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唐晓琦（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原文标题：《工作情景、时间体验与不同劳动体制下的自由感知——关于青年群体“奔赴零工”现象的反思》，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本文旨在解释为什么隐藏在零工体制下的时间控制被不断揭露的同时，青年群体却依然对此趋之若鹜。通过整理社会时间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工作情景-时间体验”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并通过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工厂体制下的时间规训体系，零工体制下的时间规训体系使劳动者更容易产生“劳动自由”的认知，其主要原因在于工作情景流变和时间分配权力的部分让渡共同构建了一个弹性时间空间，有助于零工体制下散漫时间观的生产。
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零工体制通过“制造社交”赋予了劳动及劳动时间新的社交意义；二是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地选择工作类型和工作时间段，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劳动者对时间的支配权和选择权，使其产生了一种“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的时间觉知；三是劳动过程中工作情景的内外交替为劳动者提供了“喘息”机会。
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经济的崛起，正在重构着中国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和劳动实践。随着近年来以外卖、网约车、直播为代表的平台经济飞速发展，整个社会呈现出一幅青年劳动者“奔赴零工”的择业景观。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1）》指出，2020年平台员工数为631万，比上年增长1.3%[1]。美团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美团平台上有单骑手数达到295.2万人，相比2019年上半年增加41.5万人，同比增长16.4%[2]，且在美团外卖发布的青年骑手数据中，近四成的外卖员是“95后”青年[3]。
从现实的经验考察来看，当前的青年群体在职业选择上相较于传统的工厂体制更倾向于零工体制，究其原因则是劳动者认为零工体制更加自由。
但以“自由”标榜的平台经济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李胜蓝和江立华认为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并没有获得所谓的“劳动自由”，在围绕行业特性而形成的新型劳动时间控制模式下，劳动者陷入了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时间控制中，零工体制下的“自由”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幻象[4]。
2020年，《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更是掀开了算法操控下骑手的困境与绝望。由于超视距的监控和严密无缝的数据收集，算法系统则可以不断根据新数据规划新路线、预计新的送达时间，不断压缩劳动者的送餐时间[5]，实现了对劳动者工作时间的高控制[6]。身处其中的劳动者也逐渐发现了隐藏其后的时间控制，并在劳动过程中不断进行着“时间博弈”。
不过，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即使隐藏在零工体制下的以算法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劳动时间控制被不断地揭露出来，青年劳动者依然对此趋之若鹜，呈现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的择业现象。
这不禁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为什么众多研究已经指出现阶段零工体制下“自由”的虚假，劳动者也深深感受到了隐藏在劳动过程中的时间控制和“不自由”，而青年劳动大军却依然对零工工作趋之若鹜呢？
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讨论影响劳动自由的关键要素—时间机制的问题，正如亚当所坚持的必须改变社会科学所持有的对自然的传统假定，让时间成为社会理论的再度出发点[7]。目前，学界对于“时间如何影响劳动自由”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资方借用“时间”工具进行的科学管理[8]、劳资双方对时间的支配权[9]和工作时间长短[10]等方面。
不少学者意识到，时间会从情感、行为和制度等层面影响人与社会，特别是在劳动规训体系中“时间”更是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既往研究中，时间维度是我们理解当下不同劳动体制下工作规训的重要面向。这些研究虽然看到了时间在劳动体制下的不同作用和时间因素的外在解释，却忽略了个体对时间感知的细致解释和不同工作情景与时间机制的相互作用。
鉴于青年劳动大军奔赴零工体制的现况和相关研究现状，笔者选择了同时具有“工厂”和“零工”两种不同工作经历的19名“00后”青年劳动者为主要调研对象。在方法层面，注重将劳动者带回研究中心，关注他们对不同劳动体制下的时间意义理解和行动策略，以弥补传统劳动社会学中对时间与劳动控制研究对于劳动者个体体验的忽略。同时，借助“工作情景-时间体验”这一分析框架来阐释青年劳动群体更倾向于送外卖、送快递等零工工作背后的深层机理。在这里，工作情景是指职位、内容和环境等一系列形容“工作”的参数。而“时间的体验感”则是从时间的自然属性到劳动者内心体验过程中的种种现象与概念的集合体。
文献综述
社会时间理论是现代性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典社会学将时间从自然时间扩展到社会时间，时间便获得了独特的社会学意涵，呈现出多元特质[11]。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涂尔干的研究，他指出时间是一种由社会所建立的促成集体行动发生的制度，同时这种制度会形塑出相应韵律的社会集体生活[12]。可以看出，涂尔干将时间视为一种集体意识的产物，时间被分解为各种各样的时间性活动，而这些活动又“组成一种文件节奏，时间的意义则由这种节奏所赋予”[13]。由此，时间打破了自然时间的限域，正如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言：“时间”并非仅仅是日常接触到的客观“名词”，而是人们在社会互动中通过各种时间性的社会网络呈现出来的结构性“动词”[14]，即时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涵。
现代工业的发展打破了传统农业社会中以土地为基础的天然束缚，并以“劳动日”和“钟点时钟”为手段改变了传统时间的自然周期，这不仅重塑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时空，也将物质生产的时空逻辑延伸到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领域[15]。
马克思曾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6]，并在《工资、价格、利润》中再次强调要想获得自由就要争夺更多的自由时间，因为“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17]。由此，时间在劳动社会学领域具有了独特的三重意涵，成为理解和阐释“劳动自由”这一重要议题的标志性要素。
其一，作为工作规训的制度化时间。所谓时间的制度化，就是指一定群体、行业、部门根据其具体情况制定了一整套关于使用时间的准则体系，并且要求相关成员共同遵守有关的程序或准则......而时间制度的最集中体现就是各行各业中盛行的时间表[18]。
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在《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机器化时代的到来和计时工具的普及，时间在雇佣关系中日益变得重要起来，资本家开始通过设立种种规章制度来组织工人的时间安排、约束工人的懒散行为[19]，时间逐渐被制度化，成为社会制度所构成的工作生活协调机制[20]。但这种工作生活协调机制具有强制力和社会结构性[21]，一旦劳动者进入工作系统，就必须遵守时间制度，否则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如固定的上下班时间，上班时间内不得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等。由此，时间制度成为由特定社会机构颁布的、具有广泛且持续有效的制度，是劳动者必须遵守的一个社会规范[22]。
其二，作为换取生存资料的工具化时间。对于劳动者而言，时间也具有了新的意义，成为其获得生存资料的工具化存在。换句话说，劳动者在自由出卖自我劳动力的同时也将属于自己的时间挂牌出售，在这一过程中，丧失了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权，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获得了劳动时间的支配权，变成了工人劳动时间的真正主人[23]。由此，“时间就是金钱”也变成了劳动场域中的通行话语，不仅作为资方的规训话语，也成为劳动者创造财富、获得财富的秘诀[24]。
王开庆通过对一家私人企业的劳动过程考察指出，尽管车间允许工人在工作过程中自由走动、随意接听电话，但也很少有人闲逛和闲聊，甚至会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而少喝水，从而实现工作上的“赶活”[25]。这一案例其实生动而鲜明地指出了时间对于劳动者而言的工具性意义，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们将“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内化，并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句“至理名言”，工作日的每分每秒，都被工人勉强而持续的热情所粉饰着，以换取维持生存的物质资料[26]。
其三，作为劳资双方“利益”博弈的策略性时间。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可以看出，时间与效率构成了一对先天的矛盾关系，时间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创造和价值衡量的指标，所谓采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组织管理，就包含着对工人的工作时间进行定量的控制[27]。普殊同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背后的秘密的“时间统治”[28]，即资本主义通过剩余劳动的方式侵占工人的时间，工人仅有出卖劳动时间的自由。
可以说，对时间的窃取和操纵是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泰勒主义，哈里·布雷弗曼对其进行了细致的描述：“这个人的各项工作细节都有规定，铲子的大小，铲子插入生铁堆的深度，一铲生铁的重量，走路的距离，摇摆的弧度和每次休息时间的长短等都有规定”[29]。
与此同时，劳动者也开始了一系列的时间斗争，如英国产业工人要摔破高高悬挂在工厂前的时钟，因为它客观、公正却又冷血、无情地监控着劳动者，强迫他们不断提高效率[30]。再如劳动者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归自己”而进行的工人运动[31]。可以看出，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时间逐渐成为劳资双方博弈的筹码，双方都希望通过制度安排、规范设置和行动策略把时间掌控在自己手里。
综上所述，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从时间的社会性意涵、时间作为工作协调机制和劳动双方的博弈筹码等角度对时间在现代化工业生产中的功能性作用进行了分析和阐释，既指出了时间在劳动社会学领域和工作规训体制中的一致性逻辑，又指出了时间对于劳资双方的不同意义。这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意义。
但与此同时，现有的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以往有关时间的探讨中，时间常常被研究者看作一种背景，没有将其作为关键变量与工作场景相勾连；二是将“时间”作为控制手段时，仅注意到了策略性方法，缺乏对时间论述的分析；三是尽管现有学者已经注意到了“时间”在劳动中的重要作用，但没有深入探究时间在不同工作场景中具有的“体验性”和“独特性”，也未指明具有“观念性”的时间在不同劳动体制下何以被生产。
因此，为了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将建构“工作情景-时间体验”的研究分析框架，以期了解时间在不同工作场景中的差异性，并探讨这种差异性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其背后的生发机制是什么？
青年群体对不同劳动体制下的“时间”感知
“时间”并不仅仅是作为方法论意义上对劳动者行动产生作用的重要因素，它具有独特的本体论意涵，且在不同的生态情景中表现不同。伯恩斯坦将劳动体制定义为劳动力被雇佣的不同方式，以及雇佣方式与劳动力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组织方式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劳动力如何维护自己的生计[32]。
从中可以看出传统的工厂体制和零工体制在雇佣方式、生产组织关系和劳动者的行动策略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劳动体制类型，在两种不同的劳动体制下社会时间概念也存在很大的差异[33]，由此，青年群体也产生了不同的时间“感知”。
1. “奔赴零工”背后的“时间”叙事
时间在不同的劳动体制下具有不同的意涵，当具有传统工厂体制和零工体制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作经历时，青年群体表现出对零工体制更大的热忱，呈现出“奔赴零工”的择业景观。当笔者问及“工厂和平台就业你更倾向于哪一个”时，近90%的访谈对象选择了后者，当进一步追问这一选择背后的原因时，“时间”这一要素逐渐显现，出乎意料的是，不同的青年劳动者在“奔赴零工”的选择背后却呈现出相同的“时间”叙事。
在厂里上班都是靠时间来挣钱的，每天上班的时间很长，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WHM2021）
进厂之后时间变得无限缓慢，每次看表，它只是过了十分钟。（QGF2021）
最折磨人的那还是晚班，伴随着最后一个产品被送出流水线，晚班终于结束了，这算是一天最兴奋的时候，此时上眼皮和下眼帘累得接吻后再也不想分开了，拖着疲倦的身躯，拿起手机一看“噢，已经是凌晨3点了”。（QC2021）
真的进过工厂，1天工作12小时，下班回来就没有精力做其他的，一天下来除了工作就是睡觉。（CYC2021）
通过访谈对象的表述可以看出，工厂的工作经历让他们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工业时间记忆：一是工作时间长，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二是时间过得慢，工作就是在无聊的熬时间；三是需要上夜班，带来极大的身体劳累。劳动者个体根据以往的工作经历对工厂产生了“难熬”的时间记忆，在以“自由”标榜的零工工作的冲击下，更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深刻影响着青年劳动者的就业选择。
从代际的成长环境来看，不同于老一辈，青年群体的成长伴随着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与大流动，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无比渴望，对自由也更加地向往。正如受访对象WYH所说：
“现在工厂的高工资都是建立在无休止的加班上的，一天在封闭的流水线上工作10个小时，周末还没得休息，对于年轻人来说谁都受不了。举个例子，流水线上工人一个月拿9000元，而快递员一个月只能拿6000元。这两样工作，要年轻人来选择的话，他们基本都会选择6000元的快递员，可能就是因为送快递更加自由。”（WYH2021）
2. 传统工厂体制：规范时间的强制性存在
随着工业时代的到来，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不断变革，打破了以自然时间为中心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人类劳作时刻表，劳动时间不断被制度化、延长、挤压。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使得时间成为工作安排和工作量测算的重要单位之一，在工作场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逻辑就是力争摆脱一切时空限制，为获得利益而形成自身发展的“进步强制”，其中，最惯用的伎俩便是通过对工作时间的安排和控制实现对利益的获取[34]。这种工厂体制下的时间控制即使到了今天也未曾被抛弃，甚至在技术的辅助下愈加变本加厉。在此种劳动体制下，时间似乎成了一个规范的强制性存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采用系统的时间管理方式。布雷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中指出，资本主义采用系统的管理方式和固定的工作时间安排将劳动者限制在工作岗位上。在工厂体制之下，各个工厂都会确立一个规划严格和不可抗拒的工作时间表，确定劳动者具体的上班时间、下班时间、吃饭时间，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并且在工作时间绝不允许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若有紧急事情也必须打报告，获得允许后才能离开。若是劳动者违反了时间制度，便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惩罚方式便是扣工资，这也间接地使得“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深入了劳动者的内心。设置系统时间管理方式的初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时间的使用效率和生产效率，但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劳动者对时间的抵制和憎恨。
在工厂上班，每天准时准点上班，迟到几分钟就会被领班骂个狗血淋头，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有规定，我有次拉肚子，领班就是不同意我去厕所，真是窝火，我当时就怒了，东西一摔就走了，后来扣了我一天的工资。（YYJ2021）
其二，把控时间的话语权。通过上述受访对象的表述可以看到工厂对劳动者的时间有着近乎标准化的强制设置，这种时间设置不仅将劳动者的行动嵌入工厂体制中，还深刻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若说工厂系统的时间管理方式限制了劳动者工作时间上的自由，那么，资本对时间话语权的掌握则突破了劳动者工作和生活的边界线，从而使劳动者丧失了自我的时间话语。
我们的休息时间自己也说了不算，哪怕到了下班的时间，班组长说今天有新任务，要加班，那就得加班，而且很多夜班。白班还好说，尤其是到了夜班的时候，白天睡不好，到了凌晨三四点钟，是最容易犯困的时候，整个人没有一点精神，基本都是闭着眼在工作。（GYC2021）
系统的时间管理方式和资方对时间的话语权掌握共同编织了传统工厂体制中的时间控制网络。在这严密无缝的时间控制网络中，劳动者丧失了时间的话语权和掌控权，用访谈对象的话来讲：“自己仿佛是一个时间的傀儡”。同时，也形塑了劳动者对工业时间的一致性记忆—规范的强制性存在。
3. 零工体制：散漫时间的弹性化存在
与传统工厂体制不同的是，青年劳动者认为零工体制下的劳动时间更具弹性化，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工作时间从标准工时偏离开来，消除了线性时间的连续性[35]。在以外卖、网约车、直播为代表的零工劳动体制下，工作时间弹性化带来了劳动者自由的劳动体验。
我做过很多工作，服务员、流水线工人、网管、便利店店员、外卖员、超市推销等，但说实在的最差的体验便是在工厂，管的很严，上班的时候还不能看手机，上班时间又长，真的很难熬，不如送外卖来的自在。（YJY2021）
YJY在19名访谈对象中属于工作经历比较丰富的青年劳动者，从整体上来看，其工作经历呈现出工作短期化的特征，这也反映了当代青年劳动者的择业观念和就业心态。从她的语言中，“时间长、管得严、体验差”构成了对工业时间的全部记忆，与此同时，也在无意间将传统的工厂体制和零工体制进行比较，从而得出“零工工作更自在”的现实结论。究其根本，则在于零工体制下的时间规训体系营造了一种散漫的工作时间氛围，使得工作时间结构更具弹性化。
工作时间的弹性化，指在标准工作时间的基础之上给予一段调整工作时间结构边界的弹性空间，所有延伸到“标准”的工作时间边界之外，或是萎缩到之内的工作时间形态，都因为具有松动了既有时间结构边界的特征，而被视作弹性工时[36]。正如牛天通过对数字灵工平台化工作实践的研究指出的：零工体制下的劳动者不必拘泥于“朝九晚五”的时间和固定的“格子间”，具身不必在场，在线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获得报酬[37]。工作时间的弹性化也带给了青年劳动者不同的“时间感知”。
我最大的感受可能是更散漫，不用每时每刻被人监督着，也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想上班就去接单，有事情的话可以随时休息，不像在工厂的时候那么受约束。（CF2021）
也有时间要求的，每单必须在要求的时间送达，但即使这样，还是觉得送外卖更自由。（WHM2021）
在上述的内容分析中，可以看到，在传统的工厂体制中，劳动者面临的是工业时间的规范，其休息、劳动、休闲和社会交往，都不是由个体的有机体的冲动和需求的节奏来决定，而是由技术（或者机器）时间的节奏来支配[38]，表现出了极大的时间强制性。
但另一方面，尽管在零工体制中，时间依然是工作规训体系的重要要素，比如必须准时送达外卖、准点接送客人等，使劳动者陷入了一种以算法与技术为核心的新型时间控制体系，但青年劳动者对零工体制下的工作时间感知却是自由而散漫的，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决定了劳动者对时间的感知？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深入且综合地思考三个核心要素：时间特征、工作情景与时间权力性，即工作情景与时间体验的交互性关系。
工作情景与时间体验的交互性——一个尝试性解释
时间的社会意义源于它是社会互动的产物，这就说明社会时间与情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39]。通过上述青年群体对不同劳动体制下的时间感知可以发现，劳动者对工作时间的感知与工作情景是连接在一起的，必然的工作情景和工作体验是工作时间产生的基础。Belk曾提出“情景要素”的概念，认为其包括物理要素、社交要素、时间要素等不同的维度[40]，综合这一概念及两种劳动体制的差异性特征，笔者尝试从工作情景与时间体验的交互性的维度进行解释。
1. 制造社交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将劳动理解为一种工具行为，并提出要用交往乌托邦取代劳动乌托邦，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劳动与社交的分离。在大工业化生产程度不断加深的今天，传统的工厂劳动体制依然呈现出去社交化的典型特征，正如吉登斯所描述的：由于现代性虚化了时间，制造了缺场，让人们越来越置身于脱域的社会关系之中[41]。
同时，劳动过程中“概念与执行的分离”、泰勒制下的精细化测量和去技能化似乎都在印证着“劳动过程的重复性和低流动性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这一劳动命题，但这也意味着劳动者丧失了作为“人”的意义。
每天都待在那个狭小的空间，只剩下一个重复的动作，一个不断重复并加速的动作。枯燥且乏味，感觉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没有未来，看不到尽头的那种感觉。（QGF2021）
在传统的工厂劳动体制下，工人在进入生产车间后，身体就被“固定”在流水线的工作岗位上，不允许走动，这种空间定位制度使工人难以进行社会互动，孤独感、压抑感、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感成为工人最大的感受[42]。
早上7点起来整理好，8点多进车间更衣，9点便开始与‘机器为舞’了，随着机器轰隆隆地开动起来，自己也开始行云流水般的操作：盯产品、停机、剔除废品、开机，一切看起那么的‘规范’......一天下来除了和旁边的师傅聊了几句其余时间只能和机器‘对话’了。（QC2021）
正如青年劳动者QC所描述的那样，在工厂的劳动过程中，人们彼此隔绝，很少有机会在操作之间停下来交谈，似乎生产线上有一种天然反社交的氛围，而新兴的就业形式中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制造社交”。
因为工厂是封闭的，一旦进去，就无法接触外面的世界，没有时间接触新鲜事物，而送外卖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最起码不那么无聊。（ZYT2021）
流水线上工作给人一种关在黑屋子里的感觉，跑快递至少还可在城市溜达一下。（WYH2021）
如果你是要赚钱或者有更多人文交流，建议你不要进工厂，虽然工厂人数居多，但是真正可以沟通和能帮上你的人并不多。（WGJ2021）
相比于上一辈的劳动者，新一代的青年劳动者更看重工作带给自己的成长，更注重“意义”的生产，更喜欢新鲜事物的冲击感。尽管零工体制下的工作有着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但这种不确定性对于青年劳动者来说恰恰极具诱惑力，这种诱惑力主要呈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零工体制打破了工作地点的固定化，使劳动者变成了流动的“哨兵”，消解了单一劳作环境下的无聊感；其二，由于零工体制下环境的不断流变，劳动者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增强了劳动过程中的互动性；其三，互动的增加重塑了劳动者的工作样态，将劳动时间重新嵌入社会关系中，赋予了劳动及劳动时间新的社交意义。
2. 把时间掌握在自己手里
事实上，想要获得较为可观的收入，零工体制下的劳动者依然要投入相当长的工作时间。受访对象PTQ曾在直播行业工作过一年，他直言自己每天要工作很长时间，甚至凌晨了还在加班，但其依然选择成为一名零工劳动者。田野资料显示，绝大部分的受访对象都认为零工体制下的劳动时间长度和工厂工作时长相差无几，甚至更长，但不同的是，零工体制在某种意义上使劳动者拥有了“时间权力”—能够自由地安排工作时间。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从事外卖、快递、滴滴、直播等职业，而不是去工厂？作为一个“00后”，我有一个深刻的理解，我也不愿意再去工厂，因为我觉得工厂里没有自由，没有自己的时间。（MYS2021）
上下班自由啊，我当过外卖员，现在也在干外卖，是众包骑手，想接单就接单，很自由的，我一个朋友是专送骑手，除了午晚高峰一定要在线接单，其他时间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ZLC2021）
从受访对象的言语中，可以发现其对零工工作的自由感知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时间支配权的掌握上。零工劳动体制下的弹性工时使得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地选择工作类型和工作时间段，在一定意义上增加了劳动者对时间的支配权和选择权，使其产生了一种“掌握在自己手上的”的时间觉知。
技术的发展使得零工体制不同于传统的工厂体制那样需要借助于空间的固定化来实现劳动控制，也意味着对工作时间的控制由组织化、固定化的线性转向灵活化、自主化，这与“朝九晚五”的线性时间序列以及因加班而导致的“996”和“007”的被动工作时间完全不同[43]，劳动者拥有时间的自主支配权。
在这一前提下，即使工作时间很长，需要加班，对劳动者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时间依然“掌控”在自己手里，是自主选择的结果，由此也形塑了劳动者记忆中的零工体制下的散漫的时间观念，这既是一种“缓慢运动的持续性时间”，也是一种充满了期待和希望的时间，二者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零工劳动体制下独特的劳动时间意识[44]。
3. 工作情景的内外交替为劳动者提供了“喘息”机会
在劳动过程中，时间的感知很大程度上由工作节奏决定，而工作节奏又与工作情景紧密相关。有研究表明，个人的时间感往往依赖于细胞新陈代谢的速度[35]，在某些场景下，时间会失去准确性，使得在一些劳动场景中劳动者感觉时间稍纵即逝，在另一些劳动场景中则感觉度日如年[45]。具体到传统的工厂劳动体制和零工体制，二者带来了劳动者不同的时间体验，工厂体制下的工作时间漫长、无聊且充满强制性，零工体制下的时间则过得很快，给人以自由的体验。综合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在两种劳动体制的差异性之间存在一个一直被人忽略的工作情景的内外之别因素。
众所周知，工厂劳动体制下，工作时间内劳动者必须在固定的工作岗位进行单一化的操作，无论工作时间长短，劳动者一直持续地参与其中。而在零工体制下，打破了持续性的工作状态，没有对劳动者的总体工作时长进行限定，也没有对劳动者的注意力集中时间做出规定。
在厂里干活很烦人，不仅时间长，而且不能跑神，要一直加料。送外卖的话，没单的时候就是在等单，等单的时候可以打游戏、可以聊天，也可以看视频。（GYQ2021）
在受访对象GYQ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在劳动过程中，零工体制下的工作情景也有内外之分，这是和传统的工厂劳动体制最大的不同，也是导致劳动者时间自由感知的根本所在。
以外卖员为例，在其劳动过程中，时间被分成了两种类型：一是接单的工作时间；二是等单的工作时间。在接单的时候，劳动者会不自觉地深陷时间的控制，完成准时送达的工作要求，而在等单的工作时间内，劳动者便有了自主的时间权力，可以通过自己喜欢的方式放松下送单时的紧张和疲惫。
由此，劳动者在接单和等单的工作情景交替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学界曾对“等待工作时所需的待命时间是否算工作时间”这一问题展开争论，先暂且搁置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争辩，因为在本研究中，等单的时间的的确确为劳动者提供了休息和喘息的机会，祛除了任务完成下的时间压力。
与此同时，在工作情景的内外交替下，平台与劳动者合力构建了一个时间弹性空间。在传统的工厂体制下，资方以制度化的时间形式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进行分离，而在零工体制下，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在某种程度上重合了，以工作情景的内外区别降低了工作时间的强制性，也消解了劳动者对时间的抵抗。
在不同的工作情景中存在着劳动者关于时间的不同想象和不同体验。所以，尽管在以外卖、网约车和直播为代表的零工劳动体制中，存在准时送达、算法时间挤压和延长加班等问题，但时间弹性空间的存在使得劳动者可采取一定的策略对这种强制进行消解，在工业时间中这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
在人类的劳动史上，时间始终是影响劳动者自由体验的关键要素，但在不同的劳动体制下，都遵循着其自身独特的时间规训体系。当下青年群体的择业偏好呈现出“去制造业化”和“奔赴零工”的就业景观，工作时间的长短和时间控制已不足以解释青年劳动者的就业选择。从国家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青年群体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要想获得长足的发展，必然要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46]。
因此，挖掘零工体制下劳动时间的新意涵，并以此为切入口理解和挖掘青年劳动者的择业偏好，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对19名青年劳动者进行深入的访谈，获得了大量青年群体关于两种劳动体制下的工作情景、时间体验及个体认知的第一手资料，并从工作情景和时间体验的交互性关系维度，分析阐释青年劳动群体更倾向于送外卖、送快递等零工工作背后的深层机理。
平台经济与数字劳动的发展，为理解零工体制下的劳动过程及劳动自由提供了新的视角，除了关注技术的核心作用之外，更应该关注身处其中的劳动者的个体体验与时间认知。研究从“工作情景与时间体验”的视角切入，一方面看到了两种不同劳动体制下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将劳动者带回了研究的中心，能够更细致、深入地探究零工经济背景下青年群体的劳动政治。
研究发现相较于传统工厂体制下的时间规训体系，零工体制下的时间规训体系使劳动者更容易产生自由的劳动认知，其本质则在于工作情景流变和时间分配权力的部分让渡构建了一个弹性时间空间，使劳动者产生了零工体制下散漫的时间观，从而形成了“工作自由”的个体劳动感知。
结论
具体而言，本文认为，工作情景与劳动者的时间体验共同形塑了零工体制下的“劳动自由”图景，而这一图景的实现主要经由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零工工作打破了固定化的工作岗位和封闭的工作情景，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成为其主要特征，劳动者需要每天接触不同的人，而这些特征恰恰增强了劳动过程中的互动性，互动的增加重塑了劳动者的工作样态，将劳动时间重新嵌入到社会关系中，赋予了劳动及劳动时间新的社交意义；
其二，零工体制下的弹性工时使得劳动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自由地选择工作类型和工作时间段，在某种意义上增加了劳动者对时间的支配权和选择权，使其产生了一种“掌握在自己手上”的时间感知；
其三，在工作情景的内外交替下，平台与劳动者合力构建了零工体制下的时间弹性空间，劳动者可以在工作情景交替中获得“喘息”的机会。
有学者指出，零工体制下资方对时间控制权的部分让渡并不意味着劳动者自主空间的增长，相反地，这是一种新的时间控制手段，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管理手段，劳动者依然面临着各种方式的时间压迫[47]。但笔者认为零工体制之所以吸引更多的青年劳动者加入，与其劳动体制下呈现出的时间新意涵紧密相关。
换句话说，它迎合了个体化社会中劳动者自主意识增强带来的对劳动时间自由的强烈诉求，这种内生于青年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观，成为一种进步的推动力，反过来能够促进新劳动体制的生产和劳动时间制度的变革。在平台经济和分享经济强劲发展的今天，必然要思考如何构建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劳动体制。这一体制不仅要实现对生产的关注，更要实现对劳动者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关注。
必须承认的是，这个研究结果是笔者基于田野资料的分析和对中国当前青年群体“奔赴零工”就业现象进行反思的结果，难免缺乏对这一现象的纵向历史考察和同一劳动体制下不同主体间的认知比较。同时，除了本文关注的因素外，有关国家政策、技术生产、社会文化等因素对青年群体的择业影响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不同劳动体制下的时间意涵的差异性以及工作情景与劳动者时间体验这一问题的研究，在国内的相关领域研究尚不充分，但在当下零工经济发展已成趋势的情况下，看到蕴含在时间之下更为广阔的劳动体制、历史文化和社会情境，并对其展开社会学考察实属必要。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机器换人’背景下低技术工人的失业风险及其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19BSH144）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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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唐晓琦（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