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特·温斯莱特的新剧《东城梦魇》，不出所料地火了。以《泰坦尼克号》中“露丝”的经典形象为人熟知的温斯莱特，在《东城梦魇》里做了她近些年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儿——打破社会对女性的一系列规训。
出演一个并没有亲和力的角色、不让海报设计师把自己的皱纹修去、不让剪辑师减掉自己显出肚腩的画面……在近些年一系列“奥斯卡最佳女主+悬疑”剧集的风潮中，她似乎是走得最远的那一位。
它的色调灰暗、场景质朴、人物平凡，但是却有着真实的力量。它是一个我们观察当下女性主义的极好样本，凯特·温斯莱特从《泰坦尼克号》到《东城梦魇》的转变，就是女性在这十多年来的觉醒历程。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叶倩文，编辑：程迟，头图来自：《东城梦魇》剧照
平静的小镇，惨死的女孩，隐秘的不伦恋情，各怀心事的人物……这是一个典型的悬疑剧开场，也是最近大热美剧《东城梦魇》（Mare of Easttown）的主线故事。
这些元素让人很难不联想起三十年前大卫·林奇被“封神”的名作《双峰》，但《东城梦魇》并非简单地套用故事模式，而是演绎出自己的现实主义风格，其中不仅观照了当下美国中下层社会的衰落，更是一部杰出的女性主义作品。
整部作品基本围绕着女警探梅尔（Mare）的行动展开，以其家庭困境和职业危机双重线索交织出当代美国小镇凋敝而绝望的状况。
我们跟随主人公破案的过程，一边抽丝剥茧地探寻到女性坚强外表下的脆弱和不堪，还得以看到一个个深陷酗酒、吸毒、卖淫和滥交的无望的普通美国人。可以这么说，《东城梦魇》从个体遭遇出发，没有陷入自怜哀伤的情绪，反而观照严肃的社会问题，是我心目中最佳的女性题材影视作品的样貌。
近年来，随着#me too等运动的发酵，“女性电影”和“女性剧”也成为创作者和媒体的宠儿，涌现一批表现和反映女性生活、女性问题的作品，形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
其实，所谓“女性剧”，并不像“女性电影”那样有着相对严格的界定，很多时候，我们会把针对女性观众群体的肥皂剧也纳入“女性剧”的讨论范畴，但即使如此，通过分析近年来流行的“女性剧”文本，我们也不难从中发现当下的流行文化中女性的形象与传统女性的差异，观察到一种潜藏在大众文化中的女性主义意识。
在女性议题的众多作品里，有一种类型是经久不衰的，那就是所谓的“大女主”，也就是女性角色占据核心位置的影视剧。显然，不同的时代推崇不同的“大女主”，她或者端庄贤惠，或者古灵精怪，或者楚楚可怜，或者独立自信……“大女主”的背后折射的是时代对女性的想象和期待。
《东城梦魇》是一出人物繁多、叙事复杂的电视剧，因此也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幸运的是，它邀请到了阔别小屏幕已经十年之久的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接下了女主角梅尔这个角色，还让她担任这部剧的制片人，为这部电视剧注入了鲜明的女性色彩，它也被网友称为年度最期待的“大女主”作品。
因此，我们不妨借助《东城梦魇》的广泛关注梳理近年来的所谓“大女主”美剧，从而考察我们这个时代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生存状况。
一、焦虑不安的女性
有评论曾说，温斯莱特总是喜欢饰演“小制作电影里并不幸福的角色”，擅长扮演“焦虑不安，困惑不满，很难打交道”的那一类女性。
《东城梦魇》里的梅尔也是这样一个人物，她的儿子因吸毒引起的绝望而自杀，丈夫也离开了自己，一团乱麻的生活里不仅要解决年迈的母亲、高中叛逆期的女儿、年幼的孙子的问题，还要应对随时可能失去孙子抚养权的危机。与此同时，梅尔心心念念的事业也遭遇了瓶颈，因为接连发生的少女失踪和被杀案件饱受舆论的压力。
电视剧的开始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麻烦缠身的中年女人的日常——她是如何在家庭和工作中腹背受敌，又是如何面对同样焦虑的其他小镇居民。
我们跟随梅尔进入一个个家庭，逐步建立对整个小镇人物群像的认知，梅尔的朋友洛瑞（Lori）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女性形象，她的家庭看上去完美，其实却千疮百孔，丈夫出轨，儿子有暴力倾向，因此洛瑞经常处在惴惴不安的焦虑里，是全剧最具忧郁气质的角色。
纵观整部剧集，梅尔和洛瑞形成了中年女性命运的一体两面，不论是忙于工作打拼还是全身心照顾家庭，都有可能面临婚姻和家庭的危机。她们共同的地方则在于，当危机来临，她们无需依靠男性，敢于付出一切去保护自己的家人。
《东城梦魇》提示我们，个体的抑郁和暴力并非简单的个人悲剧，它激发我们不断地去追问和思考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小镇陷入绝望中。更难得的是，这部剧集选择了梅尔这样一个有着颇多缺陷的女性带领观众走出迷雾，应该说，探案的过程既是梅尔自我疗愈的过程，也是观众得以在丰富文本中进行深度思考的过程。
某种程度上，正是梅尔的创伤和失误打破了我们对“完美女性”的期待，将真实的女性心理状况呈现出来。毕竟，在诸多对女性的污名化的叙述中，“歇斯底里”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女性仿佛天然就比男性更容易陷入焦虑之中，因此也更容易被指责为“情绪化”。事实却是，“情绪化”并不是女性独属，也不意味着是弱者的表现。
妮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在剧集《无所作为》（The Undoing）里就扮演了几近崩溃边缘的女性格蕾丝（Grace）。格蕾丝本来和丈夫过着人人艳羡的富裕生活，但某天一觉醒来却发现结婚多年的丈夫失踪了，还成了被通缉的凶杀案嫌疑人。作为受到伤害的妻子，格蕾丝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愤怒，而是深深的自我怀疑，这种情绪本身就是被丈夫洗脑异化的结果。
女性主义著作《阁楼上的疯女人》（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指出，“疯女人”的存在既是社会结构的逼迫所致，同是她们也可以是规训的反抗者。或者可以这么说，简·爱和那个阻碍她和罗切斯特结婚的伯莎根本就是同一个女性的两面。
![《阁楼上的疯女人》[美] S.M.吉尔伯特 / [美] 苏珊·古芭 著，杨莉馨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https://i.aiapi.me/h/2021/06/12/Jun_12_2021_11_04_30_10494440684272401.jpeg)
二、危机四伏的家庭
除了凋敝带来的社会性抑郁，《东城梦魇》还揭示了现代家庭的瓦解和不安，将人物命运和家庭关系进行了一种绑定和联系。
家庭对于女性意味着什么？这是女性剧一直试图探讨的东西，随着女性议题渐渐被纳入社会主流的问题意识当中，家庭的含义似乎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2019年推出的剧集《致命女人》（Why Women Kill）同样是一部以婚姻家庭与凶杀案件结合的作品，这部剧以“杀死丈夫”作为噱头，巧妙地利用同一所房子将三个时代的女性交织在一起。
三位女性，三种价值观，却将女性作为命运共同体联结起来。1960年代的贝丝·安在得知丈夫出轨后选择了和情人做朋友，本想挽救婚姻却意外发现了丈夫的真面目；到了1980年代，西蒙娜则需要面对同床十年的丈夫一直是同性恋的事实，她一面选择和18岁少年偷情，一面重新梳理自己和丈夫的关系；2019年的故事则关于一段开放式婚姻，妻子泰勒是家庭中收入高的一方，她将自己的女朋友带进了家庭，事情却渐渐失控……
“女人为何杀人？”这是电视剧开篇的时候，主角面对观众提出的问题。这部剧集看上去“厌男”，其实表达的还是女性为了维护家庭和尊严的努力，女性杀人往往是因为爱。尤其是这部剧淡化了三位女性在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表现，几乎将她们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内部，更加突出了主创对传统家庭观念的维护——毕竟真正在这部电视剧里被杀死的人都是因为亵渎了家庭的神圣。
《致命女人》看似激进的立场背后，其实是对传统价值观的呼唤。但即使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中看见女性为了争取自己应有权利的努力、她们对父权制的挑战，以及在家庭中付出的不易被承认的劳动。
艾美奖（Emmy Awards）得主《大小谎言》（Big Little Lies）同样用一起“杀夫案”折射当代美国的家庭危机，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小镇上，不同女性各自的困境。这部剧集没有将故事的重点放在悬疑推理上，而是从日常生活入手，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女性独特的生命状态，以及她们对婚姻和自我的迷茫。
诚如《大小谎言》的主演之一瑞茜·威瑟斯彭（Reese Witherspoon）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的那样：“我们得开始在影视中看见真正的女性有着怎样的经历，无论它是否牵涉到家庭暴力，是否牵涉到性侵犯，是否牵涉到不忠或离婚。我们都需要看看这些事情，并且反问自己你能做什么。有些女性明明拥有惊人的才华，却在生活中扮演着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妻子或女朋友角色。”
或许，也是因为这种命运的隐秘联系，《大小谎言》里的女性才结成了同盟，对家暴丈夫的死亡真相绝口不提。危机让女性前所未有地团结，形成了精神上的乌托邦，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的含义也被扩大。也正因为如此，《大小谎言》里的女性得以从家庭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走向更自由的、丰沛的精神彼岸。
三、走向团结的反抗
在传统的影视剧叙事中，女主角往往天真美丽，总有嫉恨她的女性作为反派出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白雪公主》的故事，《阁楼上的疯女人》则指出，这个故事中的皇后其实是内化了的男权化身。显然，不少女性剧的创作者也意识到了这点，历史地看，与其说女性总是在男权阴影下互相竞争，不如说她们正走向团结的反抗之路。
“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Cate Blanchett）去年主演的剧集《美国夫人》（Mrs. America）就是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团结起来为自身权益抗争的绝佳案例。这部剧以1970年代的美国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为大背景，展现了自由和保守两派女性如何围绕《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ERA）进行各自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行动。
有趣的是，最被人关注的布兰切特所饰演的菲莉丝·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恰恰是这场运动的反对者，尽管该剧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极力赞颂了自由派女性主义先驱的贡献，但主创并没有污名化施拉夫利，反而将她的命运与其他先锋女性主义者等量齐观，指出尽管女权主义者内部也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但正是这些女性冲破加在自己身上的种种束缚，积极地制造社会可见度，才让后来的女性有了更多的社会空间。
甚至，剧本忠实还原了菲莉丝·施拉夫利的家庭生活，以及其微妙的细节，表现她作为女性在家庭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尽管她声称自己从未受到性别歧视，一直是一个快乐的家庭主妇，行动上却不顾丈夫反对，五十多岁进入法学院进修，积极参与政治事件，从而有力影响了美国政坛。
让人感动的地方在于，尽管历史上《平等权利修正案》因为菲莉丝·施拉夫利的干预而没有通过，但其对手——著名的女性社会活动家洛丽亚·斯泰纳姆却表示，修正案的失败不在于一些妇女组织的干预，而是隐藏在她们背后的男性，斯泰纳姆说：“女性没有能力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
事实上，《东城梦魇》最动人的部分也在于这种基于生命经验形成的女性之间的深刻理解，不论是梅尔和母亲、女儿三代女性的互相照顾，还是梅尔和洛瑞之间的友情，都远远比剧集里的爱情来得动人。
这部剧不断地以女性之间坚固的友谊反衬爱情婚姻的不可靠性，甚至有意识将梅尔的家庭塑造成一个只有祖孙三代女性和一个婴儿的理想“乌托邦”。至于同样饱受摧残的洛瑞，她不但接受了丈夫的私生子，还在梅尔查出自己的儿子才是真凶后，也选择了理解和原谅。
我相信，这绝对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一种伟大的承担。或许可以这么说，《东城梦魇》剧集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男性不断退场，女性团结起来、坚强重塑生活的过程。
当然，这样的结局或许让很多人意外，有网友不满，直呼“烂尾”，但这恰恰是这部电视剧的核心，它要揭开的正是日常生活里潜藏的暴力，本质上是对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反思，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悬疑故事。
当梅尔终于查出真相，她也陷入了对正义和秩序的怀疑中。全剧在最后借助心理医生之口点出，如果不是梅尔坚持不懈地查案，另外一个家庭或许还是完满的。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小镇上的诸多悲剧，这个问题或许才是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叶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