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原文标题：《熬夜：青年的时间嵌入与脱嵌》，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青年的时间嵌入与脱嵌问题是微观的青年人生轨迹与宏观的社会制度发生勾连的路径。青年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互动关系是他们决策社会时间分配的主要依据。文章从熬夜这一青年常见的行为特征着手，分析青年社会时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探查青年在处理多任务时的同步性困境。洞悉青年社会时间结构的特征，能够从机理上把握青年的行为取向，将青年的行为特征纳入到整个社会变迁的节奏中，有助于我们从青年的生活境遇中把握青年的代际更替和自身发展规律。
一、问题提出
在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感到生存压力过大，每日的时间安排可以精确到小时甚至分秒。大量的青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时间管理术、时间提醒软件测评以及碎片化时间的使用技巧。时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社会越是发达，时间的稀缺性越明显，这一稀缺似乎使时间变得更加集中和隔离，各种形式的活动都被给予特殊的时间，时间不仅作为一个序列紧密排列，而且成为各个事件的边界条件[1]。
这种时间稀缺感被一些学者归纳为时间荒、时间焦虑或者时间贫穷。个体对时间紧迫感的心理体验或者是因为任务多、难度大、时间不够用而加班加点感到身心疲惫，或者是因为在制度性时间的节奏中难以实现个人目标而通过挤压休闲时间延长工作时间以达成目标实现[2]。
时间荒带给人们的时间压力被心理学家称为“时间流逝感”，不同年龄、不同生活状态的人对时间流逝的感受是不同的，这是缘于在两个时间点中嵌入事件多少不同产生的相对时间感。比如，小孩子的时间流逝感不强，时间压力不大，往往感觉时间过得太慢；青年人往往觉得时间不够用，过得太快，流逝感强，产生时间焦虑。个体对焦虑的缓解方式千差万别，然而有很大比例的青年群体选择用熬夜来应对时间压力，通过压缩一定的睡眠时间用于工作、娱乐、充电等，获得缓解时间焦虑、延长生命时间的心理体验。
熬夜晚睡已成为当代青年的生活方式之一。有研究估算，中国约有1.3亿的90后年轻人有晚睡熬夜的习惯，晚睡熬夜等睡眠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课题[3]。学术界部分研究已对青少年的熬夜问题进行了探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熬夜与健康的关系。熬夜侵占睡眠时间，势必造成睡眠质量受损，对身体和心理健康都不利。熬夜的危害包括对身体和心理素养以及运动能力的影响，甚至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4]。睡眠一旦出现问题，会对青少年的记忆力、注意力、自制力、社会情绪功能等方面带来负面影响[5]。
另一类是熬夜的心理机制。研究发现在青年中的报复性熬夜现象较为高发。“报复性熬夜”的大学生存在自卑情结，他们的行为表现属于一种失败的过度补偿现象，实质是通过熬夜来弥补自身心理的不适或发展自己的优越感[6]，报复性熬夜现象与手机成瘾、时间管理密切相关[7]。
第一类研究着重探讨的是熬夜引发的不良后果，第二类研究旨在发现熬夜行为的发生机制。本研究更加关注第二类问题，即研究熬夜行为的发生机制。
时间荒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日常体验，熬夜更是家常便饭，他们明明知道熬夜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但仍然不得不或主动或被动地牺牲睡眠时间以延长工作时间，挤压个人的自由时间。由于在正常的工作节奏、强度和制度性的工作时间要求的截止日期之前无法完成任务，部分青年不得不加快节奏抑或加班加点。利用熬夜换取时间实现个人认同价值的青年群体并不在少数。
一项针对中国年轻女性的熬夜行为调查显示，她们熬夜的行为主要包括“工作搬砖”“学习充电”“照顾家庭”“休闲娱乐”以及“没有特别的事情，习惯性熬夜”[8]。作为对自己的补偿，他们一方面想着“熬夜是因为工作需要，迫不得已”，另一方面又想着“白天那么忙，晚上当然要用来消遣”“熬夜没问题，夜深人静才是自己的时间”，有着矛盾的熬夜心理。
熬夜行为并不仅是被动型的迫于工作压力而不得不为之的，也不仅仅是单纯的青年个体问题，还与青年当前的生活境遇相连，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涉及社会中所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制度化问题。因此，对青年熬夜行为的研究也就具有了更为宏观且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在既有研究中，人们对于时间资源的稀缺性、压力化生存、时间结构的形成与变迁等问题的探讨为熬夜行为提供了分析概念与关系框架。熬夜，既可以是个体一天中的具体活动，也可以是为了完成组织任务而嵌入到制度化时间中的行为，还可以成为我们认识当代青年生活状况的一种现象。时间是嵌入在行动系统中的一种内生变量，只有把握到时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及其与社会互动之间的具体关联，才能真正理解青年熬夜行为的缘由。
青年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压力下仍然能够选择通过熬夜来弥补制度性时间的不足，而不是放弃或逃避，是新传统主义价值观与市场文化的有效结合[9]，作为嵌入在制度性时间中的熬夜行为具有了“文化嵌入性”[10]。
青年的熬夜时间既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夜深人静才是自己的时间”体现出青年意欲摆脱受控制的时间自主性，回归到自己的内心，无论是学习充电还是休闲娱乐，抑或是主动加班，实现对时间的掌控，完成自我设定的具体目标，达到个体在金钱、权力和地位上的改变而选择的熬夜，是试图将时间从既定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出来，这是一种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所驱动的熬夜行为。
因此，本文选取时间社会学的视角，对熬夜行为的时间因素进行分析，试图从时间嵌入性和时间脱嵌两个维度探讨青年熬夜行为的缘由，并在此基础上厘清熬夜行为的时间结构性。熬夜行为与诸多的新生青年现象彼此关联，是特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产物，也是当代青年不可摆脱的生活境遇，将青年的行为特征纳入到整个社会变迁的节奏中，亦有助于我们把握青年的代际更替和自身发展。
二、文献回顾
1. 嵌入性理论：一种分析视角
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思想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两种学术取向。
波氏的贡献在于提出了经济的整体性嵌入观，认为人类的经济是嵌入在其社会关系之中的，经济制度被浸没在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中，市场仅仅是某个制度设置的附属特征，市场尽管存在，但是处于社会的边缘位置，其重要性还不及其他制度模式[11]。在这里嵌入性体现了两个事物之间的互动和依存关系，主要是讨论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波兰尼从市场的实体性嵌入来阐释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市场是社会的构件，从社会结构中衍生出来，属于社会经济子系统的一部分。
而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思想的核心意涵在于强调了行动者的重要性，把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能动者，行动者自身的亲属朋友关系、社会交往中的信任关系等构成的社会网络维系了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12]，“大多数人类行动都几乎是嵌入在个人关系之中的，包括经济行动”[13]。
在此，格兰诺维特提出了经济行为的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即经济行为同时受到微观层面的个人关系网络和宏观层面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双重影响，经济行为受到个人关系网络影响比较好理解，那么又是如何与宏观社会关系网络发生勾连呢？
社会网络中人际互动所产生的以信任、文化、声誉等作用机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经济行为”是主体，“社会关系”是客体，“信任、文化”等则为嵌入方式，格兰诺维特对嵌入性理论的发展在操作层面提供了指导。之后的学者对嵌入性理论不断丰富，弥补了格氏理论中忽视政治、文化和制度因素对经济行动影响的缺陷，在政治嵌入和文化嵌入视角上做了一定程度的补充。
经由后续学者的理论演绎和实证研究，嵌入性逐渐显现出较强的理论解释力，刘易斯（Lewis）和威格特（Weigert）具有创见性地提出了时间的“嵌入—分层—同步”理论分析框架[14]，提出在个人、群体、社会的不同层面，时间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源于自身具有嵌入性和分层的结构，而协调同步则是社会期望达到的结果。
时间被划分为微观层面的个人时间，中观层面的非正式互动时间和正式的组织时间，以及宏观层面的社会文化整体时间，个体时间嵌入到组织时间中，同时个体时间和组织时间又依次被嵌入到整体时间中，社会时间出现多重性和复杂性。嵌入性构成不同层次的时间交叉，从而产生时间分层，进一步要求协调和同步[15]。嵌入性理论是一种方法论上的突破，具有高度的理论抽象性和广泛解释力，为解释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新思路。
根据研究的问题情境，我们将刘易斯和威格特关于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的探讨与格兰诺维特的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应用于理解青年的日常行动—熬夜。文中，熬夜是一个具有社会时间意义的概念，结构性嵌入是将青年的工作、教育、生活、娱乐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性考虑，从宏观层面嵌入到相关的空间域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并为此构建起系统的制度支撑体系及运行机制。
就本质而言，结构性嵌入可以说是一种由嵌入理论和青年行为实践耦合形成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关系性嵌入是将青年的个体化行为选择如何在主体、客体和载体之间与他人形成互动进行分析，青年的关系网络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行动者、不同的时空变化都会作用于既有的关系网络，同时这些网络又嵌入到特定结构中。这一多重嵌入性的理论不仅提供了微观与宏观上的分析框架，还在即时性和历时性方面颇具启发性，对不同行动主体的行为及社会网络关系的关注，适用于对结构构成上异质性强的青年群体的具体行为的思考。
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选择一种青年常见的生活方式，探析其在当代社会环境下从偶然发生到常态化的形成过程，在多重嵌入性框架下洞察青年的行动策略，总结青年群体如何将个体的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嵌入到社会结构和个体关系之中，又是怎样在个体、家庭、社会关系中寻求平衡点，试图摆脱被控制的时间，获得自由时间。
2. 个体时间与社会时间的互动结构
从本质上说，时间就是测量事物运动和变化规律的物理手段，可以标记出相关行为对个体效用的大小。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循自然万物的生命规律，与大自然混为一体。传统或自然时间的特点是以自然界的变化规律为标准，比如什么时间劳作、什么时间休息是以一天中太阳的升起和落下为参照，什么时候耕种、什么时候收获是以自然气候变化为基础，不需要对时间、月份有精确的考虑。
人们顺从自然，也顺从与自然节奏合拍的时间安排[16]，时间被认为是一种被动的物理计量工具。随着社会形态的不断更替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劳动分工的出现对时间和效率有了新的要求，钟表时间的出现将社会行为标准化，时间与行动者、时间与社会结构的丰富意义受到关注。
时间的社会意义源于它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产生了社会时间。社会时间首先是与生活情境连接在一起，必要的生活体验和生活节奏是社会时间产生的基础，其次社会时间涉及至少两人以上，因而需要行动双方或多方建立在共有的和不变的时间基础之上，以至于人们合作和社会活动成为可能[17]。
根据刘易斯和魏格特的社会时间类型理论，社会结构在个体、组织和文化各层面都对应着各自的社会时间形式：在个体层面是“自我时间”；在组织层面分别呈现为非正式交往产生的“社交时间”和科层化等正式组织产生的“制度化时间”；在社会文化层面则为整体性时间，主要指以日月年来划分的周期性循环的时间。生产力发展产生的社会时间的结构化，把个人时间嵌入到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中，人们的生命时间结构随着社会变迁而改变。
日常生活被嵌入在时间结构中，不再具有传统或农耕社会中依据自然时间而安排的悠闲或是不确定性[18]。现代时间的产生与生产方式变革、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密切相关。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线性时间被强化与巩固。时间是客观的、有限的，成为一种可以带来特定价值的资源，使得各种需求之间存在了交换的可能[19]。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高速运行的社会中，在一定程度上，它正是由人的时间意识以及各种各样的时间管理技术推动的。正是这种时间意识以及时间技术的发明，使得时间成为一种资源，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20]。青年的日常生活安排经常发生变动，生活时间结构的改变推动了社会时间结构的重构过程，时间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融合，时间的复杂性表现为碎片化的无规律，重视和强调社会时间或有价值的社会时间时，个人的时间往往被挤占与牺牲，因为其价值不能被量化，不能显示出社会价值[21]。青年的熬夜现象正是出现在一个制度化时间与弹性化工作时间并存的日常实践中，自我时间的边界变得模糊，时间结构的重塑和情境体验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来验证。
三、青年时间嵌入性的实现过程
青年的生活具有双重属性，一是遵从生命时间的结构性，嵌入到社会变迁中，特别是在中国自身社会快速变化的过程中，生命时间的整体结构形态正在打破制度化的限制，三分法（儿童与青少年阶段、成人阶段、老年阶段）的生命时间结构边界相互推移、渗透[22]。青年的教育和就业阶段可以被看作是生命时间与制度化时间共同贯彻和作用的。
在“儿童与青少年阶段”，“学校教育的扩张与毕业的推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23]。学校教育系统与离开学校后的工作生涯有密切的关系，教育成为相当一部分青年阶层地位上升的通道，通过教育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个体实现地位跃升打下基础。
人们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利用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方式达到超越个体生活现状的目的。为了应对职业转化的风险，教育投资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铁饭碗式”稳定的雇佣关系越来越被合同制或劳务派遣形式的雇佣关系所替代，工作的变动变成一个越来越可能遇到的情况，在面对工作不确定性的趋势中，为了增加自身就业的能力，青年或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投入更多更长时间的教育时间，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青年学历教育时间日渐增多，就业年龄不断推迟；或者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青年利用工作八小时之外的时间继续学习，形成了生命时间结构边界的模糊，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相互嵌套，以教育作为划分“儿童和青少年”与“成人”阶段的功能，由于现代社会工作不确定性的出现，越来越不显著。
青年的教育和就业在社会时间的制度中有相对固定的安排，青年需要借助额外的时间配给打破常规的时间体制，用以提升人力资本。这就必然会出现挤占个体自由时间的情况，熬夜是青年所采取的策略之一，其背后隐含了三种动因，可归纳为正式制度、自主选择、压力与认同，正式制度即青年的熬夜行为是一种加班行为，与雇佣方具备明晰的责任，依靠的是制度化表达方式，通过熬夜加班，青年可以获得相应报酬，成为对个体自由时间侵占的补偿。自主选择即熬夜这种形式是青年主动的自愿行为，无论是用于个人学习充电或者休闲娱乐，都是青年个人情感的积极性表达。压力与认同即通过自身的生活小生态圈使得青年不得不选择熬夜的方式参与其中，比如家庭中因婴幼儿抚育而进行的熬夜；同辈群体中为了升学或晋升产生了竞争关系，需要增强竞争力而进行的用于学习和工作的熬夜行为；来源于个人生计或考试考核等外界压力的熬夜行为等。
在这三个因素中，正式制度是青年很难抗拒的压力，积极的自主选择是动力，压力与认同既可以产生压力也可以成为动力。三种动因相互辅助，形成压力和动力共同作用的机制，促使青年在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的平衡中做出取舍，青年的时间价值牢牢嵌入在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的时间结构中。
二是青年被卷入各种关系的时间结构中。关系性嵌入是一种微观互动机制，如果个体可以完全自主地安排时间，那么他可以对各种活动进行统筹规划；而当个体进入到与他人互动的社交行为中，很多自己的时间不能完全做主，而需要根据他人的时间安排再协调自身的时间。自主化的时间受到关系网的制约，谁掌握了时间安排的控制权，谁就能获得更多的时间自由。因而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在科层体制内权力越大的人获得控制他人的空间也越大，越是在社会生态末端的人越没有自己可控的自由，受到的约束越大，被平台捆绑的青年正是这样典型的例子。关系性嵌入的起始阶段是一对一的关系性嵌入。
具体而言，在家庭环境中青年与每个家庭成员形成互动，情感联结是他们的纽带，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成员各自的发展中形成相互支持协作的关系。青年个体的每一个行为决策并不是单独的行动，都会牵涉到家庭内其他成员的行为抉择。在职场情境中，青年与上级、下级、平级形成制度规则中的行动连接，构成相互联动的关系网，关系网中任何一个结点的变动都会影响周边的连接点，并进而影响存在交往关系的改变，青年牢牢地嵌入在这张网中。
如果是按照制度化时间的安排，家庭时间和工作时间在社会时间的框架下是彼此分割的，那么当工作时间侵占到家庭时间，或者家庭时间干扰了工作时间，两者则出现交叉，社会时间的协调同步性受到挑战。前者的典型行为就是熬夜加班，把工作带回家；后者则是在工作场域中接到家庭遇到突发事件的信息。后者的情况多为偶发，而前者的情况在现在越来越常态化。
青年被同时嵌入在家庭场域和工作场域的关系网中，在关系性嵌入中对青年时间自主性的分解，是理解熬夜行为实现的前提。青年能够根据空间场域和互动对象的情感类型进行调适，逐步嵌入到社会时间的结构和体系中。社会时间体系实际上反映了该社会中不同人群生活节奏及其相互作用，是人与人之间怎样理解彼此对于时间的期待，从而使彼此的行动保持协调和同步。
当青年熬夜晚睡时，他的作息时间与其他同住人员发生了冲突，这是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不协调，需要其他的外在力量进行调解。比如通过情感策略、消费补偿等方式，使得双方在不同的时间结构中达成一致。青年群体通过将个体的时间安排进行分解，进而将自身的行动策略嵌入到社交关系网络中。家庭中由于成员彼此间亲密的情感关联，因而有着稳定且深入的时间嵌入结构，市场化形成的其他行为在占用家庭时间时，家庭成员往往表现出接纳和支持，是对青年主体的信任与理解，有利于青年消解在时间管理上的难题。
四、青年时间脱嵌的意涵
时间脱嵌是指青年试图摆脱社会权威的控制与规制，冲破既定社会时间框架的限制，是时间的去制度化。脱嵌不能被理解为青年的时间与社会时间变得分离开来，而是二者的关系模式发生了变化。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日渐对市场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影响到社会的运行过程。在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理论中，嵌入与脱嵌的本质在于经济行为与社会体系间的相互引导、促进和限制的复杂联系[24]。
从青年个体发展的角度看，青年的时间结构之于整个社会时间来说具有两个属性：一方面，作为社会时间整体的一个构件，青年的时间结构必然受到整个社会节奏和制度的影响，具有嵌入性；另一方面，青年的时间结构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有自己的行为特征和运行逻辑。在社会文化侵染和利益获得动机的加持下，青年的时间结构会按照自己的行为逻辑逐渐“脱嵌”。此时，社会时间“嵌入性”所施加的制约因素就会凸显，加上青年时间结构的比较优势，其脱嵌必然要求对其嵌入性进行改造以适应自身发展。
可以说，青年的时间结构的行动逻辑是脱嵌的内因，嵌入是脱嵌的外因。正是青年时间结构脱嵌对社会时间的改造机制，实现社会时间的不断变迁，进而助推青年群体自身主体性的发展完善。
青年的时间脱嵌对社会时间的改造具有过程性，促进社会时间结构的平衡。组织制度时间的线性传导过程（例如，上级对下级的命令和下级对上级的遵从）与文化时间的循环过程（例如，月日年的周而复始）的叠加效应共同作用于青年的社会时间。对社会时间的处理不像物理时间一样简单地排序，而是需要卷入诸如希望、预测、不良后果等多种情感，因此社会时间没有标准化的程式，个体时间、非正式的社交时间、制度化的组织时间与社会文化时间彼此交错，在不同的行为中或多或少地嵌入到社会时间的结构中。
社会时间的结构基础是以日循环、周循环和季循环作为客观参照，不同群体、不同阶层在这三个循环层面表现出不同的时间构成[25]。
齐美尔认为每日精确的时钟化的安排可以帮助城市居民创造精神生活，而这在农村的环境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农民每日的时间安排以自然节律为参照。所有的城市居民必须使用一致的钟表时间才能维系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才能构建有章可循的城市生活节奏。日常时钟的单位被切割得越来越小，社会活动填满了每个时间段，带给参与者时间紧迫的感受，因而产生时间引起的紧张和焦虑。
熬夜行为对于每日的时间规律而言是违背了常规的钟表节奏，青年的这一时间脱嵌行为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交往日益密集、时间安排逐步精细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的加快以及受众对信息传播高效率的需求，伴随着人们各种经济行为的即时性满足感，使得嵌入在对应制度框架中的个体不得不为实现组织化目标而改变常态的社会时间结构，通过打破常规的时间链助推个人价值最大化。青年社会时间脱嵌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其所处行业发展的阶段，也取决于青年个体在其中的位置。
青年的时间脱嵌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通过脱嵌对整个社会施加影响，比如频频报道的青年过劳死，青年人生育意愿下降，青少年抑郁情绪增加等负面信息，可以提醒整个社会要善待青年。无论是熬夜学习、工作，甚至熬夜的娱乐放纵都证明青年被裹挟在制度化的社会结构中无法脱身，他们借由自己可以选择的方式在自己的能力所及范围内摆脱身负的重压，“给我自由时间”表层体现的是要摆脱程式化的时间安排，实则是嵌入社会时间的表征。
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工作时间与家庭时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家庭内部分工的不平衡以及社会分工中对性别贡献的期许差异，致使女性承担了大量家务劳动，时间对于她们而言是稀缺资源。大量女性熬夜的原因是育儿和家务，这是维系家庭关系和工作关系的一种解决方式。青年的时间脱嵌是青年的社会参与和需求与当前制度文化不协调的反映，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并应在多种渠道加以解决。
另一方面，由于青年的时间结构有其独特的生命时间结构特征，可能会导致与整体社会时间结构相冲突。个体的行为部分与其在社会时间分层中位置有关，个体行动的可预测性由构建个体生活的客观的社会时间所保障，缺乏了社会时间的分层特征，人们的计划将被打乱，现代组织运行的控制性则大大减弱。
社会系统中需要同时间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交往时间和组织时间数量增多，人们有来自进一步增加同步性的压力，个体时间处于社会时间分层的底端，时间稀缺性通过增加工作时间减少社交时间来解决。职场中的职业角色非个人化的因素越多，自我时间就越少，越受到科层化社会时间的制约[26]。有时我们看到青年的熬夜行为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遇到了同时间处理更多事情的挑战，不得不为之；还有的时候，这种熬夜行为是一种逃避，它被认为是创造更多自我时间的有效路径[27]。
五、结论与讨论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的日益增速以及现代组织制度的日趋复杂，社会时间在社会组织、社会交往和个人时间结构中的嵌入性亦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社会组织的制度性时间安排下运行的行动者及其行为常常与个体自身的生命时间结构发生冲突，两种时间体系的交叉使得个体处理社会时间共时性的压力增大，甚至产生焦虑。
从社会时间的分层体系中可以看出，有节律的周期性时间是大自然的馈赠，无论我们加入哪些社会性的行为都无法改变一年四季、白天黑夜周而复始的变化，这成为人们赋予时间社会属性的基础。按照社会时间分层框架下时间重要性的排序来说，带有国家属性的、具有政治重要性的时间位于社会时间分层的顶端，比如国庆日、选举日、历史上的纪念日等等；接下来是正式的制度化的组织时间、非正式的社会交往时间、个体的自我时间。
个人的社会时间是建立在生命历程时间结构之上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时间结构，这对于青年群体尤为突出，一方面他们要遵循教育和就业这些位于社会时间分层体系中处于较高位置的制度化时间安排，另一方面他们还要完成促进个体社会化实现的多个人生阶段，比如组建家庭、生养子女等。自我时间和组织时间的挤压效应共同叠加在青年身上，使得他们面临两难境地，他们不仅想方设法改变个体自我时间的设置以换取更多适应组织发展的刚性制度化时间，同时又竭尽全力争取更多的自由时间提升生活质量。
正如涂尔干所阐述的，从机械团结走向有机团结的过程就是多重社会角色彼此依赖，个体与组织间共时性、互嵌性增强的过程。有机团结的社会交往双方的依赖性增加，只有当嵌入式互动时间的同步性增加（同步是将不同时间表拟合在一起的过程），社会交往的协调性才能实现。
熬夜行为是青年应对互动时间同步性压力的解决之策，他们一边努力用牺牲自我时间的方式弥补组织时间的稀缺性，将自我时间向上嵌入到社交时间或制度化时间中，一边利用碎片化的夜晚时间争取更多的个人时间，力争在职业角色中取得更大自由度，脱嵌于组织化的制度约束。
青年的时间嵌入与脱嵌问题是微观的青年人生轨迹与宏观的社会制度发生勾连的路径。青年特殊的年龄特征使得他们不得不在同一时间参与多任务处理，时间压力应运而生。不断增加的社会角色需要他们不断调整社会时间的结构，社会时间结构的变化与其发生的社会情境密切相关，青年在特定情境中的人际互动关系是他们决策社会时间分配的主要依据。
青年社会时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是与青年个体所处的微观环境及社会整体的宏观环境同步进行的，仍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洞悉青年社会时间结构的特征，能够从机理上把握青年的行为特征，将青年的行为特征纳入到整个社会变迁的节奏中，有助于我们从青年的生活境遇中把握青年的代际更替和自身发展规律。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代际社会学视野下中国新生代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9ZDA14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The Sociology of Time by John Hassard(ed.)[m].new york：palgrave maemillan，1990.
[2]王宁.压力化生存—“时间荒”解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3(9).
[3][8]艾瑞咨询：2019年中国年轻女性熬夜自救白皮书[eb/ol].http：//reprt.iresardh.cn/repcrt/201906/3380.shtml.
[4]武欣然，等.熬夜对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干预策略研究[J].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20(1).
[5]桂一丁，等.睡眠影响儿童青少年脑发育与行为健康[n].人民政协报，2021-04-21(11).
[6]胡淑珍.从“自卑与补偿”理论角度分析大学生“报复性熬夜”行为[J].长江丛刊，2020(7).
[7]艾娟，等.青年学生报复性熬夜与手机成瘾、时间管理的关系[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2).
[9]王宁.要钱还是要闲?—时间荒的文化根源[C]//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2015.
[10]陈纯菁.生老病死的生意—文化与中国人寿保险市场的形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251-274.
[11]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0，70.
[12]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J].社会学研究，2009(5).
[13] VICIAnA Z A. beyond the polemics on the market：establishing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genda[J]. Sociological forum，1988(3)：4-15.
[14] [25]lewis J D，Weigert A J . The Structures and meanings of Social Time[J]. Social Forces，1981，60(2)：432-462.
[15]练宏.注意力分配—基于跨学科视角的理论述评[J].社会学研究，2015(4).
[16]布迪厄·皮埃尔.卡比尔人的时间观[m]//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19-221.
[17][19]哈萨德·约翰.导论：关于时间的社会学研究[m]//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35.
[18]刘易斯J.，大卫，韦加特J.安德鲁.社会—时间的结构和意义[m]//约翰·哈萨德.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73-74.
[20]张康之.论时间资源稀缺化对社会治理的挑战[J].行政论坛，2019(3).
[21]周云，郑真真.妇女、时间与生育[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
[22]郑作彧.生命时间的结构性[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99-106.
[23]p.barnhouseualters.occupational and labor market effectsonsecondary and post secondary educational expan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19221979[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4(49)：659-671.
[24]杨玉波，李备友，李守伟.嵌入性理论研究综述：基于普遍联系的视角[J].山东社会科学，2014(3)：172-176.
[26] Zerubavel e. The French Republican Calendar：A Case Study in the Sociology of Tim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77(42)：868-877.
[27] Cohen S，l Taylor. escape Attempts：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to everyday life[m]. 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