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刘海平（深圳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原文标题：《流水线上的“情感专家”与逐梦的劳工——以广州婚恋咨询公司培训为例》，头图来源：IC photo
近20年来，大量自诩为专家的婚恋咨询师层出不穷。他们所创立的情感咨询公司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情感专家”进行价格不菲的咨询与干预服务。
基于对广州一家婚恋咨询公司的田野调查研究发现，情感咨询公司用一套流水线模式快速培训咨询师，让他们按照模板去进行“自上而下指导式”的咨询；公司一方面用电话呼叫中心的管理模式对年轻咨询师施加高强度的控制和规训，另一方面用两极化的薪酬制度和创业愿景去调动年轻咨询师的积极性，但这种自我赋权的论调实则是为了遮蔽其背后的压榨与剥削，从而让年轻的咨询师甘当情感咨询流水线上“逐梦的劳工”。
一、问题的提出
近20年来，大量自诩为情感专家的婚恋咨询师层出不穷。在写书大卖、网络走红之后，他们开始寻求流量变现，因此创立了自己的情感咨询公司。这些公司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年轻的“情感专家”，为消费者们提供“脱离单身、挽回前任、自我提升、婚姻修复”等一系列婚恋问题的付费咨询与干预服务。
有的公司把男性青年作为目标客户，教授泡妞技巧[1]，有的公司以失恋的女性为目标客户，开展挽回前任的咨询服务。为了在短期内迅速扩大规模，某些情感咨询公司打着岗前培训的旗号招募零咨询经验的年轻求职者，然后用一套标准化的速成体系去培训这些员工。在资本的运作下，情感咨询成了一种流水线作业。在这样的流水线模式下，成为一名情感专家并没有什么专业的门槛。
目前，国内对于情感咨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截止到2021年10月，中国知网上只有5篇硕士论文研究情感咨询。有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情感咨询话语[2]，有从人际语用学的角度研究情感咨询热线中的移情[3]，有从语料库的角度分析咨询中的修正策略[4]或建议策略[5]，以及情感资讯类博客的特点等[6]。
以上研究大都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去剖析传统的电台或电视形式的情感咨询。对于新兴的商业化情感咨询及其内部的咨询实践与培训模式，仍没有深入的实证研究。
众所周知，流水线产生于1913年的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流水线”生产方式指的是设计一套非常完整的产品流程，将其分解成为很多连贯的步骤予以“标准化”，然后去找没有受过太多训练的工人，工人只要把一个动作学好，与前后工序连接、连贯起来，就是好的产出方式了。自那之后，流水线模式开始向制造业的广阔领域扩散[7]。现如今，以流水线为代表的标准化大规模生产不仅存在于制造业，也不断渗透到各行各业。
人类学家张鹂在《本土化：后社会主义中国的心理咨询》一文中曾指出，中国心理咨询培训具有“快速的流水线”的特征，追求短期速成，热衷于考证。不管是什么背景的年轻人在接受两到三个月的培训之后基本都可以通过考试，从而取得心理咨询师证书[8]。
然而，流水线生产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工人只要把一个简单的动作做好就够了，每个人只是一个螺丝钉，重点是效率和熟练度，而不是产品本身，工人任何的技艺提升都对产品品质没有决定性影响[9]。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70年代，流水线成为人类最熟悉的陌生人，因磨灭工人的个性、无休止的大规模生产和不断造成的环境危机，受到谴责[10]。
电话呼叫中心正是流水线模式的产物之一。专门研究电话呼叫中心的学者泰勒·菲尔（Taylor Phil）和彼得·贝恩（Peter Bain）在他们的文章《“脑子里有一条流水线”：电话呼叫中心里的工作和雇佣关系》中指出，每一个电话接线员“脑子里都有一条流水线”，他们一直处在高压之下，因为一个任务完成后下一个任务会紧接着到来[11]。
英国社会学家杰米·伍德考克Jamie Woodcock)曾在伦敦的保险销售电话呼叫中心卧底工作数月，他在自己的著作《用电话工作：电话呼叫中心里的控制与反抗》里描述电话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就好像一种通过电信技术和非物质金融工具运营的新型机器上的附属物”——“与其说是反复重复特定动作，不如说是一场旨在以新的方式说服人们挥霍钱财的表演型重复劳动。”[12]
标准化大规模生产渗透进情感咨询行业，可以说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性质与婚恋焦虑的社会需求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流水线的标准化可以为这些情感咨询公司尽可能地降低人力成本，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因此，情感咨询公司比拼的不是咨询师，而是其背后的一套标准化的培训体系。
那么情感咨询行业的产业化即流水线是如何运作的？情感咨询公司是如何招募、培训、管理情感咨询师的流水线式的情感咨询给这些年轻的速成咨询师们带来怎么样的工作经历和体验？这些都是本文将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实地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2016年10月，笔者参加了F公司为期一个半月的情感咨询培训师项目，F公司地处广州，号称是中国最大的婚恋咨询企业。2017年6月，笔者再次到F公司进行了后续访谈和调查。
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笔者共与16位情感咨询师（8位资深咨询师，8位实习咨询师，其中5位男士，11位女士，年龄介于22岁至45岁）进行了深度的一对一访谈，与其中4位进行了后续二次访谈。
笔者在付费报名参加该培训项目前与F公司创始人之一的C先生取得联系，说明了研究计划和意图，获得了他的同意。在培训的第一节课上自我介绍时笔者向所有学员介绍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研究计划，得到了学员们和培训师们的同意。随后的访谈在得到被访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录音和转录，文中所有被访者已做匿名处理。
三、流水线上的“情感专家”与逐梦的劳工
1. 流水线上批量速成的“情感专家”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家庭与婚姻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但是在笔者调研的F公司里，很多咨询师并没有取得家庭与婚姻咨询师证。根据F公司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已有5万人拿到该证书，但是这些人和真正在执业的人并不匹配。
在笔者访谈的8位资深咨询师中，只有2位曾经是心理学专业科班出身：其中一位厌倦了在精神病医院的工作故而加入F公司，另一位曾在一家私人诊所担任心理咨询师，后因薪水不高而跳槽至F公司。其他6位资深咨询师曾分别为房地产行业销售、职校老师、程序员、商人、广告公司雇员、淘宝自由职业者。
他们都是在加入F公司之后经过了一个半月的速成培训，参加考试后取得家庭与婚姻咨询师证的。但他们在与笔者的访谈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资深咨询师，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咨询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方法与技巧，与从业证书并无太大关系。情感咨询行业的资深执业者和家庭与婚姻咨询师持证者之间的不匹配，从侧面印证了张鹂所指出的心理咨询培训的“流水线化”。
虽然F公司声称给客户提供的是一对一的定制咨询和解决方案，但是F公司培训学员使用的实际上是一套标准化的统一模板。笔者所参加的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叫作“黄埔计划”，该培训包括三周的课程，一周半的咨询案例学习，以及一周半的电话咨询实践。
美国社会学家嘉恩·帕迪欧斯（JanM.Padios）在研究菲律宾的电话营销型呼叫中心外包服务公司时发现：“大部分电话营销型呼叫中心外包服务公司都不使用‘申请职位’这样的普通词汇，而是使用‘招募’或是‘招兵’这样具有军事化意味的字眼”[13]。F公司选择了“黄埔计划”这样一个军事意味浓厚的词语，一方面是将自己比喻为情感咨询界的“黄埔军校”，另一方面是提前向应征者传达：“高要求的工作环境中，应征者必须通过高强度训练，经历公司的一系列评价和考核，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14]
在F公司，在缴纳了近6000元的报名费之后，学员们参加一个半月的培训，然后接受资深咨询师的考核合格后，才能真正进入F公司工作。在一个半月的培训中，关于国家家庭与婚姻咨询职业标准的内容屈指可数。对此，资深咨询师Tim解释道：“教科书是好的，但是对实际的咨询没有什么用。你只是需要它来通过考试拿到证，因为那样会使你的简历更好看一点。而最重要的是公司根据几千个真实咨询案例总结出来的万能模型。”
如何脱单：自我认识→扩大社交圈（线上和线下）→ 沟通技巧提升（讲故事，多线进行，深度沟通）→ 约会技巧→建立连接→关系升级
自我提升：形象建设（健身改造，衣橱升级）→ 学习计划（职业技能，英语技能，等等）
婚姻维系：找出问题焦点/击退小三→二次吸引
挽回前任：切断联系→自我提升→恢复联系→二次吸引→加强关系
根据F公司的规定，购买咨询服务的人必须被称呼为“来访者”而不是“患者”或者是“客户”。在实际的咨询中，咨询师也必须把自己称为“某老师”介绍给“来访者”。F公司如此刻意的称呼规定背后，其实是要把咨询师与客户之间的平等关系转变成一种老师和学生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这种带有权威的咨询方式和西方的平等咨询模式非常不一样，咨询师Z对此发表了这样的看法：“在西方，咨询师需要平等地对待咨询者。但是在中国，客户期待一个权威的咨询师。当我们的客户发现咨询师给出的建议有用的时候，就会尊称你一声‘老师’，但是当他们觉得你说的没用的时候，就会立马投诉你。这根本不是什么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就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而已。我觉得这种关系很虚伪。”
在研究中国当代的心理咨询实践时，人类学家高乐（GilHizi）发现，中国人普遍尊敬权威、专业人士和老师。这种对于专业和权威的崇拜导致了中国的心理咨询常常不得不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指导式”的模式，不得不聚焦在解决具体的问题，咨询师也必须针对客户的特定问题给出直接的建议和方案[15]。
西方所流行的以客户为中心的心理治疗，主要目的在于帮助客户建立起自我的意识以及发掘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潜能。然而这种非指导式的咨询在中国并不受欢迎。另一个资深咨询师Harry告诉笔者：“在国外，人们发现自己的婚姻关系出现了一些裂缝或是小问题就开始进行婚姻咨询了。但是在中国，另一半提出离婚了，婚姻关系都快要破裂了，矛盾已经激烈到一定程度了，人们才会想起来找专业人士帮忙。”
高乐的研究发现也印证了Harry的观点：在中国，大部分人都是问题严重到了一定的程度才会考虑心理咨询，否则都会尽量避免。这也是为什么非指导式的咨询方式，因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更高昂的咨询费，而让中国客户们失望和抵触[16]。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F公司里，正是因为“自上而下指导式的”咨询方式，这些年轻的咨询师们才能在经历了短短的培训之后就迅速上岗，说服“看不见的”客户们他们是“专家”。这样的咨询模式下，每一个客户都首先被分类到前文所提到的F公司的万能模型下的一个类别，咨询师们只要根据模型来给出解决方法即可。
这种“指导式”的咨询方式也满足了很多客户对于一个具体的、可实际操作的解决方案的急迫需求，他们想要的往往就是一个针对他们情感问题的快速解决方案，而他们从平等关系的长期心理咨询中反而获得不了这种快速解药。
这种自上而下指导式的咨询在电话咨询中具备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咨询师会主导整个咨询过程。二是在问题描述阶段，客户说，咨询师倾听；在问题分析阶段，咨询师说，客户倾听。三是咨询师经常使用祈使句下命令，以反问句来质问，以及经常使用“必须”和“应当”这样的词汇[17]。
培训中，资深咨询师Tim告诉我，F公司的客户80%都是女性，年龄主要分布在20~45岁。前两类（如何脱单和自我提升）服务主要针对单身的未婚女性，而第三类（婚姻维系）针对需要维护自己的婚姻或是解决伴侣出轨问题的已婚人士。第四类（挽回前任）服务针对需要挽回前任的被分手的或正在面临离婚的客户。
培训师告诉我们，后两类服务是最赚钱的，因为这两类客户往往都处在绝望的状态，只要能满足他们的诉求，再高的价格他们都愿意付。高乐在分析中国私人诊所的心理咨询模式时曾指出：“咨询师得在盈利状况、咨询道德和患者的需求之间寻找平衡且不断试错。
越来越多的咨询师根据具体的目标客户来定义自己的咨询实践，而不是根据传统的心理咨询流派或方法。咨询师虽然有一定的学科要求和专业训练，但是都感到不得不灵活地进行心理咨询实践”[18]。显然，情感咨询这个新兴的领域更是采取了这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心理咨询方式。
这种“指导式”的心理咨询之所以能如此大受欢迎，也是因为很多情感受挫的人只是希望听到所谓权威的“专家”说出他们自己心里所不确定的话。正如齐格蒙特·鲍曼在他的著作LiquidLove中所写的：“接受‘专家’建议的人们总是抱着一种感恩的态度。他们期待从那些‘专家’的嘴里听到他们所想听的话，因为他们往往自己羞于或是不敢说出这些话；人们也总是想要打探‘其他和他们一样的’人的所作所为，并从专家的认可中获得一些安慰，即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孤独地努力应对困境的人。”[19]
“专家”的魔法并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作为专家的身份所产生的光环。新手咨询师Penny告诉笔者：“我们只是在贩卖情商。很多时候，客户只是想要有一个人听他们倾诉，有时候他们自己说着说着就有了答案。我只是肯定他们，帮他们确认一下。在我很多的咨询电话里，我的客户说的话比我要多多了。但是他们对我的咨询也感到很满意。”
电话里的情感咨询，哪怕是这些新手咨询师做的咨询，的确能够创造一种人际语言的亲密性和私密性。这种亲密和私密使付费咨询的客户可以放心地说出自己的沮丧、挫败、焦虑和希望，同时也得到了看不见的“专家”的肯定或是建议。
2. 电话呼叫中心里的日与夜
在笔者的田野期间，咨询师的实战培训每天从打电话开始。学员们两两组队，打销售电话的时候需要扮演咨询师助理，把另一个学员描述成“资深”咨询师，营造出一个十分忙碌的专业咨询师的形象。约好了时间之后，自己就要扮演那个“资深”咨询师，为组员所约到的那个客户进行为期一小时的免费咨询。
按照F公司的要求，每一个学员每天至少打3个小时的电话，其中咨询电话不少于2小时，销售电话不少于1小时。这样的培训设计是因为F公司是一个盈利性机构，每个咨询师也需要承担提高收益的责任。F公司把学员们培训上课都安排在上午，打电话咨询和销售的时间安排在下午和晚上（13：00—22：00），因为下午和下班后的时间能提高接电话的人接受免费咨询的概率。
在登入F公司的在线电话系统之后，学员们只能看见客户的性别、姓氏、年龄、从何种渠道拿到客户的联系方式，以及之前打过的电话记录。学员们后来才发现，系统里的客户大部分都已经被“轰炸”过很多次——也就是被很多销售人员多次打电话推销公司的咨询服务，但这些客户大部分以不需要或是嫌贵为由拒绝了。因此这部分客户成了训练新手咨询师做免费咨询的绝佳对象。
在F公司，每一通咨询电话都会被公司的系统全程录音，之后会有专门的质检部门抽查并评级为合格或不合格。合格与否的主要标准在于咨询师们是否按照F公司的模型进行咨询，如果不合格的数量达到一定比例，咨询师就会被扣工资。参加培训的学员是没有工资的，但每天晚上10点下班之后参加培训的学员们会收到当天成功邀约数量的排名和咨询电话时长排行榜。
作为研究者的笔者，因为全程沉浸式参与了这个培训，每天晚上都因榜单的发布而感到紧张不安。尽管F公司对培训学员电话咨询时间的最低要求是3小时，但学员们为了能够在之后顺利留在F公司转正工作，都会超额完成任务。咨询时长排名第一的学员一天之内平均要打7~8小时的电话。
实际上，F公司的运营模式就是电话营销型呼叫中心，其本质和那些打电话销售产品或服务的电话中心并无差别。但特别的是，这里的电话销售人员同时也要担任心理咨询、家庭与婚姻咨询，以及人生导师的复杂角色。
F公司设置的话术、万能模型、电话系统录音和质量抽检系统，以及每天的内部排名，都是电话呼叫中心的典型管理方法，其目的是“让雇员按照一种被规定好的，程式化的，可被预测的方式进行工作”“把管理和任务的程式化及分割化提升到一个极高的程度”[20]。
但是F公司从来不把自己称为电话呼叫中心，创始人C先生把这称为“亲密关系咨询产业化”：“在我们公司，一切都是流水线。客户咨询是一套流程，培养咨询师也有一套流程。你只需要对着电脑，把这个标准流程念给来访者听就行了。”
显然，创始人C先生就是这个流水线的总设计师。在这条流水线上，咨询环节像零件一样拆开，一个具有普通智力的人可以用一个月时间掌握。首先，了解咨询的流程：从第一分钟讲什么到第三十分钟讲什么；其次，了解每种情感问题的解决流程、分类、判断、解决。
然而，因为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较低的收入，F公司以及整个情感咨询行业的员工流失率都居高不下，但公司管理者们对此一点也不担心，因为短时间内他们就可以培训出一批又一批的流水线上的“情感专家”。
这种产业化和标准化的流程给咨询师们带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控制和规训[21]。在后福特时代的劳工研究领域，学者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 Marazzi）在他的扛鼎之作《资本与情绪：语言经济的政治》中这样形容后福特时代的流水线工作：“虽然流水线（由亨利·福特在上世纪初发明）排除了任何形式的语言生产，但今天，没有交流就没有生产。新的技术是语言机器。这场革命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工人，他们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而是多才多艺、适应性极强的人。如果说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在过去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今天我们生产了一系列看似不同的商品，以满足特定的消费需求。”[22]
实际上，在F公司，任何人都可以在流水线上被训练成一个“多才多艺、适应性极强的”伪专家。正如泰勒·菲尔和彼得·贝恩所描述的，电话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必须遵循预先确定的话术、脚本、行为模式和发音方式，以重复且不间断的方式进行自己的工作[23]。F公司的实习咨询师们不仅要像电话呼叫中心的工作人员一样打重复的销售电话，还要进行难度较大的情感咨询，后者更需要他们全神贯注和灵活运用自己在短期培训中所学的知识与技能。
虽然咨询电话不像销售电话那样重复和枯燥，但咨询工作更令人疲惫。F公司的资深咨询师Harry告诉笔者：“这份工作需要你一直全神贯注。你必须花几个小时专心倾听客户，并最大限度地调动你的情绪和表达能力向客户提供反馈。因此，这是极其消耗能量和情感的。”
从笔者在田野期间每天工作8小时的经验来看—晚上10点左右回到家后，和笔者住在一起的四名新手咨询师都精疲力竭。她们通常只能一边瘫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边心不在焉地刷手机。笔者问她们经过一天的咨询后感觉如何。她们戏谑说：“真的是身心都被掏空了。”
在咨询过程中，咨询师们需要长时间地认真倾听、根据客户的情况及时反馈，但同时又要遵守F公司的万能模型，进行“自上而下的指导式”的咨询。这让人心力交瘁，极为疲惫。大部分实习咨询师都因为长时间打电话感到耳朵不适，且在一天工作结束之后累到一句话也不想说。笔者在结束田野6个月后才逐渐从这段痛苦的工作经历中恢复过来。
意大利作家弗朗科·贝拉尔迪（Franco Berardi）在他的著作《工作的灵魂：从异化到自主》中对“把沟通作为工作”做出过精彩的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工作的沟通可以被视为‘经验的丰富’。然而，当它在流水线上被工具化时，沟通和交流使人变得贫瘠（这通常也是规则），因为它失去了慷慨的、愉悦的特征，变成了一种经济必需品，一种毫无乐趣的摩擦。”[24]
3. 逐梦的底层情感咨询师
“逐梦的劳工”（aspirational labor）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传媒与性别学者布鲁克·艾琳·达菲（Brooke Erin Duffy）在她对时尚美妆行业梦想着成为网红的女性从业者的研究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达菲将其定义为“一种把希望寄托在未来，怀着企业家创业精神的，短期内回报远低于投入的劳动者”[25]。
笔者在F公司所观察到的年轻咨询师们，尤其是女性咨询师们都具有“逐梦的劳工”的特征。一方面，共情和沟通的技能（或我们所谓的“软”技能），成为一种能够帮助咨询公司获得利润的工具。因此年轻的咨询师学员们，尤其是女性咨询师，会不断地被公司管理者要求和鼓励着去利用自己天生的性别优势，将沟通和共情的本领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F公司宣扬一种自我提升和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公司文化。公司创始人号召所有员工都不断提升自我，有朝一日成为收费百万级的顶级咨询师。
然而，根据笔者在田野时的粗略计算，F公司的管理者和资深咨询师80%以上都是男性，而新入职的咨询师和培训生几乎都是女性。也许这也是为什么在F公司招募咨询师的广告中，男性模特的旁边写着“一线销售岗位，从事管理职位，收获高薪”，而女性模特的旁边却是“提高情商，学会经营爱情与婚姻，实现自我提升；掌握行业脉搏，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
在笔者所参加的为期一个半月的培训中，共有30名学员，其中只有3名是男性。这个比例与F公司整体员工约1∶9的男女性别比例也是一致的。培训中，培训师们不断强调，女性天生就具备共情和表达能力。此外，训练有素的咨询师不仅能够运用专业的沟通技巧和情绪管理能力帮助客户解决情感和关系问题，也能更好地处理自己的亲密关系。
F公司所宣扬的这种观念得到相当多女性咨询师的响应。新手咨询师Yvonne和Penny告诉我，她们对自己未来的亲密关系非常有信心，因为她们觉得自己已经从咨询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两性交往和相处的知识。
学员Amanda甚至在训练间隙告诉我，她以前就梦想着能有一份工作，只要说说话谈谈感情就能赚钱。对她来说，F公司的咨询工作简直就是美梦成真，以至于根本不像是在工作。作为“黄埔计划”的一名培训师的Lilian表示，自己在F公司的教学工作可以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实我只是想学和教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学习所有这些理论和方法一方面是为了成为一名更好的培训师，但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能成为一名更好的妻子和母亲。”
然而，当笔者一年后再次到F公司进行二次访谈时，工作了近一年的女咨询师Yvonne和Penny告诉我，她们在工作以外根本没有时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没有额外的情感和精力，去谈恋爱或约会。尽管F公司号称经过培训的女咨询师都能够拥有很好的亲密关系，但是不管她们在解决客户的情感关系问题上有多老练，她们在咨询工作之外却已无心力再处理自己的亲密关系。相比之下，男性经理、主管和培训师反而常常吹嘘他们从咨询工作中学到的技能是如何完美地运用到自己的亲密关系中。
此外，F公司的薪酬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资深咨询师和新手咨询师收入相差极大，呈现出金字塔的结构。在田野期间，笔者与4位在F公司刚工作6个月的新手女咨询师租住在同一套房子里，在和她们进行了深入的一对一访谈和观察她们日常的消费实践之后，了解到她们的工资收入包含两个部分：每月基本工资2000元（略高于2016年广州最低工资1895元）外加5%的咨询服务提成，但获得咨询服务提成的前提条件是没有收到任何客户的投诉。
相比之下，资深咨询师（整个公司只有不超过20位资深咨询师）咨询的提成为60%，因此他们每月的收入基本都能超过10万元，这让年轻的咨询师们羡慕不已。两极分化的薪酬结构使F公司不仅可以毫不担心年轻咨询师的高流失率，不断地雇佣廉价的劳动力，更重要的是，资深咨询师们高达60%的提成也可以刺激这些年轻的咨询师，让他们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以资深咨询师作为自己的目标，从而忍受眼前的高付出低收入。
前文所提到的Yvonne和Penny以及其他几位年轻女咨询师在自己工位的隔板上都贴着公司创始人C先生的海报。当笔者问起为何要贴他的海报时，Yvonne告诉笔者：“我是他的粉丝啊，他可是咨询费高达两百万的顶级咨询师。我特别喜欢他所说的自我提升的概念。我现在每天都挤出时间坚持去健身房，我还看C先生写的书，因为我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虽然每个月收入不到3000元，其中有近1000元要用来支付房租，但是Yvonne和Penny这样的年轻咨询师们却舍得花钱买很多的情感咨询书籍和在线课程去精进她们的业务能力。而这些付出都是为了实现公司创始人C先生所说的“自我提升”，以及为了有朝一日能成为C先生那样的顶级咨询师。
这种高投入低回报的逐梦状态和达菲研究中的时尚美妆行业的网红们如出一辙。在她的著作《不为得到报酬地做你所热爱的工作：性别，媒体和逐梦的劳工》中，达菲指出“逐梦的劳工”的典型特征是高度的性别化、美好的创业愿景，以及寄希望于未来的成功[26]。
然而，只有很小比例的逐梦者能够实现她们所追逐的梦想——成为现象级的网红或是成为C先生那样收入高达百万的咨询师。在F公司，创业的愿景和自我赋权的论调不仅使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被遮蔽和隐形，也进一步巩固了咨询工作中的性别压榨和管理上的等级划分。
四、总结与讨论
近二三十年的超常规高速发展，使当下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吴小英曾指出，对于理想婚姻不可得的焦虑和在结婚与否问题上的选择性焦虑共同构成了中国“转型期婚姻焦虑”的进退两难的悖谬式处境[27]。
随着亲密关系的自主化、商业化和脆弱化，婚恋焦虑几乎成了每个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烦恼，也因此催生出像F公司这样婚恋情感咨询公司。近二十年来，中国婚恋咨询产业呈爆炸式增长，然而快速增长的背后是这个行业的良莠不齐、乱象丛生。
本研究通过考察广州的一家具有代表性的情感咨询公司，首先探讨了部分情感咨询公司是如何为了逐利用“流水线式”的训练培养出大批按照模板进行咨询的年轻咨询师。同时，因为付费进行情感咨询的客户期待权威式的专家，渴望得到迅速解决问题的办法，婚恋咨询几乎不得不采用一种“自上而下的指导式”咨询方式。
然而，也正是因为“自上而下的指导式”的情感咨询方式，使这些年轻的咨询师们能在经历了流水线式的速成培训之后立马上岗，说服“看不见的”客户们他们是“情感专家”。但是，年轻的实习咨询师们既要充当电话呼叫销售中心的销售员的角色，同时也要进行复杂的心理咨询和情感咨询。情感咨询公司创始人们口中的“亲密关系咨询产业化”对这些年轻的咨询师们来说，实则是工作中的高强度控制和规训，以及工作所带来的巨大内耗与身心俱疲。
总的来说，目前情感咨询市场的巨大需求和暴利让很多咨询公司不顾咨询职业道德，用流水线的方式快速生产出大量的情感专家，立即上岗进行流水线式的咨询。
面对低收入却高强度、令人疲惫的情绪劳动，年轻的咨询师们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用企业家精神合理化职场中的性别剥削，沉溺在“自我提升”的创业梦中，甘当情感咨询产业里“逐梦的劳工”。然而，从婚恋咨询公司的管理者和创始人们的角度来看，这些年轻的咨询师不过是流水线上速成的螺丝钉而已，是他们所谓的亲密关系咨询产业化里可被替代的零部件罢了。
国家相关部门对情感咨询行业的乱象已开始关注。2017年，共青团中央、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青年婚恋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强对专兼职心理咨询师和婚恋咨询、婚姻调解等社工队伍的培训；组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高校、社科机构等领域有关人士组成专家团队，为青年婚恋工作发挥智库作用，从而帮助青年解除思想压力和心理困惑，提高青年社会融入、情绪管理、情感经营能力，引导青年端正择偶观念和家庭观念。
本文所展现的咨询师培训正是这个婚恋咨询产业里的重要环节，未来还需要更多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才能完整地呈现出这个行业的全貌。此外，青年婚恋工作的政策落地落实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学界也应对此进行更多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所获得的经验资料将补足婚恋咨询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为国家青年婚恋教育工作的政策实施和相关引导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刘海平. 亲密关系商品化和约会程式化—以深圳 PUA 公司的调研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2021（6）：54-60+119.
[2]王晓倩 . 情感咨询话语中的“请”字研究[J]. 海外英语，2021（3）：244-246.
[3]许文昕 . 情感咨询热线中移情的话语语用研究[D]. 山东师范大学，2020.
[4]杨换丽 . 基于语料库的情感咨询中自我修正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2019.
[5]董敬 . 基于语料库的情感咨询中建议策略研究[D]. 河北师范大学，2019.
[6]韩晓然 . 情感咨询类博客的特色分析[D].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2010.
[7][9]周倩 . 百年流水线的前世今生[J]. 中国工业和信息，2018（12）：76-85.
[8]Zhang Li. Bentuhua：Culturing psychotherapy in postsocialist China[J]. Culture，Medicine and Psychiatry，2014，38（2）：283–305.
[10]大卫 E.奈 . 百年流水线：一部工业技术进步史[M]. 史雷，译 .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
[11][20][21][23]Taylor Phil and Peter Bain.“An Assembly Line in the Head”：Work and Employee Relations in the Call Center[J]. Industrial Relations，1999，30（2）：101–117.
[12]Jamie Woodcock. Working the Phones：Control and Resistance in Call Centers[M]. London：Pluto Press，2017.
[13][14]Jan M Padios. A Nation on the Line：Call Centers as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s in the Philippines[M].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18.
[15][16][18]Gil Hizi.“Evading Chronicity：Paradoxes in Counseling Psychology in Contemporary China”[J]. Asian Anthropology，2016，15（1）：68–81.
[17]Gao Yihong. Directive Approach to Telephone Counsel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Underlying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Transitions[J].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2001，29（3）：435–53.
[19]Zygmunt Bauman. Liquid Love：On the Frailty of Human Bonds[M]. Cambridge UK：Malden，MA：Polity Press，2003.
[22]Christian Marazzi. Capital and Affects：The Politics of the Language Economy[M]. Los Angeles：Semiotext（e），2011.
[24]Franco Berardi. The Soul at Work：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M]. Translated by Francesca Cadel and Giuseppina Mecchia. Los Angeles，CA：Cambridge，Mass：The MIT Press，2009.
[25]Brooke Erin Duffy.“The Romance of Work：Gender and Aspirational Labor in the Digital Culture Indus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2016，19（4）：446.
[26]Brooke Erin Duffy.（Not）Getting Paid to Do What You Love：Gender，Social Media，and Aspirational Work[M].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17.
[27]吴小英 . 婚姻的“祛魅”与家庭观的位移[J]. 探索与争鸣，2013（5）：18-20.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刘海平（深圳技术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