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花几年读博再进公司，无论是工资还是资历都比不上现在就入职的“老员工”。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蕴酱子，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正在京都大学读土木学博士的杨瑞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日本籍的同学了。两年前，杨瑞所在实验室里唯一的日本人——博士助教去了其他大学当副教授，此后，杨瑞的博士生同学全是留学生，再也没有日本人：“日本人早就不愿意读博了，本科毕业直接去企业工作赚得最多。”他说。
杨瑞面临的博士学生“国际化”是日本大学当下的普遍情况。根据文部科学省（MEXT）的《学校基本调查》，2020年日本本土博士升学率为9.4%，比40年前（1981年）的升学比下降了一半（18.7%）。作为诺贝尔得奖大国，极速下降的升学率直接影响到了学界研究能力。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2000年，美国的学术论文数量（304,782篇）位居世界第一，其次是日本（97,048篇）。可到了2018年，学术论文数量前三名分别是中国（528,263篇）、美国（422,808篇）和印度（135,788篇），日本则下降到第五名（98,793篇）。
2006年，日本论文达到数量峰值11万篇，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而这些衰退，都和这20年来的“博士远离”（博士離れ）趋势密不可分。
对此，《东洋经济》曾指出，如果“博士远离”的情况持续下去，“日本这个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历史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国家将毫无未来可言。”
被社会“厌弃”的博士
“博士远离”的大趋势要追溯到博士生尚且“充足”的上世纪90年代。
那时，日本政府出于缩减预算和消除“博士过剩”的考虑，出台了1万名博士后民间支援计划，鼓励博士生毕业后进入企业工作，而非留在学术界。受政策影响，日本新入学博士生人数于2003年达到顶峰1.8万，随后持续下跌。不想进军企业却无法留在学术界的现状，削减了人们对读博的热情。
九州大学硕士毕业生山崎帆就从未考虑过读博。因为不愿让家里出钱，山崎在2016年本科毕业后没有直接读硕士，而是花了一年多打工以挣取硕士期间的学费（每年约55万日元）与生活费。硕士毕业后，27岁的她进入一家私企从事对外业务。
山崎告诉液态青年，她对工作很满意，目前也没有其他打算：“我读的是政治学，本科和硕士学到的东西在工作上已经够用了，大部分企业不需要博士，更不需要文科博士。作为女生，我这个年纪读博似乎也不合适。”
山崎所说的博士就业限制问题，是日本的普遍现象。
MEXT在2017年进行的《学校基本调查》显示，日本博士毕业生就业率为67.7%，远低于大学生就业率（本科、硕士）的76.1%。MEXT下属的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NISTEP）的《关于民间企业研究活动的调查报告2017》则指出，每年只有约10%的企业会聘用博士。2018年《博士人才追踪调査》报告也显示，仅有26%的博士会到私企就职。
“日本的企业都是以‘资历’排位，大家也很少换工作。多花几年读博进公司，无论是工资还是资历都比不上现在就入职的‘老员工’。如果真的有博士需求，公司会资助员工们去读在职博士。”山崎说。
“为爱发电”做科研
在博士学历并不受欢迎的现状面前，日本人的读博动机少了几分赚钱的“杂念”，更多是对学术的热爱。
荻原诚是东京大学物理系一名博士二年级学生，在东京大学读完本科与硕士后，想继续做物理学研究的他选择了读博。平时，他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博士期间每月十多万日元的奖学金，然而，荻原诚向液态青年坦言，这些钱根本无法和他已经就业的同学的工资相提并论。
“去企业就职的东大（本硕）毕业生，一般工资都能拿到20万到100万（日元）一个月（约合人民币1.2万至6万元），我们虽然可以拿奖学金，但钱还是太少了，在东京只能维持基本生活。”
荻原诚所说的博士奖学金大多来自MEXT下属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设立的特别研究员制度，旨在“为优秀的年轻研究者提供自由创新、自主选择研究课题、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机会”，每月为博士生提供约20万日元（约1.2万人民币）的研究奖励。
可这一奖项的录取人数和录取率都在逐年降低：2013年，录取人数为815人，占申请人数的25.8%；到了2017年，这一数值变成了692人和20.7%。对此，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系教授仲野彻表示，这是由于国家在学术上的预算已经越来越少。
九州大学即将毕业的政治学博士山田翔太就没有荻原那么幸运了，在三年博士期间，他只拿到了每年50万日元（约3万人民币）的奖学金。“钱真的很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安慰。不过我也坚持过来了，因为我就想做学术研究，接下来我会去大学里做教职。”他说。
然而，山田的教职之路或许并不能让他摆脱“高学历贫困”的现状，迎接他的，是日本日益严重的“大学贫困”。
“大学贫困”20年
2017年，东京大学物理工学专业的讲师渡边悠树一条有关“科研经费买不起圆珠笔”的推特引发了公众注意。渡边悠树表示，自己正申请用科研费买一支笔，却被学校告知，他应该“避免用研究经费买笔和其他物品，因为即使是用于计算，这支笔是否真的用于研究值得怀疑。”
在随后的回应推特中，渡边再次抱怨了科研经费的紧张，还讽刺地表示“发推特用的是自己的手机和流量，不是学校发的电脑和wifi。”
2019年，日本包括“大学运营费交付金”（即政府发放给大学的科研、运营补贴）在内的科学技术预算为4.2万亿日元，与2000年相比几乎没有增加，已被德国超越，远低于中美——和2000年相比，美国增加了1.3倍，中国则增加超过8倍。
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O）的研发支出排名里，日本以1712.94亿美元位列第三，与靠前的美国（5815.53亿美元）与中国（4651.62亿美元）差距不小，人均研发支出更是下降到全球16位。
拮据的科研经费背后，是日本自本世纪初兴起的“大学法人化”改革与削减公共开支政策。2004年以前，日本国立、公立大学能定期从政府获得研发资金。2004年，政府对国立、公立大学的财政进行“大学法人化”调整，让大学独立于政府，赋予其更多自由研究的权力。
同年，政府开始了“学术资本主义”改革：削弱对大学管理层的补贴，“大学运营补贴（大学運営費交付金）”每年减少1%；同时引入“竞争性资金”，即各大学的各学科进行研究课题申报，MEXT会挑选出“最有竞争力”的项目，以“科学研究基金”等项目的名义发放额外补贴。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国立、公立大学而言，大学运营补贴一直是维持运营的重要资金来源。据《东洋经济》报道，运营补贴占综合性大学、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总收入的30%左右，占没有附属医院的国立大学总收入的一半。而大多数大学都会把这笔钱分发给教员，作为教职人员的人工费以及内部科研费用。
从2004年到2016年，运营补贴从12415亿日元下降到10971亿日元，不少国立、公立大学也因此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大学没钱聘用年轻教师，从而难以维持学术竞争力，而这进一步加大了获得“竞争性资金”的难度。
此外，私立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政府对私立大学的补贴总额维持不变，但学校数量却在不断增加，这导致每所大学的每年平均补贴从1980年的8亿日元下降到了2013年的5亿日元。为了提高竞争力吸引学生，许多私立大学要求教师提供更多的学生服务（如开展学术研讨会、课后助教答疑、求职咨询等），压缩科研时间。
下降的经费补贴影响着大学科研人员对科研的投入能力，根据MEXT的追踪调查，在“大学法人化”以后，大学科研人员花在研究上的时间减少了25%，占比不足工作时间的35%。NISTEP2017年的调查也显示，有89%的一线科研教师表示“研究时间的减少导致他们有挫败感和紧张感。”
2016年10月31日，日本各地国立大学的34名理学院院长发表联合声明，反对削减大学运营和教学人员的补贴。该声明强调，政府过多关注“有竞争性”的研究，一些易出成果、易被社会理解和实用的研究更容易获得资金，而那需要基础学科、长期研究的项目则陷入僵局。
在这一联合声明的新闻发布会上，东京大学理学系研究科长福田裕穂表示：“基础研究资金几乎为零，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削减预算。大学能提供给每位教员的研究经费只有50万日元，除去支付电费、复印费和其他费用，几乎就不剩什么了。”
然而，这番抗议并没有引起实质性的政策改变。从2017年起，MEXT将每年预算缩减的1%中的一半投入“机能强化经费”改革，用于研究设备的维护，但规定不能作为人事费支出，“大学贫困”依旧存在。
为了自救，不少大学不得不自发从外部进行“学术众筹”。就东大而言，政府的运营补贴已经从21世纪初的1000亿日元下降到了2018年的760亿日元，与之相对，东大通过私企、大学基金会、企学合作等方式获得了620亿外部资金，占总收入的30%。
在东京大学就读机械工学的博士徐川也向液态青年证实，为了获得研究经费，教授主动去企业谈项目拉外部资金很常见。
“除了向JSPS申请课题获得经费，我的导师还会和外面的公司谈，承接公司的研发项目。例如，一家做自动驾驶的外包公司，需要将通过车身摄像头和激光雷达收集到的数据给匹配起来，它就将数据匹配的工作交给了我们实验室，以便快速解决工程技术的实际应用问题。一般来说，这种项目不太涉及学术领域的突破，比做科研、写论文简单。项目的细节部分会让学生做，导师基本就等个结果。被分配到任务的话，学生每个月能拿到10万块（约人民币6000元）补贴，算是实验室的重要资金来源了。”
在荻原诚看来，科研经费不断被缩减，是日本社会特别是政治家“蔑视科学的结果”：日本社会从来不给予高学历人才应有的高评价，企业不愿意录用，博士们只能留在学术圈。可即便如此，政府也不愿增加科研经费，年轻教职（讲师）往往收入低且是定期雇用制，职业生涯极不稳定。
衰落且动荡的学术界
荻原所说的不稳定是经费削减带来的另一个恶果：由于资金的连续性无法得到保证，不少大学缩减科研人员招聘，采用定期雇用（即非终身制合约）的情况越来越多。
2020年，MEXT《学校基本调查》中的“博士后就业途经调查”显示，有71.2%的博士后在第二年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只有13%成为了大学教职（讲师）和研究所研究员。此外，大学的非终身教职岗位正在不断增加。
根据内阁府数据显示，国立大学里39岁以下的终身教职岗比例，从2007年的23.4％下降到2016年度的15.1%。34岁以下年轻教员比例更是从从8.5%变成了4.5%。另一方面，非终身教职人数增加了25%，达到64%。
对此，仲野彻教授曾在大阪大学医学系发起过“常任轨制度试行”，即先聘用年轻研究员为固定任期的教职，若干年后由同行对其研究成果进行评判，若通过则授予其终身教职。这一制度已在欧美广泛采用，MEXT也曾提议，但目前日本很少有大学采用：因为下跌的运营经费，绝大多数国立大学没有能力在不削减其他终身教职的情况下，增加新岗位。
任期成为了阻碍学术发展的另一动因。一方面，作为助教或讲师的青年研究员因难以获得稳定工作而缺乏科研动力；而另一方面，已经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们也开始丧失学术竞争动力。
“当他们评上副教授或者教授，基本就是学术界天花板了。终身教职的待遇也好，地位也高，或许真是没有什么奋斗的必要了，对研究也不那么上心，反而更喜欢去和企业谈谈项目。”徐川说，这是大学里的普遍现象，这些教授的工作“特别像HR”：“（他们）只管招人（进实验室），而你只要活着就行，他每隔几个月会来问一下研究进展。”
对于教授们的“怠工”，京都大学的杨瑞也有同样看法，这和京都大学“自由的学风”很是吻合：“教授们没有绩效考核，没有产出要求，系里论资排辈也没有竞争压力。几乎每个老师手下都有四个硕士两个本科生，就算没有博士，能干活的人也很多。前前后后加起来三年时间，完成一个项目绰绰有余。”
学术界的停滞不前，直接影响了日本大学的世界排名，2016年，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中，东京大学排在第31位，京都大学第88，后者2017年甚至跌到了第91。2021年，东京大学位列第36名，京都大学则上升至54名。
“超级全球大学”成泡影？
大学声誉的下跌引起了政府的警惕。
2013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在2023年前10所日本大学排入世界前100名的目标。为此，有13所大学被指定为 "超级全球大学"，每所大学每年的预算拨款最高可达5亿日元。然而，这一数目仍然达不到基础科研要求，以东京大学为例，其年度预算就超过了2000亿日元。可直到今年，除了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日本没有其他大学入选THE前200名。
持续的危机感让政府将视线转向了大学基金。在美国，哈佛、耶鲁和斯坦福等大学都拥有价值数万亿日元的基金，用于科研经费、改善研究人员的待遇。2018年，哈佛大学的大学基金投资收益达到2000亿日元，占该校总收入的35%。
今年1月，日本政府启动了10亿日元大学基金，从今年10月起进行基金投资，该基金将从4.5万亿日元（政府投资与财政拨款）开始逐步将扩大到10万亿日元，其利息将用于支援大学科研。该基金负责人、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的喜田昌和理事告诉NHK，政府在7月下旬已经将收益率定为4.38%，以保证每年可向大学拨款3000亿日元。
比起见效缓慢的国家政策，一些大学早已展开自救。为了加强研究开发能力，东京大学从2016年开始了任期改革，向每人提供2年300万日元的补贴，并立下了在2021年之前将300名规定任期教职人员转化为终身制教职的目标。由于运营补贴紧张，这些补贴都来自东大的外部资金：即企学合作资金、东京大学基金投资的收入。
然而，在仲野彻教授看来，竞争力下降并非增加资金就能迅速弥补的：“研究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常年的资金匮乏已经让不少国立大学处于破产边缘，它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
在荻原诚看来，“博士远离”的社会趋势非常不好，一个蔑视科学的社会，会让“日本的科技、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
他告诉液态青年，离毕业还有一年，他已经决定去应征企业的科研岗了：“我不想留在学术界，这里待遇不好，研究总是过劳，还有各种职场骚扰，得抑郁症的人不在少数。我想去企业继续物理学的研究。”
（杨瑞、山崎帆、荻原诚、山田翔太、徐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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