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李卷、蕴酱子，原文标题：《迎新活动照旧、自己做鼻拭子：当留学生告别网课，回到欧美校园》，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年等待过后，留学生开始出国“打怪通关”。
进入9月，在国内一所语言类大学就读的山东人思思迎来了博士第二年，这一次，法语文学专业的她终于可以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进行联合培养。而这些准备，她从博一刚入学起就开始做了。
2020年夏天过后，欧洲开始了新一轮疫情。这年10月，比利时的新冠病例一度达到日增两万，相比于1100万的总人口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恐慌的数字。但思思想着：“情况还是有好转的可能吧？”她联系到了比利时自由大学的一位教授，决定尝试申请公派留学。
“我想着，在那边本来就有生命危险，如果申请不到公派奖学金的话，我就不去了。”
像思思一样打算在这个秋天出国的留学生、交换生不在少数。今年夏天，许多国家在封锁一年多后终于决定为中国留学生开放签证、允许入境，延续了一整年的网课也逐渐调整成线下教学。
八月下旬，由于美国开放留学生入境，上海浦东机场甚至一度出现了数千米的值机排队队伍，不少留学生光值机时间就超过了5小时。延期一年后，等待已久的留学生们终于开始了新旅途。
一场持续两天的噩梦
漫长的旅程并不是从出发那天才开始的。
思思在今年6月拿到了公派资格，比利时导师也告诉她另一个好消息——一年网课过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决定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线下上课了。思思终于松了口气：“我朋友正好是2020~2021学年在自由大学交换，她考虑万一哪天就开放线下，所以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去了比利时，但没想到在当地上了一年网课。今年7月打了疫苗才敢出趟远门。”
没想到的是，变数又出在国内学校的态度上。由于疫情，她就读的学校取消了所有本科和硕士的出国交流项目，虽然博士有机会申请出国，但跟以往相比，手续更加复杂——需要递交疫苗接种证明、双方导师同意书、对方学校的线下教学必要性说明，甚至还有“家长承诺书”，才能过审。
好在自由大学较早确定了必须线下上课，思思在截止时间之前提交了所有材料。但不是所有人都像她一样幸运，一位同校其他专业的博士生直到7月才收到公派申请结果，由于学校国际交流处说“审议时间截止”，一年的准备就这样白费。
马上开始博士第四年的山东人筱杨也将前往布鲁塞尔开始联合培养。按照原定计划，她现在本该在美国一所大学的实验室里继续博士研究。
筱杨是西安某大学的工科学生。2020年上半年，她成功申请了公派奖学金去美国进行联合培养，然而，由于美国留学政策的限制，她的签证被拒。等待半年多后，筱杨决定重新找一位美国之外任何可以接收她的导师，申请改派。今年5月，发了十多封申请后，她终于收到了一位比利时教授的同意书。
筱杨之前从未想到自己要去欧洲留学，她对比利时的了解不多，只知道官方语言是法语和荷兰语，但她只会说英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大部分专业采用英语教学，她不担心学业上的问题，不过在日常生活中，她想自己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最近在网上找房子的时候，筱杨就经常分不清页面是法语还是荷兰语。
“我觉得这些变动都是很正常的事，一步一步走就行。”筱杨说，她原定留学美国两年，辗转改派比利时后，只得将留学时间压缩到一年半，“可能因为我2020年初申请美国的时候就预料到会走到这一步。我心里已经铺垫太久了，所以这些事对我影响不大。”
这场磨掉人脾气的“铺垫”结束前，筱杨还有一件事要做——见一眼分隔异国两年的男朋友，他在2019年前往美国学习，受疫情所困一直无法回来。今年11月，他终于能结束项目回国，匆匆一聚过后，这次换成筱杨踏上旅程，然后又是一年半的分别。
本该在美国波士顿上研二的重庆人李佳霖同样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在国内上了一年网课和实习后，李佳霖终于拿到学生签证，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搜国内飞波士顿的机票。
“我是六月中旬拿到的签证，但那时候已经很难买到票了。国内最轻松的只有上海直飞纽约再转机，但经济舱大概两三万一张票，头等舱、商务舱已经涨到10万了。”李佳霖告诉液态青年，1万元左右的“便宜”机票也有，但几乎都是从荷兰、德国法兰克福、芬兰中转去美国，在路上会花30~50个小时，她不愿冒这么大风险。
纠结之下，李佳霖找到了一条“冷门”路线：从中国香港出发，经加拿大多伦多中转再到波士顿，票价8000元。四处打听后，她发现便宜的奥秘——这条路线的不确定性颇多：“现在只有在香港读书、工作和永驻的人可以去香港，仅有通行证是无法入境的，所以我们要从内地去香港坐飞机，首先得从深圳蛇口码头坐船，直达机场，这样就不算入境。码头对转机次数、是否联程、航空公司都有不同要求，所以好多人不敢买。6月的时候，蛇口码头一天只有两班轮渡到香港，一艘船也就能坐200多人，和机票相比，船票说不定更难买。”
在给订票平台、航空公司以及蛇口码头打了快20个电话后，李佳霖在不确定蛇口码头是否允许她从加拿大入境美国的情况下还是买下了这张机票，“我想着就赌一把。还挺幸运的，后来他们正式确认机票可以通过后，这条航线就涨到3万了。”
8月6日上午，李佳霖成功在蛇口码头值机，抵达香港机场。原以为只要等上飞机便可万事大吉的她，遭遇了新的麻烦：原本下午一点半起飞的飞机延误了两个多小时登机，这对李佳霖而言很不妙——她在多伦多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转机时间，还需要过美国海关。
这次延误很可能让她“非法滞留”加拿大或是被遣返回中国。
当天下午三点，和她同飞机转机去纽约的乘客被强行改签。“航空公司让他们改签中转荷兰，或者回深圳去。回去的话，还得就地隔离14天。”李佳霖透露。
最终，出发时间比预计晚了近3小时。于是，当她在当地时间下午6点多落地多伦多时，彻底错过了同样六点起飞去往波士顿的航班，随之而来的是强制机票改签邮件——她的机票被自动改签成当晚11点30分飞加拿大蒙特利尔，8月7日早上7点飞美国芝加哥，10点20分再由芝加哥飞波士顿。
核对过线路后，李佳霖发现这个方案根本不靠谱：飞往蒙特利尔的飞机是加拿大国内航线，而她根本没有过境签证；从芝加哥到波士顿的中转时间只有20分钟，航空公司却从加拿大航班变成了美联航，行李是否还能直达也没有人给个答案。在多伦多T1航站楼的中转区，李佳霖想直接重买一张直飞波士顿的机票，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即使买了也大概率是超售，无法值机”。
晚上8点，加拿大航空强制为李佳霖值机，她被迫离开中转区，被带到加拿大海关，却赶上混乱的海关罢工现场——这里乘客拥挤，完全没有前进的迹象。
“我没有签证，也不知道怎么入境，海关在罢工，没人指导我们填单子，有人还差点弄成了在加拿大隔离14天。”李佳霖描述，那里实在是太热，她的口罩被汗水打湿了。最后，他们在海关折腾了4个多小时，入境加拿大已经是凌晨1点了。
过海关的糟糕经历让李佳霖错过了飞往蒙特利尔的飞机，但这为她带来了转机：到达国内航站楼后，她被柜台告知可以改签第二天的原班飞机，也就是下午6点多伦多直飞波士顿。不过，航空公司并没有给她应有的餐补，她只好在机场便利店买了些吃的，虽然是八月，但多伦多机场的空调开得太足，相当寒冷，李佳霖在候机厅几乎一夜未眠。
8月7日，加拿大海关的罢工仍在继续，但航班没有出现异常。延误一整天后，疲惫不堪的李佳霖终于到达了波士顿。
她将这场旅途视为“极致的精神折磨”，“从香港开始就出现了各种突发情况，到了加拿大也没人管我们死活。这是一场持续两天的噩梦，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经历了。”
“好的，那我再给你来两针”
这场噩梦般的旅程，思思和筱杨还没有经历——筱杨定在11月飞布鲁塞尔，她要先从西安去北京，现在每周只有两班飞机从国内直飞布鲁塞尔，都从北京出发，票价在1.4万元左右。思思最终定在9月中旬出国。
她要先回学校报到，由于是国内外联合培养，她要先在国内学校完成新学期注册，学校要求提交一份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到机场后，还得提供一个7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
到达比利时后，则要在第一天和第七天做核酸检测，然后居家隔离10天。但思思发现，当地在实际中监管没有那么严格，“只要不去警察局、市政厅这种地方‘自投罗网’，没有人会管你”。
在波士顿安顿下来的李佳霖则收到学校通知，被要求去校医疗中心做核酸检测，这是开学入校的必备条件。
考虑到要全面进行线下授课，李佳霖的学校出台了一系列防疫规定：不接种疫苗不得入校（对疫苗类别不做限制）；每名学生每隔五天在学校医疗中心进行一次免费核酸检测；每人都有一个健康码，绿码才能正常上课，黄码是未按时核酸检测，红码则表示感染。
李佳霖去医疗中心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后，感受到了防疫政策的“随意”：所谓的检查是学生自己拿棉签做鼻拭子，旁边会有医护人员看操作是否正确，且说明上写着“将棉签放入鼻子1厘米即可”。与国内的鼻拭子相比，她很怀疑这样操作的准确度。
为了迎接开学，学校各类迎新活动正热闹地开展着：新生入学指导、广场露天电影、学校参观等。
学校之外，整个波士顿更是沉浸在“没有疫情”的轻松氛围里。波士顿所在的马塞诸塞州有700万人口，疫苗接种率高达75%，但感染总数已超70万人。从今年八月最后一周开始，波士顿政府开始重新建议民众戴口罩，并且规定公共室内场合必须佩戴。但这没有强制力。
“街上大概只有一半的人戴口罩，其中还有一半是那种没有防护能力的布口罩、围巾。公共交通上总有人取下口罩，也没有人管。”李佳霖告诉液态青年，她也只能让自己放松心态，“反正每周都会做核酸检测，我就少担心别人，自己多注意吧。”
比李佳霖“心更大”的是最近刚到纽约的大连人陆佳心。同样是在国内上了一年网课，她终于可以在学校体验硕士二年级的线下课程。自从德尔塔变异毒株肆虐以来，纽约的新冠感染人数从之前的每天三四百人增加到了每天三四千人。
“到了美国以后，教务就告诉我们没特殊情况必须去线下上课，我能做的也就是戴好口罩了。”陆佳心上的课一般是10~30人不等，学校会提供百人大教室，让学生保持社交距离。
每周，陆佳心所在的学校会随意“抓取”部分学生去医疗中心做核酸检测，还会每周发邮件通知学生阳性确诊数，如果有学生成为密切接触者，学校也只是让学生自觉在家隔离。
虽然已经在国内完成了疫苗接种，但考虑到纽约的疫情，陆佳心决定有空再补打一针疫苗。
思思和筱杨也准备到达比利时后再接种一次。根据欧盟的规定，没有接种欧盟国家许可的疫苗之前，跨国旅行必须提供核酸检测报告。比利时的检测大约40欧元（约合人民币306元）一次，自费。
而且，欧盟内部各国防疫规定也不同。“比利时的邻国法国，现在要求进餐厅也要提供疫苗接种、康复证明或是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但比利时就不用。”思思说，“所以出了一个特别好笑的新闻，很多住在法比边境的法国人会跑去比利时吃饭。”
决定再次接种疫苗后，思思在社交平台搜集了很多信息，发现关于疫苗是否可以重复接种没有定论，比利时不同接种点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有的工作人员听说你在自己国家打过疫苗，就不会再给你接种。不过大部分留学生只要说明情况，工作人员就会说‘好的，那我再给你来两针’。”
“满20欧免配送费”
和美国、欧洲的抗疫政策不同，在日本留学的浙江人林正浩在两个多月前遭遇了为期两周看似严格却漏洞百出的“日式隔离”。从出发到结束隔离，都让他感到身心俱疲。
今年五月，在日本京都留学的林正浩因家中急事返回国内，随后在六月底重返日本。根据日本的防疫政策，入国者必须在登机前提交符合规定的核酸阴性证明，并在下飞机后进行核酸检测。
可到了出发机场，林正浩发现，根本没有人检查阴性证明是否合乎模板、有医院盖章，甚至可以随便伪造，因为只要提交了便可上飞机。
入境日本后，海关要求每人现场在手机上安装三个APP：Skype（视频通讯）、入国者健康居所确认应用Mysos（自动读取手机位置并上报）和厚生劳动省开发的Cocoa（读取手机位置，若曾和感染者有位置重合，则被确认为密切接触者）。但林正浩告诉液态青年，由于Cocoa对手机的型号和系统都有很高要求，难倒了不少人。很多人拥挤在机场，情绪崩溃。
“Cocoa这个APP真的特别烂，像iPhone5、6的机型根本安装不了，iOS不是最新系统也不行，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也没有工作人员来做像样的说明。我下午6点下飞机，更新系统就花了3小时，机场wifi也特别慢，最后出机场都凌晨1点了。”林正浩说。
由于不提供集中隔离场所，日本实行的是居家隔离、每日检查政策：每天上午11点左右会发一封邮件，要求隔离者上报体温和症状；Mysos会每天不定时推送2~3次“位置确认”消息，隔离者必须尽快点击确认，自动上传所在位置。若回复超时，会有人发邮件或打视频电话询问具体情况。
林正浩觉得，自己那两周有些精神衰弱，这都要“归功”于Mysos的不定时“骚扰”。他告诉液态青年，Mysos的推送时间非常随机，第一次推送可能是早上八九点，也可能是下午一两点，他无法保证自己每一次都能迅速看到消息，“有很多次，来消息的时候我在睡午觉、做饭或是洗澡，总之只要我晚了一点回复，他们就会打电话问我是不是偷偷出门了，还发邮件警告我再不配合就要被拉入黑名单，或者遣返。”
这种随机的“查岗”，让林正浩变得焦虑，他不得不随时惦记着手机，无法安心做事。另外，他觉得每天11点的症状上报也没什么意义，大家填写的体温和症状无人查证。
隔离的第一周里，林正浩严格遵循了不出门的规定——点外卖、让朋友帮忙买菜放家门口，认真检测自己的身体状态。然而，在mysos的“折磨”与“松懈风气的浸染”下，他从第二周开始有所松弛，偶尔去家附近的便利店买吃的。
最终，松散的隔离莫名其妙地结束了。“两个星期以后，我突然再也收不到任何东西，既没有邮件告诉我隔离结束，也没有任何电话询问我的健康。”林正浩说。
最近，日本因为疫情进入了第四次全国紧急状态，呼吁群众们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居家办公。但民众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吃喝玩乐照旧进行。但林正浩自从回到日本后基本一直处于居家状态，他的学校也一直都是上网课。
“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日子了。”他叹了口气。
比利时的管理则要宽松得多——目前71.2%的人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各个大学也决定秋季学期恢复线下授课。但是，由于变种病毒肆虐，比利时的日增确诊病例仍然维持在2000人左右。思思说，“其实想想还是挺恐怖的，比利时人口大概略高于北京市人口的一半，北京日增一两千的话是不是很吓人？”
思思尽量不向父母透露比利时的具体情况。
“他们当然会觉得太危险了，但是也就弱弱地抗议一下，偶尔跟我说‘要不然还是别去了’，我也只能安慰他们我还‘身强力壮’，或者说，‘没事，很多认识的同学都在那边学习，大家外出都会很注意，那边学校还要求学生必须买健康保险。’”
思思在社交媒体上搜索过生活攻略，发现在比利时的中国留学生们的确很小心。去年，思思第一次看到一位留学生分享“打车买菜”的日记，单程就要十三四欧元（100元人民币左右），当时她觉得“真是好大一笔开销”。出发日期临近，看着居高不下的确诊数字，她越发理解博主的心情：“当时日增两万（病例）该多让人恐慌。”
她自己也开始考虑，是否要暂时避免乘坐公共交通。至少，可以和几个相熟的人拼车去中国超市。后来在公寓微信群里，她发现了当地中超的工作人员，赶紧联系对方，加入了超市微信群。
布鲁塞尔有几家中超，她入群的是最大的那个，可以提供外卖服务。几年前，思思曾经在法国学习过，她认为跟疫情前相比，中超的价格没有发生较大变动，不过在华人较少的比利时，中餐常见的小白菜、芥蓝、莲藕等蔬菜比法国要贵一些。
尽管人还没有到比利时，但公寓群和中超群已经成为思思微信上最活跃的群组。最近她从群里得知，这个公寓是布鲁塞尔中国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超市专门安排了配送点，20欧起送，而且免配送费。“大家几单总能凑起来。”思思说。她在群里看到，离中秋节还有半个多月，超市已经上架了月饼。
中超每周五配送一次。微信的提示总会在傍晚时响起，留学生们从笔记本屏幕上移开目光，暂时放下糟心的作业或论文，下楼来到公寓的小院子里，一袋袋翻找着下一周的口粮。
在疫情中的异国，这或许是留学生们最能感受到安慰和轻松的时刻。
（除林正浩外，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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