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故乡与世界（ID：homeandworld），作者：唐朝，编辑：调反唱唱，图片：受访者提供（除标注外），头图来自：故乡与世界
在枪支泛滥的安哥拉，安全成为最大的问题。一次被劫持的经历，让张总意识到，他必须站出来做点事，以此保护华人和企业的安全。与安哥拉当地建立联系后，张总的保安公司开张了。一次大胆的出游让Ready认识了张总，并在之后把他的故事拍成了纪录片《保安王国》。
我们采访了纪录片导演Ready、在安哥拉工作过的女孩黄颖（化名），试图还原一个华人眼中的安哥拉，及其处在安哥拉时真实的困境。
——编者按
在非洲的西南部，石油和矿产资源丰富的安哥拉，有将近30万华人在那里淘金。这个国家，自2002年结束了长达27年的内战后，虽然总体处于和平状态，但治安问题严重，首都罗安达的枪声让向来谨小慎微的华人都已习以为常。
维护财产和生命安全，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困扰，不少华人私企选择了成立保安公司。Ready旅行到安哥拉时结识了保安公司老板张总，并于一年后返回，以安哥拉华人为题材拍摄了今年BISFF北京国际短片联展入围纪录片《保安王国》。
安全问题，安哥拉华人最大的痛
安哥拉曾发生过两起重大华人遇害案。
2014年12月8日，三名华人在铝合金加工厂遭持枪劫匪杀害，另有一名华人重伤；2016年1月18日，四名华人前往当地人家中索要土地预付款时遇害，尸体被扔进水沟。这样的极端案件虽然是少数，但针对华人的抢劫、绑架和勒索从未停止。
因此，在安哥拉做生意，必须先做好两件事，一是同政府和警察局打点好关系，二是警惕劫匪，加强安保。
当地华人企业成立了“自救组织”，一旦哪个区域的华人或企业出事，华人联防就会出动，配合警方或保安，帮助解决问题，减少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但鉴于警察的腐败和社会的安全隐患，很多华人企业到了安哥拉，首先要去当地警察局打点关系，尤其是企业附近的警局。联防自救组织的任务之一也是负责和警察局搞好关系。警察接到报案后虽然会出警，但办案效率不高，少了这层“友好”关系，生意很难做下去。
即便如此，仅仅依赖政府和警察也无法解决问题。
安哥拉枪支泛滥，张总的工地曾被三个持枪匪徒抢劫，三个人控制了三十几个中国人和十几个安哥拉人。这件事之后，张总就决定要搞个保安公司，保护工人和企业的安全。
他向安哥拉内政部的官员提出这个想法，得到他们的支持，与他们合作成立了第一家华人经营的保安公司。政府和警察局给他们提供最简单的武器，大多是内战时期遗留下来的自动步枪。
起初，张总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的企业和员工，后来越做越大，承担起更多华人私企的安保工作——守卫工厂、陪同出行、追回损失等。
后来，也有华人开始效仿他，纷纷成立保安公司。据Ready了解，这些华人保安公司经营者是华人，但法人代表由当地人担任，多数有警察背景，保安也是从当地人中选出，退伍军人负责培训。
Ready在拍摄纪录片时，正好遇到一家华人企业的保险柜被盗案件，老板找张总求助。这是前后两个月的拍摄，Ready遇到的唯一案件，和他预想的不一样，没有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张总带上保安去了失窃现场，要查监控时发现电闸被从一楼给关了。根据经验，他猜测就是这家企业的保安监守自盗。
去往保安家中的路上，张总遇到了在安哥拉家常便饭的事情——被警察勒索，不交钱就不放行。即使张总是内政部官员的座上宾，同警局关系很好，但这种事太过普遍，他不能总是因为此事打电话给他们求助，中国人的习惯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张总没有找到那名保安，而是找到了盗窃保险柜的人的妻子，让她叫丈夫把保险柜还回去。他的妻子一直在哭诉，说他从不付五个孩子的学费，称没有收到工资。但他们一家住在中国公司盖的居民小区里，相对安哥拉人来说，那已是不错的居住环境。
没有拍到抢劫、保安和劫匪对峙等吸引人的场面，Ready觉得原因一方面是自己在那拍摄时间短，这种事不是每天都发生，再者是安哥拉的治安在变好，小偷小抢一直有，但持枪抢劫、绑架少了很多。另外，保安公司之间的竞争增多，张总公司的业务没有之前那么繁忙了。
没有疫情，也要“隔离”
除了张总的保安公司，Ready还联系了另一家保安公司的华人老板做采访，但对方觉得他从美国过来，怕有政治问题，就给他拒绝了。黄颖当时是那家保安公司的翻译，因此和Ready相识。她从葡萄牙语专业毕业后，与几个同学一起被外派到安哥拉的中国企业工作，直到今年才回国。
黄颖的感受和Ready稍有不同。她在安哥拉待了六年，在当地的中国国企和私企都工作过。她觉得安哥拉的治安在变差。
Ready的纪录片拍完没多久，疫情就在全球爆发，安哥拉经济和民生受到严重影响，失业率增加导致犯罪率上升，华人企业的经营在所难免受到影响，拿不到政府欠款，发不出工资。治安一变差，中国人就更加危险了，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相对有钱。
但只待了两个月的Ready和待了六年的黄颖，对安哥拉的华人生活也有共同的看法——除了工作，没有事情可做。
去安哥拉前，黄颖对非洲的了解和大多数人一样，想到的是“第三世界”“极端贫困”。她向去过安哥拉的学长学姐了解情况，每个人虽然工作岗位、接触人群不同，但感受大同小异。安全是一个需要顾虑的问题，可是黄颖并没有害怕，反而很期待去那边。她觉得安哥拉的华人那么多，安全系数很差的话，不会有那么多人去。她说：“如果是在国企，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不是特别担心安全问题”。
初到安哥拉，黄颖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感不是来自于当地的人文，而是中国人修的路、盖的房，让她产生了置身国内某个城市的感觉。如果不是路上有黑人，她几乎会忘记自己在陌生的非洲。
但抛开这种亲切感，不出门是安哥拉华人的共性。安哥拉的华人投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国企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修路、盖房、通信、能源等，一类是私人投资的配套工程及贸易，如建材供应、砖厂、水泥厂、劳务输入、生活用品、餐饮。无论是在国企还是私企，华人基本都要生活在一起，非工作需要，避免外出。
黄颖在国企做翻译期间，工作之外，不允许出门。“出门要配防弹车、保镖，要签批，否则出不了门。这是国企的规定，但其实私企也是这样的”。她是这样形容那段不能自由出门的日子：“如果你住的好一点，就是在一个精致的牢笼里，如果你住的不好，你就是住在牢笼里。”
这是华人在安哥拉为了安全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不能像在国内那样，下了班约朋友逛街、吃宵夜，周末搞个自驾游。大部分时候，为了安全，他们不得不避免外出，待在家里，活动区域限定在中国城等华人社区。
黄颖住的地方在富人区里最好的一个别墅区，很多中国公司的员工住在那边，因为那里最安全。这大概就是她所说的“精致的牢笼”——海景房、小高层。她对非洲的认识因此有了小小的变化：“去之前觉得整个非洲是极端的贫困，去之后发现是贫富差距极端化，资源分配不均，平民百姓都很贫苦，一小部分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财富”。
华人和黑人，成不了朋友
富人区和贫民区泾渭分明，华人社群和安哥拉人也有着清晰的界限。长久存在的治安问题是形成这种界限的原因之一。华人居住在中国城或富人区里，很少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语言不通也是障碍之一。但即使是黄颖这样懂葡语的华人，也很少和当地人有工作之外的接触。在她看来，华人在那边待久后，都会被孤独感包围，圈子很小，没什么娱乐，久而久之，有些人还会出现心理问题。
千里迢迢去往非洲的华人，目标都很明确，要在几年内赚到在国内赚不到的钱，然后回国。华人的勤劳本就闻名于世，在非洲，更是如此。在他们眼里，非洲人太懒。
Ready和华人聊过他们对当地人的看法，基本都是负面的。由于抢劫、偷盗频繁发生，有些华人发自内心地觉得黑人打心眼的坏，会提防黑人员工。华人和当地人的隔阂根深蒂固，不理解彼此的文化。
黄颖的感受与此相似，但她觉得要分人来看。有一些华人是和当地人做贸易，必须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因此交流也会更深入，相处较好。不过这种情况只是少数，大部分到那边打工的华人，不会说葡语，没办法和当地人交流，消除隔阂的可能性很低，甚至会鄙视当地人。
交流越少，治安越差，物理的界限越清晰，华人和黑人的隔阂自然就越深。不仅华人警惕黑人，黑人排斥华人的现象也存在。他们知道，华人给他们提供了工作机会，建设了城市，带来了很多好处，然而贫富差距造成心理不平衡。黑人在华人企业的工资比当地人高很多，表面上会说很多华人的好话，私下里的抱怨也不少。不在华企工作的当地人，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华人，隔阂更多。
也有华人很愿意和当地人做朋友。Ready认识的张总的一个朋友，之前也参与过保安工作。他是华人里非常少见的，真心要和当地人做朋友的人。在安哥拉的十多年里，他和黑人员工经历了很多困难，互相信任，成为朋友。他曾帮一个黑人朋友送他的老婆去医院生孩子。这名黑人朋友当时正在外地上班，情急之下，给他打电话求助。
归根结底来说，华人无法融入当地生活的客观现实，既造成了华人社群内部的问题——孤独、思乡、活动受限，也加深了彼此的偏见，不能在工作之外有更多的交流，便无法互相融合。渐渐地，互相理解的意愿降低了，华人和黑人之间形成了一堵无形的墙。
从2002年华人在安哥拉掀起淘金热至今，很多华人在那里已经生存了十多年，同国内的家人、孩子分居。有的半年或一年回去一次，有的几年没回去。
黄颖在安哥拉的最后一年，正值疫情期，是安哥拉经济和治安最差的时候。她本就没打算在那边长待，于是就在这个时候离开安哥拉。张总也在疫情发生后将儿子送回了国内，而他自己只能留下来，挺过疫情难关。
疫情让很多人体验到了“居家隔离”的感受，对于安哥拉的华人来说，“隔离”从他们踏入那片土地就已开始了。不同的是，疫情的“隔离”有个期限，而在安哥拉的“隔离”是治安和文化的隔阂导致，只要还留在那里，就不知道何时能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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