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高敏，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被拐14年57天后，孙海洋的儿子孙卓找到了。
12月6日中午的认亲仪式上，当穿着黑衣黑裤，个头已经高出父亲一大截的孙卓走出来时，孙海洋夫妇立刻迎上前，紧紧抱住了儿子。接着孙海洋开始控制不住地嚎啕大哭，在直播画面里，哭声至少持续了三分钟。他一边哭，一边使劲儿把儿子抱起，儿子则轻轻拍了拍父亲的背。
15时08分，孙海洋在自己的微博账户@孙海洋寻儿子发文称，“14年又57天后，他已比妈妈高出一个头，还给我带来了土特产。他就是我们大家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寻找的孙卓…… ”
这的确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据此前报道，2007年10月1日，孙海洋夫妇带着4岁的孙卓前往深圳打拼，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成长和教育环境；10月3日孙海洋在白石洲的包子铺开业；8日孙卓上了幼儿园；9日晚，穿着新校服的孙卓被人贩拐走。
为了寻找孙卓，孙海洋将包子店的名字改为“悬赏二十万寻儿子店”，悬赏告示上留的手机号码至今未变。他的故事曾被改编成电影《亲爱的》上映，他发起“寻子联盟”，与公益组织、打拐志愿者、警方、媒体合作，帮不少父母找回了被拐卖的孩子，但一直没能找到自家的孙卓。
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是在2007年认识孙海洋的，那之后，他和孙海洋共同收集线索，走遍全国去寻访被拐儿童的踪影，同时收集证据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团伙。他见证了孙海洋一路走来的悲欢，也见证着拐卖儿童团伙犯罪手段一次次的翻新。
以下是他的讲述——
一
孙海洋周四（12月2日）告诉了我孙卓找到的消息。我们平时联系很多，他家里有什么事，或者得到什么线索，都会找我。
“官方近几日会公开披露细节，我永远会记得你们，上官兄弟……”，他当时发来这条微信，我明白这意思就是找着了。“祝贺，不容易，哥”，我回他说，“后半辈子，你要享福了”。
我们还聊了他家里的情况，他说小儿子成绩很好，经常考第一，大女儿也在知名院校读研，孩子们都成长得很好，就是不知道孙卓混成啥样了。他担忧“能买孩子的，都不是健康的家庭”，担心他（孙卓）在这几天有悲观的想法或者思想压力，我开玩笑说，“也不一定，万一是煤老板家买的呢”。
后来从视频里看到孙卓的穿着举止，感觉养父母家庭条件应该还可以，受教育程度应该也不差。
孙海洋当时给我发信息的口吻是很淡定的，跟他说起平常的事没什么区别，后来我们打语音（电话）的时候，他也挺淡定，可能这些年经历的是是非非和失望都比较多，没有特别激动。但是认亲的画面里，他看到孩子还是很激动的，毕竟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
其实我在11月25日左右，就得知了DNA比对成功的消息，因为是比较权威的信源，感觉这次比较稳妥，不会像之前一次一次的失望。我当时也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自己平时接触到这类案件比较多，孙卓找到了之后，还有很多被拐儿童还没找到，还有很多家庭在焦急等待和期盼。他不是最后一个。
我特地发了朋友圈祝贺孙卓回家，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当然我也希望更多被拐的孩子能借此东风回家：广东东莞被面包车抢走的叶聪聪、湖南岳阳被邻居拐走的雷岳川、陕西渭南被下迷药盗走的伍嘉诚、湖南郴州被从幼儿园冒充家长拐走的罗超凡、广西桂林被拐走的蒋铮……
二
我和孙海洋2007年就认识了。孙卓是2007年丢的，我也是从那一年起关注涉拐儿童的。因为当过兵，血气方刚，我总想着做一些好事，之前还参加过反传销类的社会志愿活动。
寻找这些被拐孩子的过程中，最终还是以DNA鉴定结果为准。当时孙海洋收到线索，总会拉上我一起去，就算他不去，也会把掌握的线索发我，由我去核实。我们一起循着线索寻找了很多次，每次希望都落空。
很多时候他刚开始会比较激动，发现有一个疑似孙卓的孩子，就兴奋，这样无形之中会对他造成一种恐慌——怕孩子是（孙卓本人），又怕不是。怕是，是因为担心这种幸福来得太突然；而如果不是的话，又是一次失望。
尤其是看到别人的孩子被找到了，他自己的希望却落空，肯定很难过。2011年彭高峰的孩子（编者注：2008年3月，彭高峰3岁的儿子彭文乐被陌生男子抱走，彭高峰和孙海洋一起开始了寻子之路，三年后，通过网络线索，最终找回了儿子 ，电影《亲爱的》原型之一）找到后，对他的打击和刺激是最大的——俩人同是湖北老乡，又都在深圳做生意，因为孩子被拐而联系在了一起，多年来都是一起去全国各地寻找孩子。
彭高峰孩子找到后，孙海洋回家总是被家人问起孩子回没回来，他一度心理压力特别大。彭高峰请他去吃饭，他都不愿意去。经历了这段低谷后，他逐渐可以承受更多了，后来我们关注到线索，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要去解救，都要关注到底。
2017年左右，我们去了一次福建安溪。他当时接到一条有关被拐孩子的线索，那个孩子是从深圳买回去的，丢失时的年龄和孩子现在的基础长相，都和孙卓高度吻合。
我们约定在漳州汇合，他开着一辆破旧的现代车赶去，我和记者则坐飞机到厦门，再转车过去。因为他连夜开车，我一路上都在担心他的安全，到了晚上，突然联系不到他了。我一直打电话，打到他手机都没电了。他那种处境，如果在路上发生意外，我会觉得是因我而起的，特别紧张。第二天凌晨四点，他打来了电话，解释说自己从下午五六点一直开车到凌晨十二点，实在太困，在服务区睡着了。
会合后，我们去当地核实。孩子找到了，当地公安现场对孙海洋进行了采血，拿去和孩子的DNA做比对。送检后，我们在小县城的酒店里等，孙海洋很早就起来了，坐在酒店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等，一直坐在那儿等。但是结果出来了，排除了是他的（孩子的可能）。
还有一次是2019年，他收到了一条线索，说在河北沧州，有个被拐的孩子和孙卓很像。想到他经济压力很大，我就让他别跑了，由我去核实。其实我清楚这可能不是他的孩子，从提供的信息来看，孩子是2009年买回去的，而孙卓是2007年被拐的，一般被拐的孩子，尤其是男孩，从被拐到卖出的时间不会太长，最多一两个月。
虽然大多时候都没有等来期盼的结果，DNA没有比对上，但至少我们每天还能收到源源不断的线索，哪怕信息是假的，也证明有人在关注打拐，这说明我们寻找和扩散线索的渠道是畅通的。最怕的是连假信息都没有了，那寻找的难度就更大了。
每次结果不理想的时候，我都会从这个角度安慰孙海洋，也会鼓励他说孙卓迟早会回来的，大家一起努力。很多时候我明白，也许真的帮不了他，但至少我们的出现对他来说也是安慰，能让他更坚强一些。
三
我关注到这个群体也是个意外——2007年7月，我无意中发现广州街头的卖花儿童，意识到背后有问题后，我就每天跟踪这些儿童，三个月后，掌握了他们的居所、幕后操纵者、每天卖花的规律等基本情况，协助当地警方打掉了犯罪团伙，孩子也解救了。
当时很多媒体报道了这件事，那时流行网络论坛，一些被拐孩子的家长通过媒体报道找到了我，包括孙海洋和他的老乡彭高峰。听了他们的遭遇，我才理解人贩子对这些父母造成的伤害，也就慢慢将目光转到这个群体来了。
我平时的主要工作和其他打拐志愿者不一样，主要是以卧底为主。我做的和想的，主要是去斩断涉拐犯罪的幕后黑手或者利益链条。
今年11月，我协助昆明警方破获了一起贩婴案。贩卖婴儿的团体几乎都是有针对性的，他们有自己的圈子和网络。我潜伏在贩婴群里，根据具体情况，扮演买家或者中介，以追踪孩子的具体去向。
我注意到，有一个陕西铜川的女性在群里面发布信息，询问有没有人要小孩。这种情况，首先不排除对方可能是未婚生育，怀孕后不想要孩子，就会去网络上搜索婴儿买卖的信息。可只要进入这个圈子，就被带入了贩婴的大池塘了。如果是这类，我一般都会花时间去规劝她们。
但这位女性似乎掌握很多孕妇信息，应该是贩卖小孩的中介。为了向我证明自己的实力，她透露自己9月份在重庆买了一个小孩，之后带去当地一家莆田系医院，花钱办了出生证，回家也顺利上了户口。
为了进一步证明，她还将孩子的照片、出生证和户口的照片发了过来。随后，她告诉我昆明市石林县有一个孩子要出生，问我要不要。假意要来孕妇信息打探后，我说不要了。她一看我不要，把我当成了潜在大客户。
接着她将另一单马上要在云南促成的交易透露给我。为了证明可靠性，还把上线和买家的信息打码后发给我。我大致了解到，买家是从四川开车到昆明去接孩子，也了解到孩子哪一天出医院等信息。
到了交易那天，我到了昆明，从医院开始，跟上了孩子的母亲，一路跟着她办完了出生医学证明，看她抱着孩子进了当地一家酒店。我在酒店大堂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她才从楼上下来。我脱下外套，戴上眼镜，换了装扮，跟着她进了电梯，一直看着对方进了1312房间。
我通过中介之前提供的部分聊天截图，再结合网络搜索，确定了买家是四川一位李姓英语老师，又特地去酒店停车场，找到了一辆四川牌照的车。随后，我将车里的挪车电话拿到网上搜，确定了对方确实姓李。信息都对上之后，基本确定了这起交易确实存在。
等我再回到1312房门口后，里面传出了婴儿的哭声，等他们准备下楼时，我报了警。最后，警方在酒店门口拦下了那辆四川牌照的车，抓获了4名涉嫌买卖婴儿的犯罪嫌疑人。
中介后来在陕西铜川落网了，她的上线在云南玉溪，10月也在云南交易了一个孩子。我也反馈给了玉溪警方，最后10月被交易的孩子也被解救了。
整个线下交易期间，中介都没出现过，是凭着我从她那里套取的户口本、孩子的信息才确定了她的身份，成了关键证据。线索和证据是两码事，很多线索真真假假，如果没有凿实，就没有实际意义。我做的就是通过卧底，找到切实的证据，再报告给警方。
以前人贩子的手段，大多像骗走孙卓那样——给个糖，带个玩具，就把小孩拐走了，那时候网络通讯也不发达，人贩跟买家联系也是靠熟人打听。
孙海洋的孩子之所以这么久才找到，是因为拐卖犯罪是没有犯罪现场的，不像杀人放火是可以通过现场留下的DNA进行比对，另一方面也限于那个年代技术层面的落后。
2009年起公安部建立了打拐DNA库，采集失踪孩子家长的DNA，并规定了来历不明的孩子上户口时须将DNA入库。2010年以后的很多案子，都是现案现破。只有2010年之前拐卖儿童的案子，找回概率比较低。
大约2012年之后，情况又发生了转变。人贩会先在网络上跟买家确认对孩子性别、年龄的需求，再通过自己的网络去找合适的孩子，接人、收钱，都是不同的人。人贩根本不用自己去拐孩子或送孩子，钱就进了口袋。总的来说，现在的人贩子，也在想如何降低自身风险，藏得都比较深，隐蔽性很强。
另一方面，被拐孩子身份合法化也是一大问题，比如孙卓，他在山东已经有了户口。摸清整个利益链条，才能从根源上打击儿童拐卖，毕竟，买家买了孩子如果上不了户口，也不会轻易下手。
2014年，我摸着线人提供的线索，掌握到了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的团伙信息，以中介的身份和他们接触后，逐渐摸到了整条利益链。这些来历不明孩子的的出生证，是从河南商丘市妇幼保健院流出。我将情况反映给商丘警方后，调查至今没有结果。（编者注：据“平安商丘”12月7日微博，当地警方称，将在前期侦察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案件侦破力度，及时公布结果）
另外，直接花钱买户口也是洗白身份的一种手段。被拐儿童的身份被洗白后，另一头（寻子家长）找死也很难找到。2019年，我又关注到很多人为被拐孩子做假的亲子鉴定，有了亲子鉴定，就能补办出生证，进而办户口。
前段时间，又出了另一种新形式——报假警。买家买了孩子后，报警说在自家门口捡到了小孩，通过公安机关内部的关系让他们出警，最后按照被遗弃的孩子出具证明，拿着证明去民政局备案、公示，以领养的程序，合法接收小孩。这样一来，也就可以洗白上户口了。
这些都是钻了法律法规的空子，或者相关部门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我们看到这些苗头时，需要第一时间深入其中，掌握到证据后反映给相关部门。打拐这件事，不能这边漏了，堵一下，另一头又漏，而应该找到根源所在，去根治。
我能做的只有发现问题，继续呼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