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北京电影节的“重磅影人”单元共放映了8部卓别林的经典作品，以《摩登时代》（1936）开始，以《城市之光》（1931）收尾，它们正好是有声电影被发明出来后卓别林坚持创作的两部最终收获影史赞誉的默片。
本次展映的卓别林作品大多在北京地质礼堂放映。放映厅有旧时的戏院氛围，两层观影台密布着红色绒面椅，地面铺着有污渍的暗红色地毯。在首场《摩登时代》开始前，仍暗着的银幕不时发出“滋滋”的声音，与受损的默片胶片拷贝放映的音质效果意外吻合。
《摩登时代》的故事发生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片头，满身机油污渍的卓别林在工厂流水线上和工友一起夜以继日地拧螺丝，接下来的经典场面里，为了补救一颗漏拧的螺丝，他越过工友，整个身体被传输进传送带，接着他被卷进一个巨大的转动的齿轮组——一个远景镜头展示了他在齿轮之中如何僵直无措。拯救他的办法唯有转动机器，让他从齿轮中被反向传输回来。死里逃生的他毫不意外受到了工头的严厉批评，因为他拖慢了整条流水线的效率。
有趣的是，作为有声时代的默片，本片的人物对话全靠延时字幕提供，卓别林似乎意在表示，在工业对人的异化中，人声不那么重要。片中，除了几乎无时不在的机器轰隆声，我们实时听到的几句演员台词，都是工厂老板通过视频监控给工人大声下指令：让机器加速，再加速。
该片的笑点主要来自卓别林饰演的工人肢体被资本完全异化后夸张的表演：他见到像螺丝的物体就忍不住上前要动手，街头一位穿着时尚胸衣的贵妇就这样被他骚扰，工友的鼻子也没能逃过他的钳子。之后的一场戏里，推销员给工厂演示能压缩工人午餐时间的自动喂食机，倒霉的卓别林被选中，他像个别无选择的理发店顾客一样被按在椅子里， 喂食机以飞快的速度给他喂汤、喂面包、喂玉米，他的进食速度赶不上飞速运行的喂食机，但喂食机不管这些，把他吃不下的蛋糕糊在他脸上，又极快地、体贴却粗暴地给他擦脸，让他在几分钟内成为一个饱食的、面部清洁的、可以继续投入工作的人。随着传送带不断加速，拧螺丝成了卓别林停不下来的动作，他因精神崩溃被送进医院。
《摩登时代》里的工人有卓别林电影中所有主角的典型元素：他戴着圆顶礼帽，穿着不合身的窄小西服和肥大西裤，拄一根竹拐，留一撮小胡子，迈着大外八字一摇一摆走路，逃跑时很灵活。这一流浪汉形象诞生于他的第二部电影《阵雨之间》（1914），接着就出现在他的数十部短片作品中。流浪汉查理总是狼狈、聪明，被警察追赶，最后平安无事。
此次展映的卓别林最早一部长片是《寻子遇仙记》（1921），片头字幕这样介绍本片：“A picture with a smile——and perhaps a tear。”这基本上可以用来概括卓别林所有的电影主题：小人物的悲欢。
《寻子遇仙记》中，住在狭窄阁楼的流浪汉查理在凋敝的街头捡到一个被抛弃的孤儿，几番想把婴儿送走，都失败了，他只好自己抚养。一晃五年后，镜头给了穿着肥肥的有点脏的背带裤的机灵小孩，他在地上捡了几颗石头。接着，我们看到查理背着玻璃板出门。五岁的小孩用石子砸邻居的窗玻璃，砸完就跑，接着查理仿佛不经意路过，承接换玻璃的业务。一大一小的两人配合默契，天衣无缝，好笑悲哀。
在《寻子遇仙记》之前，卓别林已经拍摄过数十部电影作品。他父母都是伦敦音乐厅的艺人，小时候他发烧在床，妈妈回家会给他表演外面发生的有趣的事情。1894年，不到5岁的卓别林就被发掘出了喜剧表演天赋：他在自传中提过，自己临时替在士兵面前突然失声的妈妈上台表演，十分成功。他少年时代打过各类杂工以谋生，14岁正式获得了一个表演类工作，1912年随卡尔诺默剧剧团到美国，之后留在加州。他非常年轻时就意识到，自己需要对电影有控制权，1918年，他创建了自己的电影公司，后来那些知名的作品都由他一手编剧、导演。
《寻子遇仙记》的结局光明：当年抛弃孩子的穷困生母成了有钱的明星，愿意寻回孩子，并且做到了。但卓别林仿佛要给观众指出这一希望的虚幻，在孤儿被看到报纸上重金寻人启事的旅店老板偷偷抱走后，查理做了一个梦，他屋外的所有人都戴着天使的翅膀。这场荒诞而无意义的梦后，查理醒来，小孩和母亲都来到他身边。
和《寻子遇仙记》一样，卓别林的其他长片作品几乎都以大萧条时期为背景，展现流浪汉查理的生活。比如《淘金记》（1925）里他饰演到阿拉斯加淘金的查理，住在悬崖边的小木屋，煮皮鞋充饥，被另一位饿得发昏的淘金人当成火鸡追杀，再被大雪吹下深渊。《城市之光》中，贫穷的查理偶遇一位眼盲的卖花女，做各种廉价劳力为她付房租、买吃食、攒医疗费，但善良的他被误认为是窃贼，被押送至警局。
因为在电影中执着地表现底层民众的苦，通过极尽调侃和小丑化整个美国官僚系统来制造笑点（他的电影中，警察总是追捕穷人，又被穷人的智慧耍得团团转），卓别林被长期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这样的身份标识在当时的美国并不被政府欢迎。在根据卓别林自传改编的电影《卓别林》（1992）中，庆祝一战结束的晚宴上，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说，电影应该受到控制，卓别林在丑化美国的移民政策。小罗伯特·唐尼卓别林像个魔术师一样把玩手里的两块面包，这样回答胡佛：“人们付出劳动，得不到应有的钱，那他们就会乐于看到上层阶级被丑化。”
《马戏团》（1928）贡献了一场堪称经典的追逃：由于被误认为小偷，查理被警察堵在一个大型玩偶屋。他误闯一个镜子迷宫，镜面反射出许多个查理。他好容易逃出来，屋外还守着一个警察，他做出机械的摇头转身动作，试图假装玩偶蒙蔽警察，一度成功，后被识破，再次逃进镜子迷宫。在有限的空间里，很多个查理被很多个警察追捕。警察抓不到他，最后气呼呼请教他：你刚才是怎么出去的？
如果说上述电影只是较为温和地讽刺大萧条时代，那么他的有声片《大独裁者》（1940）和《凡尔杜先生》（1947）则犀利得多。
1938年，卓别林决定拍一部嘲讽希特勒的电影。此前他一直无法接受有声片，认为“让戴礼帽的人开口说话，就是宣判了他的死刑”。但《大独裁者》成为他的第一部有声片，也是他唯一一部直指政治的喜剧。那时美国政府和民众对欧洲战场并不愿过分贴近。《卓别林》里回忆了卓别林与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希德尼的争执：后者严厉表示拍希特勒是个错误的决定，而卓别林说：“我什么都不说，我为此感到羞耻（shame on me）。”
《大独裁者》里，卓别林本人同时饰演希特勒和一位英勇参与一战后失忆的犹太人理发师。片头字幕风趣提示：“犹太理发师查理与独裁者希特勒长相相似纯属巧合。”理发师有些像之前那些流浪汉角色的延续，在与女孩约会时，他依然穿上肥大西裤、戴礼帽、拄拐杖。
在虚构国家“托梅尼亚”，“希特勒” 用卓别林发明的托梅尼亚语（混杂英语德语的胡言乱语）发表演讲，再由按照讲稿翻译的下属词不达意地传递给民众。他发号施令会因为过于激昂被口水呛住，他在人民注视下滚下台阶，他过分讲究法西斯手势闹出不少笑话。他把犹太人性命视作草芥，和影射墨索里尼的“纳帕里尼”在国宴上争吵、互殴，像两个杂耍的小丑。
片尾，理发师受不了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决定逃往自由国“奥德利”，偷了军队制服，被边境的大面积军队误认为是希特勒来临，他脱困的唯一方法就是装下去。纳粹宣传部长“加里奇”（戈培尔）请他发表演讲，宣布侵占奥德利。理发师战战兢兢上台，然后，他的眼神变了，神情严肃，说话的不是理发师也不是希特勒，而是卓别林本人：
“我想要帮助每一个人，犹太人，非犹太人，黑人，白人。我们要彼此帮助……我向听到我讲话的人这么说：不要感到绝望。我们现在遭遇的灾难，完全是由于贪婪和狂暴所造成的，那些害怕人类进步的人疯狂地制造灾难，因此带来这种恶果。不久，人类的仇恨将要消逝，独裁者将被消灭，被他们夺去的权力将归还给人民，只要我们不怕牺牲，自由是永远不会被消灭的。士兵们，你们不能给那帮野兽当牺牲品。他们侮辱你们，把你们看作奴隶，设法控制你们。他们操纵你们的行动、思想、感情，并且进一步把你们训练成牛马，任他们摆布，给你们不能再坏的食物，把你们当炮灰使用。不能给这些惨无人道的人当牺牲品，因为他们只有机器一样的心和头脑……”
这是《大独裁者》的最后一幕。2021年9月，银幕暗下，北京地质礼堂中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
《大独裁者》之后，《凡尔杜先生》里的凡尔杜是个彻底的反英雄角色，其原型为一战时的法国连环杀手，但卓别林将电影背景移植到1930年代。这名因大萧条失业的银行职员（和以往的流浪汉不同，凡尔杜来自中产阶层）意外得到了一种可轻易杀人的毒药，他不断用诗歌诱骗有钱的中年女人，和她们结婚，将她们杀死，侵吞财产。同时，对他的妻儿来说，他是一个可依靠的男人。他最终对警方自首，但并不忏悔自己的行为。
1947年，卓别林在该片的媒体发布会上说，“要想对凡尔杜这个人物施予同情，那就应该去理解罪犯及其本质，对于他的罪行，我更愿意去理解，而不是谴责。”这部电影在人物和情节上去道德化，镜头语言简练，从凡尔杜数钱的手切换到弹钢琴的手。不同于此前的所有流浪汉查理，凡尔杜精通说话之道，影评人Ignatiy Vishnevetsky的一篇文章中形容凡尔杜的声音“像是一种优美的乐器，细腻而丰盈，遣词造句如此清脆，以至于你都可以听见句中的标点。他将这种特色发挥到了极致；他做作的谄媚、被误解的旁白和随意的谎言就像是喜剧音乐一样”。
卓别林认为，凡尔杜犯下的罪行是恐怖世界的缩影。这部电影在当时打着“卓别林变了！你可以吗？”的宣传语，但票房惨淡。原因之一是，他被认为是亲共人士，电影遭遇抵制。
五年后卓别林拍完《舞台春秋》（1952），在回伦敦度假以及参加首映礼的船上，收到了美国政府撤销他再次入境许可的消息。此后20年他定居瑞士，过着他在《舞台春秋》里的角色卡尔费罗提到的生活：彻底退隐，养花种草。直到1972年他受邀参加奥斯卡颁奖礼，领受终身成就奖荣誉，美国当局才给他发了为期两个月的一次性入境签证。
《舞台春秋》（1952）是此次北影节“重磅影人”单元放映的卓别林最晚一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它像是卓别林的自反性电影：六十来岁的主角卡尔费罗是个有过数次糟糕婚姻的过气的搞笑明星。片中少有卓别林过往作品中的搞笑桥段，卡尔费罗简陋的房间里挂着自己的剧照，夜里会梦见自己在台上演出，台下没有观众，然后惊醒。
感到自己“和观众失去关联，没办法温暖他们”是卡尔费罗沾上酒精的原因。此后他上台必须喝酒，不喝酒就无法搞笑，如此恶性循环，他酗酒，也不再搞笑。
“搞笑真是一件可悲的事啊。”片中，被他拯救的年轻舞女听完他的经历后感叹。
“别人不笑的时候更痛苦。”卡尔费罗回答。
卓别林不像很多默片时代辉煌一时的明星，在进入有声片时代后迅速被残忍淘汰（如电影《日落大道》里的主角和配角们）。他本人隐退得并不狼狈。但他在电影里狠狠讽刺了卡尔费罗——当卡尔费罗终于收到经纪人的一个演出通知时，他想了解和他同台的演员的咖位及其薪酬，经纪人说，这些都不重要。
“我是金字招牌。”
“不，你一文不值。你的名字是票房毒药。”
果真如此，卡尔费罗的开场笑话让很多观众打哈欠甚至离席，剧团提前结束了与他的合约。他匿名做回街头艺人，一边与由另一位默片喜剧天才巴斯特·基顿饰演的老友准备一出新颖的音乐喜剧，试图找回尊严。两个老家伙的演出开始前，已经成为芭蕾首席的年轻舞女偷偷指点过观众，哪些地方该笑，所以哪怕连续的镜头对准大笑不止的台下观众，银幕外的我们也无法分辨卡尔费罗这次是不是真的取悦了观众。在这次演出前，为了追求最好的效果，卡尔费罗喝了酒，最后他摔下舞台，卡在一面大鼓里。“我还想继续，但是我卡住了。”这是他的谢幕词。观众大笑鼓掌，他在后台死于心脏病发作，死前说，“从现在起，一切都变好了。”
《舞台春秋》中，在舞女因为心理障碍无法跳舞时，卡尔费罗照顾、鼓励她：“Keep fighting. That's all.”舞女成功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他，向他求婚。
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电影里，卓别林在变老，但他的女主角始终年轻。在《淘金记》里他帮年轻的舞女摆脱了暴发户的骚扰，淘金成功后在回乡的船上又遇到了失意的舞女，结局暗示俩人将在一起。在《马戏团》里他无私帮助马戏团年轻的舞女，在《城市之光》里他帮助年轻的卖花女，在《摩登时代》里他和一名貌美的流浪女孩组成临时家庭，甚至在《凡尔杜先生》里，凡尔杜放过了一位年轻女孩。在《舞台春秋》中，卡尔费罗不断地拒绝爱上他的舞女，试图让她和一位年轻有为的作曲家在一起，但舞女不停地表白：“I love you.”
以这些剧情反观卓别林本人的感情生活会觉得有点好笑：他的第一任妻子接受他求婚时才16岁，他与之离婚后，与第二任16岁的妻子结婚。1943年，他的最后一任妻子——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18岁的乌娜·奥尼尔——认识了54岁的他，乌娜一直陪伴他到生命终点，与他生育了八个孩子。
在卓别林的一生中，与年轻（甚至未成年）女性的情感关系是他饱受诟病的一点。他的个人生活有很多含糊不清的部分。在传记电影《卓别林》中，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的刁钻传记作者不断追问卓别林在自传中表述暧昧之处，但卓别林不太乐意提起这些事：比如他童年时期因母亲精神失常、家庭财务糟糕而不得不进入救济院的生活经历；他的缺席的父亲（“他写过一些歌，死于酗酒，我还能说什么？”他回答传记作者。）；他的某几段婚姻和官司；某个孩子否是他亲生的丑闻。
“他的职业生涯无懈可击，他的个人生活则截然相反。”《卓别林》这么评价卓别林。
1977年，圣诞节，卓别林在瑞士的家中去世，享年88岁。
关于他自己身上那些谜团，他曾经回应过这么一句：“如果你想了解我，看我的电影就够了。”
他那些笑中带泪的电影，哪怕在100年后也毫不过时，能让人忘记外面世界的艰难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