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吴尚蔚，编辑：程迟，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1. 鲜花、运河和码头
鹿特丹并不是一座典型的荷兰城市。
典型的荷兰城市，中心城区看不见高楼大厦，多的是有几百年历史的低矮民居，最高不过四五层。
最高的建筑当属大教堂的钟楼，杵在一片民房之间，鹤立鸡群。爬上钟楼，向四周望去，视野开阔一览无余，直教人两腿发软，对地心引力感到深深的恐惧。
大教堂通常紧邻市政厅，前方有一片广场，农民和商贩定期在广场上摆摊，就像过去我们四川乡镇上的“逢场”，市民们则会前来“赶场”，买走大包大袋的蔬菜水果和大捧的鲜花。
典型的荷兰城市，中心城区有运河穿过，古老的民居在两岸一字排开，任人阅览那和谐一致却又各具特点的山墙立面。在那些游客较少的城市，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运河是安静清闲的，只有白骨顶鸡、野鸭、天鹅、凤头鸊鷉等水鸟在河里休憩、追赶、觅食。两岸若是有草地，会吸引大量的灰雁和埃及鹅，靠海的城市还会招来不同种类的海鸥。
一旦夏天来临，气温回升到二十多度，人类就会重新主宰运河。时常会有几艘皮划艇平稳迅速地划过水面，也会有人开着自家的机动小船缓缓经过，船上聚着三五个亲朋好友，喝着啤酒晒着太阳聊着天。
这里不是没有传统民居和大教堂，但二战期间德军的轰炸摧毁了市中心绝大部分建筑。想看那些漂亮的老房子，得去代尔夫斯港这样的外围城区。大教堂在轰炸中幸免于难，但如今被包围在一圈现代建筑之中。教堂的钟楼屹立不倒，只是不远处就有高层公寓楼和玻璃幕墙写字楼争抢人们的注意力。
也不是没有运河水鸟皮划艇，但中心城区的水道被林立的高楼衬托成了不怎么起眼的水沟，少了些精致和惬意。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从城南穿过、堪称大江的新马斯河。运载货物的驳船往来于鹿特丹港与上游的城市之间，而巨大的豪华游轮会停靠在南岸的码头，远远望去，有十几层楼那么高。
这座城市看起来太现代了。2016年的我，绝不是为了这样一座城市而回到欧洲。印象中的欧洲城市的模样，似乎应是我在2014年见到的巴黎的样子。
2. “旧巴黎”
因为一个校际的交换生项目，在北京念书的我得以在巴黎生活了五个月。
在此之前，我从未迈出过国门，对欧洲城市的风貌没有直观的了解，对巴黎没什么想象和憧憬。早些时候我曾读过《巴黎烧了吗》，也仅仅是出于对非虚构写作的兴趣。这本书讲述了巴黎如何在二战接近尾声的时候避免了被炸毁的命运，而根据作者的口吻，这是全人类的幸事。我能够理解保护历史文物、建筑的重要性，却无法体会人们对巴黎的爱。
[美] 拉莱·科林斯、[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著，董乐山 译
译林出版社，2020-9
正是因为白纸一张，我才真切地感觉到巴黎在视觉上带给我的震撼。
印象最深刻的，居然不能免俗的是铁塔。铁塔很高，常常是隔着好几个街区就能够望见塔尖凌然于一排排公寓楼之上，气势如虹。我租的公寓离铁塔很近，骑自行车只要三五分钟。
公寓刚租下来的时候，屋里空无一物，许多家具都需要置办。那时只有一张床、一张床垫。我和法国室友马丁把床垫横放在地上，两人并排躺着，和衣而睡。有一天，他在网上买了一张二手床，晚上我们一起出门去拿。
夜里的街道几近无人，空气湿润凉爽。我们往北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铁塔塔尖突然闪现，顶端两盏探照灯发出光束，扫过头顶上方的夜空。马丁发现走反了方向，询问了餐厅服务员、路边店铺老板之后，我们找到了租自行车的地方，刷了信用卡，邀了两辆车，往南骑行。
巴黎的城市景观，仰赖于其缜密的城市规划。《城记》作者王军采访贝聿铭，提到对城市建设的建议时，贝聿铭说：
“中心区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从二环路到三环路，可以越来越高。应该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像巴黎那样，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城记》是我大一时读的书，当时无法体会贝聿铭说的巴黎的有序面貌究竟为何。
当我真的在巴黎登高一望，看到整齐划一的老城区像画轴一样在眼前平坦地铺开，才明白令人过目不忘的城市景观并不需要高楼大厦的加持。道路两旁的建筑在高度和形式上都十分统一，纪念性建筑诸如凯旋门、荣军院、圣母院、铁塔等点缀其间，为天际线增加趣味又不显杂乱。
事实上，相对完好地保留了历史风貌的，并不只有巴黎。
3. “这座城市没有照片里那么难看”
鹿特丹并不符合我对欧洲历史文化古城的想象。
申请鹿特丹的博士项目时，我特意在网上搜了一下鹿特丹的照片。
搜索引擎似乎刻意跟我作对，不仅呈现了许多高楼大厦，还展示了一个现代化港口堆满集装箱的景象——这里有欧洲第一大港口。以至于当我抵达鹿特丹的时候，我竟然发出这样的感慨：这座城市没有照片里那么难看嘛。
二战中面临德国军队的入侵时，鹿特丹并没有巴黎那么幸运。作为荷兰最大工业区所在地，这座荷兰西南方的城市不可避免地成为德军的重大战略目标。发生在1940年5月14日的轰炸，不仅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古老容貌，更是成为后人理解、述说这座城市前世今生时绕不开的历史节点。
走在人行道上，有时你会看见地上嵌着一盏圆形的小灯，这样的小灯在夜里发出红色的光。
凑近看一看灯上的图案，是一团熊熊烈焰。烈焰中有一个人绝望地向苍天伸出双手，旁边是燃烧的房屋，上方有一架轰炸机。将城里所有的红色小灯串成一条线，便勾勒出了鹿特丹被轰炸的范围。灯上的人物形象来源于一座名叫“被摧毁的城市”的雕塑。这座雕塑立在海事博物馆旁边的小广场上，夜里会有一束定点光，从广场东侧的大楼顶端投射下来，将它照亮。
然而，鹿特丹并不是一座悲情的城市。让本地人津津乐道的是，这座城市刚被炸毁没多久，人们就开始商讨重建，并意识到这是一个优化城市规划的契机。重建的指导性原则就是要重新设计中心区域，而不是沿用原来的街道网络，恢复被毁的重要建筑。
于是，本来还能整修一下的144栋房子也被拆除了，保存下来的仅有圣劳伦斯大教堂、市政厅、邮政局，以及拿破仑曾经下榻过的斯希兰府（Schielandhuis）。
战后，鹿特丹一直没有停下建设的步伐，在此期间与欧洲传统老城的形象渐行渐远，成为了先锋建筑的试验田。
过去十几年中，城里还涌现了几个地标式的新建筑：造型出挑、简洁现代的中央火车站，形似几个巨大盒子错位叠在一起的鹿特丹大厦，以及被拱形公寓楼裹卷起来的市场大厅。不得不提的是，鹿特丹大厦由雷姆·库哈斯坐镇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设计。库哈斯是鹿特丹人，而OMA为国人所熟知的一个设计作品则是央视新大楼。
不断变化、讲求实干的鹿特丹，被本地诗人朱尔斯·迪尔德在一首名为《鹿城魔力》的诗中这样形容：
鹿特丹无法被定格 / 形象总是在变革
鹿特丹没有过去 / 也没有阶形墙体
鹿特丹谈不上浪漫 / 没有时间瞎扯淡
不喜欢听从建议 / 从不听别人逼逼
这城市对镜头无感 / 拍照不会变好看
方正高耸有棱角 / 逆光中似要倾倒
鹿特丹并不是幻觉 / 等待被镜头洗劫
无法摆拍这城市 / 鹿特丹太过诚实
我是在离中央火车站不远处一个花园的深绿色木板围墙上看到这首诗的。
那时我刚到鹿特丹不久，还没找到住所，逗留在一家青年旅舍。有一回，我加入了旅舍组织的城市徒步游览活动，向导是一个年轻高大的波兰小伙，正是他向我们展示并讲解了印在墙上的这首诗。听完讲解之后，我感觉自己终于被这座城市所打动。
4. 世界青年的本地日常
这里的大学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学生，而不断增长的学生数量使得租房变成了一件难事，在新学期伊始的9月更是一房难求。抵达鹿特丹一个月之后，我才离开青年旅舍，搬进自己租到的房间。安定下来之后，便要在这个全新的环境中重建生活的常规惯例。
接下来的四年里，我最重要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周六早晨去赶集。
鹿特丹中心城区的集市位于圣劳伦斯大教堂东侧的广场上，时间是周二、周六。集市上售卖的物品以农产品为主，此外也会有一些廉价的衣物、布匹和日常用品。赶集的人要是饿了，也能轻易买到热乎乎的小吃，最受欢迎的当属薯条和炸鱼，而荷兰人吃薯条的标配酱料是蛋黄酱。
由于我的生活全靠有限的奖学金维持，因而在柴米油盐上不得不精打细算。集市上的蔬菜瓜果和肉类不仅比超市里的便宜、新鲜，而且种类更加丰富。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夏天，集市上的车厘子价格能低到超市的一半。手里提上两公斤车厘子，感觉自己就是人生赢家。
然而，集市能够吸引我，并不完全是因为其价格优势。
比起超市，集市更能让人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联系。对于长期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集市就是充满人情味的一个熟人社会。在这里，我看到过土耳其或摩洛哥裔的摊主跟华裔老太太们用粤语讨价还价，也看到过人们悼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小贩，他的遗像放在摊前，旁边摆满鲜花。
四年的时间足以让我熟悉这些商贩的面孔，而印象最深刻的一张面孔，属于一个十几岁的清秀男孩。摊主是他的祖父，他跟着家人们一起在这里帮忙。每当他将称好的蔬菜递给客人，收下现金后，他都会彬彬有礼地道一句“日安”。
集市上这种人与人的联系谈不上深刻，但对于孤独的人而言，也是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国内念大学的七年时间里，我不曾感受到孤独，有时甚至跑到别人找不到的角度里，安静地读上一整天的书。
但在这里，我的生活变了。身边不再有当年那些随时可以在夜里一起出去吃宵夜的同学，而结识到的同龄人，大部分也都有了伴侣、家庭。就这样，曾经视为享受的独处，如今竟然也能变成一种折磨。
于是，尽管学校没有要求，每个工作日我都会去办公室里呆着。周末要是在家里呆得太久，感到窒息，就会自己去热闹的地方走走，感受人的存在，然后满血归来。
生命的气息是孤独的良药，动物和植物也能给人一丝安慰。2018年初春的某一天，我在集市买郁金香时，突然想起，2013年看过的瑞典电视剧《戴上手套擦泪》里有这样一个镜头，中年独居的男主角本杰明，将买来的一束红色郁金香，放进自家的透明花瓶里。本杰明的爱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此后本杰明长时间独自生活。手握鲜花的我终于明白，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镜头是在告诉观众，本杰明在努力地对抗自己的孤独。
有时，强烈的负面情绪会在我毫无防备的时候袭来，刹那间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像是一个铅球，突然开始自由落体运动。有时，从起床到入睡，我会一直无精打采，感觉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
我意识到自己需要拉自己一把。某次赶集的时候，我在花农那里看到了一束一束的向日葵。鲜黄的花瓣似跃动的火焰，将我密不透风的抑郁烧开了一道口子。
我不禁想象，梵高当年是否就是这样，被向日葵的生命力所打动？向日葵捧入怀里，我再次坚定了好好生活的决心。
5. 既本土又国际的文化场景
鹿特丹的文化生活场景中，既能看到本土紧密的社群肌理，又能看到这座城市国际化的面貌。
我对本土社群的最初印象，来自于讲述城市历史和普通人生活的鹿特丹博物馆（MuseumRotterdam）。当时，馆里展出了一些五颜六色的毛衣。织这些毛衣的，是一个名叫露丝·芬斯特拉（Loes Veenstra）的老太太。生前居住在鹿特丹南部的她，从1955年开始就不断地织毛衣，一生之中织了五百多件。织好的毛衣都被她存放在自己家中，没人穿过。
2012年，她收获了一个惊喜。人们请她坐在街中央一张华丽的座椅上，乐手开始演唱，先是两个年轻人在她面前跳起舞蹈，接着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载歌载舞。参加快闪的这五百人，每个身上都穿着她织的毛衣。
一直生活在鹿特丹，编织的爱好持续了一生，自己的生命故事最后又变成鹿特丹文化场景的一部分……这种“延续性”，以及与本土社群的紧密联系，可能是我这一代为了求学和工作而背井离乡的中国人不太能体会的，但对于荷兰人来说，这可能是常态。
许多荷兰人终其一生都不曾真的远离家乡，就算搬到别的地方，可能也不过两三个小时的车程。而他们在年轻时融入的那个社会人际网络，在之后的人生历程中也不太会发生剧烈的改变，亲人相隔不远，朋友也还是朋友。
也许荷兰人之间的联系真的过于紧密。一个法国朋友就抱怨说，同为交换生的荷兰人只爱跟荷兰人玩。
虽然荷兰人普遍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对外国人而言，想要融入荷兰的本地场景，还是需要费点周折。
要是不会荷兰语，连看电影这么大众化的活动都可能是一场考验。作为一个不会荷兰语的“外国人”，在主流电影院只能选择英语电影，要是片里人物的口音过重，或是台词里充满了陌生的词汇与表达方式，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也只能瞪着画面下端的荷兰语字幕干着急。
刚到鹿特丹时，碰巧赶上展映活动，电影里有大量的对话发生在两个主人公与他们的父母之间，这些对话以两种不同的方言进行，我不仅一句都没听懂，甚至都猜不出是哪两个地区的方言。于是，现场的荷兰人都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我一个中国人却被难倒了。
但鹿特丹毕竟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这里的六十多万居民中，有将近一半的人，要么自己不是生自荷兰，要么其父母中至少有一方不是生自荷兰。
城里有许多面向外籍人士的服务，影院也不例外。有一家名叫“电影院”（KINO，德语词）的电影院，会定期播放带英文字幕的影片，以满足外籍人士的需求。这些影片多数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文艺片，不仅令人开了眼界，想必还慰藉了不少人的思乡之情。2020年，我原本有机会在这里观看《南方车站的聚会》，只是后来因为新冠疫情，影院不得不取消了放映计划。
对于电影爱好者而言，鹿特丹有一样不容错过的盛事，那就是一年一度的鹿特丹国际电影节。没有红地毯仪式，只有单刀直入的放映活动，印证了鹿特丹不喜浮夸，一心埋头做事的个性。哪怕声势不如戛纳、柏林、威尼斯那般浩大，影迷也足以大饱眼福。
6. 改变
肆虐的疫情在荷兰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持续侵蚀着人们生活中所珍视的美好事物。
我的社交生活很大一部分仰赖于我在学校结识的同事。我所在的媒体与传播系，近年来发展迅速。系里越来越多的博士候选人、博士后和年轻讲师，构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小团体。工作日的午饭时间成为社交的黄金时段，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带着食物聚集在公共区域，分享各自的成长经历、文化风俗、饮食习惯、生活轶事，其间充满了欢声笑语。
在这一年里，过去曾困扰我的孤独问题，变本加厉地卷土重来。加上快博士毕业了，前途未卜，我倍感压力。
好在身边有一个中国朋友，由于单身独居，也很需要与人往来。于是，我们经常相约晚饭后散步，通常一走就是两个小时。我们从夏天散步到冬天，亲眼见证昼夜长短的显著变化，其间还有新朋友加入，壮大了散步的队伍。于是，当许多人调侃自己这一年堆积起来的“新冠脂肪”时，我惊喜地发现自己瘦了三四公斤。
我最喜欢在新马斯河的岸边散步。在我写的一篇关于失恋的短篇小说里，两个遭遇感情挫折的中国人，也在这江边行走：
“我说了一些态度积极乐观的话，劝他不要太悲观，他也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没说什么。见这场谈话意犹未尽，买单之后，我提议我们俩去江边走走。于是我们离开了餐馆，顺着街道往南走了一段，向右拐进了集市广场，又接着往南走，途经市场大厅、立方体房子、老港，最后再穿过大马路，到达新马斯河边上，威廉姆斯桥的北端。我们沿着江边往西走，一边散步，一边欣赏江心岛上那排低矮的房子，环岛的路灯投射在江面、随波摇曳的橘黄色灯光，还有远处洁白晶莹傲然自立的、形似一把凤首箜篌的伊拉斯谟桥。
我们一路上话虽不多，气氛却也融洽自在。一直走到了高高耸立的二战纪念碑，我们才停下来，望着江面出神。我告诉他：“你知道吗？新马斯河就是莱茵河的下游。我前任的老家就在莱茵河畔，我以前老是念叨：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7. “你一定要来中国看我啊”
我在鹿特丹见到的最后的风景，就是在这新马斯河边。
拿到博士学位之后，疫情下欧洲大学的不景气和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孤独，都促使我作出回国的决定。最后的两周之中，几乎每天都与不同的朋友见面、告别。心里觉得温暖又难过：原来我还有这么多朋友。
飞离荷兰的前一天，我原本是要在办公室里度过，并与三个同事约好，下班时间在公共区域喝酒聊天。但防疫政策收紧，让大家都去不了办公室。德国同事伊娜发来消息说，还是希望能够郑重地道别。于是我们在市场大厅门口碰头，一路走到了新马斯河边。
我们在二战纪念碑前找了张长椅坐下。
长椅朝着新马斯河奔流入海的方向，伊拉斯谟桥就斜跨在我们眼前，更远处屹立着体量巨大的鹿特丹大厦。伊娜从随身的袋子里掏出一小瓶意大利气泡酒、一盒鲜切水果和一盒胡萝卜蛋糕。一个路过的女子见我们想要自拍合影，便主动提议帮忙拍照。伊娜没有带开瓶器，她本来想发挥特殊技能，用打火机把瓶盖给撬开，却失败了。最后，她把瓶口抵在附近花坛的坛沿上，才把它弄开。
伊娜原本是我们系里的研究生，毕业后留下来做了研究助理。她很早就在四处申请博士项目，由于这一年机会有限，她不得不在系里多留一段时间。最近，她终于申请到了安特卫普大学一份待遇优渥的博士生职位。从鹿特丹到安特卫普坐火车只要一个多小时，伊娜需要考虑是要搬去陌生的安特卫普，还是继续住在朋友较多的鹿特丹。
这一年中，在办公楼尚且允许少数人进入的日子里，我和伊娜时不时地在系里碰头，一起吃午饭。我们还曾一起冒险去看了场电影。
然而，直到眼下，她才告诉我，疫情间的社交距离让她感到孤立无援，产生了抑郁的情绪。她找到了一个远在巴西的心理咨询师，定期在网上做咨询。巴西咨询师收取的费用对拿荷兰工资的她来说非常划算，何况目前荷兰的咨询师，也只能提供网上咨询。
我开玩笑说，她应该早点告诉我，这样我也可以省下一大笔钱。两周多以前，我找到一个住在鹿特丹的英国咨询师，她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开始为我做催眠治疗。这大半年来，孤独和焦虑激发了我的强迫倾向，对物品和自己的身体吹毛求疵。
当鹿特丹大厦的玻璃幕墙开始映射落日的余晖，我俩也已经冻得手脚冰凉，便开始沿原路返回。
路上，伊娜说，她一个要好的法国朋友也要离开鹿特丹了。我说，没关系，以后可以去法国看她。
这就是我们无法避免的命运。我们在鹿特丹遇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与他们成为朋友，日后的某个时刻，又不得不与他们分离。
走到最后的十字路口，我们无视社交距离，拥抱了一下。
“你一定要来中国看我啊。”
“好啊，”这个素食主义者说，“为了中国食物，我会破例吃点肉。”
我们挥了挥手，就此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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