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侯雪琪，头图来源：液态青年
他至今想不明白女孩为什么要跳车，“我不明白，到现在都还没想明白，有时候我甚至想，你托个梦告诉我也好啊。”
“你见到我，第一感觉是什么样子？很凶吗？”
这段时间，周阳春接待了几拨记者，大多是女孩。他向她们抛出了同一个问题。可往往没等对方回答，他就皱起眉头接着说，“说实话，我这个人真没有坏心的”。似乎苦于无法自证，他干脆再一摆手：“你跟我接触一两次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身高一米六左右的男人，圆脑袋黑皮肤厚嘴唇，微胖，头顶黑发中钻出几簇白，走起路来步速快，直直地往前冲。妻子李秋平告诉液态青年，周阳春从前皮肤更黑，在看守所的七个月晒不到太阳，白了不少。
“经历那件事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会给别人一种那个（害怕）的感觉。”周阳春说。也因此，他会主动问到家里采访的女记者，“你一个女孩，（家里）就我们两个人，没关系吧？你不会也介意吧？不过你放心，我家有摄像头。”回到家后，他特地没有合紧大门。
周阳春指的“那件事”，是年初轰动一时的“长沙货拉拉女乘客跳车案”。而周阳春本人，就是案中那位涉事货拉拉司机——今年2月23日，周阳春因此案被刑拘，3月3日被检方批捕。9月10日，他因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于当日获得取保候审。
但这并不是案子的终点——李秋平不认为丈夫有罪，周阳春也并不这么认为。
9月23日，他向法院递交了二审上诉书，却一度收到二审不开庭审理的答复。他越发不安，频繁联系律师，四处寄送材料；有媒体来采访、拍摄，他全力配合，甚至还因此向他打工的饭店老板请半天假。在他看来，眼下“家人第一，案子第二，工作第三”。
12月2日，周阳春被检察院传唤调查，得知了法院通知检察院阅卷的消息。律师何智娟告诉他，这是法院准备开庭审理的一个信号。案子走向虽未明朗，但冰面似乎有了松动迹象，他悬着的心也总算放下了些。他总希望这事能赶紧做了结，以便生活尽快回归正轨。
一、申诉者
从“里面”出来后，周阳春的一天通常从清晨六点多开始——先给妻子女儿准备早饭，然后骑电动车送女儿上学，再送妻子上班。他不再跑货拉拉了，而是在朋友的饭店当起了厨师。早上八点，他开始炒米粉的码子，切配菜，忙活完午市，休息两小时，下午四点多忙晚餐，晚上九点回家。
时间成了稀缺品。所剩无几的空闲，周阳春通常在家“自我反省”、“写材料”，回述案发经过和审讯经历，抱着手机知乎等平台上网友对这桩案子的分析，再参考、摘抄一些对自己“比较有利的”。他不会用电脑，就用手写，“写光了二十来支笔”。等妻子回到家，他的字才会被一个个敲进电脑文档里。
11月24日，周阳春把自己整理的要求二审开庭的相关材料送至检察院。李秋平不放心，请了假陪同前往。有工作人员拒收，周阳春难为情，慌忙接了回来。李秋平一把拦下，态度强硬：“拿走干嘛？就放在这里！你跟他聊呀。”材料最终被接了下来。
工作人员看了材料，得知他是“货拉拉案”当事人，一边打量他一边惊讶：“原来你就是那个货拉拉司机啊？”周阳春回忆当时的场景，呵呵笑出声，“我说，是啊，我就是那个货拉拉司机。”
上诉的想法最先来自李秋平。
对于丈夫一审的罪名，李秋平有着比周阳春更深的执念。她告诉液态青年，案发后丈夫曾向她详细坦白过事情经过，她坚信丈夫无罪。自从丈夫“进去”，她就在外面为他请律师，但始终不被承认，无法进行会见，辩护更无从谈起。
一审开庭时，她被安排坐在旁听席的一个角落。时隔半年多，她第一次远远看到了穿着防护服的丈夫。庭上，周阳春重复说了几遍“认罪认罚”，李秋平听着干着急，“想告诉他他是没罪的，但传不到他耳朵里”。
等周阳春从看守所出来，两人聊至深夜，上诉的念头也聊了出来。
那一晚，周阳春得知了妻子上网发声、要求换掉法援律师时受到的种种阻碍。李秋平保存了几乎所有她和案件相关人员交谈的录音，一一放给丈夫听，还告诉他家里老人也在四面八方的压力中败下阵来。周阳春无法忍受家人为自己受委屈，语调渐高，“事是我犯的。我在里面受点苦受点罪，都没什么怨言，但这样对我老婆，太不近人情了。”
今年2月事件刚发生时，网上一度舆情汹涌，周阳春成为众矢之的。但那会儿，被炙烤的焦灼感并没触达风暴中心的周阳春本人。他对液态青年回忆，当时他人在里面，对外界一无所知，最担心的是“要花很多钱”，怕“赔不起”，“我家没什么积蓄，老婆一个人在外面，家里还要开支。不知道进去多久能出来，（我）也没收入，也不知道对方要我赔多少钱”。
他低垂着眼，说自己“初中文化，根本不懂法”，最初意识不到事态严重性，“以为刑事拘留的意思是拘十天半个月，公安机关把事情调查了，对方说赔多少钱，我也同意，就能出来了。”直到3月3日，当他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逮捕，才意识到事情“不是赔钱那么简单”。
也因此，当他得知妻子花重金在外请律师为他辩护时，第一反应是心疼。他活了三十多年，“没遇到过警官”，对律师、司法局、检察院等名词更没有概念。他记得有办案人员告诉他，政府已经为他指派了法援律师，不花钱。出于“能省一点是一点”的想法，他接受了建议，写了纸条递出来，拒绝了妻子委托的律师。
从被拘留到一审前的七个月，周阳春一直活在“真空”里——他竭尽所能地“顺从”，原本也的确“没想过上诉”。回家当晚有记者问是否上诉，他说“暂未考虑”。他承认自己一度被说服：对方人没了，我有责任，当前罪名是恰当的，又不要赔偿，“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直到妻子把网友对案件的讨论、对他的同情和支持摆到他面前，并提议“上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案子，或许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
而如今，周阳春对这种可能性深信不疑。
他和妻子的努力也围绕着这一可能性展开——他们请了北京的律师，二人拼命上班、加班，想挣更多的钱还这次打官司借来的外债；为借助舆论的力量，他学着进入媒体的镜头，一遍遍回忆事发时的细节；他滔滔不绝、不厌其烦地说着案子——在饭桌，在电梯，在厨房，在车上，无论聊起什么话题，他都能将话头拐进案子里。
“她说‘师傅，你偏航了’，我跟她解释：‘走这里一样能去，我们也不会像滴滴那样绕路多收你的钱’。然后我说了一句话，可能语气比较重一点，比正常（语速）快点，就是‘为了你这30多块钱，搞了这么久’。我不知道她当时什么反应，我在专注开车，她就好像看了一眼手机，说了句‘不好意思’。她接着又说了一句偏航了，我没理她……”
周阳春神色认真，语速飞快而机械，就像在熟练背诵一篇课文，“我已经说了至少一百遍了。”
“然后呢？”
“然后（她）就跳下去了啊。从她提出偏航到后面（跳车），也就不到一分钟时间。”
如果有人继续追问“为什么不拉女孩一把”，周阳春的反应会变得强烈：“就一瞬间的事，根本来不及啊。”
他试图讲清楚这个法定意义上关乎他能否“预见危险性”的瞬间，但似乎总有一片迷雾难以洞穿。于是他反复辩解：自己来不及思考，压根想不到女孩会跳，也始终没弄懂女孩为什么要跳。
二、“硬币的两面”
周阳春一家现在的活动范围固定而狭窄——他如今工作的饭馆、妻子上班的工厂、女儿上学的学校，和他们的家，都可以被圈进一个半径一公里的圆里。这个圆，紧邻湖南长沙高新区的麓谷工业园，靠近城市边缘的绕城高速。而他和李秋平，已经在这一带生活了十二年。
周阳春的出生地在离此处几十公里外的村子里。由于母亲残疾，父亲多病，贫穷的感受自童年起就伴随着他。十五岁那年，他离家打工，在长沙学厨。之后，去东北的营口干过几个月、江西干过一年，2003年去了珠三角，一待就是六年。干的都是厨师的活。
2008年，他在深圳打工的饭馆里认识了李秋平。都是湖南老乡，他一眼便相中了她。
李秋平比周阳春长三岁，上过大专，人长得也素净。周阳春追她，给她买这买那，接她上班下班，陪煲电话粥，后来干脆连工资也交给她。当时，李家父母反对这段关系，但她看中了周阳春心眼好、老实。
周阳春的“老实”，也有着硬币另一面，这被李秋平直白地打趣为“头脑简单”、“没有主见”。她用了一连串例子论证——比如他年轻时坐火车屡被骗钱，同一个套路连续上当多次。李秋平就不一样，她警惕性一直高，“我在东莞、深圳，别人钱掉我脚边我都不捡。”
2009年，李秋平生下了女儿，夫妇俩从深圳回了长沙，在高新区的麓谷附近落了脚。之后的日子，女儿被送回老家由外婆抚养，李秋平进入了高新区一家塑料工厂做文书工作，周阳春也开始在附近承包厨房生意。
干活勤快，是周阳春如今帮厨饭店里伙计们对他的一致评价。其中一位年迈的厨师与他相识多年，说他“老实得很”：“他在外面干活，老板开多少工资就多少，从不跟老板讲价。”
周阳春赚钱的欲望一直强烈，而这块硬币的反面，则加剧了他个性中的“急”。李秋平觉得，这是因为他迫切地想向岳父母证明，自己有能力让妻儿过上好生活。长沙的工资比不上珠三角，他试过跑到周边湖北、安徽等地包厨房，但效果不佳，终究折了回来。
刚到长沙那几年，夫妻俩先是住亲戚家，接着住宿舍，2013年开始租房。但房租年年涨，从800元涨到1500元时，周阳春觉得“租不起了”，“还不如买个自己的房子”。
2017年，他们在李秋平的工厂附近买下了一间90多平米的商品房，首付十几万，花光了积蓄，还借了父母的钱。为了省租房钱，装修都没结束，一家人就急匆匆地搬了进来。
房子有了，女儿也被接来身边。2018年，李秋平生下二胎。家中多了房贷和孩子，经济压力陡增。那一年，周阳春更急着赚钱，经历过一次失败的饭店合伙，还卖过酱板鸭。年底，他开始在朋友的饭店帮忙，但手头一度紧到连过年的钱都没有，还问老板提前预支了工钱。
2019年9月，有朋友推荐周阳春开货拉拉，告诉他一个月可以挣一万多块时，他没怎么犹豫便加入了。李秋平倒是思虑了再三，她担心开货车辛苦，风餐露宿，丈夫性子又急，害怕出交通事故。但周阳春坚持，认为当下正是需要这份生计的时候。
多年以来，周阳春都会把工资如数上交妻子，这被他视作顺理成章。家里分工一直明确——丈夫在外忙赚钱，持家责任主要落在工作相对稳定的妻子身上。女儿的教育也由妻子张罗，周阳春很少过问。也因此，女儿总觉得自己和父亲的关系“不太亲密”。
周家女儿读初一，正是敏感的青春期关头。周阳春从看守所出来后，有媒体晚上在周家拍摄，她嫌吵，又担心被拍到，第二天一早还生着闷气，以拒吃早餐表达抵抗。到了晚上，钝感的周阳春想安抚女儿，但不知如何开口，只能默默为女儿准备着夜宵。
过去光景好的时候，周阳春也曾努力将逼仄的日常隔离开，为家人创造过一些平凡的快乐——比如在他开货拉拉的时候，如果一天赚了四五百块钱以上，他就会载着一家人去几公里外的涉外经济学院美食街或繁华的步步高超市，买些“小女孩都喜欢的”小吃和奶茶，甚至吃顿夜宵。
这份平凡的快乐如今躺在女儿小周的愿望清单里。提到过去，她的眼睛放出了光，又很快黯淡下去：可惜已经很久没去过了。
三、货拉拉
成为货拉拉司机的门槛并不高，至少在周阳春记忆里的2019年9月是这样——下载app，上传身份证、驾驶证，然后就是缴纳会员费，参加一个简单的培训。
培训有多简单？在周阳春印象里，就是在一个会议室花半个小时看视频。视频内容不多，让他记住的无非是：怎么接单、贴车贴，接单后如何用规定的术语给客人打电话，问清楚货是什么、需不需要付费的搬运服务。至于要不要按导航走，需不需要提醒乘客系安全带，他毫无印象。
就这样，和喧闹的菜场、沉默的食材打了二十多年交道后，周阳春第一次接触到一份“新潮”的工作，他开始学着面对货车、手机以及无穷无尽的陌生人。
起先，他租车跑，第二年，贷款买了自己的车，车贷每月3000元。正常时候，他每月能拉一万元上下，除此之外，还每天上午固定给一家超市拉货，每月能挣几千块。就这样，跑货拉拉一年多，他已经还清了家中欠下的数万元房屋装修债。
李秋平每天和丈夫通电话，细心跟进他的一切动向。周阳春承认自己车“开得急”，但一直对车技自信，“任何一点点事故我都没出过，（和别的车）挨都没挨过。”他说，开货拉拉后他尤其谨慎小心，一是因为“出事故，家庭承受不起“；二是考虑“货摔了，得赔钱”。
手机是货拉拉司机维持生计运转的重要工具——他习惯让手机保持亮屏，停在抢单页面，就算开导航也只靠听声；为了保持手机的最快网速，确保抢单时页面不会卡顿“转圈圈”，他从不在手机里留多余的软件。除了微信、地图、货拉拉这几个app外，“剩下能删的全都删掉”。
他习惯在车里听交通台广播，车钥匙一扭动，广播也开了。货车是电动的，为了省电，他尽量少开空调，尤其是冬天，“冷天开空调耗电，实在冷得受不了才开一下子”。
在周阳春的理解里，货拉拉司机职责最重要的是“不能把货搞砸或搞丢，被投诉就比较麻烦”。
周阳春被投诉过——2020年夏天，一对学生情侣搬家，东西都搬完了，女孩提出要回去取毕业证，让他等五分钟。但五分钟后女孩没回来，电话里求他再等等。等了十几分钟后，周阳春失去了耐心，载着女孩的男朋友和满车货物，奔向了目的地。订单结束后，女孩在货拉拉投诉了他。
周阳春有些“莫名其妙”。他觉得，干这行，时间就是金钱，但总有些客人并不理解。
他从不掩饰自己对钱的在意。今年2月案发后，周阳春的货拉拉账号遭到了封禁，但账号内还有押金和那几天拉货赚的一两千块钱。从看守所出来后，他念念不忘，一直嘟囔：“等二审后我肯定得找他们要，这可是我的辛苦钱。”
周阳春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误会”为一个“心怀鬼胎的人”。他试图以一次为女客户搬家的经历为自己作证——当对方在家门口摆手，示意他不要进时，他便乖乖站在门口等，没再进屋。
至于网友们质疑的偏航路段可能给女孩带来不安，周阳春似乎也难以共情。11月28日凌晨，他开着一辆小车带来访的记者重走事发路线。一路上他边开边介绍：“那天这条路（麓松路）是有路灯的，但不是很亮；这个佳园路确实没有（路灯），一直都没有，但前面也看得到灯，不是乌漆麻黑乡下那种地方”，“这段路我走了十年，我老婆厂子就在这里，她每天晚上也从这里过”，“这也不是很黑嘛，这么宽的路，是不是”。
车最终在曲苑路上的事发点前停了下来。这是一段贯穿工业园厂区和物流园间的十米宽道路，路灯稀稀拉拉地亮着，但明显比前两段路多了一些。路上看不到行人，偶尔有大货车飞快轰鸣而过。周阳春下了车，在马路中间来回踱步，脸上看不出一丝紧张。
四、妻子
丈夫回家的这段时间，李秋平心情轻快了不少，之前掉的十几斤秤已经长回了一小半，但脸上急出来的七八颗痘还不见好。她说自己过去爱美，买衣服，也保养，留长长的头发。但今年2月丈夫出事以来，家里像塌了梁，她也没工夫顾自己了。
李秋平有一双灵动的眼睛。眉毛细而长，纹成红褐色，笑的时候会温和地舒展开。说起案子一激动，眼睛会随着睁圆，两条细眉立马靠拢在一起，呈八字状站立，几道抬头纹也被顶了出来。
她反复提到那七个月“每天都好难熬”，简直“活不下去”，“他（周阳春）在里面倒落了轻松，这牢是我在替他坐的。”
李秋平工作的厂子离“货拉拉案”现场仅几百米，出事那条路她每天上班必经。最近半年多，她忙着上班、加班，每天上到晚9点，周六日不休，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她还忙着照顾身边的女儿，奔走于长沙和益阳老家之间，看望七旬父母和3岁儿子；除此之外，她还得处理出事的货车、替丈夫的驾照销分，更要张罗请律师，上公检法打听，替丈夫要个说法。
今年7月，李秋平作为“货拉拉司机家属”真正走进大众视野。她在微博、知乎等平台相继发声，取名为“可怜的橄榄树”。她熬夜查资料、写文章，讲述案发后家庭的困境，希望为丈夫争取委托律师辩护的权利。
在网络上发声，是其他路都走不通后的无奈之举。
丈夫被带走的第二天，李秋平最先想到“救丈夫”的办法是请律师。她记得，有律师曾主动联系她要免费辩护，但她“不敢贪便宜”，坚持自己找，一天内跑过六七家律所。
当时接下案子的律师李毅对液态青年回忆，当时的李秋平满脸愁容、憔悴、焦急，但坚定地认定“丈夫是无辜的、没有犯罪的主观故意”，还把丈夫留下的事发经过录音放给他听。李毅认为要尽快会见周阳春，和李秋平去过派出所多次，直到最终得到周阳春本人的一纸“拒绝”。
接下来，她只能被动等待。案发后，她曾加过一位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微信。那段时间，她隔三差五给这位不相识的男人发了上百条微信——
“这些天你见过我老公吗？他人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他？有没有挨打、吃得不好、睡得不好？我真的好担心。”
“我提出的诉求什么时候可以答复我？我老公的事到底什么时候会有个结果？”
“我老公的罪到底成立与否？我消耗不起等待。如果要是让我老公背上罪名苟且偷生，我们一家接下来的生存都会很困难。他绝无害人之心。”
……
三四月间，这位办案人员还偶尔安慰她几句，告诉她“检察院程序需要时间，请你理解”。再往后，她的持续倾诉变成了一个人的自说自话。
在梦里，丈夫倒是“回来”过几次——有一次她只能远远看着，说不上话；还有一次，丈夫回到了家，李秋平却因为怨他拒绝她请的律师，生闷气不理他。
李秋平和法援律师的沟通少得可怜。8月，开庭时间临近，她依然抱着更换自聘律师的希冀，“我只相信自己请的律师”。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的郭雄伟成为她聘请的第二任律师，但屡经周折，他请求代理辩护的手续最终被拒。
走投无路下，李秋平在8月19日提交了一份行政起诉状，起诉长沙市法律援助中心、司法局和岳麓区人民法院，控告对方损害了周阳春获得依法辩护的合法权益，同时把诉状内容和过程全部发在了微博上。
李秋平的坚持和死扛，让郭雄伟联想起了电影《秋菊打官司》里的秋菊，“尽管身处底层，但她还是比较较真的。她觉得，我能够为我老公请律师，为什么不给我这个权利？”
李秋平的手机里保留了许多和公检法办案人员关于案子的谈话录音。有记者来访，她会特地打开播放。录音中，她声音洪亮、条理清晰、据理力争，哪怕是面对一些局级干部也毫不怵场。
原本坐在妻子身旁写材料的周阳春，此刻也放下笔，认真地听——这不是他第一次听，却还是一边使劲冲妻子点头，一边憨笑：“佩服啊！”
五、舆论
案发之初，除了风暴眼中心的周阳春，几乎所有人都感受过舆论的汹涌。
妻子李秋平首当其冲。她在网上读到过彼时对“司机”的漫天猜疑：“司机欲图谋不轨，女乘客被逼跳车”、“死无对证，司机一定恐吓了女孩”、“司机一定在说谎”……她泡在网上，忍不住刷了又刷、看了又看，上班时红着的眼睛几次被同事看了出来。
12岁的女儿小周也不能幸免。她从不主动看新闻，但终究防不住网上的明枪暗箭——在她上网课的那台手机里，新闻推送最多时候她“一天看到过弹出五六次‘货拉拉’”。
她因此偷偷抹过泪：“他们都不了解事实，就乱说”。
3月，随着警方详细通报的发布，舆论的潮水开始部分倒向对司机的同情，一些质疑“舆论审判”的声音也冒了出来。身处潮水中，李秋平心态越发复杂，她焦急、委屈，又不敢贸然发声，怕旁生枝节，影响丈夫的案子。
随着自聘律师的路被堵死，7月开始，李秋平选择了上网发声。那时她依然纠结，在一则博文开头写着：“对于必然到来的舆论，我的内心是惧怕的……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发声，但已是第二次经历网暴了。”
但这次涌进她微博的，更多是支持和同情的声音，一些网友还会主动下场替她“出气”。她获得了莫大的鼓励，甚至觉得“舆论已经彻底反转了”。那之后，她将案件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发在微博、知乎上。她也阅读每一条评论和私信，网友们支持她，和她聊天，还给她转红包。她说自己一分钱没收，也始终警惕，“不能收的，你看那个林生斌，不就被舆论反噬了？”
陌生人的支持透过李秋平，最终推着周阳春往前走。
9月10日，周阳春回家后，也学着下载了微博和知乎，进入了被妻子视作救命稻草的网上舆论场。此前，他根本没听说过这些社交平台，但现在，他拥有了一个几乎不发言的账号，便于他登录，看网友的讨论分析，也观察网友们最关注什么问题。
周阳春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和陌生网友的关系，有人要求加微信，甚至“听听他的声音”，他应允。他曾说自己出来后“找不到工作”，但一被媒体追问，也改了口：其实也没真的去找，朋友的饭店就主动抛出了橄榄枝，“事情还拖着，很多顾虑，去别的地方（上班）请假也不方便”。
过去的生活被周阳春总结为“辛辛苦苦，日子才刚有了起色”。眼下，家中积蓄已空，一些零星能证明曾有过“起色”的证据——比如家中一辆几年前购置的旧车，则被周阳春尽力掩藏在舆论聚光灯之外。
12月，有媒体发出了对周阳春的视频采访，他一条条仔细看评论，发现网友还在质疑“最后一分钟”、“最后几秒”的真相。他反思自己，猜想一定是他说得还不够清楚，于是又专程写了大段解释，让妻子在微博发出来。
舆论潮水中，还有一部分言论，和案中去世女孩缠绕在一起。
案发后，货拉拉平台和去世女孩家属曾达成和解协议，双方没有透露赔偿金额，但女孩家属却就此噤声，还清空了最初的爆料微博。
从那时起，舆论的走向开始出现微妙的转变。
有网友对女孩的聊天记录顺藤摸瓜，揣测女孩及其叔叔公司的工作性质，称其不正当——“女孩叔叔公司是做主播的，资产上亿”；“女孩是做杀猪盘的骗子，不然怎么月薪这么高？”“如果不是做贼心虚，她根本不会不敢报警，也不会作出跳车这种正常人不会做的极端行为”……
今年3月，这些捕风捉影的猜忌曾恣意生长，舆论场上有人赞同也有人反驳，后在漫长时间里逐渐消散。但当李秋平发声后，针对女孩的质疑、咒骂又混杂在对司机的同情中重出江湖，甚至还被加工出一些具体故事情节，出现在李秋平账号的评论区里。更多时候，评论间也遍布对“女性权益”的质疑和攻击，一些刺眼的词汇引发了新的对峙。
李秋平和周阳春无力也无心搅进舆论的角力，更无从分辨个中真假。但李秋平会将网友发给她的一些“有鼻子有眼”的“爆料”截屏保存，在受访时将信将疑地拿出。她偶尔言辞激动，分析这致命一跳另有隐情，更多时候却表现得疑虑重重，欲言又止。
风暴和潮水的另一头，是去世女孩家属的相对沉默。
女孩父亲车强最后一次公开发声在8月11日。当时正值一审开庭前夕，李秋平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得到对方家属谅解”，车父则在该报道中称：“我们要求严惩司机，小孩不可能无缘无故跳车。这个事没有和解的余地，不接受他们的道歉。”
液态青年曾多次联系女孩的几位亲属，对方均表示“不便发声”。曾代表车家与货拉拉平台进行协商谈判的律师对液态青年表示，网传的车家各种传言都很离谱，车家人曾不堪其扰，动过在网上辟谣的心思，还向律师咨询过此事。但律师团队想保护他们，告诉他们“在这种网络环境下自证是没有意义的，只要不一次一次去把它翻出来，人们很容易也忘了，去澄清，其实是二次发酵。”
事发以来，从审讯到庭审现场，周阳春曾先后对女孩家属道歉过多次。但最近一次采访中，有记者问他是否愿意主动联系车家时，他拒绝得十分干脆。
他至今想不明白女孩为什么要跳车，“我不明白，到现在都还没想明白，有时候我甚至想，你托个梦告诉我也好啊。”
（文中李秋平为化名）
腾讯新闻年度策划“我关心的陌生人”Q&A
Q: 过去一年你最关心什么？为什么？
A: 最关心的肯定是案子的结果，二审的结果。我们是去年过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又差不多要过年了，一整年过去了，希望（案子）尽快了结。
Q: 2021年里有哪一份关心让你印象最深刻，来自何处？
A: 印象最深的关心肯定是来自我老婆，这是毫无疑问的。从我“进去”开始就和她没有任何联系，没有消息渠道，我也不知道她在外面干啥。我一直不知道她在外面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
Q: 2021年你有任何遗憾之事吗？
A: 遗憾的事情就是坐牢（看守所）坐了这么久，这是人生一大污点。
Q: 对于你个人而言，你觉得关心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A: 用心地去感恩每一个人，用以后的实际行动去对待那些对我有帮助的人。比如关心我老婆，我就是每天接送她，下班回来有时候做点东西给她吃，包括我今天特地给她炖了天麻老鸭汤，给她补一下。
Q: 2021年和2020年的自己相比，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对即将到来的2022年有何期待？
A: 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之前这么多年的努力突然全部化为（乌有）。2020年年底出事前，本来家庭环境得到了改善，之前欠的一些钱也还得差不多了，后来因为这个事情一下回到了十多年前刚从深圳回长沙时的情况，不过现在总还是有个家庭在的，虽然负债累累了。
期待的话，有关于案子的，还有就是尽量把家里的债还了，但我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愿望要慢慢地一步步地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侯雪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