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王富百慧、冯强，原文标题：《青少年近视与身体姿态异常的关系研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我国青少年近视发展趋势亟待扭转，本文考察了近视与身体姿态异常的关系，并验证了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和教师监督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身体姿态异常显著增加近视的发生率，增加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和老师监督提醒都分别有助于降低因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
校内体育活动和老师监督提醒的调节作用呈现“互补”特点，其作用机制具有较为明显的预防作用，应尽可能在青少年早期学段采用上述干预方式，有效降低因身体姿态引发的近视风险。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需切实有效贯彻落实《综合防控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发挥教师的监督作用，开齐、开足体育课。
一、问题提出
近视已成为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重要议题。根据预测，到2050年近视将影响半数以上的世界人口[1]。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发布《世界视力报告》，亚太地区近视发生率高达53.4%，位居世界之首[2]。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20年发布的《中国眼健康白皮书》中显示，2018年中国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6岁儿童、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近视发生率分别为14.5%、36.0%、71.6%和81.0%[3]，呈现“高检出、低龄化、高度数、发展快”的特点，近视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青少年健康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已将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学校为主战场的防控工作。
近视防控是一项综合治理工作，需多领域、多技术、多部门共同发力。现有研究对于近视的确切“病因”尚未盖棺定论，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基因-环境的相互作用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研究证明，尽管遗传基因与高度近视密切相关，但其并不是导致近视普遍流行的主导因素，总体来看它仅影响了1%的近视人口[4]。
相较于基因影响的确定性，环境因素诱发近视的机制更为错综复杂。光照被认为是引发近视的重要影响因素[5]，大量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绝对光照水平和光照时间是影响灵长类视觉依赖性眼睛生长调节的基本变量，户外活动对近视有保护作用，这源于户外环境中遇到的较高光照水平。除此之外，户外光的光谱组成也可能是预防近视的一个附加因素。
然而，该推断在对行为习惯引发近视的研究中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有研究发现近距离用眼引起的视觉和生物力变化会造成近视，并推测这是近视发生率与受教育年限显著相关的潜在机制。此外，在影响近视的其他环境因素中，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密度也被纳入考虑范围[6]，基于大规模人口调查的研究显示，与生活在农村地区的青少年相比，在城市生活的青少年近视发生率更高，城市环境中的某些因素可能会影响眼睛的生长发育，例如城市狭窄的生活空间可能导致远眺机会的减少进而引发近视。但上述关联性因素背后的近视发生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我国青少年持续走高的近视发生率激发了近十几年本土相关研究的井喷式增长，学者们试图就我国独特的社会环境挖掘出与近视相关的因素。基于全国各省市中小学的大量调查研究表明，年龄、双亲近视史、户外活动时间、眼保健操情况、屏视时长、课后读写时长、父母监督、读写姿势等变量均是近视的显著相关因素。
在一项始于2015年针对山东省肥城市10所小学的跟踪调查中，记录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居家在线上课后学生屈光度的变化，2020年6月针对194904名6~13岁小学生的近视筛查中发现，相较于2015—2019年，同龄儿童的近视检出率大幅上升，其中6~8岁儿童近视比例和度数加深程度均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的儿童。据此推测，低龄儿童的屈光系统可能对环境的变化更加敏感[7]。在对双亲近视史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父母近视的孩子患近视概率更高，双亲均近视的孩子近视检出率高于仅父母一方近视的孩子[8]。
户外活动是已被国际公认的近视保护因素，中国台湾的一项随机分组试验证明了校园户外推广计划能有效地降低近视的发展速度，其保护作用在近视和非近视青少年中均显著，但研究也指出强光照射的户外活动或许不是预防近视的必要条件，较低的户外光照强度和较长的户外时间能缓解近视的发展趋势[9]。除此之外一项综述研究肯定了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对近视的发生率和假性近视的改善作用[10]。
近年来一些研究还发现了身体姿态与近视的关联性。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Charman教授指出屈光系统不仅受视觉环境的影响，头部在同一环境下的位置和方向也会改变屈光系统所受的环境刺激[11]，这一改变在青少年群体中极易发生，当读写时间过长时，青少年倾向于采取他们喜欢的放松姿态，例如头部向前倾、偏向一侧或直接趴在桌子上，这种非对称姿态和近距离用眼可能是近视的风险因素。
但也有研究认为，在进行视觉密集型工作时，身体会将眼睛定位在一个可以舒适并高效完成工作的位置，这种调整可能会伴随着身体姿态的改变[12]。在我国广为流传的“一尺一寸一拳头”也佐证了身体姿态和近视相关的观点，例如在对河南省安阳市1770名初中一年级学生进行的近视调查中发现，阅读距离(≤20cm)和笔尖到指尖的距离(≤2cm)与较长的轴向长度显著相关[13][14]。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除了年龄、双亲是否近视、户外活动等被广泛讨论的因素之外，身体姿态和近视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尚待深入。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日常久坐与姿态异常之间显著相关，增加身体活动对降低因久坐引发的姿态异常具有显著作用[15]，这一机制能否有助于降低青少年近视发生率尚需进一步探讨。
一些研究对二者的关注仅局限于读写姿势，尽管已有研究意识到近视和身体姿态异常在发生时间、发展趋势以及相关因素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同质性，但仍缺乏对两者关系的实证分析及关于身体活动在其中作用机制的深入探讨。在中国以学校为主战场的防控工作中，如何准确把握校内预防近视的关键环节和方法，目前尚无有效的验证结论。
因此本文着重探讨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身体活动与近视之间的关系，尝试验证以下研究问题：(1)身体姿态异常是否会增加近视发生风险;(2)增加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老师经常监督能否有效降低因身体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风险;(3)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老师经常监督三类因素的作用机制如何。以期为在校园环境内预防不良身体姿态、降低近视发生率提供实证参考研究。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数据来源于《青少年身体姿态与生活方式调查》，该项调查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组织实施，覆盖北京、大连、南通、珠海、武汉五个城市，调查对象为6~19岁在校青少年，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特征、身体活动、身体姿态、生活方式及父母基本信息五个模块。根据研究需要，在删除部分缺失变量后，本文所用的最终有效样本为7056人。
2.变量设计
本文因变量为是否近视(0=否，1=是)，根据问卷“你目前的视力状况正常、近视、远视”进行测量，因远视并非本次研究探讨内容，所以对目前处于远视视力状况的青少年进行了剔除处理。自变量的选取基于两个判断，一是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姿态异常是一种不良的用眼行为，可能增加近视发生风险;二是中到大强度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老师监督等可能有助于降低近视发生风险。具体的操作化如下:
(1)身体姿态异常。根据2018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综合防控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要求，学生读写时要做到坐姿端正，应保持“一尺、一拳、一寸”，即眼睛与书本距离应约为一尺、胸前与课桌距离应约为一拳、握笔的手指与笔尖距离应约为一寸。
因此，本文根据调查问卷中“你在读写时，胸口离桌子边沿超过一拳?”“你在读写时，眼睛距离书本超过一尺(33厘米，约2个小号矿泉水瓶长)?”“你在读写时，手指距离笔尖一寸(3.3厘米)左右?”三个问题生成身体姿态异常变量(0=正常，1=异常)，即经常同时做到保持“一尺、一拳、一寸”时的身体姿态为正常，除此之外均为异常。
(2)身体活动。国际上关于青少年身体活动有益健康的具体建议为每天至少累计参加60分钟及以上中到大强度身体活动。本文根据问卷中“通常的一周(周一到周日)，你有几天中等强度以上的身体活动时间达到60分钟及以上(中等强度以上包括中等强度和大强度)”测量身体活动，以身体活动达到国际推荐量的天数为自变量(Moderateto Vigorous-intensity Physical Activity，MVPA)。
(3)校内体育活动。目前我国将校内作为近视防控的重要环境，因此，本文将校内体育活动作为自变量之一，考察在校园环境内参加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对于预防近视的作用。校内体育活动主要包括学校开设的体育课与课外活动，通过问卷“通常情况下的一周体育课和体育活动情况”中关于校内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的子问题生成，分别用每周课时总数进行测量。
(4)老师监督。老师监督读写姿势(0=不经常提醒，1=经常提醒)由问卷中“你的老师是否提醒你的读写姿势不正确。”问题生成。
本文控制变量主要包括青少年个人、父母、班级、学校四个层面。青少年个体特征包括性别(0=女性，1=男性)、户口类型(0=农村，1=城市)、住校情况(0=不住校，1=住校)、BMI指数(连续变量)、自评运动量(取值1到5，数值越大自评运动量越大)、自评健康(取值1到5，数值越大自评越健康)；父母层面变量主要考察双亲的近视状况，包括父亲是否近视(0=否，1=是)、母亲是否近视(0=否，1=是)，以控制青少年近视发生可能存在的遗传性因素及亲子共同生活环境的影响;班级层面主要考察调换座位频率(取值1到5，数值越大代表频率越高)，学校层面主要考察所在地(0=城市，1=农村)。
结果显示，被调查青少年的近视发生率为44%，姿态异常发生率为81%，MVPA平均天数为2.33天，校内体育活动课时数为平均每周2.58节，约有44%的被调查者经常被老师的监督提醒。
3.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Logit回归模型验证身体姿态异常与近视的关系，探讨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及教师监督提醒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本文首先构建基准模型，验证身体姿态异常与近视的关系;其次，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构建3个模型，逐一纳入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老师监督提醒3个自变量，验证其是否有助于降低因身体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风险;最后，在回归模型中分别纳入交互项，验证各自变量之间的交互作用。由于在Logit模型这一非线性模型中，交互作用不能直接参照线性模型的方法进行计算，本文将使用Ai和Norton(2003)、Norton等(2004)学者提出的方法对交互作用进行修正和探讨[16][17]。
三、分析结果
1.Logit回归结果
在模型1中仅纳入自变量身体姿态异常和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于身体姿态异常导致的近视发生比上升52%[exp(0.416)]。相对于女生而言，男生因身体姿态异常导致的近视发生比更低；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的青少年因身体姿态异常导致的近视发生比更高。
自评健康越好、运动量自评越高的青少年，因身体姿态异常导致的近视发生比显著降低;父母患有近视将显著提高孩子近视的发生比;学校所在地对青少年近视发生率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
模型2、3、4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增加老师监督、达到MVPA的天数、校内体育活动课时数。研究结果发现，在发生身体姿态异常时经常被老师提醒的青少年近视发生比要比没有被老师经常性监督的青少年下降25.6%；达到MVPA天数每增加一天，因身体姿态异常导致的近视发生比下降2.6%;校内体育课(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每增加1节，因身体姿态异常导致的近视发生比下降26%。
与此同时，在增加上述变量后，身体姿态异常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下降，证明来自老师的经常性监督、增加MVPA天数可以有效降低身体姿态异常带来的负面效应，减少近视发生的可能性。
模型5在模型1的基础上同时纳入老师监督、达到MVPA的天数、校内体育活动课时数三个变量。身体姿态异常变量的系数绝对值下降，老师监督、校内体育活动课时数发生比系数小于1，说明它们均能显著减少近视发生的可能性，但此时MVPA的作用不再显著。在其他变量取平均值的条件下，本文分别对MVPA天数、校内体育活动节数在不同取值情况下近视发生概率进行预测。
如图1所示，身体姿态正常的青少年发生近视的概率低于身体姿态异常者，但随着MVPA天数与校内体育活动节数的增加，身体姿态正常和异常的青少年发生近视的概率均呈下降趋势。通过上述分析发现，身体姿态异常增加近视发生风险，老师经常性提醒、增加MVPA天数和校内体育活动的课时均能抑制因身体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
2.老师监督、体育活动、MVPA天数与读写姿势的交互作用分析
在模型6的基础上分别纳入老师经常监督、体育活动课时数、MVPA天数与身体姿态异常的交互项。模型7、8中交互项发生比系数小于1，证明了随着校内体育课和MVPA活动天数的增加，身体姿态异常的青少年近视发生的概率相对降低。
为进一步证明校内体育课的作用，本文将进一步分析在不同情况下二者交互效应模式及对应变化。根据计算结果绘制图2，交互作用回归系数均为负(发生比系数小于1)，发现对于所有学段的青少年而言，校内体育课节数与身体姿态异常的交互作用变化模式均较为一致。
通过分析发现，对于不同近视概率的青少年而言，交互作用的显著性几乎保持一致。对于交互作用的深入分析可以得知，在降低身体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过程中，增加体育课和MVPA活动对于降低近视发生的概率具有显著作用。在身体姿态异常的青少年中，体育活动对于近视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3.老师监督与MVPA、校内体育课的交互作用分析
本文通过进一步分析老师监督、身体活动和校内体育活动的三者之间交互作用，探讨在身体姿态异常引发近视的过程中三者如何发挥调节作用，其目的是为在不同实践环境中有效干预提供证据。如表3所示，在模型5中纳入上述三个变量作为基准模型。
结果发现，相比身体姿态正常的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者的近视发生比上升47.2%。老师经常性监督与校内体育活动均为抑制因身体姿态异常引发近视发生的因素，MVPA效应并不显著，结合表2的回归结果推测其原因是MVPA的作用可能主要通过校内体育活动这一变量产生了中介作用。
在模型6~8中分别加入交互项，模型6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老师监督与校内体育活动的交互项。老师经常性提醒与增加校内体育活动均会降低因身体姿态异常导致的近视发生比，二者对于近视发生有抑制作用。当老师监督和校内体育活动同时发生作用时，随着校内体育活动课时数的增加，老师监督所发挥的作用会相对降低;而在校内体育活动课时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老师监督所起的作用会提升。
根据模型6的结果可以推测老师监督与校内体育活动总量之间可能存在“互补”作用，其中一个因素变化会影响另一因素的作用效果。模型7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老师监督与MVPA的交互项。变量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与模型5较为一致，但交互项影响不显著，说明增加或减少MVPA天数对于老师监督的调节作用不明显，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于降低因身体姿态异常诱发近视的作用也较为有限。
模型8中同时纳入老师监督与MVPA、老师监督与校内体育活动两个交互项，由身体姿态异常导致近视发生的风险相对降低，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身体活动对于老师监督的调节作用和对近视风险的抑制作用均不明显，但校内体育活动的调节和抑制作用依然显著。
根据计算结果绘制图3，交互作用均为正，进一步证明了对于所有学段的青少年而言，老师监督与校内体育活动“互补”的交互作用的变化模式是一致的。通过分析发现，当对近视发生概率的预测值在0.4以下时，二者之间具有交互效应，预测概率在0.1~0.2时这一交互效应最为显著。
本文发现，老师监督和校内体育活动共同发挥作用是有条件的，当身体姿态发生异常时，如在增加校内体育活动课的同时发挥老师的监督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因姿态问题引发的近视发生风险，但二者不具备同时发挥作用的条件时，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可能在上述风险程度较低时才更加明显，在无法增加校内体育活动总课时的情况下，老师监督在降低近视发生风险上发挥更主要的作用，但当校内体育活动总课时增多时，老师的监督作用相对降低。
四、分析与讨论
青少年近视发生时间通常与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龄高度相关，近视的发展趋势也被证明与教育强度变化有关[18]，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更为甚之。“学校近视”(SchoolMyopia)一词正是源自暴露于校园环境引发近视的普遍流行。
因此有必要在校园环境内，针对与教育相关的近视风险因素进行深入的探索，帮助家长、学校和社会各界进一步认识与近视发生的关联因素，共同遏制青少年近视发展趋势。本文正是基于这一出发点，着重探讨了身体姿态异常与近视的关系，并验证了MVPA、校内体育活动和教师监督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作用的机制。
本文研究发现，身体姿态异常可增加近视发生的风险，在读写时没有做到“一尺、一拳、一寸”的青少年近视率将增加约50%，这一结果与以往研究结论较为一致，充分印证了推进并落实《综合防控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的必要性，以及通过纠正异常的身体姿态来预防近视的可行性。
对此结果，以往研究给出的可能性解释是不良身体姿态会导致用眼距离缩短以及非对称用眼进而造成近视。本研究中被调查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的比例高达81%，如果能及时利用体育课或课外体育活动进行有效纠正，控制身体姿态异常发生率，那么未来我国青少年近视检出率将有巨大的下降空间。
除了作为诱发近视的风险因素外，长期保持异常的身体姿态极有可能造成骨骼的结构性改变，这对骨骼和肌肉处于快速发育阶段的青少年来说也是极为不利的，可能成为脊柱侧弯的高风险致病因素，因此在强调青少年近视防控的同时亦不能忽视姿态异常这一健康问题。
本文的另一发现是老师经常性提醒、增加MVPA天数和校内体育活动课三者均能各自独立有效抑制因身体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以往研究显示，身体活动、体育课和课外体育活动通常在户外进行，作为眼睛生长的保护性因素，户外环境中的光照起到了预防近视和缓解近视加深的作用。
本文认为，相较于要求保持固定姿势的读写行为，有规律的身体活动或体育锻炼可以提高肌肉力量和改善肌肉功能，如增加神经肌肉控制能力等，从而更好地维持健康的身体姿态，保持良好的坐姿、站姿习惯，从而部分抵消了身体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发生风险。此外，教师的监督和提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青少年处于不良的读写姿势时的用眼的行为，有助于缓解由姿态异常导致的近视。
在考察三种抑制近视因素的交互作用时发现，校内体育活动和教师监督的交互效应更为明显，二者在抑制因身体姿态引发近视的过程中具有互补的效果，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不同于通常在户外进行的体育活动，教师监督更大概率出现在教室内，因此在有限的在校时间内，增加校内体育活动意味着减少室内静坐少动行为，间接降低了不良读写姿势诱发近视的可能性，在模型结果中呈现出校内体育活动和教师监督此消彼长的互补关系。
开齐开足体育课、丰富课外体育活动是降低因身体姿态异常造成近视最为有效的方法，但当在校期间受客观条件限制无法实现更多的户外活动时，老师及时的监督提醒也有助于降低不良身体姿态发生，进而控制近视的发生风险。
当前，“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为青少年创造了更为宽松的学习环境，各级学校应充分利用课后服务时间，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身体发育敏感期，组织开展适宜的体育活动，不仅有助于增加青少年身体活动、增进健康，更可以有效地降低身体姿态异常发生率，为近视防控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初步分析得出的作用机制对近视具有较为明显的预防作用，应尽可能在青少年早期学段采用上述干预方式，有效降低因身体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风险。一旦上述风险较高时，即便增加校内体育活动的总量和教师监督提醒，其对改善姿态异常进而降低近视发生风险的作用也将力倍功半。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研究所用数据最初用于探究生活方式与身体姿态二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与近视诱发因素相关的问题设计相对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更为深入的探讨。此外，在家庭因素中仅选用了父母是否近视作为其中一个变量，未考察家庭经济环境的分层效果以及父母提醒的作用，其原因在于本文希望将研究视角聚焦于校园环境之中，为校园干预路径提供实证结论的支持，家庭因素的作用将在后续研究中深入开展。
五、结论
身体姿态异常显著增加青少年近视的发生率，增加身体活动、校内体育活动和老师监督提醒均分别有助于降低因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校内体育活动总量和老师的监督提醒的交互效应能部分抵消身体姿态异常对近视发生的负面影响。老师监督与校内体育活动总量之间可能存在“互补”作用，其中一个因素变化会影响另一因素的作用效果。
本文验证得出的调节机制可能是一种较为明显的预防作用，应尽可能在早期学段采用上述干预方式，将有效降低因身体姿态异常引发的近视风险。青少年近视的防控工作需要家长和学校的协同努力，切实有效贯彻落实《综合防控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开齐开足体育课，纠正不良的身体姿态，降低青少年近视发生率。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青少年身体姿态测评系统开发与综合干预体系研究”(项目编号:基本19-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介绍：
王富百慧：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冯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与科学健身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参考文献:
[1]Holden B A，Fricke T R，Wilson D A，et al. Global Prevalence of Myopia and High Myopia and Temporal Trends from 2000 through 2050[J]. Ophthalmology，2016，123(5)：1036-1042.
[2]World report on vision. 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R].2019.
[3]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EB/OL]. http：//www. nhc. gov. cn/xcs/s3574/202006/1f519d91873948d8 8a77a35a427c3944. shtml.
[4]Flitcroft D I，Loughman J，Wildsoet C F，Williams C，Guggenheim JA；for the CREAM Consortium. Novel Myopia Genes and Pathways Identified from Syndromic forms of Myopia [J]. 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 2018， 59：338-348.
[5]Chakraborty R，Read S. A，Vincent S. J. Understanding Myopia：Pathogene si s and Mechanisms. In：Ang M， Wong T. (ed s)Updates on Myopia[M]. Singapore：Springer，2020.
[6]Ip JM，Rose KA，Morgan IG，Burlutsky G，Mitchell P. Myopia and the Urban Environment：Findings in a Sample of 12-year-old Australian School Children [J]. Invest Ophthalmol Vis Sci. 2008，49(9)：3858-63.
[7]Wang J，Li Y，Musch DC，et al. Progression of Myopia in School-Aged Children After COVID-19 Home Confinement [J]. JAMA Ophthalmol，2021，139(3)：293-300.
[8]杨建文，鲍务新，姜洪方. 父母有无近视中小学生近视情况及影响因素比较[J]. 中国学校卫生，2011，32(3)：349-351.
[9]Wu，P. -C，Chen，C. -T，et al. Myopia Prevention and Outdoor Light Intensity in a School-Based Cluster Randomized Trial [J]. Ophthalmology，2018，125(8)，1239-1250.
[10]李良，徐建方，路瑛丽，等. 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的研究进展[J]. 中国体育科技，2019，55(4)：3-13.
[11]Charman WN. Myopia，posture and the visual environment [J]. Ophthalmic Physiol Opt，2011，31，494-501.
[12]Gordana，Stankovic-Babic & Nevenka，Despotovic. Are Refractive Errors Related to Deformities of the Spinal Column？[J]. Acta Facultatis Medicae Naissensis，2009，26.
[13]Li SM，Li SY，Kang MT，et al. Anyang Childhood Eye Study Group. Near Work Related Parameters and Myopia in Chinese Children：the Anyang Childhood Eye Study [J]. PLoS One. 2015，Aug 5；10(8)：e0134514.
[14]高鑫，万宇辉，曹秀菁 . 教育因素与儿童青少年近视关系的研究进展[J]. 中国学校卫生，2020，41(11)：1753-1756.
[15]王富百慧，李雅倩，郭晓丹，等. 久坐时间、身体活动与青少年身体姿态异常[J]. 中国青年研究，2021(6)：5-12.
[16]Ai C，Norton E C. Interaction terms in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J]. Economics letters，2003，80(1)：123-129.
[17]Norton E C，Wang H，Ai C. Computing interaction effects and standard errors in logit and probit models [J]. The Stata Journal，2004，4(2)：154-167.
[18]Matsumura H，Hirai H. Prevalence of myopia and refractive changes in students from 3 to 17 years of age [J]. Surv Ophthalmol，1999，44(Suppl 1)：S109-1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王富百慧、冯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