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海洋污染往往找不到污染源，或者污染源非常分散，比如，渤海湾的农药不超标、排污口不超标，谁都没有错，但加总起来，问题出来了，环境被污染了，“结果就是治理起来比柯南探案还要难。”
“敌人”从四面八方涌来，只需要一阵风的时间，便占领整片海滩。渔网、泡沫板、矿泉水瓶……各种各样的海洋垃圾躺在海滩，或者藏在芦苇荡，卡在石头缝里。在这些地方，甚至有人捡到过完整的双人席梦思床垫和一台冰箱——这没什么稀奇的，海里什么都有。
从海洋中卷上岸或者被丢弃在岸边的垃圾，沿海岸线铺展。在参与净滩的环保者面前，它们是如汪洋大海般的敌人，“海边的垃圾很神奇，怎么都捡不完。”
捡垃圾的志愿者曾做过一个活动，收集有意思的垃圾，放进行李箱，固定好，拿出去展示。他们称这是“移动博物馆”。2021年9月，有人从泥巴里捞出来一只玩具小熊，“洗到最干净的程度”，挂在办公室。
但在海边清理垃圾并非一件浪漫的事情，人们对抗的是漫长海岸线，这需要耐心与坚持。来自福建泉州的陈省华，今年68岁，组织参与净滩活动7年，逐渐把家乡海边的垃圾山变成了风景线。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仁渡”）关注海洋环保多年，负责人刘永龙感慨，随着时间推移，“价值感在衰退，捡垃圾是我直接能看见的减少垃圾的方式，只能一点点、一件件去做。”
“能捡几个算几个”
2021年9月12日，还是阴天，厚重的云压得很低，天气预报说次日台风“灿都”会过境上海。
仁渡已提前跟一家企业沟通好组织企业员工到海边捡垃圾。上午11点，刘永龙等志愿者登上大巴车，从仁渡所在的浦东新区出发，到闵行区接上企业员工，目的地是位于奉贤区的海滩。
在车上，志愿者梦洁向大家讲童年的海岸线。她是广东惠州人，从小在大亚湾的海边长大。她小时候，海滩天然、没什么垃圾，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人潮涌入，垃圾量也一起增长，“并不是说现在人们的环保意识不如以前，其实是提高了，但人流量太大，以前可能只有10个人来，现在1000个人，垃圾量就多了。”
2011年，日本大地震伴随海啸的相关报道让梦洁至今印象深刻。她回忆，在当时的视频看到，海啸后的日本沿海一片狼藉，不管是岸边还是海上漂浮的。像这样由于自然灾害而被卷入海洋的垃圾，数量庞大，几乎什么东西都有，“日常垃圾人们有善心不会丢，但自然灾害是难以避免的。”
她曾在几年前从上海到北京出差，时间大约一周，刚好是北京污染指数爆表的时候。白天她要带很多外国人逛故宫、长城，做大量的讲解。第二天，她的嗓子完全不能说话。那是她第一次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后来便经常参加环保志愿活动。
孙娟刚加入仁渡不久，这是她在公益领域的第一份全职工作。她曾去香港念书，常在街头看到募捐活动，很多妈妈带着小朋友拿着工具、展板和小布袋，写着“请支持××”，支持的话会把小贴纸贴在衣服上。孙娟原先不理解为什么孩子小小年纪要顶着大太阳站在地铁口募捐。后来，她支持了一次这类活动，小女孩递给自己一张可爱的贴纸。“现在我还记得她的眼神，大眼睛望着我，哪怕不是为了公益组织，仅仅是为了小女孩勇敢直面我，”直到多年后，孙娟转来公益领域工作，都还记得那个曾打动她的小女孩。
孙娟喜欢旅行，约朋友去海滩游泳，对方会说，“脏死了，不如去游泳馆。”这让她觉得沮丧，“游泳这么阳光、美丽，我不能去外面，只能去室内，很不舒服。”她因此选择了海洋环保，希望能做点什么。
但参加环保志愿活动，并非有热情就够，面临的问题是方方面面的。刘永龙在车上不停地接电话，仁渡这天按计划有三场活动，由于第二天台风将登陆，他需要跟相关部门沟通。
他不建议继续当天的活动，“安全第一，然后是环保。”不过事情不是立刻能停下的。企业组织员工去净滩，临时不去，那成本怎么办？参与的员工有40人左右，包车费、保险费等都是支出，以及看不见的时间成本，是索性取消还是下次再去，这些琐碎的步骤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车子在微雨中向前行驶，刘永龙看着前方的杨浦大桥，回忆起上世纪90年代初他从西北老家来复旦求学，当时这座桥刚刚修好。读大一时，他和四个老乡乘坐观光电梯，在这里拍过一张照。到今天，他来上海三十年了，“来的时候上海刚开始变，眼见着它几十年的变化。”
最近一两年，疫情给这座城市的海边带来了新变化。上海人节假日出不去，只能去郊区的沙滩。“天空之境”等网红打卡地出现，吸引人潮蜂拥而至。“商业是非常体贴的，”刘永龙观察到，原本荒凉的路边出现了小摊贩，还有卖一次性塑料鞋套的，人们玩耍结束，有些垃圾会随地一扔。
海堤很窄，刘永龙指着前方的路比划，“就像这样，只容两辆小轿车通行。”大巴车载着人们过去捡垃圾，需要提前跟城管等部门报备。
类似的突发情况很多，台风和暴雨最常见，疫情、商业活动或者工程等都会影响净滩活动。工程的影响更多，每隔几年，海岸线一带要加固海堤。比如，临港一带最近封锁了一段海堤，工程已经进行大半年，在这期间，净滩活动无法进行。
最终，刘永龙还是决定去了看看再说，试试能不能进行。车子已经行驶在路上，也只能如此。
目的地是一片无人海滩，他们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杭州湾，海滩上的垃圾不算密集，但随处可见，顺着海岸线，一路延伸到远处。堤坝上有黄色喷漆标识的数字，每个间隔20米。这是“仁渡”此前的一个监测点，属于“守护海岸线”项目，和“净滩活动”一起，是目前这个机构最主要的两个活动。
仁渡每两个月会组织人到监测点，记录这里的垃圾数量、种类，目前已经沿海岸线在全国设立超过90个垃圾监测点，和国家海洋局等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社会研究机构一同监测海洋垃圾。
9月12日，刘永龙能直观看到的，是志愿者这次捡垃圾的数量，超过500斤。黄色的垃圾车在一边装运这些“成果”。刘永龙从垃圾袋里捡起矿泉水瓶，拧开盖子，把水倒干净，再丢进可回收垃圾袋，说道，“能捡几个算几个。”
自然而然的选择
捡垃圾是刘永龙看得见的“快乐”。做公益这么多年，他近来感到价值感在衰退，“不知道所做的能对他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捡垃圾是看得见的，捡走一个就少一个。选择公益这条路，要追溯到他的大学时代。
刘永龙1992年考入复旦大学。此前，他成长于西北农村，没见过大海，附近只有黄土高坡和荒寂的群山。来上海的第一个国庆节，他骑自行车跑到吴淞口看海。他过去关于大海的想象，是辽阔的、蔚蓝的，但那时看到有些海域因为污染已经泛黄。他当时不会想到，自己未来的漫长岁月将和海洋密不可分。
刘永龙曾对自己的未来有很多想象。他自称有“传统士大夫”情怀，把人生选择划分为“庙堂之上”与“江湖之上”。起初，他想走的是第一条路。“考大学时，能报16个专业，我报的15个都是法律，”刘永龙回忆，这是因为当时看过一套五角丛书，其中有一本是《美国总统逸事》，总结发现美国总统有一半是学法律的，年轻的他想象以后可以从政。不过，后来的现实让他意识到自己不适合政治生活。
如今的道路在他看来是在“江湖之上”的，符合自己的人生规划。他曾参与筹备复旦学生法律援助中心，尝试做公益组织的道路，后来的“热爱家园”的班底便从中而来。“热爱家园”是刘永龙毕业后成立的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协会在社区里做一些法律援助工作，和复旦大学的法援中心互为合作伙伴。
在这期间，刘永龙经历两次考研失败，最后去了一家国企工作。在企业做法务工作在他看来是一种过渡的权宜之计，想之后再去做学术、公益等。
2007年初,美国强生公司计划开展海滩清洁活动,询问“热爱家园”是否愿意给予支持。海洋环保并不在“热爱家园”的关注范围内，刘永龙推辞了，却从中看到了新的方向。不久，他辞去国企工作，创办了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全职投入到海洋环保的公益事业中。
从商业领域到公益领域，收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刘永龙调侃，2000年还在公司工作时，一个月的工资可以在上海市区买一平米房子，现在的收入半年也买不了自己住所的一平米，“20年过去了，收入性价比成了原先的1/6。”
选择海洋环保这条路一直坚持至今，刘永龙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以前有首歌叫《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有时候很怀疑‘选择’这个词，这一路有选择吗？”
在他的观点里，人生无法重复体验，自己一步步顺从这个选择，没有那么多的理想主义，面临的更多是现实问题。
“我们都是活在现实中的，一早一晚舔自己的伤口，”作为环保组织负责人，他要面临的问题来自方方面面。如今他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澎湃，每天提醒自己的就是按照日程，一件事一件事做完。
那些无法适应的
发展到今天，刘永龙的海洋环保团队目前有17名全职工作人员和4名兼职人员。仁渡2007年成立，2012年招了第一个全职员工，筹款额在2016年超过100万元，2020年超过500万元，成为一般纳税人，目前属于国内海洋环保方面的第一梯队。
然而，这个团队如今遇到了一些困难。
不过，他们的捡垃圾活动，每次都有不少志愿者参与。而当地政府机构守护海洋的工作因为人手有限，也有跟公益组织合作的需求。比如在上海市崇明区，仁渡每次开展“守护海岸线”活动，做监测点的时候，他们会提前请教当地海洋局的工作人员，二者有合作的空间。
赵星介绍，2021年以来，这种合作已经不如从前。比如，某个海洋垃圾监测点建立之后，后来被告知不能继续监测。
由于数据安全的原因，仁渡按照政府相关部门要求，取消了“守护海岸线”项目三分之一的海洋垃圾监测点。“目前这个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面对政策变化，刘永龙坦言这是机构目前遇到的挑战，需要调整、适应。
实际上，在他们的“守护海岸线”计划中，每年都会出现一些状况。在赵星看来，刘永龙缺乏风险意识和敏感性。她认为负责人应该有更强的意识，以避免团队遇到这类问题，而刘永龙并不适合做负责人。
同时，刘永龙与另一名团队骨干因为理念问题产生了分歧。刘永龙称，这是“最大的坎”，自己是一路被“架”着过来的，一直在做清理海洋垃圾这件事，“不知怎么最后成了带头大哥。”目前，他正在学习成为一名管理者，去适应一些东西。
“刘永龙不能把‘刘永龙’和‘仁渡海洋理事长’区分开，仁渡就是他的生活。”赵星认为做公益的人有理想主义的一面，包括刘永龙。“做这一行大家普遍没有太强的物质欲望，”生于1992年的赵星，没有网购习惯和“买买买”的冲动，手机也不装外卖软件，她只在疫情期间点过一两次外卖。
作为一名专职环保工作者，赵星最终还是无法坚持这种生活，决定离开。家人希望她能在上海定居、买房子，但在公益组织的收入每月不到8000元，难以支撑这个想法。国内公益组织的发展现状是她选择离开的另一个原因。她曾在美国留学，毕业后回国就加入仁渡。在她看来，目前国内公益组织的发展还在初期阶段，商业领域的共识在这里尚未形成，“比如公号更新的稳定性，市场、传播不分家，要有用户（捐款方）画像，等等。”
“我没必要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这里，让它发展20年，我再回来吧，否则非让我在这里养一个‘超级水稻’，养不出来。”最近，她跳槽到了企业工作。
人们普遍期待一名机构负责人能有积极的形象，但刘永龙并不掩饰自己的悲观。他提到刘慈欣的《流浪地球》，问，“人类最后会被拯救吗？”作为一名环保人士，他觉得人类的能力太强、欲望太强，是会“作死”的。
近几年，刘永龙的情绪一直比较低落，价值感在衰退。他意识到捡垃圾的动作很容易自发开始，但很多人难以坚持，会倦怠、放弃、没有信心。“这是一个重复的工作，今天是一个瓶子，明天还是一个瓶子，”刘永龙分析这种矛盾，“但现在人们都被商业加速的逻辑洗脑，今天是一个瓶子，明天得是更大的瓶子或者两个瓶子，心无法定。”他不知道自己的公益影响了他人多少，只有捡垃圾本身让他获得更直观的成就感。
成为石堆里的草
然而，不管怎么样越来越多的人正参与到与海洋垃圾的漫长对抗中来。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青年学者陈帅一直研究相关课题，经常去海滩旁收集样本，有时会带上几岁的儿子，“孩子不觉得是垃圾，只会觉得是玩具。”他看着儿子在垃圾旁边玩，感受到下一代的生活原来已经充满这些东西。
陈帅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申请了海洋塑料相关研究课题。课题通过并拿到了一笔不菲的支持资金，这在他的意料之外。他感觉到相关部门已经在重视这个问题。
但在大众生活中，海洋污染似乎没那么受关注。“相比于自来水污染、空气污染，海洋污染给人感觉没那么紧迫，加上这是沿海地区才能感受到的，不具备普遍性，”陈帅称，“我国海岸线漫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地方下设部门不具备这个能力，其他部门没有这个职责，所以一直不好解决。”
在陈帅看来，公益组织的作用更多是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无法依赖其真正完成漫长海岸线的清洁。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刘曙光同样认为，公益组织的宣传和示范效应大于它的实际效用，难以最大化，不可能说“捡垃圾越多越好”，不能指望公益组织成为刚性的利益相关者。
刘曙光解释，海洋环境属于公共物品，污染可能是历史的而非当下的，是异地流动的而非本地的，为了避免“公地悲剧（又称“共有财悲歌”，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面对这种时空不对称性，需要国际协同、地区协同，只能政府买单、政府治理。
治理是复杂的，很多海洋污染往往找不到污染源，或者污染源非常分散，比如，渤海湾的农药不超标、排污口不超标，谁都没有错，但加总起来，问题出来了，环境被污染了，“结果就是治理起来比柯南探案还要难”，刘曙光补充，“这时就需要公益组织的宣传，它是政府功能的延伸。”
政府机构正在加大投入解决海洋污染问题，国家生态环境部多次召开相关会议，提出“陆海统筹管理”，将海陆交界处的海滩纳入管理范畴，避免“三不管”。目前，联合治理相关机构正在山东的海岸线进行试点试验。
作为政府功能的延伸，民间组织有更灵活的净滩方式。68岁的老人陈省华来自福建泉州，自2014年就组织当地居民净滩。原先村子附近的海岸线是“垃圾山”，村民朴素的概念是“海那么大，什么东西都往里扔是理所当然的”，破家具通通丢入海。
陈省华和老伴在原来老年游泳队、太极队的基础上，组建了“捡垃圾队”。几年过去，村子周边的海岸线终于被他们清理干净。陈省华把这视为“万里长征第一步”，以后他们准备动员更多人加入进来，到学校去宣讲，提高大家的环保意识。
陈省华说，现在周围的环境已经恢复得很好，附近的湿地有一万多只白鹭，经常飞来飞去。沙滩上能看到小螃蟹留下的小沙丘、小洞洞。
刘永龙最近参加了一场活动——国内外一些大型企业成立“终结塑料污染联盟”组织。他起初以为这是个公益机构，带着很大的期待参加——因为企业联盟号称要解决塑料垃圾污染，去了之后才发现，对方不做纯公益，只做商业。这种“失败”经历他经常遇到，当天全部的收获只是跟这些机构建立了联系。
不过，海洋清理是客观需求，刘永龙相信公益组织一定是成长的、发展的。“我常常会觉得草很厉害，在很多山崖的石头缝，能长出一棵草，”他希望在海边捡垃圾的团队能成为这样的草，活下去，茁壮茂盛。
对他而言，拿起垃圾袋，走在海滩上，捡起一件件垃圾，就是当下的价值。他看不到海岸线的尽头，一直走着，偶尔会看到芦苇荡里有什么在翻跃。“看，这是弹跳鱼”他指着说道，黑色的手指大的小鱼正在跳动，这里是他最熟悉的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