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张一晗，原文标题：《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头图来自：《小舍得》剧照
工业化背景下，为了实现家庭的最大化积累，农民家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随着教育变迁的出现，新生代农民家庭的主导性目标也开始转型，从家庭经济积累转向了代际教育跃升，原有的家庭分工难以契合农民家庭的发展需求。由此，在教育目标的推动下，农民家庭完成了“一家三制”的家计重构，形塑出了年轻妇女进城陪读、青壮男性异地务工、中老年夫妇村庄务农的策略安排。
“一家三制”的出现是农民家庭对家庭再生产压力积极回应的结果，但也蕴藏着家庭发展风险扩大和教育不公平加剧的危机。因此，要重新思考教育设置的问题，通过调整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主导权，增强农民家庭的教育安全感，促进农民家庭的稳健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发生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农民家庭作为型构村庄社会的基本单元，也在进行相应的转型，并呈现出颇为复杂的家庭样态，“流动家庭”“留守家庭”等概念都是这一时期的注解。
与西方家庭现代化不同的是，中国家庭转型的过程中虽然也出现了结构核心化、伦理异化、关系离散化、功能外化等现象[1][2][3][4]，但家庭并没有“问题化”，反而焕发出了顽强的生命力[5]。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使得中国家庭并不是简单的伦理、关系、功能等要素的叠加，而是一个具有能动性和主体性的有机实体[6]。
因此，农村家庭转型不仅是现代性力量对农村及农民单向度改造的过程，更是农民家庭对其适应性转化和调适的产物[7]。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注意到中国家庭转型的独特性，并对农民家庭如何应对现代化带来的风险和压力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其中，家计模式的研究尤为重要。
追溯波兰尼对家计的论述，即家计是指家庭生活的运作原则，具有两层功能：“其一在于维持单个家庭的自给自足，是一种建立在互惠和再分配原则基础上的第三种人类经济模式......家计的另一个功能，在于规范家庭的组织过程。”[8]
家计是对家庭经济模式、组织规则的总概括，指向的是家庭运转方式，因此，研究农民家计也是回答农民家庭再生产“何以可能”的问题。
就中国农民家庭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农民家庭的组织规则呈现出趋同化的特点，学界通常用“半工半耕”对其进行概括[9]。值得注意的是，“半工半耕”并非一成不变的，其结构样态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息息相关。
进入21世纪，城乡藩篱进一步被打破，我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农村年轻夫妇、未婚年轻男女皆外出打工，家庭分工出现了明显变化，由此，“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成为对当代农民生计模式的注解[10]。这种生活安排既可以满足大额现金消费的需求，又可以兼顾农民家庭生计稳定和避险需求[11]。
当前研究都将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看作是高度同质的，即使家庭之间出现了分化也是家庭生命周期特定阶段劳动人口与非劳动比例的问题[12]。然而在田野现场可以发现，既有的“半工半耕”概念已经很难定义现在农民家庭的家计模式。其原因在于，受教育变迁的影响，农民家庭的实践逻辑发生了变化，教育作为单独的家庭目标凸显了出来，并重构了农民家庭的生活安排。
目前学界已经有少量研究关注到教育驱动下农民家庭分工的变化，并用“半工伴读”或“半工半家”对这种现象进行诠释[13][14]，但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从教育流动或是妇女就业的角度进行相对孤立的解读，没有将这些变化放在整体的家庭视域中去讨论。
中国家庭是高度整合的“功能性”家庭[15]，家庭目标的转型必然带来农民三代家庭组织规则和家庭策略的调整，学界对此尚且缺乏总结性概括和具体研究。
基于此，笔者将当前广泛出现在农民家庭的家计模式定义为“一家三制”，在对“一家三制”进行描述的基础上，通过家庭“目标-策略”的视角对其产生原因和实践方式进行分析，以推进相关研究。
本文基于笔者2019年10月、2020年7月、2021年3月、2021年7月在江西、陕西、湖南、湖北四地的田野调研展开论证，这四个地区都是典型的中西部地区，当地农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安排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二、“一家三制”概念内涵与比较
制度作为人类行为规范已在学界成为较为普遍的共识，这里沿用张宇燕的定义，将制度简单化概括为“习惯和规则”[16]。“一家三制”即同一家庭中具有三套制度化的生产、生活组织规则，其运转主体分别对应中老年父代、年轻女性子代、年轻男性子代。
其中，中老年农民在村务农并辅之以家庭副业与就近务工，获取禽蛋奶等农副产品及部分雇工劳动的现金收入；青壮年农民中的女性在县城围绕子代教育进行陪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非正规就业补贴家用；青壮年男性则作为家庭中的主要劳动力在大城市远距离务工，获取工资性收入。三种家庭制度并行型构了农民家庭的家计安排。
“一家三制”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从实践主体来看，“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的运转主体为新生代农民家庭[17]；二是从产生时间来看，“一家三制”是近10年出现的一种新型家计模式，受不同地区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各地出现“一家三制”的具体时间不同，但大体情况类似；三是从发生区域来看，“一家三制”广泛存在于中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
经笔者近三年的田野观察发现，“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在新生代农民家庭中已经占据了相当比例，并且在持续增加。
2019年在江西调研时这种家计模式在调查村庄占比已达1/3，2021年在湖北调研时这种家计模式占比近1/2。蒋宇阳的调查显示，“单亲外出务工，单亲与孩子在县城就学，以单亲陪读为主”的形式成为农村家庭分工决策的最大公约数，占到总数的38.66%，这也进一步佐证了前述判断。可以看出，“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逐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家庭的普遍选择。
1. “一家三制”的内涵
“一家三制”是一种总体性的家计结构，包含了家庭经济模式、家庭发展能力、家庭互动空间三方面内容。
（1）高压型的家庭经济模式
“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中，农民家庭收支矛盾开始扩大，家庭经济模式的压力面向逐渐凸显。
从收支结构来看，一方面，家庭收入能力有所降低。在“一家三制”中，农民家庭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务工的收入，其供给主力为年轻男性，这部分收入占据了家庭的绝大部分，作为家庭的发展性资源存在；二是务农的收入，与务工收入相比，务农收入的比重已经很小了。务农的重要意义在于降低家庭成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通过供给农副产品降低在小城镇生活的妇女、儿童开销，具有保障性的特点。
与原有的家庭生产不同的是，“一家三制”中，年轻女性不再作为全劳动力进入市场，而是蜕变为了“半劳动力”或纯粹的消费者，家庭收入能力也随之下降。
另一方面，农民家庭的支出出现扩张。与维持简单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一家三制”中，围绕教育产生的家庭消费是家庭支出的核心内容。这部分主要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子代进入城市获取教育机会所需的物质条件，包含房贷或房租、择校费等；二是参与城市竞争产生的附加教育支出和生活支出，如送孩子去补习班、夏令营及一些其他“进城文化”带来的生活消费。
根据“咨询估算”和“抽样观察”的方法计算[18]，在义务教育阶段，女性陪读产生的家庭支出平均每年需要4万~6万元。可以看出，这种收支结构打破了原有的农村家庭“高积累、低支出”的储蓄型经济结构，将农民家庭置于了经济持续紧张的高压环境之中，对家庭的发展能力提出了挑战。
（2）分化式的家庭发展能力
“一家三制”包含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分化，且从实践来看，这种分化具有继续扩大的趋势。长久以来，由于劳动力素质相似、消费观念相似、社会处境相似，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及相同的家计安排下，农民家庭整体呈现出“去分化”的特点[19]。但在“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下，农民家庭发展能力的分化程度明显提高。
具体来说，一是农民家庭发展具有农民家庭再生产和农民家庭阶层流动的双重面向，两者分别指向农民家庭结构的延续性和家庭状态的发展性。从前者来看，家庭主劳动力，即年轻男性收入能力的分化造成了家庭经济条件的差距。年轻男性技能水平、关系资源、工作态度都会影响家庭收入，最终造成家庭积累和风险防范能力的分化。
二是家庭教养能力的分化，主要是年轻女性教养能力的分化造成了农民家庭地位上升可能性的参差。农民家庭普遍希望通过增加对子代的人力资源投资获取增值的劳动力价值[20]，但在年轻女性承担教养责任时，在孩子行为习惯的引导能力及未来发展的规划能力都存在差异，最终家庭发展的可持续能力也会产生一定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收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会对家庭教养能力产生影响，经济能力较强的家庭可以通过在教育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弥补家庭成员教养能力的缺失，这就会使农民家庭整体发展能力的分化进一步加重。
（3）延展性的家庭互动空间
“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延展了农民家庭的生产生活空间，重构了既有的家庭互动方式。
从经济空间的角度来看，与原有的年轻夫妇异地务工、中老年夫妻留守农村的二元分布不同，农民家庭中的年轻男性、年轻女性与孙代、父代分别在作为市场中心地带的大城市、作为半市场中心地带的县城、作为市场边缘地带的农村进行生产生活，不同经济空间对这些劳动力分布具有一定的适配性，可以满足不同家庭角色的物质需求，是家庭生产空间延展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产空间的延展之下，家庭主体及资源的互动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具有很强的联动性，其实现关键在于，县城作为新生代农民家庭再生产的轴心，基于其“城乡连续统”的空间特质[21]，为家庭成员的互动提供了可能。具体来说，在“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下，虽然县城作为独立的生产生活空间延展了出来，但在交通已经非常便利的当下，在县城生活并不影响其与乡村深度互动并利用乡村资源。
从农民家庭的生活实践来看，年轻女性及小孩生活在县城之中，老人可以经常进城探望孙代，妇女儿童也会经常回村看望老人，城乡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形成了“乡-城两栖”现象[22]。
整体来看，“一家三制”以县城为基点，延展了家庭互动空间，使得当前的城乡家庭形态突破了原有城乡二元对立的视角，构成了城乡三元框架的重要基础。
2. “一家三制”与“一家两制”的比较
我们可以将前述“父代务农、子代务工”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看作是一种典型的“一家两制”。
“一家三制”与“一家两制”的家计模式既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差异性的一面。
其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以“新三代家庭”为基础，以功能性特质为主导的家计模式。无论是“一家两制”还是“一家三制”，都在代际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化的分工，并形塑和巩固了“新三代家庭”的家庭形式。
“新三代家庭”指的是父母核心家庭与成婚子代家庭共同构成的家庭形态[23]，在这种家庭形态中，父代与子代会围绕共同的家庭目标形成代际合力，完成劳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家庭资源的整合。与以伦理为轴心的传统家庭规范不同，“新三代家庭”更强调家庭的功能性，家庭的运行逻辑服务于家庭再生产，因此虽然家庭成员在形式上逐渐呈现出“分”的趋势，但在实质上却产生“合”的力量[24]，这种特点增强了农民家庭应对现代化压力的能力，也是农民家计模式可以灵活调整、家庭形态富有弹性的原因所在。
“一家三制”与“一家两制”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一是两者的分工模式不同。“一家两制”的收入结构通过家庭代际分工实现，青壮年劳动力作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工业，中老年劳动力作为辅助从事农副业，劳动力性别分工不够显著。在“一家三制”中不仅包含纵向的代际分工，横向的夫妻分工也被纳入了进来，年轻妇女虽然在一定情况下也参与务工，但其主要承担的是教养孩子的母职责任，获取收入是次要的。
二是两者的资源流向不同。在“一家两制”的背景下，农民家庭资源流向通常指向整体家庭生活的提升，但在“一家三制”的农民家庭中，农民家庭资源集中到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之中，子代教育占据了家庭支出的大头。
三是两者的劳动力配置不同。在“一家两制”之中，家庭劳动力全部参与到了市场环节之中，是经济取向的劳动力配置，其目的在于最大化释放劳动力价值。在“一家三制”中，年轻女性配置发生了变化，从资源获取转向了子代培养，是综合取向的劳动力配置。
值得注意的是，“一家两制”和“一家三制”并非一种对立的关系。“一家三制”具有阶段性，其维持周期与家庭第三代的受教育期基本重合，当青少年完成学业，则年轻女性劳动力就可以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一家三制”再次回到“一家两制”的样态之中。也是从这个角度上而言，“一家两制”和“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并不是一种互斥性关系，而是相互补充，且具有很强的转化空间，可以看作是“半工半耕”与农民家庭弹性适配的体现。
三、“一家三制”的形成动因：教育变迁与教育目标的凸显
家计模式从“一家两制”转向“一家三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目标发生了转型。在以往的农民家庭中，农民家庭的目标在于通过持续的经济积累实现家庭继替和向上流动。此时家庭发展目标是整体性、全域性、生活性的，教育并不作为独立的家庭目标存在，而是嵌入于家庭整体发展目标之中。基于此，农民家庭形塑出来的是隔代照料、隔代教育的家庭分工，这构成了“一家两制”中的重要内容。
然而，伴随着教育的系统性变迁，原有的家庭教育模式难以为继，教育目标开始独立存在并与家庭经济发展目标展开对家庭资源的竞争。最终，出于家庭持续再生产和阶级流动的考虑，农民家庭树立了教育目标优先的等级次序，子女教育突破了过去在家庭再生产中的附属地位，开始主导家庭发展方向和资源配置，成为重构家计安排的决定因素。
可以说，教育变迁是支配家庭目标变化的直接原因，整体来看，教育变迁可以细化为四个方面的变化，分别是教育资源、教育责任、教育环境和教育观念，这些变化分别为教育目标的凸显提供了制度基础、合法性支持、社会背景、主体动力。
1. 目标转型的制度基础：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与乡校衰落
家庭目标转型与城乡教育资源配置结构具有密切关系，教育资源的非均衡配置是教育目标凸显的制度基础。在过去的城乡教育格局下，农村青少年在乡村也可以接受相对良好的教育。因此教育可以在乡土社会内部完成，无须与村庄生产及家庭生活脱节。
随着乡村教育转型与农村教育体制改革的发生，优秀的教育资源不断向城市聚集，乡村教育迅速衰落，农民不得不卷入教育城镇化的洪流之中，子女的教育目标也随之独立存在。
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提出“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之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在发展主义逻辑下，县级主导的教育布局调整撤并了大量的农村学校，农村学生的就学格局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有研究指出，我国农村2000—2010年平均每天要消失3所初中、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10年间，农村初中减少了1.06万所，减幅超1/4；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万所，减少近1/2，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2/3[25]。
江西S乡的调研佐证了这一事实，农村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乡镇的8所村小仅留3所，村庄中的学生在就学不便的情况下更愿意进城就读。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教育改革不仅影响了农村学生就近入学的便利性，还间接导致了农村教学秩序的失调，倒逼家长进一步进行教育规划的调整。
一方面，随着教育资源的集中和城市教育机会的开放，大量学生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生源流失严重影响了学校的教学环境。
一是生源流失形成了村庄小学的“剩余性”，家长群体的弱能化和同辈群体的低质化破坏了正向的教育氛围与教学秩序，造成了教育资源的非充分投入[26]。湖南C镇，某村庄小学老师反映，“留在村庄里的学生都是出不去的学生，有几个管不住的学生和胡闹的家长，班里就全乱套了，根本搞不了学习”（20210317，访谈资料）。
二是生源流失破坏了学生适度规模结构和竞争性结构，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在调研时发现，乡村学校小规模的特点显著，很多完全小学仅有几十名学生，一些教学点甚至不足10人。由于规模过小，班级管理也无法有效开展。
另一方面，教师资源的流动也进一步向加重了城乡差距。在教育资源的集中过程中，教师的心理预期也发生了转变，当前年轻专职教师普遍不愿意留在乡村，认为乡村无法承载自身的事业及生活期待。
在湖北F镇中心小学，有80%是年龄40岁以上本镇“民转公”老师，10%是代课老师，10%是上面分配的年轻老师，这些年轻老师流动性极大，“不是在考回县里就是在考回县里的路上”。（20210723，访谈资料）乡村教师群体的老龄化下，农村学校教育教学氛围缺乏活力，乡村教育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强化。
总之，教育资源的非均衡配置是农民产生教育城镇化的重要制度基础。
2. 目标转型的合法性支持：学校教育责任转移与家庭担纲
教育责任分配也是影响家庭目标转型的重要因素，教育责任从学校向家庭的转移为教育目标凸显提供了合法性支持。随着教育改革、教育竞争、家校关系的变化，家庭在农村教育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强化，这也进一步影响了农民家庭的行为选择。
教育责任从学校向家庭转移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教育改革下学校教育的退缩。在素质教育的背景下，国家进行了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减负改革，涵盖学生学时、教学内容、考核评价等各方面的要求，这客观上导致学生在校的时间大幅缩短，外溢的学生照料、辅导责任不得不由家庭承担。
二是农民分化下教育竞争的增强。教育是个人及家庭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子女的教育期待呈正相关[27]，在这个过程中，争取优质教育资源成为农村社会竞争的内部共识。为此，村庄中家庭条件好的家庭不断向子代进行教育投入，中等家庭紧随其后，乡村社会形成了普遍的教育焦虑和教育竞争，家庭教育负担加重[28]。
三是现代化进程中“家校联合”的理念倡导。在原来的乡村教育体系中形塑的是学校主导模式，但随着社会发展，乡村逐渐习得了城市中“多元共建”的教育理念，增加了家庭参与的合理性，教育责任也进一步向家庭转移。这种情况下，家庭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担纲者，其内部的资源流向、投入方式也开始进行相应的调整。
3. 目标转型的社会背景：教育环境复杂化与管教困境
教育环境的变化是教育目标凸显的重要前提，教育环境的复杂化使原本的隔代教育模式出现教养困境，家庭不得不重新安置子代教育在家庭发展中的定位。
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家庭普遍采取的是隔代教育的模式。随着现代化对乡村社会的侵袭，儿童的成长环境逐渐复杂化，特别是手机在乡村流行开后，儿童世界被各种开放性的信息、网络游戏、短视频占据，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迅速凸显。
在湖北F镇调研时，中心小学的老师细数了手机对儿童成长的危害，如影响在校表现、催生厌学情绪、损害精神状态、造成家庭矛盾等。在乡村学校中，甚至有个别学生会对网络世界的极端行为进行模仿，以自杀等形式对家长和教师进行威胁，而这些行为一旦得逞，又会在同辈群体中产生普遍的示范作用。
在儿童世界复杂化的背景下，祖辈受制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教育能力，无法对儿童实现有效管束，原有的教育模式很难再发挥作用。在多地调研时发现，一旦村庄社会出现了几起“爷奶管不住，孩子废了”的案例，就会引起在地农民家庭的震荡，促使农民家庭重新调整家庭分工。
4. 目标转型的主体动力：教育观念转变与积极投入
教育观念的转变为家庭目标转型提供了主体动力，从主观意愿上看，新生代农民家庭对教育投入更为积极。相较于第一代农民工因进城务工产生的乡村教育模式与低教育投入方式，作为新生代农民工的80后、90后群体具有更强的动力改善子女的教育情况，也具有更高的教育期待[29]。
这种转变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质有关。具体来说，与老一代的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有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普遍具有参与务工的经历；二是接受过基本的“普九”教育；三是社会分层更为明显。这些要素的组合使新生代农民普遍认识到教育与阶层跃升的关联，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投资意愿都有明显提高。
在访谈时，一位陪读妈妈谈道：“我们文化程度低，这辈子在哪里都逃脱不了打工的命，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我的愿望就是让儿子像你们一样，拿笔杆子，坐办公室，所以我必须回来。”（20200706，访谈资料）一个乡镇小作坊老板表示：“我们那个时候是赶上好时候了，不学习也能干出来。现在肯定不行了，什么都要文凭，所以他(儿子)绝对不能走我的老路。”（20210728，访谈资料）
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的教育观念转型构成了家庭目标转变的重要因素，事实上，农民家庭对教育变迁的积极回应正是他们对更高层次教育需求和教育期待的有力彰显。
整体来看，教育变迁是客观环境和主观动力两方面完成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目标转型。
从前者来看，教育环境的变化打破既有的三重教育秩序：一是乡村为载体的教育空间，教育资源集中到了城市；二是学校主导的教学体系，教育责任转移向了家庭；三是隔代教育的教养形式，祖辈难以应对复杂的教育环境，从而由亲代陪读。这些都促使农民在家庭再生产的过程中无法再将最大化积累作为目标，必须要重新定位子代教育与家庭发展的关系问题。
从后者来看，随着新生代农民教育观念的转变，子代教育在家庭规划中必然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教育成为新生代农民家庭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在教育变迁的背景下，主客观情况结合的必然结果。
四、家庭策略：家计重构下的“一家三制”
默顿从价值层次将社会结构分为了目标与手段，目标是社会成员共有的、共同追求的标准，是一种文化目标；手段则是为了达成目标合法的制度性方式[30]。对于新生代农民家庭来说，通过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是其共同的文化目标，而家庭发展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制度性手段。在这个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家庭自主形塑了“一家三制”的家计模式，实现了家庭目标的策略性配置。
其中，核心策略在于对年轻母亲重新进行分工定位，使其从生产领域回归到家庭领域，与此同时，由于家庭具有整体性，教育目标的实现成本也会向其他家庭成员转嫁，家庭其他成员要根据自身的劳动力属性和实际情况对年轻妇女进行支持，这也是其他家庭成员分工和延展性策略的生成基础。
1. 核心策略的生成：母职回归与县城陪读
农民家庭的核心策略，是年轻妇女退出家庭主要劳动力之列，带孩子进县城陪读，以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
整体来看，年轻妇女带孩子进城陪读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这些妇女陪读具有一定的特点：
一是从时间上看，妇女回流陪读的现象是近10年开始出现的，并且近5年比例在快速提高；
二是从周期上看，正在由阶段陪读向长期陪读转化，早期妇女陪读是出现在子代某一成长阶段，通常是因为孩子“管不住”被老师召回所致，现在普遍开展长周期陪读，且更为主动，基本生完孩子就不再外出，陪读行为贯穿子代整个义务教育阶段，并有继续延伸到高中阶段的预期；
三是从陪读内容上看，母亲需要承担的内容较为多样，既包括对子代的日常照料、接送上下学，也包括对子代进行心理疏导、与教师进行沟通等。
可以看出，这些妇女具有专职陪读的属性，而且妈妈专职陪读已经逐渐成为农村社会的共识。虽然部分妇女也在从事一些劳动工作，但这些妇女并非兼职陪读而是兼业工作，她们对自己的定位十分明晰，子代的教育始终放在第一位，因此她们从事的都是较为灵活、时间弹性、不与子代学习产生冲突的劳动，如在计件结算的服装厂、电子厂、食品厂上班或在熟识的餐饮店、超市打工等，这种劳动收益也十分有限，一般在800元至3000元之间。
农村家庭年轻妇女进城陪读，承载家庭发展的核心目标，主要是基于母职认知的角度。中国乡村的文化传统是在家族血缘关系建构下产生的，女性在这种亲属体系中处于依附性地位，即使年轻一代妇女在现代化的改造下相对独立，也依然不能完全挣脱这种从属地位以及背后隐含的性别分工预设[31]。
对于妇女而言，社会结构赋予的核心定位就在于作为母亲的角色。母职具有双重面向：第一种是基础性的面向，包含抚育子代、照料孩子等较为传统的亲子事务；第二种是拓展性面向，主要体现为赚取经济家庭资源。
有学者指出，经济供养也构成了城乡母职的重要部分[32]，这类事务本身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母职范围，但在与本体性价值捆绑后被合理化了。换言之，“一切为了孩子”的理念延展了母职的范畴。
双重面向体现了母职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母职与其他成员的角色区别在于，母亲被视为子代抚育的天然担纲者；二是母职具有一定的转换空间，在“家本位”的伦理导向下，妇女的行为逻辑并非其个体逻辑，而是要符合整体家庭发展目标，因此母职可以根据家庭实际需要进行调整，突破原有的界限与要求。
在经济最大化积累占主导的家庭目标下，母职服务于家庭的经济资源获取，因此在生产领域进行积累是其责任所在，此时，母职完成了从子代生活照料到经济供养的“流动”，子代抚育的职责由祖辈“代管”。然而，当前新生代农民家庭的核心目标由家庭积累转向子代教育时，由于与祖辈相比母亲具有更强的教养能力，这就要求母职的基础属性进行回归，母亲陪读的现象由此产生。值得注意的是，受县乡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的影响，妇女往往选择县城作为陪读地点，以寄托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和阶级跃升希望的诉求。
总之，受年轻妇女的母职身份和教育资源配置的双重影响，在子代教育成为家庭目标时，年轻妇女进入县城陪读构成了家计调整的核心策略。
2. 延展策略：主力扩大与父代补充
家庭具有整体性，整体性是指家庭作为一个“集体”，个体成员是以家庭为整体实现自身社会化功能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年轻妈妈回流只是家庭安排的一部分，其他家庭成员也要实现各自的功能意义。教育成本的家庭内部化使原有的家庭资源配置方式难以维系，为了完成教育目标，其他家庭成员以“工农相济”的家庭分工为载体，对在城生活的年轻女性和孩子进行了多方面的支持，由此塑造了家庭的其他“两制”。
（1）年轻男性：异地务工与最大化积累
年轻女性带孩子进城后，生活成本及教育投入给农民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年轻男性作为主要劳动力，承担了主要的家庭积累任务。
在中西部地区，县城和小城镇的高收入就业机会较为有限，收入稳定的正式工作又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力素质不匹配，这迫使年轻男性必须进入市场发达地带，且尽量从事一些收入较高的工种，争取最大化的资源获取。
如表1所示，年轻男性异地务工、技术从业的特点十分凸显。男性在进行就业选择时，虽然同乡同业的就业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选择也有很强的经济考量。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他们甚至愿意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吊装行业就是湖北F镇近几年兴起的就业选择。
“累是很累，毕竟一个玻璃有那么重。风险也很大，有次我们没弄好，玻璃掉下来砸到空地上，渣子弄坏了好多车，赔了好多钱，幸亏没有砸到人。但是也赚钱，最开始的时候每个人一年搞二三十万都有可能，这有什么办法，家里人（老婆）不赚钱，孩子得读书，只能这样。”（20210726，访谈资料）
可以看出，教育投入带来的生活成本大幅上涨倒逼了年轻男性以异地务工的形式进行应对，这是对核心家庭策略进行经济支撑的重要一环。
（2）父代：留守农村与抚育补充
在“一家三制”的家庭中，父代通常留守农村，在村里从事农副业的生产兼进行非正规就业，这种生活安排也构成了家庭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父代留守农村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方面，城市中的务工准入具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农民工50岁以后在城市中就很难寻找到务工机会，因此子代婚育后老一代农民就不会再在大城市进行经济积累；另一方面，与陪读的儿媳及孙辈共同在县城生活也并非良策，因为这会极大地增加家庭的消费，使家庭压力进一步向儿子身上倾斜。这种情况下，留守农村就成了一个最优选择。
在新生代农民家庭中，父代为60后、70后，年龄普遍在50~60岁之间，尚没有进入养老阶段。与“半工半耕”时期的父代相比，他们的劳动能力更强，也具有很强的代际责任意识，因此这种新三代家庭代际合力的程度很高。
父代留守农村主要发挥了两个重要功能，一是降低在城家庭成员生活成本。在村务农时，低龄老人不仅可以耕种自己家里几亩至十几亩不等的承包地，还可以在自留地上发展庭院经济。由于通勤方便，父代可以将这些农产品送到城镇，这极大地降低了子代在城市的生活消费。
二是对年轻女性抚育进行补充。父代对在小城镇生活的儿媳、孙代可以在两方面进行有力支持，一方面，是在生活照料上对年轻妇女进行帮助。在新生代农民家庭中，家庭内部形成了“严母慈祖”的权力格局。母亲作为育儿“总管”，对孩子的发展进行总体规划，在年轻妇女有需要的时候，父辈（通常是奶奶）就会以“帮忙者”的身份进入到子代家庭中，承担一部分儿童生理性抚育和照料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在经济资源层面对子代家庭进行支持。他们不仅可以通过从事农业生产获取经济来源，还可以在镇域范围内进行非正规就业实现进一步积累，这两部分的总和甚至不低于子代核心家庭的收入。
一位在乡镇小作坊做工的60岁妇女说：“我做做衣服，老公上上工地，再加上种粮食也能赚点钱。儿子儿媳妇不容易，赚的钱变着法给他们了。他们买房子给钱、装修给钱，现在孙子孙女大了，有时候零星地给他们拿钱，有时候也把钱直接给了孙子孙女。我孙子、孙女的电子手表都是我买的，逢年过节、小孩开学基本都会给。我和老公商量的是，今年直接把学费和报辅导班的钱也给他们出了，本来也都是他们的，留钱也没用。”(20200711，访谈资料)
在家庭目标转型的影响下，农民家庭自主形塑出了“一家三制”的家计安排，这种家庭分工调整是三代农民家庭应对社会环境变迁和家庭发展压力积极调适的结果，也是家庭本位价值取向的彰显。
五、总结与结论
教育变迁的背景下，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实现了从家庭经济积累向代际教育跃升的转型。为了达成教育目标，农民家庭积极进行了家庭策略的调整，完成了“半工半耕”向“一家三制”的家计重构。
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家庭一方面出于阶层流动的需求，将子女教育放在了家庭发展的第一次序，年轻妇女回归母职，带子女进城读书；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生活场域的转移和分配型目标的实现都需要更高的经济积累进行支撑，农民家庭以年轻男性劳动力异地务工扩大积累，父代留守农村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和抚育补充的方式对城镇生活的家庭成员进行支持。可以说，年轻女性陪读的“一制”正是在后“两制”的基础上才得以维持。
整体来看，这种家计模式是农民家庭为了应对乡村教育转型压力的策略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村儿童家庭教育缺位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家计模式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一方面，这种家计模式背后的激进教育城镇化存在透支农民家庭的可能。在“半工半耕”的家庭分工下，当前农民家庭不计成本地卷入教育竞争后，极大地透支了家庭的积累能力，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将房地产开发与教育资源捆绑，实行了严格的学区划片制度和教育新城规划，农村学生进城上学必须在县城购买商品房，进城教育的准入门槛进一步提高，家庭负担也随之加强。
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投资的风险性可能会使农民家庭陷入“人财两失”的尴尬处境。虽然青年妇女相较老人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和教育观念，但很大一部分留守妇女依然面临知识层次不高的问题，这导致即使她们回流陪读依然无法达成家庭预期。但与此同时，农民家庭又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一旦教育投资失败，家庭就会陷入丧失发展希望的困境之中。
这种家计模式的透支特性不仅增加农民家庭的不稳定性，还蕴藏着诸多不良社会效果，如无形中加剧了代际剥削、造成家庭消费“内卷化”、冲击传统生育观念等[33]。
另一方面，这种家计模式可能会造成教育公平的进一步失衡。在人口进行教育迁移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资源配置效率及其他因素考虑会将资源进一步向城市集中，这种情况下，经济基础较好的家庭通过增加支出的方式获取优质教育资源，在他们的引领下，占农村大多数的中间阶层也纷纷开始增加教育投入。
当大多数农户形成一致行动后，农村教育格局就完成了根本性转变，此时，经济基础较差的家庭迫于生活压力只能让子女继续在农村接受隔代教育，成为教育竞争中被甩出去的群体，教育形成了对农村底层的挤压，城乡教育的不均衡矛盾更加凸显，教育公平也进一步遭到破坏。
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该重新思考教育设置的问题。一是教育资源配置的问题。教育不能成为城市扩张的手段，教育的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因此，要保证区域内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遏制城乡教育差距的外溢成本。二是教育主导权由谁掌握的问题。教育的主导权应该牢牢掌握在公办学校的手中，这样才能形塑良性的家校关系，使农民回归理性的教育投资策略，促进农民家庭在转型过程中完成稳定的家庭再生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时代农民家庭代际合作育儿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1CSH03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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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张一晗（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