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微信朋友圈)与线下(以婚礼为主的结婚场景)“晒结婚”,是当下青年群体中常见的婚恋文化与社会现象。互联网时代,婚礼实现了从合法性到生命过程体验(感官体验和情绪体验)的功能拓展、从现场行为到网络虚拟空间的场域延展。基于布迪厄“品味与区隔”理论视角,通过朋友圈观察与深度个体访谈,研究新婚青年线上和线下“晒结婚”的现象与行为模式,挖掘背后的“符号亲附”行为、阶层镜像逻辑以及最终所呈现的品味杂食现象。
研究发现新婚青年的“符号亲附”行为,他们更关注婚礼仪式道具的符号属性,尤其是受众与仪式道具之间的体验关系。考察深层次的结构性动因,“晒结婚”本质上是一种阶层惯习的延续或跃迁行为:上层与下层多是“品味独食”,尽管原因不同,但都不得不延续本阶层惯习与品味;中层青年多是“品味杂食”,既有品味跃迁的冲动与可能性,也存在阶层惯习制约和适用性障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吕鹏(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社会计算研究中心主任)、毕斯鹏(中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原文标题:《符号亲附、阶层镜像与品味杂食——青年“晒结婚”行为研究》,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一、问题提出
结婚,作为人生四大喜事之一,从古至今都为人们所重视。伴随科学技术进步和文化思想变迁,生活的展开场域逐渐从现实迈向互联网虚拟空间。与此同时,婚礼也开始从生活现场(此时、此地、单次)迁移到了更大的网络虚拟场域(多时、多场、多次)。在线上空间,特别是微信朋友圈,越来越多的新婚青年“晒”出结婚证、结婚照、电子请帖、婚礼现场、现场节目、婚礼成片等婚礼元素。
在理论上,可被所有微信好友看到。新技术实现了时间延展和空间场域拓展,对个体与社会生活,具有时代性意义。网络与现场的“晒结婚”现象折射出个体在数字化时代嵌入社会结构的生活与行为模式。研究不同社会阶层青年线上和线下“晒结婚”的行为模式,可揭示个体如何在数字化时代通过互联网与社交软件等工具,展示个体品味、经营网络和现实身份、打造阶层镜像的一系列场域与惯习过程。
二、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无论是线上(微信朋友圈)“分享结婚情景”的行为,还是线下(以婚礼为主的结婚场景)“编排结婚仪式和体悟结婚情境”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青年的“晒结婚”行为。“晒”可以看作是计划、组织、实施、分享等一系列结婚过程的总体行为和心态,“晒结婚”行为体现出个体、家庭、阶层和社会等不同社会主体和社会结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结婚品味。
因此,我们将品味、惯习与区隔作为基础概念与分析视角,研究青年线上和线下的“晒结婚”行为,进行不同阶层“晒结婚”行为模式的细致剖面考察,进而对各阶层青年画像。“品味”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概念。“品味”一词最初出自《礼记·少仪》“问品味。曰:‘子亟食於某乎?’”指各种肴馔,后引申为名词,表示“品尝、体味”的对象所具有的品质和风味。“味”随后更多地被应用并延伸至精神领域[1]。
布迪厄等赋予其社会学含义,指人们选择文化商品和形成特定生活风格的内在机制,透露出更为普遍的社会和文化秩序[2]。核心是等级秩序,不同的社会阶级,存在不同的品味。有关品味与区隔理论,大致分为地位符号论、文化资本论和文化杂食论三种[3]。
具体而言:
1. 地位符号论
把品味作为地位符号,认为个人或社会阶级通过使用品味文化,把自己与他者(非本阶级)进行区分(区隔)。作为地位符号的品味,往往与趣味、偏好、品位等词联系在一起。这些词均带有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物在品味上的一种控制权、使用权、优先权,“亲附”(attachment)一词可以更好地体现主体与客体的互动生成,注意人与物的互动[4]。
“亲附”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法国“创新社会学中心”(Creative Sociology Institution)[5]。“亲附”意味着一种联系、约束、克制和依赖,既包括物质、身体的亲附,也包括精神、信念、约定的亲附。考察中国社会,青年所处社会阶层,可能决定其婚礼过程与“晒”行为模式。
2. 文化资本论
布迪厄在《区隔:品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中,按照资本量、资本构成与社会轨迹三个维度,研究发挥社会空间区分(区隔)作用的三种品味。把品味作为文化资本,把不同社会阶级的审美,分成不同类型,使之具有可比性。
一是代表统治阶级惯习的合法品味,二是代表中产阶级惯习的炫耀品味,三是代表社会大众阶级(工人阶级)惯习的大众品味[6]。在网络“晒”文化中,可按此标准比较“晒”行为背后的阶层文化资本。
3. 文化杂食论
“文化独食论”认为品味高雅的人通常不参与低品位的审美、消费等活动,因为品味的持有在本质上由严格的阶级区隔所决定。但“独食论”缺乏社会现实支撑。有研究表明,有些国家和地区文化品位的杂食性正在取代高地位群体间的文化独食行为[7]。
文化杂食现象的出现,并不是要忽视阶级区隔的重要性,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反映了定义阶级符号边界新规则、新形式的出现[8]。移动互联网时代,文化杂食成为愈发重要的新趋势。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阶层的界限,符号借用(底层模仿上层)甚至符号反用(上层伪装底层)也大量存在。因此,与“文化独食论”相比,“文化杂食论”可能是一种新的趋势。
在青年“晒结婚”行为中,青年新人、现场亲友、朋友圈好友等都是主体,结婚或婚礼道具(符号)是客体。因此,“晒结婚”本质上是一种对结婚“符号”的“亲附”行为。在互联网背景下,这种行为在现实和虚拟场域的交互中展开。本文以品味和区隔为基本理论视角,重点分析我国新婚线上和线下“晒结婚”背后的符号亲附行为,分析不同阶层的行为特征,窥探中国社会变迁的大趋势。
本文研究对象为2018~2020年期间结婚的新婚青年人群体。他们有着不同程度的“晒结婚”行为以及或同或异的“晒结婚”品味,在线上(微信朋友圈)出现“晒”结婚证、“晒”结婚照、发婚礼电子请帖、“晒”婚礼现场照片、“晒”婚礼现场视频、“晒”婚礼成片等行为中的一种或几种,在线下(以婚礼为主的结婚现场)进行了各式各样的结婚仪式。
研究对象采用“滚雪球”法获得,通过日常观察、深度访谈21名对象、观察朋友圈“晒结婚”内容等获得一手资料。表1是访谈对象基本信息。需要指出,在布迪厄这里,阶级的三种基本类型被划分为统治阶级、大众阶级(工人阶级)和中间的资产阶级。新中国成立以后,使用阶层的概念。因此,我们将青年划分为上层阶层、下层阶层和中间阶层三类。
上层以高收入、高学历、高地位为典型特征,他们在工作方面是“成功人士”,有4名访谈对象。下层以低收入、低学历为典型特征,社会地位较低,收入较低,具体有6名访谈对象。中间阶层介于二者之间,人员情况比较复杂(有8名),以高收入低学历、低收入高学历为两种典型情况。
访谈纲要包括:你为什么在朋友圈“晒结婚”?你为什么不在朋友圈“晒结婚”?你对朋友圈“晒结婚”的看法是什么?关于结婚你“晒”了哪些内容?关于结婚你身边的朋友怎么“晒”?你和你的朋友“晒结婚”有什么不同?你是否关注线上(朋友圈“晒结婚”)的动态,你有哪些行为?你是否关注线下(结婚各环节,特别是婚礼现场)的动态,你有哪些行为?
此外,纳入第三视角,即婚礼现场的第三方,作为“冷眼旁观者”,他们会有自己的观察与感受。为补充研究视角,我们纳入参加婚礼现场的主持人1人、摄像师2人,共3人。
3. 身体文化资本:“符号亲附”的身体化行为
行动者经过长期实践,将内化的社会实践逻辑体现在身体的动作、姿态、话语、行动气质及习惯中,形成“肉体化的秉性”[13]。这成为行动者的身体文化资本,或称文化资本的身体化形态。在“晒结婚”中,通过“符号亲附”的身体化实践表现出来。
身体是“亲附”的媒介,人们通过身体体验“亲附”的过程,“每个人都是身体,每个人都拥有身体,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身体,但同时也是一种支撑和反应的媒介”[14]。
文化资本以直接的方式影响着人们自我修饰的方式,包括身材的塑造、参与体育运动等。文化资本以身体化的方式呈现,就形成了品味。最终汇集成他人对其文化修养的总体印象,以此判断其审美品味是“高雅”还是“低俗”。
同时,惯习系统是文化资本与文化实践之间的纽带。借由惯习机制,文化资本得以在长时期内以动态、连续、稳定的方式对文化实践产生作用[15]。社会阶层不同,在“晒结婚”中的决策权与审美品味即“符号亲附”程度不同。
(1)对中下层新婚青年,新娘多顺从新郎意志。
这展现出传统的“妇从夫”品味。可以说,新郎的“符号亲附”能力和程度强于新娘。处于下层的新婚青年,一般有较浓厚的“妇从夫”的形象,新娘即便有较强的展示欲望,也需要看新郎的脸色行事。很多时候,女方还是蛮配合的,如果男方不愿意拍了,她就会顺从她老公,女方有时候可能想拍,但是她老公一说要去迎宾了要去干吗了,她就不拍了。(20号受访者)
若进行阶层对比,中下层新郎青年的“符号亲附”能力,实际上是显著低于中上阶层的新婚青年。我们省去了很多环节,比如说堵门,实在不懂它的意义,但我增加了和朋友们拍照的环节和时间,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10号受访者)对婚礼环节、仪式的取舍,青年的自由性较大,对仪式的意义诠释、意义理解、情感投入和文本释义等,也有较大的发挥空间,结婚行为整体上个性化风气明显。
(2)对中上层新婚青年,新郎多充当新娘的道具。
与传统“妇从夫”不同,当下青年女性追求独立,愈发渴望展示良好形象,在婚礼仪式中扮演着主动的角色。作为“总导演”,她们把一切符合自身审美品味的特质转化为文化资本,并在朋友圈展示。我公公婆婆和我爸爸妈妈都很好,把备婚这些事情都放手交给我们自己处理,都是按照我的喜好来的。(2号受访者)新郎,在婚礼这个版块中,是约等于新娘的一个道具,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新娘在操办。(19号受访者)
“新郎约等于新娘的一个道具”,道出上层新婚青年的地位关系。女方品味是引领趋势,婚礼是女方展示自我品味的重要平台,男方趋于辅助位置。“身体符号亲附”一方面具有稳定和持久的特性,另一方面也具有持续的形塑和改造的特性[16],新郎的“符号亲附”程度弱于新娘,在婚礼仪式上展示欲望较弱,多服从或配合女方的审美品味,接受女方的形塑和改造,扮演一种身体化的道具,衬托女性品味与形象。
(3)配角的身体化“符号亲附”。
除了主角的身体化“符号亲附”与品味展示,参与者也是新婚青年展示文化资本的身体化载体。家长、证婚人、主婚人、伴郎、伴娘、花童、贵宾、婚礼四大金刚(司仪、化妆师、摄影师、摄像师)等都是身体化载体,其服饰、发型、化妆、配饰、谈吐、言辞、技能、特长等都是仪式“符号亲附”的成分。
“亲附”既重视结果,又重视过程。既是一种约束,又是一种资源。例如,摄影师、摄像师作品固然是成果展示,但摄影师、摄像师等工作团队人员的身体也在无形中内化为婚礼品味偏好。我选四大(摄影、摄像、司仪、化妆)也花了很多心思,因为好的四大档期都很满的,要提前联系预约,婚礼当天效果我很满意。(2号受访者)
正如亨尼恩所描述的人们对毒品或音乐“亲附”的“连接—保持—分离—取代—再亲附”过程那样[17],新婚青年“符号亲附”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因为亲附“依赖于情境......必须不断地被完成和重新完成”[18]。
摄影团队的参与人数、文化衫设计、设备品牌、设备价值、专业操作等深度参与“符号亲附”,不断经历筛选、剔除、保留、钟爱等行为和状态,微妙而隐晦地表露在“晒结婚”内容之中,参与青年人婚礼品味的构建,推动阶层化的“婚礼”文化品味与社会区隔的形成。
最重要的是,父母、亲人、闺密、朋友、同学这些我最在乎的人,他们都在现场,见证了我们这个重要的时刻,他们为我们感动,我们也很感动。(18号受访者)身体文化资本中包含情感要素的“亲附”行为,这一“符号亲附”是共情最深,与实体道具依附程度最低,最大发挥情感体验的结婚行为。
四、阶层镜像:婚礼品味要素的阶层区隔标识
1. 上层青年的“自由品味”
(1)对时间的追求与控制。
就像布迪厄所说,品味是对分配的实际控制[20]。他们经济资本丰富,不用担心物质匮乏,不用考虑谋生问题,可充分享受自由。“与必需品之间的距离”,导致上层青年呈现出追求自由的阶层惯习与特征。
个性化定制的婚礼,其对自由品味的追求,是超越物质财富限制的纯粹审美倾向。不因婚礼环节是否必需来决定,而追求一种符合自己审美的趣味,这是一种追求自由的高层次状态。例如结婚照、婚服、婚车、酒店、婚品等的选择,甚至包括对时间的控制。
现在市场上有一种服务叫当天出片服务,去年开始兴起的,就是我边拍的时候,相机就传到手机上,手机就传到后台,后台就有修图师,就边拍边修,边发给客人,她就可以边发朋友圈了。(19号受访者)流行于青年群体的品味往往与时尚挂钩,具有流行性、新奇性、科技性、消费性与异质性[21]。本质上,自由追求对时间的控制(或突破其限制)。
作为个性化定制服务,摄影直播服务突破了时间和空间限制。可第一时间在朋友圈分享精致内容,彰显上层的自由品味。这种“摄影直播”品味发挥了双向引导作用。一方面,引导社会特定位置(身份)占有者(上层青年)“亲附”(购买和展示)对应位置(地位)的实践或商品(“摄影直播”服务),形成区别于下层的上层身份,拉开社会距离。
另一方面,该服务也是一种“概念先行”。当前青年越来越注重时尚的符号价值,这实际上是品味建构先行,赋予商品以更高的符号价值[22]。“直播”是当下青年热捧的互动形式,将“直播”活动与婚礼仪式结合,体现出追求时尚的审美,而“新潮”“流行”等特征也赋予“摄影直播”服务更高的符号价值。
(2)对品牌选择的实际控制。
在品味消费的话语中,新婚青年与不同品牌的联系愈发频繁,选择品牌成为非常慎重的事情。他们认为,品牌固然是质量与时尚的保证,但更是一个人品味的体现。最终,好友的点赞和好评是对其消费选择的褒奖。他们热衷于将自己的生活选择和消费偏好可视化后呈现给他人,从而得到肯定,帮助个体建立自己的身份、地位和认同。
他们表示,当微信好友喜欢他们婚礼“晒”出来的东西,甚至询问细节时,内心都感到幸福和快乐。为了感受到这种幸福和快乐,有时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即进行“超前准备”。有对新人我记得很清楚,筹备时间很长,婚礼现场光布置就花了10来万,婚礼前1年多就加我微信开始聊了,她了解得那真的是很透彻,我感觉跟我们同行了解的都差不多了。(19号受访者)
对品牌的执着追求是为找到符合自己品味的表达中介或载体,为此愿意付出经济和时间成本。布迪厄认为,上层选择某种品味,真正目的是区分社会阶层,形成差异。上层的自由品味在美学上未必有优越性,即并不必然属于高阶、高级品味。其核心作用是与“生活必需品”品味形成区别(阶层区隔)。如“摄影直播”和“超前准备”就是制造阶层区隔的行动或努力。
(3)对场景布置的实际控制。
这种阶层区隔还体现在婚礼布置的服务形式。第一种是套餐型,简单复制以往场景布置,以较优惠的价格为优势,但无法享受定制化的设计体验。第二种是定制型,把新人的爱情故事、喜欢的元素融入婚礼设计。一次性材料较多,设计成本高。一般需要支付定金,价格较高。第三种是半套餐、半定制型。在套餐基础上,添加自己的小元素,需要与策划者沟通。
定婚庆,我们是走的定制的,因为预算相对充裕些,他们会让你填一张调查问卷,就是写我们一些喜好,一些喜欢的颜色色调什么的,还有相互间的故事,他们根据我们填的问卷,去设计方案、场布这些,我跟我的婚礼策划师很聊得来,他很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样子和感觉的。(2号受访者)
你像定制型的婚礼场景布置,各方面都充分照顾了新郎新娘内心的想法,素材都是个性化定制,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所以设计独特,价格也相应高昂。(21号受访者)包含文化资本和惯习的品味,构成了一种文化的“策略”,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表现出的品味偏好不再单纯指涉个人志趣,通过它,行动者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建构了阶层团体之间的区隔,在社会空间中获得结构上的定位,并在文化领域中维护自身和团体的利益[23]。
定制型场景布置,给予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这需要经济条件与文化涵养,最终被阶层惯习所决定。通过婚礼方式的选择,上层与下层新婚青年的阶层身份区分开来。当事人带着阶层惯习,进入不同的品味场域,制造着阶层区隔和社会距离。
2. 下层青年的“大众品味”
下层新婚青年的大众品味,体现在被“生活必需品”的实际控制上。大众品味“把适用于日常生活情境的情理图式运用于合法的艺术作品,从而系统地将艺术之物化约为生活之物”[24]。这种品味,偏好具有实用功能、自然和非形式化的消费品[25]。像我之前拍的一场乡下的,上面还在搞仪式,下面就已经开始吃饭了,完全没管上面在干嘛,下面只管吃饭的,这个仪式搞不搞对他们来说无所谓,而且乡下卡吃饭的时间卡得特别严。(20号受访者)
人们对婚礼仪式的意义诠释,投入的情感价值会影响其对婚礼的行为和态度,但迫于群体压力而做出一定妥协。“吃喝的艺术”是少数几个下层明确挑战资产阶层自由品味的领域之一。下层在饮食上不受上层秉承的为了苗条而节制的规则。他们沉迷于吃喝的规则中,建立了慷慨而亲密的关系。
同时,下层新婚青年包括其父母,注重实用性和面子工程,不讲究高层次的审美品味。只要求“面子上过得去就行”,结婚是一个不太花心思设计的环节。我们俩没太注意这方面,朋友圈“晒结婚”也没那么热闹,就婚礼当天发了一个朋友圈,让朋友们知道我们结婚了就行了。(5号受访者)我的衣服就准备了一套西装,网上买的,平时穿不到西装,结婚完了估计这套衣服就穿不到了。(7号受访者)为了省钱,我们的结婚照拍得比较简单,是找熟人朋友拍的。(10号受访者)
下层没有足够的资本,不得不面对日常生活的基本问题,并逐渐对生活的必需品产生了兴趣。他们更关注商品的自然使用价值,无暇考虑其符号象征价值。有些行动者刻意回避,有些行动者坦然接受。而婚礼的游戏环节也遵从大众“趣味”。
迎亲环节的游戏,我在网上找了找相关的视频,选了指压板跳高、脸撕保鲜膜、辨唇印等游戏,挺有趣的。(8号受访者)平时就会拍拍小视频,我们几个兄弟也都玩得比较嗨,结婚当天小墨镜一戴,小西装一穿,时不时拍些迎亲过程的帅气动作,土嗨一下嘛,气氛很重要。(9号受访者)迎亲小游戏是常备剧目,现今流行的脸撕保鲜膜、指压板跳绳、指压板跳舞、挤爆气球、跳网红舞、辨唇印、辨手、吻脚、藏婚鞋等游戏,具有生活化特征。
在朋友圈中时常可以看到,增加了婚礼气氛,也促进了情感交流。但“恶搞”游戏则带来负面效果(对新娘与伴娘的身体侵犯类游戏)。这种“恶趣味”,既受到网络“恶搞”文化影响,也受到日常生活塑造。行动者日常对“恶趣味”习以为常,经常自发做出行为,而不自知。“恶搞”与“恶趣味”持续产生影响将形成一种惯习,进一步拉低了品味,并塑造出一种“另类”的阶层品味。
3. 中层青年的“展示品味”(炫耀与分享)
(1)是一种偏炫耀的品味,体现在对精致物品的虚幻控制上。
中间的品味介于上层与下层之间,因此兼有两个阶层特点。中间阶层青年有较强的意愿,去模仿上层阶层的“自由品味”,试图将自己与中下阶层区分。但鉴于相对有限的消费能力,不得不采取一种“摆架子”文化,呈现“轻奢”或“伪精致”特征,导致了中层炫耀性的品味偏好。正如2020年10月《我潜伏上海“名媛”群,做了半个月的名媛观察者》的网帖中对上海名媛伪精致的描述,光鲜背后隐藏着虚幻的炫耀展示品味。
事实上,中间青年(城市白领青年等)大多对阶层身份的认识模糊,遑论阶层认同感。过半的受访者表示,婚礼上进行某项有格调的消费之后,会感到满足和快乐。在朋友圈等展示的目的,并非为了表达优越感,更多的是希望他人认可自己的品味。
我们结婚的婚车是请的车队,车队有几点,第一专业;第二车辆统一,很好看;第三你给了钱他就很听话。(12号受访者)因为中国人以前是攀比心理比较强嘛,什么你家办这个场面,我家就要再哪里办,怎么样的,会想大场面。(19号受访者)由于经济相对缺乏、阶层惯习的束缚,中层渴望实践上层“晒结婚”内容,但难以实现。因此会用超前消费、过度消费、面子消费等方式[26],在表面上营造出并非真实生活方式的“伪精致”,以效仿或伪装成上层品味。
(2)是一种偏分享的品味,体现在该品味对情感寄托的实际控制上。
作为布迪厄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文化资本”对理解品味的机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品味实际上是文化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品味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文化资本的多少[27]。“文化资本”是中层区别于下层的重要抓手。虽然先赋地位让中层青年无法达到上层那样丰厚的物质生活水平,但后天的自致地位(工作与学习)使一部分中层青年拥有了比较丰富的文化资本,使其精神世界得到涵养。
在对上层新婚青年进行文化崇拜和表象追随的同时,也在创造着属于自身独特品味的内容。这是一种以情感寄托为基础的分享式的品味,将文化资本转变为各种仪式、符号,在“模仿”上层内容的同时,“创造”走心式的“晒结婚”内容,自成特色。婚礼用的东西能自己动手就没有买,因为自己动手做得更有心,比如自己设计的喜帖明信片、自己搭配的喜糖套装,还有自己抠图做的卡通头像,等等。(14号受访者)
除了在道具上“创造”新品味,中层青年也会借用身体展现婚礼品味,这是中层与下层新婚青年区分的重要途径。只有经济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身体内的文化资本才有发展的空间,这方面只有中层青年有可能做到。
五、品味独食与品味杂食:惯习的延续抑或跃迁
品味的本质是一种分类逻辑,隐藏着深刻的阶层区分原则。其形成主要取决于资本要素,但也受惯习的影响[28]。“惯习”是人们的一种性情的分类图式,亦即一种精神的或认知的结构。惯习是由积淀于个人身体上的一系列历史积淀与历史关系所构成。惯习同样来源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化,体现在个体身上。
1. 上层与下层品味独食:个人与阶层惯习延续
惯习兼具个体性和社会性,分为个人惯习和阶层惯习。个体惯习主要是通过家庭和个人经历获得,塑造人的成长轨迹。阶层惯习的形成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即“集体或阶层习性的客观一致源于生存条件的一致性”[29]。
在一个分化的社会中,同一群体或同一阶层的成员的行为,总是比行为者本身所知道或希望的更为协调。因为,行为者各自遵循自己的规则与他人和谐相处,各自的规则有其内在的一致性,导致同一阶层成员的行为具有相似性,进而塑造阶层惯习。
个人惯习和阶层惯习是在经济、地位、文化等综合影响和作用下形成的。由于惯习积习难改(惯性),不同阶层在对文化的认知和审美方面,慢慢形成区隔,即“品味独食”现象,这同样体现在新婚青年“晒结婚”之中。在大众品味为主的下层青年中,家庭内部的个人惯习,从父代到子代具有延续性,形成自身特有的“品味独食”现象。
有些不太配合的新郎就说,“哎,这个不用拍了,随便搞一下咯”这样的,拍摄过程都这么随意,到成片给他们,他们就更不在乎了。(20号受访者)下层新婚青年包括父母对婚礼的行为和态度与上层形成明显区别。究其原因,下层新婚青年由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限制,难以改变阶层惯习与品味,难以呈现区别于本阶层的中上层品味。因为他们对时间、品牌和场景控制的无力,使得他们倾向于做“安分守己”的下层行动者,成为下层“品味独食”群体。
同样,上层青年也倾向于做“安分守己”的上层行动者。与下层不同的是,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上层的限制较小,上层主要受权力资本的限制,成为上层“品味独食”群体。现在我们拍的客户起码都是中高端的客户,甚至有些都是达官显贵,就是家里有背景的,家里有背景的他们很忌讳发朋友圈。如果是大老板家的,和当官的不同,他们发朋友圈偏正常,都会发。(19号受访者)
对上层青年来说,父母与亲朋好友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较高,受到权力资本的限制较多。迫于父母、家庭乃至家族权威,上层青年难以充分展示个性化的品味,只得将个人惯习和个人品味隐没于家庭的阶层惯习和阶层品味中,从而延续家族与阶层的“品味独食”特性。
2. 中层的品味杂食:阶层轨迹与阶层惯习跃迁
惯习是稳定和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30]。“阶层轨迹”概念,可以分析阶层惯习的改变。社会轨迹是用来描述资本的数量和构成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它不仅指阶层整体的流动,也指阶层中个体的流动,分为向上、向下、维持原状等三种轨迹。它实时变化,兼具偶然性与必然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特征。在这种运动中,中层形成了“品味杂食”特性,并在“晒婚礼”中出现相对多元化的“符号亲附”品味。
中层可通过三种途径实现跃迁:
(1)职业
个体的阶层轨迹与社会背景、个人经历、个人惯习和阶层惯习息息相关。不同的职业接触到的群体不同,中层因职业关系能够与上层进行互动,感受到上层惯习的魅力,从而引发模仿与追求,导致个人惯习的跃迁,呈现出高于本阶层的品味。我自己开了个店铺,平时工作与客户聊天,或是加客户微信看到他们结婚时发的朋友圈,感觉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我比较喜欢赶时髦嘛,就把看到的东西加到我自己的婚礼中。(11号受访者)
(2)教育
在阶层轨迹流动中,布迪厄还重视教育在阶层轨迹向上流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教育机制完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文化资本的获得成为稳固和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筹码,为阶层再生产提供合法性[31]。个体受教育程度越高、时间越长,因学缘关系结识的同学、数量及其受教育程度也相应提高。
同学群体之间不断聚合,形成具有相同品味偏好的共同体。相反,家庭与长辈则是无能为力。代际之间由于继续社会化(日常生活、新闻浏览、文化交流等)不同,家庭逐渐分化出不同的品味偏好。随着时间与事件累积,固化为不同的品味偏好,新婚青年与父母的品味产生区隔。
婚礼的整体品味和风格,依据婚礼的主导者的不同有所区别,基本情况是以“新人为主,父母辅之”,若新人自愿放弃婚礼“主导权”,则变为“父母为主,新人辅之”。因此,希望掌握婚礼品味主导权的新人,只要有时间准备,新婚青年倾向于发挥主体性,充分投入筹备过程,以便更好地在“晒结婚”中展示自我品味。
你像婚庆公司、酒店、服装、摄影、化妆,如果你不亲自选,让长辈来帮你操办,你是不可能满意的,因为他们的品味和眼光,跟你真的相差太大了,他们挑的绝对不是你想要的样子。(15号受访者)另一种情况,新婚青年主动或被动放弃婚礼主导权时,婚礼品味以父母的品味偏好为主。婚礼一直是爸妈心中的大事,基本上是父母在操持整个过程,我妈说结婚不就是看个仪式,光吃饭怎么行,所以特别上心,我们俩就负责自己比较在意的那部分。(17号受访者)
(3)同辈
同辈群体的亚文化,影响每一个处于其中的个体,使得整个群体的惯习、品味与“符号亲附”行为具有相似性与认同感。我们俩都比较有想法,婚礼上想做些特别的事,记录下来,分享到朋友圈,比如定制个性文字的T恤、可爱的头饰,还给朋友们设置了游戏区,朋友们能感受到我们的心意,很开心。(13号受访者)
惯习具有能动性,随着经验不断变化,并在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加强。“定制个性文字T恤、可爱的头饰、给朋友们设置游戏区”一系列想法和行动,是在阶层轨迹向上流动中不断获得经验并形成的新的个人惯习和阶层惯习。进而,新的惯习又必将不断地派生新的想法和行动。
3. 阶层惯习跃迁的适应性障碍问题
当然,惯习具有历史性,是一个渐变的发展过程,难以跳跃式发展。通过阶层轨迹的向上流动,获得、习得或适用新的阶层惯习,需要较长时间的沉淀与积累。在短时间内个人或家庭无法彻底转变旧有的阶层惯习,即存在反应“时差”。
前几天拍了一个,一开始我觉得他应该家里条件一般的,但早上去发现他住的别墅,当时我就有点蒙了,我得赶紧拿出状态来,得好好给他整一下,但是他给我的感受就是随便有一下就行了,有就OK了,男方给我的感觉像富二代、土豪的那种感觉。(19号受访者)
下层向上流动,原阶层惯习无法很快改变,需要长时间适应,甚至要通过代际传递才能形成新的阶层惯习。这使得一部分“品味杂食”的中层青年,在个人惯习上出现暂时性向下流回至下层惯习的现象,需要一个较长期的适应或调整的过程。
六、总结与思考
新婚青年线上和线下“晒结婚”,呈现出审美品味。背后是一系列个人与阶层惯习的积淀与作用。一方面,阶层惯习通过各种婚礼仪式、道具使用,在“晒结婚”中展现出不同的“符号亲附”性的阶层品味。另一方面,阶层品味反过来使阶层界限更加明确,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阶层惯习。
在个人惯习、阶层惯习、阶层流动的共同作用下,新婚青年群体出现“品味独食”和“品味杂食”同时存在的复杂状态,这是一种阶层镜像行为。这种镜像,既包含自然展示本阶层品味的真实状态,也包括一种有意识、有方向的阶层营造与阶层跃迁。
首先,处于不同阶层的新婚青年受到阶层惯习的影响,展现出自身阶层的品味,并在与朋友的互动中,巩固并发展自身的阶层惯习。其次,在新婚青年“晒结婚”过程中,技术进步使得阶层断裂在表面上表现出弥合状态,使得阶层品味在工具理性上可以被“模仿”。下层通过技术手段打造出上层阶层的精致感,但在婚照、婚服、婚品、婚车、场地、布置、蜜月等道具使用的众多细节上,依旧存在差别。再次,“晒结婚”过程体现了个人生命历程中惯习的生成与再造。
如今的婚礼,不仅是夫妻双方、两个家族联结的见证,更是两个家庭生发的社会关系连接的场域化体现。个人惯习受到自在阶层和其他阶层的影响,在信息增益中阶层惯习随阶层轨迹的流动得以跃迁,使得阶层品味在价值理性上得以“创新”。但实质上,依旧受到所在阶层惯习的惯性牵绊,出现适应性障碍,这需要时间和资本的积淀。
参考文献:
[1]刘玉梅,方国武.“品味”的变迁:从审美到物质[J].社会科学家,2014(4):155-158.
[2][15][23][27][31]范文.品味:一种文化的等级秩序[J].湖南社会科学,2019(4):32-38.
[3][7]方军.中国新兴中产家庭中的视觉艺术—职业地位群体、抽象艺术与自我呈现[J].社会学研究,2018(5):66-92+243-244.
[4][9]卢文超.将审美带回艺术社会学—新艺术社会学理论范式探析[J].社会学研究,2018(5):93-116+244.
[5][12][14][16][17][18]Hennion A.Attachments,You Say? How A Concept Collectively Emergesin One Research Group[J].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2017,10(1):112-121.
[6][25]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J].社会学研究,2003(6):33-42.
[8]朱迪.高雅品味还是杂食?—特大城市居民文化区分实证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7(10):35-43.
[10]王艺璇,陈然.品味之争:Web3.0时代下都市青年白领的消费新镜像[J].青年研究,2016(1):4-7.
[11] [20]Bourdieu P. Distinction:A Social Cr 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Cambr idge:Har vard Universit y Press, 1984.
[13]高宣扬.当代法国思想五十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9]陈云松,朱灿然,张亮亮.代内“文化反授”:概念、理论和大数据实证[J].社会学研究,2017(1):78-100+244.
[21][22]徐连明.品味的时尚:我国青年时尚文化分析[J].中州学刊,2013(1):72-76.
[24]布迪厄,朱国华.纯粹美学的社会条件—《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引言[J].民族艺术,2002(3):16-22.
[26]敖成兵.“伪精致”青年的视觉包装、伪饰缘由及隐形焦虑[J].中国青年研究,2020(6):75-82.
[28]周鸿.布迪厄的阶层场域论与阶层的形成[J].学术论坛,2005(1):151-154.
[29]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81.
[30]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M].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吕鹏、毕斯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