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奈保尔，一直作为边缘的观察者，书写着第三世界。包括印度、非洲、加勒比地区……他的文字偶尔带着同情，但很多时候也会被批评家们认为是傲慢的。但无论如何，他的写作都为我们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角度。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从他书写非洲的《自由国度》，看看他为何极富争议，又如何通过文字征服读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袁明清，编辑：程迟，头图来自：unsplash（图为乌干达的街头）
1932年出生在加勒比海特立尼达的奈保尔，小时候估计从未想过自己会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他的祖父作为契约劳工，在19世纪末从印度到达特立尼达。两个殖民地间的流动，也是英帝国为了弥补因奴隶制废除后种植园劳动力短缺所采取的政策。
奈保尔对文学的关注，继承自他父亲作为记者想通过写作来改变生活的愿望。1950年，奈保尔在特立尼达政府奖学金的支持下到牛津大学学习英文，但是因贫困、思家、父亲去世和陌生环境，他曾一度精神崩溃。
毕业后，他到伦敦工作，在此期间创作了第一本小说《通灵的按摩师》（1957）。此书和之后出版的《米格尔街》（1959）使得奈保尔在加勒比海英语文学界崭露头角。1961年出版的《毕斯沃斯先生的房子》以其父为原型创作，使他获得了更多英国本土文学批评界的关注。
随着名声的扩大，奈保尔开始收到资助和邀请，创作旅行游记。比较著名的《重访加勒比》和《印度：幽暗国度》也是他最开始的尝试。奈保尔在多个地方的边缘身份似乎为其获得了代表或解释“第三世界”的权威，许多人认为他说出了政治正确话语下所掩盖的真实，虽然实际上他对很多地方并不完全了解。
这也就导致了有作家认为自1950年定居在英国的奈保尔是“白人的作家”（Obi-Young 2018），尤其是当他在题为《我们的普世文明》（1990）的演讲中称，尽管带有种族色彩和很多不足，从欧洲发端、随着帝国殖民扩张到各地的文明，是一个可以包容剩下世界和其他世界思想的普世文明。
有“非洲英语文学之父”之称的阿挈贝也曾评论，奈保尔的写作尽管发生在非洲，但不是给非洲人写的，《大河湾》更是“荒谬至极，胡说八道”（2000, p. 87）。加上奈保尔自己本身的性格、他对待妻子的方式，和常有的惊人言论，也使他与很多作家和学者交恶。
尽管如此，却没有人不承认奈保尔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曾有诗人认为，“奈保尔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证明了艺术如何超越艺术家，因为尽管他说的很多话都是狗屎，但他仍然写出了出色的书”。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也评价道，“奈保尔是现代的知识分子。他继承了从《波斯人信札》（孟德斯鸠，作者注）和《老实人》（伏尔泰，作者注）开启的传统......他把愤怒转化为精确，让事件自己去叙述他们本身自带的讽刺。”
出版自1971年的《自由国度》是奈保尔的第八部小说，但是是他第一次书写非洲。该书出版不久就获得在1969年成立的布克奖。他对“自由”复杂多义的阐述在六十年后的今日仍有无限的讨论空间。
一、当流离成为常态
《自由国度》开头和结尾都摘自奈保尔在地中海和埃及期间的日记片段，中间则由两个关于印度移民在美国和英国的短篇和一部关于非洲的中篇小说所构成。各篇的背景和人物视角迥异，跨越了大陆和海洋，似乎毫不相关，但其结构本身也是体现了一种“自由”却被离散感所统照的状态。
书的英语原名“In a Free State”也是利用了state的多义性。一方面指涉新取得独立的殖民地在政治上所获得的自由，以及英国和美国作为移民的目的地在象征意义上对于“自由”的构建。另一方面，state本身也可以用来指涉精神状态，一种心境和存在。
几个故事几乎都和旅行有关，原子化的个人正如这本书松散的故事结构，在时间和地理空间、虚构和非虚构的不同纬度上游走，分别却又不约而同地去寻找能容纳自我的栖息地。然而，每个短篇最后，奈保尔总毫不留情地告知，不是到了新的地方就可以自由，也不是在不同状态的过渡中自由就会主动到来。
在全球交错的历史下，物理上和精神上的流离失所，似乎是个人自由选择的因缘际会，但是个体的叙事从未自由。不论是《合众为一》中从孟买到华盛顿、从一种自由/压迫的关系到另一种的桑托什，还是《告诉我，该杀了谁》中在伦敦遭受歧视却又不知道该怨谁的特立尼达兄弟，还是《自由国度》中经历非洲独立运动的英国侨民们，他们都在寻求自我和容身之所，却常身陷历史的囹圄。
开头的日记讲述了作者从希腊到埃及渡轮上的故事，结尾他终于抵达金字塔。尽管埃及革命（1952年）已经发生，可以在当地看到来自中国的杂技团，但是旅游区的很多社会现实并没有任何改变。
在面临一个特别令人气愤的场景时，经常置身事外的作者罕见地干涉，但他很快认识到自己的举动是不能做出任何长久改变的徒劳。正如整本小说结尾所说：“或许纯洁的时光只存在于最初......所有人在茫然中，试图走回家去，在沙地上投下长长的身影（奈保尔，p.297-298）。”
实际上，最初的家早已经不复存在，在历史中的跋涉或如沙地中的身影，有形又无痕，抵达本身就弥散在回家的路上。面对“家”本身的复杂和虚无以及异乡的陌生和文化的区隔，流离成为常态，自由成为幻象，作为时间和空间的他者无可奈何地漂泊在历史的浪潮中。
二、奈保尔的非洲
然而，与书同名的中篇小说《自由国度》与《合众为一》《告诉我，该杀了谁》两篇故事却又截然不同。如果说另两篇的主人公是从殖民地流动到大都市，那么，《自由国度》中的鲍比和琳达则是从帝国的中心前往殖民运动中的殖民地。
《自由国度》的故事结构与奈保尔后来的《大河湾》一样，都带有康拉德《黑暗的心》的深刻烙印，讲述了一段深入到“黑暗大陆”内部的旅程——鲍比和同事的妻子琳达一起从非洲某个刚刚独立的殖民国家首都出发，希望回到提供给侨民居住的大院。
不巧的是，他们出发不久就赶上政变。当军队寻找逃跑的国王，鲍比和琳达一路上寻找住处，不断地停留和出发，影射了破碎的社会秩序。
奈保尔并没有明确指出故事发生的地点，但内容非常明显地指向东非。奈保尔也在前言中提到自己杂糅了乌干达、肯尼亚（茅茅土地和独立运动）和卢旺达的历史。
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灵感来自于1966年，奈保尔在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做常驻作家的经历。在费尔菲尔德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的支持下，奈保尔第一次来到非洲。除了在坎帕拉停留，他和妻子或和朋友一路游历，曾到内罗毕、蒙巴萨和坦桑尼亚的累斯萨拉姆。这段东非旅行的经历，启发了他的《自由国度》以及后来的《大河湾》的写作。
小说中提到的政变主要是以乌干达历史为背景。1962年，乌干达联邦成立，奥博特（Milton Obote）领导的乌干达人民议会（UgandaPeople’s Congress）和巴干达（Buganda）国王穆特萨二世达成协议，共同领导独立后的乌干达政府，穆特萨二世成为乌干达总统。
但是，支持皇室干达族的民族主义以及其对领土的要求遭到了很多政治家以及干达族内部异见者的反对。同时，1966年，当国会要求调查奥博特和当时的部队指挥副官阿明（Idi Armin）的黄金走私计划时，奥博特随即废除宪法，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也激化了他与国王的矛盾。
不久，奥博特派士兵占领了穆特萨在蒙戈的皇宫。慌乱中，国王被迫在拥护者的帮助下从皇宫逃出，乘坐出租车逃至神父处，之后在掩护下离开乌干达，流亡海外，并于1969年在伦敦去世。1967年9月，奥博特废除王国和联邦制，建立乌干达共和国。
政变发生之际，奈保尔正在邻国肯尼亚的埃尔多雷特（Eldoret）附近的卡帕塔卡宾馆（KaptagatArms），创作他的小说《模仿者》（The Mimic Man）。《自由国度》中的上校就是以卡帕塔卡宾馆的鲍比·泰尔丝少校（BobbyTyers）为原型（French 2008）。
奈保尔在同为殖民地的特里尼达的成长经历，似乎本应使他对当地人有更多共情，但他印度裔的身份，在当地历史背景下，使他处于一种中间的位置，就如他借《模仿者》的主人公所说：“讨厌压迫，同时也害怕被压迫者（1967，p.11）。”
这也体现在小说对鲍比这个人物的塑造中。鲍比曾在牛津读书，因性取向被关进了精神病院，之后他来到非洲，为新独立的非洲政府工作，仿佛获得了自由和自我解放。
与话语中常带有明显种族歧视的琳达不同，他似乎在政治上更偏向自由主义，对黑人更同情、更友好，愿意在大雨中顺带捎当地人一程。但在这表面的温情之下，他又试图用不足一杯咖啡的钱诱使尚未成年的宾馆侍者，并在他的权威被挑战时大发雷霆。
在路途中，鲍比遭遇到黑人士兵的暴力，这种政治无意义的暴力似乎指向后殖民时期非洲不可避免的失败。在这个方面，奈保尔和其他的欧美作家没有差别，重复着二分对立的这里/那里、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现代/落后、我们/他们、秩序/无政府（Dunn 2004）。黑暗的森林，流浪的疯狗……他将非洲与未被驯服的自然相类比，而西方文明则如文中上校的宾馆那般，是被野蛮包围的零散据点。
在书中，去殖民和民族独立成为了倒退的开始，仿佛没有白人殖民者的指导，非洲就会滑向重新原始化的深渊，完全不能通过自己获得现代性。自由在此也变了味道，成为了一种无序、失序的代表。
三、“我只是记录我所看到的”
奈保尔对非洲的如此书写，一方面是从自身经历出发；另一方面，也挑战了当地支持非洲独立的英美侨民中所普遍洋溢的乐观主义，去戳破他们对非洲独立所享有的、混杂着内疚的美好幻象（French 2008）。
鲍比的原型是马凯雷雷大学文学系教授大卫·库克（David Cook）（French 2008）。当奈保尔访问马凯雷雷大学时，正是库克接待了他，而库克也是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的本科老师。库克曾大力支持学生文学杂志《笔尖》(Penpoint)的发展，还和同事成立了马凯雷雷流动剧团（Makerere Free Traveling Theater），在乌干达各地区巡演。
奈保尔对于鲍比形象的塑造，即是对当时状况的反思——政治独立和去殖民不能消除权力的斗争、盲目的效忠和狭隘的民族区隔。自由派白人侨民在独立之初的浪漫情怀，实际上是不合时宜且过于单纯的。但同时，鲍比的视角本身也掩盖了殖民在宗教、边界、民族划分以及对本土政治干涉等方面的遗留问题。
在一次访谈中，奈保尔表示，《自由国度》中作者模糊的位置和置身事外的态度是他有意为之：“我对于我所发现的世界没有责任。我只是记录我所看到的。我没有视角。我认为我只是把材料、证据放在那儿，人们可以自行去决定如何思考（French 2008）。”
奈保尔把解释的“自由”交给读者，但是也如书中几个故事所展现的，作者和人物的自由从来都不是没有附加条件。
只有看到自己在构建这种“自由”的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和所扮演的角色，看到叙事本身的复杂和多义，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奈保尔笔下和现实的世界。正如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所写：“奈保尔著作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是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奈保尔. 吴正译. 《自由国度》. 南海出版社. 2022.
[2]Achebe,Chinua. Home and Exi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Dunn,Kevin C. “Fear of a black planet: anarchy anxieties and postcolonial
travel to Africa”,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04, 25:3, 483-499, DOI:10.1080/0143659042000191393
[4]French,Patrick. The World Is What It Is: The Authorized Biography of V.S. Naipaul.London: Pan Macmillan, 2008.
[5]Naipaul,Vidia S. The Mimic Man.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7.
[6]Naipaul,Vidia S. “Our Universal Civilization”. November 5, 1990. https://archive.nytimes.com/www.nytimes.com/books/98/06/07/specials/naipaul-universal.html
[7]Obi-Young,Otosirieze. ’Ah! The White Race Has Lost a Good Writer’:32 Years Later, WoleSoyinka Finally Reacts to V.S. Naipaul”. Brittle Paper, August 27, 2018.
https://brittlepaper.com/2018/08/32-years-later-wole-soyinka-finally-reacts-to-v-s-naipaul/
[8]"The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01: V. S. Naipaul (Press Release)". Svenska Akademien.11 October 2001.
https://www.nobelprize.org/prizes/literature/2001/press-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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