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人都在大浪里卷着，往前拼命游泳，我在岸上也不能躺下来。”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液态青年（ID：liquidyouth），作者：王大牙、蒋芷毓，原文标题：《当大学青年教师形同“实习生”，他们在焦虑中拼命寻求“上岸”》，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意识到自己对科研丧失热情后，2018年，李峰决定离开。彼时，他已经在一所985高校任职了七年，是化学系副教授。
但李峰不想再“卷”了。
晋升至副教授之前，他所在学校的青年教师每年年底都要面临abcd的评级，按论文和基金来打分，“拿c的人没有奖金，第二年的薪水还要打七八折，没两年，评c的人就离职了。”以至于，“每年大概有5%的人离职”。
“没有学校会把‘非升即走’四个字写在明面上，但一直会有人离开。”李峰告诉全现在。
而评上了副教授的李峰感觉自己“像是西西弗斯”，“一辈子永远有推不完的石头，永远不会有满足的点”。他之前所在的课题组有16个人，每年要拿3500万经费。李峰既要忙科研、搞实验室管理，还得找一些人员谈话，负责写申请书。
“青椒（即青年教师）之苦”因此频频成为热点话题，“非升即走”制度也成为公众和评论界在讨论相关话题时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1. 竞赛
李峰感受到的“卷”，从2006年本科毕业直博时就开始了。
“当时如果不直博，中间读了硕士，在我们看来是有些丢人的事情。”李峰事后回忆，“这也是出于一种攀比、学历崇拜的心理。这种现象后来才有所缓解。”他本科就读于某985高校化学专业，同学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
学历崇拜和因此愈演愈烈的学术竞争与博士扩招不无关系。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高校本科生开始扩招，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规模也随之明显增加，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近二十年来也在不断增长。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4.4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19年，博士毕业生达6.26万人。从1978年～2019年，41年间中国博士生招生规模实现了从18人到10.52万人的历史跃迁。
“就像一群羊一样，涌上了硕博连读的船，上去之后再也下不来了。”读博的时候，李峰一度迷茫，他并没有想好自己将来到底要做什么。有段时间，每周开组会，李峰都会被导师骂。进实验室的第二年，他只发了一篇论文，但影响因子很高；再后来，他的心态相对平衡了一些。硕博连读五年下来，李峰顺利毕业，但成绩并不突出。
2011年，李峰进入一所985高校。这之后，他走上了一条相对顺利的学术道路，不到两年，就成为了当时单位里最年轻的副教授。而刚工作时和他竞争的人，最后有80%都离职了。
但在这之后，他逐渐意识到，“科研更多是苦力，要不断地去赶那些项目。”
最忙的时候，他同时参与了5个科研项目。为了在“竞赛”中胜出，“大家要拼命把各自的周期缩短。”而在一项规模比较大的实验里，投入的工作和产出也可以拆分成多个研究成果。一篇文章往多家杂志投稿，可以同时发布五篇影响因子较高的文章，这意味着能拿到更多的课题和奖金。
而对于科研团队来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各个学部之中的申请资助率（对于高校来说，就是项目获批率）不尽相同，但总体说来，在过去十年竞争愈发激烈。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率约在15.88%左右，再创历史新低。
总体申请难度的增加，也让各大高校的申请获批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依旧有高校能取得高达30%，甚至40%以上的资助率——它们往往都是顶尖大学。据统计，201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申请获批率最高的高校为清华大学，共获批项目数254项，资助率高达40.16%。在获批项目数高于300项的高校中，北京大学的资助率最高，为34.21%。
李峰所在的学校评职称，发表高影响因子的SCI、国家级课题等等都是硬性标准。在校7年，他拿到了国家、省、市，三个级别的课题；发了7篇SCI。有时候，他需要通宵做实验，因为“实验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
“这场学术竞赛里还有一些很野蛮的做法，”李峰提到一个“行规”——“课题占项”，即学者被申请过的项目“占着”。举例来说，有些项目的完成期是四年，但学者申请成功后三年内，自己不能再申请该项目。这意味着，需要有更多新人申请这个项目。“学院要拿的项目总目标太高了，我在的课题组每年要拿3500万的课题，但是国家级的项目也就几十万到百万，有的省部级的项目才5万，‘青椒’拿完这些项目就被‘占住’了，没法再申请。科技部那些几千万的项目都是领头人才拿得到，所以学院就不在意‘青椒’，来得越多越好，积少成多也可以完成经费目标。”
而另一方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前一年申请成功后，处于推进中的项目也会导致同一个科研人员在第二年的新一波项目申请中，不会有太多空间。“它有个大小年，就像一棵苹果树，今年结的苹果多，明年肯定会少，这是自然规律。但学校不尊重自然规律，它每年都要有项目。”李峰进一步解释说，这导致老人面临被淘汰的危机，因为学校要换“新鲜的血液”进来——刚毕业，没有被项目占着的人，可以申请新的课题，拿新的钱。
对“青椒”来说，若想留在排名靠前、资源更多的学校，首先要在“非升即走”制度中留下来。
2. 留下来
“非升即走”，更准确地说法是“预聘—长聘制”。这意味着，新入职的教师需要与学校签订一份劳动合同，如果受聘者没有在最多两个预聘期内晋升，则自动解除聘用关系。通过考察的教师则被授予长聘终身教职，只要未出现违法违规的严重情形，则可聘用至国家法定退休年龄。
这是个“舶来品”，其源头是北美的终身教授制，即Tenure-track。在西方语境中，这一概念与学术自由密切相关，终身职位的保障使教授能够研究和教授任何课题，甚至包括有争议的课题。对于试用期时间的规定，美国大学基本都遵照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的要求——试用期最长不超过 7 年。
2014年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两所高校率先通过人事改革方案，开始实行“非升即走”，此后，其他高校也相继实施。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1月，中国已有49所高校实施了“非升即走”制度——它们大多数是“双一流高校”，过去属于“985”和“211”。大多数高校给出的两个预聘期共计是6年，也就是“3+3”。
“但几乎没有人会愿意等到第6年——国内高校的情况是，从讲师升到副高一般花3年到4年。”余青邦向全现在透露。
39岁的余青邦去年在某“双一流”高校拿到了副教授的聘书。从读博算起，他已经从事了十多年学术研究。读博期间，他和同学都很羡慕老师的工作状态：当时他所在的学校采用“长聘制”，可以专心学术。但没想到，毕业后情况却不一样了。
2016年，余青邦入职了现在工作的高校。安家费和十几年前的标准一样，3万元；科研启动费1万元。每个月扣除3000元学校公寓的房租后，他到手只有3000多块。入职前，他完全不知道待遇如何，合同上也没有写明薪资水平。“根本没有选择权，能给你一个教师岗位就不错了，哪有资格讨价还价。”
但相比其他同事，他在某些方面是幸运的：进入了一个研究院，和其他院系不同的是，他不用上课、做行政工作，只需要安心科研。4年后，他顺利评上了副教授职称，拿到了“终身教职”。
余青邦所在的高校，评职称采用的是一套从十多年前启动的量化评价标准。为了取得副教授职称，他需要出版一部专著，在核心期刊发表五篇论文，其中一篇需是权威期刊，还要有一个省部级以上课题。
这些标准并不容易完成，余青邦身边有朋友申请课题四五年也没成功。余青邦记得，读博期间，有个教授课上给他们出的期末作业就是课题内容，最后教授将期末作业整理编著成一本书，作为国家级课题结项。“很多博士生愿意给导师做课题，作为导师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方便发布。”
这就是很多学者口中的“攒成果”。在缺少职称的情况下，以往的研究成果，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了一个人在学术体系里所能获得的资源。
国内期刊大多采用“约稿制”。与余青邦相熟的一位期刊编辑透露，期刊也有排名和评价的压力，其中一个量化标准就是被引用数量。一般来说，如果找“名家”约稿，文章被引用的可能性更高。因此，大多期刊的投稿邮箱形同虚设——要是有编辑个人的微信、邮箱，投稿才可能是有效的。
论文也与教师的绩效挂钩。年底发放的绩效奖金会按发表论文数量来算。余青邦透露，普通期刊一篇论文，年底奖金三四千元；如果是《中国社会科学》这类期刊，有的学校甚至能发10万元奖金。
3. “头部竞争”
“我们现在看到‘非升即走’体制下的‘青椒内卷’，主要是‘双一流’高校、尤其是最顶尖的那些高校存在的现象。实际上，并非所有博士毕业生和‘青椒’都有机会‘卷’起来。”魏康认为。33岁的魏康去年刚评上副教授，2016年拿到工科博士学位后，他进入西南地区的某“双一流”高校入职。他向全现在解释，这有些像互联网行业常用的一个词——“头部竞争”，因为你所在的高校排名也很大程度决定了你能拿到的学术资源。
他打了个比方，“假如一个人想做学术，ta过往的学术水平也高，而一个职业三本民办学校给ta抛橄榄枝，甚至是高薪聘请，ta愿意去吗？多半是不愿意去的，因为这个学校可能在资源配置上根本无法支撑ta要做的研究。”
魏康透露，有的学校为了吸引人才，还会开出入职即授予副教授的条件，只是依旧要面临晋升考评——也是“非升即走”，“这对一些人来说确实是一种利好。有了副教授头衔，申请项目比讲师要容易许多。”而拥有这些副教授职称的新晋教师，往往也比旧体制下同等级别教师收入水平略高。
这一制度能实现的背景是职称评审权的下放。2017年，教育部、人社部印发的《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明确提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权直接下放至高校，尚不具备独立评审能力的可以采取联合评审、委托评审的方式，主体责任由高校承担。
“所以优秀的人都愿意去条件好的学校。有点‘旱的旱死、涝的涝死’的意思。”魏康认为，这是一条“高风险、高回报”的赛道，竞争也直接带来了科研效率的提高。
而学术排名越靠前的高校，考核标准往往越严苛，竞争也越激烈。在一所“双一流”高校任副教授的社科领域博士刘睿告诉全现在，他所在的学校，参与副教授评审的成果必须是最近三年的，而教授则要求必须是五年内。这相当于是说，它要求在最近的一个评审周期里，学术上得是活跃的——如果想在40岁的时候评教授，35岁以后写的东西才有效。
刘睿说，在他所在的人文社科领域，“国内期刊投稿越来越难”。“如果你设想的是投稿过去、通过匿名评审，质量过硬就能发表，恐怕很困难。即便稿子质量很好，也往往需要托关系，疏通一下，或者说一些学校自己有期刊，总归多少得有点关系。越是有名的、学术圈位置较高的人，或者所在学院自己有期刊的人，就越容易投稿成功。”
核心期刊甚至也有两个“标准”：北大核心和南大核心，分别是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列出的核心期刊目录。从影响力来讲，后者属同类划分中国内最权威的一种，入选难度高于前者。“评职称的时候到底是看哪个呢？理论上是南大核心的，但有时学校比较灵活，竞争不激烈的时候，也可以按北大核心。”
相比之下，英文期刊发表周期更好把握，但从投稿到刊发耗费时间也很长，顺利的话两轮修改，需要6~8个月，快的话5个月就发出来了。“要想确保在三年发六篇论文，意味着同时要有两三篇文章是已经投出去等着（审稿）的，一两篇是审回来要修改的，还有两三篇是正在写着的。”刘睿透露，国内高校对英文期刊的管理和分类也比较粗糙——一般是SSCI就可以，但其实分区“也不是特别靠谱”。
“从学术规律角度讲，三年要写六篇论文、一本书，除非前期准备特别好，或者博士论文潜力特别大，能直接把它弄出来，否则怎么可能不水呢？”刘睿说。
而在实践中，评选标准也是动态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这条赛道，意味着“水涨船高”。
“每年评选的标准都可能会变，而且可能越来越严苛。”魏康透露，他去年参评的时候，提供了四篇SCI加一些国家级别的基金，“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达到这些标准就能拿到‘通行证’了。评选职称是一个差额竞争，在很多人都能达到的情况下，只能择优。”
4. 学术之外
更加繁琐的工作来自于学术研究之外。
余青邦听闻身边不少朋友、刚进学校就面临繁重的行政和授课任务，“有的人一堂课有两三百个学生，同时要上三个班。到期末时，有近千份试卷。开课也不是能自主选择的——培养方案上有的课需要人上，这些就落到年轻教师头上。有时候，这些课程甚至不是他们的研究方向，因此备课也显得困难。”
但对于还没拿到终身教职的年轻教师来说，很难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如果系主任、学科带头人或者其他教授吩咐去做事，一起做课题、写申请书，是很难拒绝的。因为在之后的考评当中，这些人都可能是评委中的一员，拥有投票权。”余青邦称，因为担心得罪对方，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写那些不熟悉、不感兴趣的课题。
让余青邦印象很深的是，他的一位同行在学校组织会议邀请教授时，还被安排去机场接人——明明是科研秘书的工作，也都落在了他们的头上。
在境外拿到博士学位的刘睿，回来后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适应期”。
首先是学术评价标准的问题。“中国的一些新兴学科里面，学术标准可能很不一样。”刘睿对全现在分析，因为几代人接受的学术训练完全不一样，所以很难找到一个标准，是其他所有人都认可的。而当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时候，其实tenure是很难建立的。刘睿进一步说，这种情形下，不同代际学者甚至连哪一本期刊更好这种事，都可能认知完全不同。
而当tenure-track被移植到国内后，给青年教师的支持却显得不足。在刘睿的印象中，美国高校招助理教授整个面试要持续一两天时间，面试者可以在校园参观，还会和本科生见面，大家一起吃饭聊天。“相当于一个把你纳入社群的仪式。学校也特别希望你成长为一个副教授——对你的预期是这样的。像行政工作会尽量交由行政人员来做。助理教授和教授，在办公室也不会有差别。助理教授也可以参加博士生的答辩，也可以带博士生，没有所谓的博导制。它整个的文化其实是把你看成一个有待成长的年轻人，而不是一个尊卑体系。”
但相比之下，刘睿观察到，国内学术资源的分配资源和头衔的关系过分紧密。“所有东西都是按你的头衔来分配的：讲师只能给本科生上课、答辩，不可以给硕士、博士上课，不可以参加他们的答辩，直到你变成副教授和教授。”他记得自己刚到学校那两年，课程的助教是按职称来分配的——一个教授的课不管班级多小，可以有1个助教；而一个讲师上再多人的课，也没有助教。
“讲师好像就给人一种你还是实习生的感觉。”在另一所“双一流”高校任职的林雨也有类似的感受，“一般情况下不是特别被重视。比如说有一个地方要找人来做讲座，他可能并不是看你做的东西是不是够好，他可能就只是希望要找一个副教授来做讲座。”
同为“海归博士”，林雨还提到，写项目申请书，也是一门要适应一段时间的“功课”：“它是有一套专门的语言的，我觉得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学习的——每一次有一个项目来了就写（申请），但是也不知道自己写的到底行不行，也没有人知道行不行。（项目）中标率又非常低，所以大家最后就会有一种在买彩票的感觉，我能做的事情就是多买几张。”
在刘睿看来，在这样的体系下，那些认真思考的，对待自己的东西特别有敬畏之心的，或者有点完美主义的人，从理论上讲，他们其实是更好的学者，但恰恰也是在这个制度里最痛苦的。“那些心思相对简单的，比较程式化或者量产论文的，把生活和学术分得开的人，他们内心过得反而舒畅。”
如果当初没有顺利“上岸（即拿到终身教职）”，刘睿就会被转到非教学科研岗位——这也是其他很多高校“青椒”的一条退路。“这个编制是保证你有一份工作，但是谁也不愿意变成图书管理员。”
5. 竞争之下
效率压力之下，“非升即走”有时候也被被戏称为“飞升疾走”——2019年，中国在155种最具影响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为13068篇，比2018年增加1750篇，连续第十年排在世界第二位。而根据日本NHK的报道，2019年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论文数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青年教师们则在争分夺秒地想把成绩尽早做出来。
除了“3+3合同”这六年的压力之外，35岁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道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底下的青年基金，设的申请年龄上限就是35岁。如果到35岁连这个都拿不到的话，你可能自己也会问自己，是不是适合这一行？”魏康说，这道坎也让很多青年教师自然而然地考虑把家庭和婚姻问题放在人生规划的后面几年。
这对“女青椒”的影响更加明显。林雨还记得自己博士毕业时找工作的经历，“当时，我投简历给一所学校，结果校领导问我丈夫为什么没有投。（我想）他们其实更想招一个男生，最后他们也没有通知我去面试。”还有一个师妹告诉她，说是去北京某双一流高校面试的时候，不断被问及有没有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要不要生二胎等。
林雨目前所在的学院里，女老师更多一些，女性的副教授也要更多，学院里发论文最多的也是女老师。“性别意识还不错，”林雨总结说，“但在非升即走的不安全感和压力下，很多女老师只能推迟生育。对于一些女老师来说，工作的压力和生育的压力是撞在一起的。”
去年，一项针对453名女性研究人员的调查发现，69.1%预聘教师已经推迟了她们的生育计划；而在已经“上岸”的受访者那里，这个数字是37.1%。这项研究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它还发现，尚在预聘期内的女性教师在工作期间不太可能生育：只有32.5%的人生育。一些受访者在读博士期间就生了孩子，因为她们认为招聘方对已婚未育的女性申请人有偏见。
在魏康看来，高校人力资源市场化的这种过程中就产生了一种“卖盘严重积压，但是买盘又不可能无限扩大的情形”，“市场化带来了效率的提高，但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把这些让效率提上去的个体给关怀好，可能是今后需要面对的问题。”
作为“没被关怀好的个体”，李峰选择了离开。
他决定进入金融行业。白天，他在实验室忙碌，晚上就研究各类案例，好准备金融行业的考试。几次投简历碰壁后，他凭借“还不错的数学”，终于找到了一家薪水较低的老牌机构。一年后，再次跳槽。
离开高校后，他发现，“科研界就像是一个吞噬器，人一旦进入，就是一个恶性循环，越卷越封闭，越封闭越难以把眼光放宽。搞科研的博士把眼光放得更宽一些，或许就能海阔天空。”
但更多人还在继续参与着这场竞赛。“其他人都在大浪里卷着，往前拼命游泳，我在岸上也不能躺下来。”尽管一入职就有编制，不需要经历”非升即走“的淘汰机制，但林雨还是选择了跟其他人一起“卷”。三年后，她评上了副教授。这意味着，她不用像刚入职时那般过着月薪5000多的拮据生活。也意味着，她终于摆脱了“当实习生”的感觉。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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