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4月3日,上海街头的外卖骑手。图文无关 (视觉中国/图)


直博生科研底子弱。我纠结自己没有走通研究的所有环节,钻了牛角尖出不来。对自己产生怀疑,也不再信任导师。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导师把原因归结为我答应了的事,迟迟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完成。我说这么多年,我困惑的是,始终没有一个人带我入门。按时毕业的博士同门,优点是能搁置焦虑,埋头把该干的工作做完。若能从头来过,也许我做不出像样的科研成果,但起码不会让无解的问题占据头脑,不会再有这样多精神涣散的日子。


浙江大学学生孟伟,在读博这件事上花费了八年时间,其间结婚生子,博士却未能毕业。2022年年初,他决定注册成为一名兼职外卖骑手。

作为一名博士研究生,孟伟延毕了三年,即将达到浙大博士生最长学习年限。八年前,本科毕业后,孟伟保送进入浙江大学控制学院智感所直博,师从张光新教授。头两年,孟伟担任了8个横向课题的主要负责人,最忙的时候,他“一周不回寝室,十几天没有脱鞋”。

但孟伟却觉得,“那两年做的东西配不上博士研究深度”,不符合他作为博士生的学术追求。并由此与导师产生分歧。

2017年,孟伟称自己患上抑郁症。博士前两年没能扎下科研功底,加上病情折磨,他的科研推进缓慢。

孟伟所在的实验室,博士毕业要求是两篇SCI论文和一篇能过盲审的博士论文。2019年,临近毕业,孟伟手里一篇论文也没有。

陷入窘境前,孟伟履历光鲜:求是学院研究生兼职辅导员、G20峰会优秀志愿者、浙江大学十佳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浙江大学优秀党员、浙江大学党员重诺典范、控制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获美国百人会英才奖、浙江大学光华奖学金、社会工作和社会实践奖学金、浙江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三好研究生、优秀研究生、蝉联四届控制学院中控奖学金。

2021年,孟伟的孩子出生,随即因暴发性心肌炎被送入重症监护室,ICU医药费一天动辄一两万。孟伟开始感受到真实的经济压力。2022年年初,孟伟注册成为外卖骑手,兼职补贴家用。2022年3月,办理博士结业后,孟伟开通了视频账号,起名为“正在读博的外卖员”,分享自己在延毕期间送外卖的生活。

孟伟并非博士延毕的个例。2017年发布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数据统计显示,中国博士生毕业延期率从2008年的54.03%攀升至2017年的64.14%。这当中,直博生未经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更难走上科研道路,是常见的情况。孟伟的经历,对于理解直博生群体存在的困难有一定代表性。

孟伟的经历被报道后,浙大控制学院回应称,孟伟将结业原因归结为参加横向项目过多,导师指导不够、不客观,忽视了自身的诸多问题,攻读博士学位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需要聚焦科研目标,将主要精力投入学业,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学院还透露,2018年,孟伟科研工作聚焦和投入不足,始终未进入良好的科研状态,导师组多次建议其转硕,但孟伟坚持继续攻博。

其导师张光新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自己在2016年前后具体化了孟伟的科研任务,后来发现他在科研方面的进展非常慢。学习期间,孟伟热心参与了许多社会性的工作,当时提醒过他,社会性工作跟学业是两回事。

2022年4月1日下午,南方周末记者致电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孟伟博士生导师张光新教授。截至发稿,三方均未再作回应。

以下是孟伟自述:



▲2015年,孟伟在德国汉诺威,参加全球自动化技术挑战赛 (受访者/图)



“骂我的网友不少”


我既是博士生,我也送外卖,两个都是事实。

我的抖音叫“正在读博的外卖员”,有网友说,这名字起得挺有意思的。

读博和送外卖,这两件事本来风马牛不相及,顺序一变,意思相差挺大的。要是改为“送外卖的博士生”,塑造自己的惨状,说不定外卖小哥也会来质疑出发点,是看不起送外卖吗?

不过,现在这个顺序,骂我的网友也不少。他们会说,“金子的时间卖个铁价。”或者,“我谨慎怀疑,他送外卖就是想立个悲惨人设博取舆论同情,顺便给学校和导师施压,给他开绿灯发博士学历学位罢了。”

有时候我出去找朋友,路上可能顺手接一单。没有完全顺路的单子,肯定也要牺牲一点,多走些弯路。我在西湖区、拱墅区,也就是浙大附近跑,尤其在北和东北方向。学校西边和南边是西湖和山,不是上坡就是大下坡,会避免跑那一块。

专门做外卖的商家,它的地点是很隐蔽的,从开始送外卖到现在,我跑了一个多月还不熟悉。

有天晚上我到了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本来打算送完那单就休息,但是体力还好,天也没黑,系统指派一单、两单,看着最早的一单有40分钟的配送时间,后面干脆接了四单。但我找商家耽误太久,最后发现从第一单开始就要超时了。

当时有一个选择——把已经超时的放一放,去送那些还没有超时的。我没这么做,最后四单都超时了,最久的超时了十多分钟,七块五的配送费扣了将近六块钱。那时候是饭点,哪怕四单全部超时,我也不想为了保证三单或者两单的利润,让另外的顾客迟迟拿不到、吃不上。

做外卖员,和我的孩子有关。2019年,我和认识很久的妻子结婚。2021年6月4日,我们的孩子出生。六天后,他被诊断为暴发性心肌炎,住进重症监护室。

七月,小孩病情反反复复,医药费一天动辄两万。导师给我打电话提出帮忙,我骨子里要强,不希望学生和老师在金钱上有牵扯。我说,我自己、我爱人,整个家族很大,现在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如果真的有一天需要,一定会来问您,也会设定一个还(钱)给您的时间。

2021年9月到今年以前,我给别人做实验被试赚钱,在身上绑很多电极片,有磁共振的、眼动的、脑电波的。很多专业从我在的校区搬走后,当被试的机会少了,我没有选择权。

10月,我在浙大附属医院做过一次眼干实验,本来有两次,因为疫情,第二次实验被取消了,只拿了第一次的200块钱。实验点不远的话,50块一次算有性价比了。

做实验被试毕竟不可持续,收入也不固定,拢共就赚了不超过3000元。

小孩生病后,我在餐馆听见外卖小哥讨论送外卖,那时就有想法。2022年春节后,有了明确的时间安排:要先按规定办理博士结业。结业后还有最后一次换证机会,三年内达到博士毕业要求,就能换毕业证和学位证。我要把没有完成的博士学业放在首位,有收入的工作放在第二位,时间也要灵活。

实习和家教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外卖员的工作可能不是多么光鲜亮丽,但是这么多人涌进去,收入还是可观的。我出门时间不固定,随时开始、结束,只定了每天接100块钱的标准,一般半天就能跑到。



“我在科研领域找不到自己”


做兼职的习惯从我读本科起就有了。

浙大校内有个论坛,里面十几个板块,我不看“缘分天空”“心灵之约”这些热门交友板块,我喜欢逛兼职实习和闲置交易。

刚直博时,很多学生还没从我在的校区搬去另一个校区,实验兼职机会多。脑电实验需要洗头,正好我想洗头但又不想洗澡,做这个实验就可以把头洗了;或者挑一个临近晚饭的时间,做完实验去吃,把路上的时间节省出来;周六早上选一个8点的实验,倒逼我不要周末睡懒觉。

兼职和实习、招聘信息放在一个板块,但看到实习我就自动跳过去了。我在控制系做项目的科研,与大部分实习需要是脱节的。有实习经历的人,大多是去互联网的算法开发。有一两次,我用Python帮文科生从上千篇PDF文章里筛选关键词,然后分类、算出现频率。遇到问题现学现卖,网上找现成的代码,改一改就能用。

我没想过什么样的实习和一个传统工科对口。互联网实习,我也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所以在找实习上,我没有想法也没有行动。

直博拿不到学位就是本科,做家教,人家不需要一个没毕业的研究生。

2014年我博一,导师要我带6个本科生参加竞赛。本科生参与度不高,很多工作就落到了我身上。博士课程压力很大,都刚从本科升上来,我要比硕士多修10个学分。忙的时候连续一周没回过寝室,十几天没脱过鞋。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收入还是太少了。2015年春节前,我跟导师一块儿出差,跟他聊起来说,我给实验室投入了这么多,为什么就只拿到2000块钱?

不要看学生衣食住行都在学校里,还是有些花销大的项目。

我有好几次海外经历,美国、迪拜、以色列。美国是校际交流,以色列的学术交流跟学校关系不大。当时我研究的课题,有一个以色列团队做得特别好,想过去看看,机票钱我自己出。

浙大博士生有社会实践要求,大部分人把CSC联培(国家留学基金委选拔学生或学者并提供资金,支持其出国学习)的几个月作为社会实践,也可以选择在国内的企业实习。导师不允许我出国,他的意思是,你在我们国内课题组都没有产出,还指望你去国外能有?

我不想去企业,刚好传媒学院有个去迪拜的实践机会,我报名了,项目先自费,再通过立项学院申请学校补贴,算下来花了几千块。

学校里健身房一块钱一次的时候我就去了。午夜12点从实验室出发,锻炼到2点,然后回来睡觉,第二天继续我的工作。凌晨,健身房里只有我和一个酒吧DJ,见了就相视一笑。2017年11月,健身房换老板,不承认我的会员资格后我就没去了。也是那个月开始吃含激素的抗抑郁药,体重从80公斤涨到115公斤,现在也没回到两位数。

网上质疑我不专注科研,可能是因为我在2017年和2018年,抑郁最严重的时候做社会工作。当时想找一个口子,把自己的想法和压抑输送出去,因为我在科研领域找不到自己,努力过,但是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痕迹。

本科时,我只确定深造的大方向,但大二想过出国,准备过一段时间的GRE和托福考试;大三在国内读研和留学之间犹豫;大四选择本校直博。

读博后,实验室的师兄师姐有的打定主意,毕业后进入企业,有的决定去高校。我也规划过出路,但想得不细。后来如果产生过“一条路走到黑”的想法,就是完成未竟的博士学业。完成之后,我相信机会还有很多。



“始终没有一个人带我入门”


我的性格是别人给我一寸,我要回敬别人一丈。我不喜欢无节制地索要。反映在科研上,能够稍微给我指点路,我也能帮他。

2014年暑假,我开始承担实验室工作,两个月后正式成为一名博士生。

博士前两年,我被安排做8个企业和政府的横向课题,没有时间专注自己的博士课题研究。博一念了三个月,我在月报里反映,这对我的科研没有帮助。反映之后没什么变化。

做台州的一个系统改造作业时,甲方和委托我们的企业产生不愉快,回来在组会上,我顶撞了导师。我告诉他:“做的这些东西,我看不到意义。”

导师反问我,难道我进入实验室之前不知道他们在做这些工作吗?

我确实不知道。师兄师姐给我的是正向的、积极的印象和介绍,但实验室里做什么,我不了解。两年8个横向,我什么都做、什么都不精,和我怀抱纯粹的求知欲和上进心相冲突。但几位导师都说做横向是规定,这些导师们的博士乃至硕士期间,也是这样走过来。

这次对话之后,我除了担任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学生负责人,其他项目就只是作为参与。

直博生科研底子弱。我纠结自己没有走通研究的所有环节,钻了牛角尖出不来。对自己产生怀疑,也不再信任导师。

博士毕业需要两篇SCI论文和一篇能过盲审的大论文。博四那年,我一篇也没有,导师出于好心提议我转为硕士,更容易达到毕业目的。可我没有走上过科研道路,凭什么妥协?对他们我也有怨言,觉得自己像用完被甩掉的弃子。

2018年10月,我博五了,还没有论文,导师又重提这个建议。

其实这一年投稿了几次。另一位导师需要这篇论文帮他评正高职称,从高影响因子开始投,被拒之后再投低影响因子,被拒,再投,又被拒。后来,他说投一个开源期刊,版面费一人一半。学术界对开源的东西有偏见,我不确定投了能不能作为博士的成果。博士延期后这位导师和我聊,说挺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到我的实际情况。

身边也有同学延期,但是基本第二年就毕业了,走上人生的康庄大道了。

那时候寝室里空荡荡的,整天只有我一个人。朋友圈里人多,我偷偷看。三个室友出国做CSC联培的时候就有这种落差感,延期之后,连别人的尾灯都看不到了。

“毕业没毕业”“工作没工作”,延期后我特害怕被问这些问题,有时候干脆就不回复。我知道这是沉疴顽疾。找不到解开结的线头,还是尽快结束谈话,免得大家担心。

非要问,我就说我签了军工研究所。拿到那个offer之后,我发了个朋友圈,底下有人说,“我前几年就听你说拿了offer”“我以为你早毕业了”,之前立的人设一下坍塌掉了。

三周前的周五晚上,我和导师约在紫金港校区的一个咖啡厅见面。我穿着便装、骑个自行车就去了。

大家聊起来,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导师把原因归结为我答应了的事,迟迟没有按他的要求去完成。我说这么多年,我困惑的是,始终没有一个人带我入门。

送外卖的事我没和导师说过。那次见面离开前,我问导师最后一个问题,做这样的工作他会怎么看我?因为我不仅是我,我还是他的学生,是浙大的学生。

他说他相信我的选择。也是那天,导师把我博士结业的字签了。

网上说我想用舆论争一个学位,学校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如果大家都像我孟伟,因为毕不了业这么闹一下,以后成百上千的人都这么干,学校怎么受得了?我相信大家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我能毕业。

学院和我联系过,但也是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协助我与导师团队的沟通。

我不后悔这八年的选择。按时毕业的博士同门,优点是能搁置焦虑,埋头把该干的工作做完。若能从头来过,也许我做不出像样的科研成果,但起码不会让无解的问题占据头脑,不会再有这样多精神涣散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