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宗城，编辑：程迟，题图来自：电影《死亡诗社》剧照
郭敬明尚火的时候，有人说，《小时代》是我们时代的代表作，因为我们就活在“小时代”。
但这几年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我们很可能处在一个大时代，而不是小时代。许多人站在十字路口，却不知道该往何处去。
在急促的时代里，热点一浪一浪收割着流量，昔日的潮流，很快又速朽。急促之中，许多人害怕被落下、被淘汰，我却想起北大中文男足的一句话——退一步有退一步的欣喜。而我自己的欣喜，说来还是回到读书，但这不是用来炫耀的，它只是像老太太种菜，安顿我自己内心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已。
很多时候，读书不是教给别人意义，而是对于自己的意义，教给别人的意义，是有形、有用、看得见具体效益的，但对于自己的意义，就是无形之物，是在疾速变化的环境下，用阅读抵御世间的种种无常。
同样，我喜欢的书，也未必是新书，甚至不一定有用。新书未必新，旧书未必旧，有时候，退一步，也能看到退一步的风景。一个有趣的事：所谓潮流，往往是复古，说不定哪天老大妈做的事，就成了未来嬉皮士的潮流。耐心地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走下去，总会有不足与外人道的收获。
一、阅读仍是性价比最高的学习方法
我自己喜欢读书，但不会要求别人必须读书，也不会把读书作为优越的证明，因为我知道，读书也有很多局限，一个人如果读书只是为了炫耀，他同样可能是自私而残酷的人。
我的主业是文学，常会有人问我：“文学有什么意义？”“文学对今天有什么用？”“为什么很多人读文学时悲天悯人，现实里还是冷漠自私残酷？”
我当时说了一段话：“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文学人物不会跳出来伤害读者，你在内心深处意识到，它不会对你的现实世界有实在的影响，不会动摇你真实的利益、生活的舒适，因此，人在阅读时容易‘大发慈悲’，哪怕是一个现实里骂穷人吃相难看、对脏兮兮的流浪者表现冷漠的人，在阅读文学时也能轻易怜悯远方，去关心一个黑人的苦难。”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能概括这种感受——林黛玉在文学里很动人，但她真在你身边，你不一定喜欢。
我们打开一本书，哪怕是一本关于苦难、关于环境之恶的书，也会带有审美的目光。这就让我们即便被阅读的文字感动，并联想到自己或者身边人的处境，也是一种理性下的审美行为。你在阅读中的种种非理性、种种慈悲，背后仍是一个理性的基底，因为你知道——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舒适。
真正考验一个人的行动，是能否打破自己生活舒适又践行道德的行动。
所以，尽管文学会对人的观念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在短期内，不要高估它对行动的影响力，不要过于相信人在阅读时的慈悲。多少人同情祥林嫂的悲剧，却又在现实里嘲笑祥林嫂。
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里说过，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
[美]乔治·斯坦纳 著，李小均 译
世纪文景 |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11
文学阅读的利己和无害，阅读者在调动情感时的理性审美意识，让我们不能高估文学对一个人行动力的作用。但是，如果完全否定文学的意义，走向一种“读书无用论”“阅读虚无论”，那不是抖机灵，就是矫枉过正。
至少在今天，阅读仍是性价比最高的学习方式。一本好书的费用，远低于名牌包，约等于两杯奶茶，更不用说互联网和手机有很多免费的读书资源。对于穷人来说，读书不一定会改变命运，但如果不读书，穷人就不会有改变命运的可能。
读书和游戏、短视频，的确没有高下之分，但如果具体到穷人的处境，如果告诉穷人，这些本质上没什么区别，你不读书也没事，那么，这不过是一种伪装成包容话术下的误人子弟。
所谓书籍，不只是课程辅导、学术书、工具书，它们意味的是不同的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方式，读下一本书，则意味着一个人有沉浸下来做某件事的潜质。一个人日后无论是做学问，还是踢足球、打游戏，沉浸、专注、耐心，都是做事的基础。
对于普通人来说，他可以在未来选择不同的路，但读书是一个基础，这不是一种读书优越论，而是由客观现实所致，在结构性的困局之下，阅读已经是今天金钱成本最低的提高认知与培养专注力的方式。
而很多普通人家的孩子，小时候正因为缺乏阅读，沉浸于游戏、短视频、打架等，在日后留给他们的可选择工作、晋身途径都大大减少，固然有幸运儿，但那不是常态，更多穷人在这个文凭社会淹没在无声之中。
所以，读书无用论可能是文人的自嘲，但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精神层面，读书对穷人真的有用，是其他选项都很难代替的普适程度、性价比都更高的用。那些对穷人说读书无用，你好好去玩的，才是真正的说话不负责，因为他已经读过书，他有了好文凭，他见过山海风物，领略了大千世界的不同可能，又或者，他被社会过劳式竞争所伤，意识到读书未必能带来财富与地位的跃升，所以他感慨读书无用。
但别忘了，前提是，他读过了书。
如果他不读书，又无缘生在富贵家庭，他很大概率是一个贫困地区的文盲，终其一生只看到生命的一种可能。
所以，读书不允诺命运的改变，但它至少是开给穷人的一扇窗。在这个太多方式变成金钱与政治游戏的世界，读书固然也有种种缺憾，但对于穷人来说，我想不到另一个比它更有用的选择。
而对我来说，阅读还有一层快乐，这或许是写作者能明白的，因为这时候你不用写作，还可以毒舌一下作者，只要你不写作，你就有无限的可能性。
二、在文学世界，探索更自由、更开阔的语法
我的主业是文学，所以得分享几本文学书。去年看小说比较多，印象最深的两本，一本是《流俗地》，一本是《潮汐图》。
《流俗地》“着墨于流俗之地，走向广阔的民间世界”，是黎紫书小说中重要的一本，或可猜想，日后回顾黎紫书的创作生涯，《流俗地》会是一个分水岭和代表作。
在华语文学里，这部长篇小说有两大主要贡献：第一，它是一部难得的马来西亚世情小说，不从宏大叙事入手，而是将日常叙事与历史叙事结合，达到一种“文学地方志”的效果；第二，它塑造了一组立体的女性群像，为华语文学提供了难得的女性视角出发的长河小说。
它并非单一的独立女性奋斗叙事，或者城市女性青春叙事，它横跨城镇与村庄，聚焦出身与境遇截然不同的女性，熔炼出一部女性市民的成长史与互助史。
[马来西亚] 黎紫书 著
十月文化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4-1
《潮汐图》是作家林棹的新长篇。作者借蛙怪之眼，鸟瞰十九世纪珠江三角洲芸芸众生，和前作相比，此书的语言实验更彻底，也更见得形式的极致便是内容的极致。《潮汐图》是蛙怪少女的风声鹤唳，也是人类文明史即野蛮史的一个微缩标本。
在成名以前，林棹以林津鲈（木头）的笔名潜游于文学暗河，她反复书写这样几件事：观鸟、植物、潮汐、鬼怪与惊梦。而今，当她探出水面，已经比同代大部分人走得更彻底。
林棹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1
林棹是纳博科夫小说观念的实践者。纳博科夫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他反对把小说作为文以载道的工具，所以即便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也没有很高的评价。
而林棹小说最大的特色就是语言，尤其是小说的腔调，在《潮汐图》里，林棹在小说三部分就用了三种不同腔调，既有粤语腔、潮汕腔、普通话与粤语杂糅的腔调，也有翻译腔，华洋杂交的叙事。
巨蛙从广州到澳门，再到西欧，也可视作一次语言之旅。借由巨蛙，林棹试图建立一种和弱者更亲近，但又并非自上而下怜悯弱者的叙事。她意识到，人与人，乃至人与物感同身受的方式，恰恰是基于彼此的脆弱，而非优越。
路魆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2022-1-12
最近还读到广东青年作家路魖的长篇《暗子》，它也让我想起了索耳的《伐木之夜》、林棹的《潮汐图》和黎幺《山魈考残编》，这些作品都在探索更自由、更开阔的语法，或许，这些书不是当下热点，但沉得更深，它们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稀有的地火，而今浮出地表，发出幽幽的鸣响。
今天有很多热闹的事，热闹并不一定等于珍贵，在当下，辨识怎样是更有创造力的文字，显得更需要耐心。
黎幺 著
后浪 | 四川文艺出版社，2021-12
三、用阅读重拾耐心和宽容
最近很有启发的一本书是《苏轼十讲》。几年前的旧书，重读依然很新。苏轼是三苏之首，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和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一样，是北宋中后期重要的文学人物和政治人物。
在词赋上，苏轼发扬豪放派词风，与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成为北宋最重要的两大词风。在政治上，苏轼作为当时政坛上中间派的典型，一生经历了熙宁变法和元祐更化，是一位虽然从未执掌朝政却又不可忽略的人物。
朱刚 著
微言传媒 | 上海三联书店，2019-7
但更重要的是在为人处世上，和王安石、司马光不同，苏轼继承了儒家的入世，又有道家的逍遥和佛家的释然。苏轼是一个入世的逍遥者，不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在他的身上，我们能看到知识人的另一种可能性，一种有别于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又不至于陷入苦大仇深的活法。
巧的是，这一年读到好几本关于那个时代的书，比如刘子健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赵冬梅的《大宋之变》、崔铭的《王安石传》。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刘子健那一本。这本书是刘子健1950年代写成的著作，作者写法高屋建瓴、酣畅淋漓，短短八万字写透了王安石变法。他跳出王安石变法是为“富国”还是“强兵”的思路，也没有拘泥于儒法之争，而是把王安石新政放在改革官僚体制的立意上。
刘子健 著，张钰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2-1
刘子健把司马光和王安石作对比，司马光渴望通过道德主义路线来实现治世，而王安石主张功利主义路线，通过改革官僚体制来走向治世。王安石新政的部分措施具有法家色彩，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儒家政治家。
书中很有启发的一部分是对官僚的划分。他拒绝儒家道德性判断下的君子与小人的两分法，而是把官僚分为三大类型：“理念型指具有理想主义的少数士大夫官僚理念型指具有理想主义的少数士大夫官僚，仕进型指追求仕途的官僚，渎职型指滥用职权的官僚。”在这三大类型下，可再细分若干特色类型。
刘子健肯定了王安石新政隐含的现代性思维，但他没有过分美化王安石，而是正视王安石新政的问题，分析王安石的变法为何失败，为什么一场针对官僚体制的改革运动，却演变成官僚体制的堕落，为什么北宋“士大夫与君子共治”的局面，会在王安石新政后一步步演变成君主集权，而官僚体制逐步演变成君权的附庸。
崔铭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2021-11-1
苏轼的时代，是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的时代，君子之交，步入黄昏。而今天，一言不合就决裂，同样在社交媒体频频上演。从J·K·罗琳到普通网友，概莫能外。
撕裂和隔离，可能是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特征之一。比起病毒所带来的暂时的地理上的隔离，更难以跨越的是文明的隔离、阶层的隔离，乃至城市和小镇生活经验的隔离。
即便只是一个专业的领域，也在不断制造区隔。比如文学，分化为纯文学、类型文学、网络文学，还有所谓主流与野生之分，彼此能看见，但没有深度的碰撞和交流。
深度的阅读与对话，或许是我们打破这一区隔最有效的办法。对我来说，上网的一大乐趣，就是看和自己不同的声音，只要是底线（比如谩骂、羞辱、人身攻击）之上的，观点不同，再正常不过。我并不那么期待跟自己一样的观点，如果有跟自己不同，但很认真的探讨，反而会很惊喜。
阅读也许能让个人重拾耐心和宽容的品质。我想，对于这一世代的人们，如何打破隔离，建立跨越边界的共同体，是一件艰难但必须去做的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宗城，编辑：程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