方太大了，你要重新收回来。孝文帝、李隆基倒在了这里。这个阶段往往非常突兀，从开元到天宝就很快。
第三阶段，你重新收回中央，但你发现敌人只是从边境来到了中央，你的支配力继续下降，你的反对声音很少，只要你不乱来，文臣很愿意把你当做是一个好皇帝。但如果你要动手，你的名声就会很差。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者也没有完成这个改革，但他们的举动确实可以给王朝续命。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是封建主义的巅峰清王朝，康熙消灭了三藩，雍正完成了摊丁入亩，乾隆后期就发现对于地主的控制变差，最后以东南互保结束了清王朝对于边远地区的统治。
在这个逻辑的最后，如果你在第三阶段完成了这个过程（在历史上是没有的），你其实只不过是回到了第一阶段。你又回到了利润都在你手里，你拥有无限的支配力。等待你的只不过是另一个轮回。
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两点：
人一生何其短暂，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不管是否知晓天命，都应该尽力而为。死亡并不可怕。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走出轮回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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