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节档的几部电影中，《四海》是争议最大的一部。
我去看片那天，退场时就听到不止一个观众在说：“大过年的，为什么要看一个悲剧。”
这也是为什么《四海》口碑两极化的重要原因，它显然不太适合春节档。
但对我来说，我更愿意把它放进韩寒电影的序列里来看。很多时候，只有看明白一个创作者的来路，才能看清他的这一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枪稿（ID：QiangGaooooo），原标题《我看见韩寒在不变中求变》，作者：子戈，题图来自：《四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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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的口碑如此两极化，完全在预料之中。
它并不是一部典型的“春节档电影”，不合家欢，也不一味迎合观众趣味，且在喜剧的表皮下，还暗藏着悲剧内核。
这也注定了它只能被部分观众接受，正所谓“我之蜜糖，彼之砒霜”。
另一方面，作为一部韩寒电影，它在不变之中，尽可能求变。
影片仍有着熟悉的韩寒元素，如飙车戏、谐音梗、父子情，以及对“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的再一次重申。
但在此之上，我更关注韩寒的变化。
《四海》是韩寒导演的第四部长片。
如果说韩寒从前的电影或多或少都在讲述“理想主义者的自我成全”，那么《四海》则在讲述“理想主义的幻灭”，或曰“乌托邦的失落”。
它的情绪是由明亮走向哀伤的，正如其色调是由暖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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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以“欢歌之死”为界，分为前后两半。
前半部分的故事发生在南澳岛上，讲的是摩托少年阿耀（刘昊然饰演）的自在生活。
单看这部分，就是一部标准的韩寒电影。父子矛盾，爱情试探，车队困境……都是韩寒电影的经典设置。按通常套路，后面一定会讲述阿耀如何赢得比赛、收获爱情、并最终与父亲和解。然而，这些通通没有发生。
一场意外中断了固有的类型叙事，将影片推向了另一条轨道。
这场意外，就是欢歌（尹正饰演）之死。
片中的欢歌是车队的灵魂人物，在一个狂欢夜，他纵身跃入大海，被一艘驶过的巨轮吞没。
欢歌的死，将先前轻松惬意的小岛生活彻底打破，也把主人公从舒适的温室拖入到残酷的现实中。
为了替欢歌还债，阿耀带着欢颂（刘浩存饰演）离开南澳，去广州打工。而镜头也跟随他们远离了海岛，进入城市。
而随后的故事，就像侯孝贤导演的《风柜来的人》一样，讲述的是小地方的青年闯入大城市的局促。
阿耀和欢颂来到广州后，首先遭遇的就是摩托车被拖走。
这一幕极富象征意味。摩托车作为小岛上最普遍的交通工具，就象征着一种“小岛的生活方式”，而大城市的“禁摩”则在诉说这种生活方式的彻底失效。
而这两个海岛青年要想在城市里生存，就必须换一种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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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谈何容易。
面对繁华陌生的都市，海岛青年们的想象力终归有限。
正如在酒店走廊里，欢颂描述着自己渴望拥有的房子：“要有厚厚的地毯，蓝色的窗帘，要有一个书桌，不需要很大……”
伴随着她的讲述，镜头穿过紧闭的房门，进入211号客房。我们发现，她的一字一句竟和客房里的布置如出一辙。
那一幕看似温馨，却又极其残忍。
它实际在呈现一种巨大的差异：海岛青年对于理想居所的幻想，不过是城市一家普通酒店的标配。
影片不断通过类似的对比，来凸显一种“城岛差距”。其中最明显的做法，就是让同一元素在影片前后重复出现，以不变中的变化来彰显差异。
比如片中的showta哥（黄晓明饰演），在小岛上，他是叱咤风云的夜店之王，而到了城市，他却只是个落魄的“修塔哥（修理广州塔的人）”。导演故意让这一角色致敬《了不起的盖茨比》，显然也意有所指，它实际就在表达一种虚无的跃升与必然的跌落。
再比如阿耀和欢颂骑着摩托车穿行于小岛的隧道，哪怕引擎声再大，他们仍能听见彼此。可当他们来到城市，即使坐在后座，欢颂也没能听清阿耀的知心话，因为“风声太大了”，也因为城市更大，个体的声音终会被稀释。
更触目惊心的一组对比，是影片中的三次车祸。
前两次发生在小岛上，无论是欢歌与阿耀的父亲（沈腾饰演）相撞，还是赛场上队友间的相撞，都只造成了轻伤，或更多作为一种笑料存在。但在影片结尾那场城市的车祸中，却有人真的因此丧命。
如果我们把汽车视为“城市”的象征，那么这场车祸就有了更深的意味。它其实在说：在城与岛这两股力量的对撞中，小岛青年很难有生存机会。
所以，阿耀也好，欢颂也好，他们注定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他们的期待也势必会落空。
因为城市并不属于他们。自离岛的一刻，他们就注定了只能四海漂泊。
于是我们看到，影片中，导演不断让火车从他们的身后碾过，那分明就寓意着强悍的现实对人的挤压，就像碾过欢歌的那艘巨轮所象征的一样，都是无力改变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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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耀和欢颂并不是没有努力过。但很遗憾，他们失败了。
细看这两种失败，又略有不同。
片中有场戏，欢颂无意间说起自己小时候弹钢琴，左手和弦总也按不准。这时一旁的阿耀接了句：“骑摩托时左手是管离合的，我从小找离合器的临界点就很准。”那一刻，欢颂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也正是从这个表情里，我们看到了这两个年轻人的不同。
阿耀是个有天赋的车手，而欢颂只是个平凡的女孩。
然而，这会有什么不同吗？
并没有。
因为比起城岛间的巨大差异来，天赋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无论是天赋异禀的阿耀还是资质平平的欢颂，他们都没法在城市里获得超越小岛的成就。
阿耀仍然只能做一个杂技车手，整日在铁笼里转圈，虚耗光阴；而欢颂也只能做一个服务员，继续过着被呼来喝去的日子。
谁让他们都只是“池中物”呢？即使来到大海，生存空间也只有池子那么大。
至于朋友劝慰他们的话：“你们在南澳做这个，到了广州还能做这个，没有退步，其实就是进步了。”这话也毫无道理。
因为此时他们的脸上，早已看不到小岛时的那种自在和惬意。
由此，我们也看到城岛之间的又一重差异。
这一差异在于价值排序的不同，也在于幸福标准的错位。
小岛是可以容纳一个惬意的“废物”的，可在城市里，除了“奋斗”之外，似乎就没有“惬意”这个选项。每个人都只能不断向前冲，谁也不敢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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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阿耀决定向前冲一把。
为了快速挣钱，他答应帮一个过气明星做替身，开摩托车飞越珠江。
这个名叫许苗浒的过气明星，同样贯穿影片始终。在小岛上，他是阿耀的精神偶像，可到了此刻，他俨然已沦为现实利益的化身。
这也是阿耀在全片中唯一一次完全主动的选择。
此前的他一直是个被动角色，被事情推着走，被警察、债主追着跑。
可这一次，他决定抛开小岛上的纯真、正直，投入到城市里“成王败寇”的游戏中。
于是，他站上高高的舞台。那一刻，观众们发出“啊噢啊噢”呼唤声，听上去仿佛是“阿耀”的名字。只见他猛然加速，腾空而起，却在即将落地的一刻，因为风向改变而失控摔倒，燃起大火；而另一边则是骑着摩托车的欢颂，被过气明星疾驰的轿车撞倒，跌落水中，不幸殒命。
这两个海岛青年，一个怕火，一个怕水，然而现实却将他们一个投入火中，一个投入水中。
阿耀试图掌握命运的努力，却最终招致了命运的悲剧，这又一次印证了命运的莫测，以及挣扎的徒劳。
而当我们复盘整部电影时，它其实还可以被表述成另一个故事：城市里一个过气明星要翻红，就引来了小岛上两个青年的一死一伤。
在这一层表述中，我们也许能读出更深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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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是韩寒的第四部作品。
此前的三部作品《后会无期》《乘风破浪》《飞驰人生》，某种程度上都是“乌托邦叙事”。
它们都在营造一个与世隔绝的时空，如《无期》的东极岛，《乘风》的亭林镇，《飞驰》里的赛车世界。
与此同时，它们也都在讲述一个自我成全的故事，差别在于，《无期》是通过一场漫长的旅程，最终回到自我；《乘风》是穿越时间，与年轻的父亲和此刻的自己和解；而《飞驰》则是将生命奉献给毕生热爱，从而成就理想的纯粹。
换而言之，它们都是一场场“好梦”，带有极强的假定性和一点点的不真实感。
而到了《四海》，韩寒开始更深地介入现实。
这部电影实际抛出一个问题：乌托邦建成之后，又会怎样？
为此，韩寒用前半部电影搭建起一座乐园，又用后半部电影将其摧毁，并在这立与破之间，试图去探讨：乌托邦倒塌后，人该如何生存。
这也是《四海》最不同于韩寒前作的地方。它实际是一次自我质疑，质疑那个从前过于理想主义的韩寒；同时，它也是一次自我颠覆，是把理想主义戳破后，给你看最后剩下的那一点真挚的东西。
导演韩寒在《四海》中尝试了新的表达。
正如片中的阿耀，在经历了不如意的城市生活后，又再次回到南澳岛。此时的他已是截然不同的状态，他骑上欢颂留给他的摩托车，一个特写镜头推过去，车身上的“耀”已然换成了明晃晃的“颂”。那是最后一点祭奠，此后是无尽的平凡日子。
我承认，我是一个对电影的现实主义倾向有苛求的人。
所以我极其乐见于韩寒能从架空世界中走出来，进入到现实世界，并对于现实的无奈有一份体恤。
我在《四海》中看到了这一点。
尽管影片的落点是一场“好梦”，但它实际讲述的是梦醒后的仓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枪稿（ID：QiangGaooooo），作者：子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