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北京电影学院博士、演员翟天临,因为一句“知网是什么”而引起轩然大波,之后,网友们扒出翟天临包括毕业论文在内的多篇论文涉嫌抄袭。确认抄袭行为后,翟天临被取消北大光华学院博士后资格,并被北京电影学院撤销博士学位。


又是一年毕业季,虽然这场风波已经过去,但是翟天临显然已经成为了众多苦于论文查重的毕业生的“靶子”。论文查重,本应该是纠正、监督学术不端的手段,有着良善的出发点,为何会变成许多毕业生无法跨过的门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重木,编辑:程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许多人都知道,在网上谩骂、揶揄或嘲讽翟天临,并不会真的解决论文查重给他们带来的困扰。


过完嘴瘾后,900万名毕业生似乎还得乖乖地一遍遍花钱查重,如果超过规定比例则需要反复修改、肢解甚至粉碎自己的论文,以达到降重的目的,最后在无奈之下拼贴出一份不甚如意的毕业论文,完成多年的大学生活。


翟天临或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回复中说:“如果骂我能帮助大家缓解论文季的压力,那我觉得被骂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与此同时,在转发评论近几年网上论文查重率价格一路飙升的新闻时,他也指出一个或许更加重要的问题,即“通过被骂的现象,了解研究生为什么这么苦,是一件值得讨论的事”。


澎湃新闻在其报道中指出,在2019年翟天临事件后,学术界对论文抄袭现象高度关注,由此使得许多高校开始通过压低论文查重率来减少学术不端。这导致的一个副作用便是论文查重市场内相关价格的飞涨,一年内即突破10倍,商家赚得盆满钵满,本身就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众多毕业生,则成了这场收割里的最大受害者。


翟天临在微博回应争议。<br>
翟天临在微博回应争议。


在各种倾诉无门的状况下,到网上谩骂翟天临便成了一个最安全的宣泄途径,但显然,问题不可能就此解决。


“天临元年”不是突然到来的


对于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而言,毕业论文的查重是整个毕业季中不可或缺的环节。论文查重率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出现学术抄袭或相关作弊行为,在国内外都使用的检测手段。


在国内,一般是根据不同学位分为不同的查重要求,即本科生重复率不超过30%、研究生不超过20%和博士生不超过10%。


只要论文查重率在这三者以下且论文质量或结构没有问题,学生便可以申请参加答辩。而在被网友戏称为“天临元年”的2019年之后,许多院校开始下调对论文查重率的要求,一般都是从30%降到20%或15%,有些高校甚至还降到了8%以下,让毕业生压力倍增。


如果我们稍微关注教育部这些年在高校毕业论文等学术方面下发的规定就可以发现,自2018年起便有相关通知强调对论文原创性的注重和审查,加强对论文抄袭、造假行为的监督与处罚;2019年再次对通知进行明确与细化,要求完善和健全国内学术检测与监督机制,加大对学术不端、论文抄袭与造假行为的查处力度。


所以,对大学毕业论文的要求的加强,并非翟天临一人引起的,他只是作为“典型案例”被赋予了特殊意义。这一趋势本身,其实早就在学术圈和教育界有着相应的共识。


许多毕业生根本不会写论文


根据相关数据,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是909万,同比增长了35万。其中,绝大多数学生取得学历学位的最大门槛,便是毕业论文。


问题是,许多学生对“论文”了解有限,尤其是它一系列的学术规定和要求。因此我们才会看到许多毕业生的论文查重率都卡在基本的论文格式或是相关的技术层面上,这或许是在整个我们所讨论的毕业生论文查重率问题中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郑也夫《与本科生谈:论文与治学》一书附录的三篇论文选编前言中,作者接连多年反复地表示“今年论文出现滑坡”“每况愈下”等情况,并且许多高校教师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论文与治学》,郑也夫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5
《论文与治学》,郑也夫 著,中信出版集团,2018-5


由此可能延伸的问题便是,论文写作本该是本科教育中的基础部分,但我们往往会发现它似乎成了本科生学习中最困难的部分。恰恰是这一部分,在当下许多高校的本科教育甚至硕士和博士教育中,往往捉襟见肘。


在南大教授徐有福所著的《学术论文十讲》中,作者几乎是手把手地教学生写作论文,如“怎样选题”“怎样查资料”“怎样做社会调查”以及“怎样读书”等等,都事无巨细地一一指点,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下学生论文写作时的局促。


《学术论文十讲》,郑有富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1
《学术论文十讲》,郑有富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11


就如博士毕业的翟天临可能问“知网是什么”,也会有许多的博士甚至连一本严格的学术专著都未读过,或是对相关的结构以及技术层面的要求一无所知。这看似耸人听闻,却真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正因此,我们才会见到越来越多针对高校学生论文写作的指导书籍,如《怎样做开题报告》《学术写作指南》《会读才会写》《芝加哥大学论文写作指南》以及《学术期刊论文写作必修课》……这些“指南类”书籍的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新的论文写作“八股化”也渐渐形成。


《芝加哥大学论文写作指南》,[美] 凯特·L·杜拉宾 著,雷蕾 译,新华出版社,2015-9
《芝加哥大学论文写作指南》,[美] 凯特·L·杜拉宾 著,雷蕾 译,新华出版社,2015-9


在这一状况下,论文查重率必然就会成为一个恼人的东西,我们不能仅仅认为这是学生自己不努力所致,更深层的原因或许是,我们为何会以一篇论文来衡量大学教育?


高校扩招后,生源基本质量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教育氛围也变得拥挤和功利化,一方面学校对学生教育仓促而不深入,另一方面学生被催促着毕业和就业,忽视了教育在个体生命中的重要作用。


郑也夫在其《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中指出,近现代教育是服务于生产,教人们如何工作的。在这一状况下,如何习得有用的、可以为工作服务的技能和知识便在教育中日益占据上风。


如果我们从硕士和博士的年制来看,一些学校为了能招收更多的学生而缩短硕博年制,也更加偏重知识的有用性和可回报性,而对传统人文、道德和艺术类教育失去兴趣。


因此,论文的写作也就不可能在这样浮躁的环境中有多大创新,只能是许多老生常谈或是陈词滥调。再加上学生们在短短的三四年中收获有限,更不可能要求他们具有多大的原创能力,在各种借鉴与引用中,必然会出现抄袭甚至作假的问题。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郑也夫 著,中信出版社,2016-8
《后物欲时代的来临》,郑也夫 著,中信出版社,2016-8


查重能提高论文水平吗?


在实用至上的教育环境中,论文查重的焦虑几乎是必然会出现的。


以硕士年制为例,两年或两年半对一个学术硕士来说时间非常局促,一年学业刚开始便已经需要准备毕业论文开题与写作。在这样紧缩的时间里,我们就很难要求学生们沉下心来安安静静做研究,更不必提还有C刊论文发表数量等硬性规定。


这就是当下大学教育环境的尴尬之处:一方面我们期待一种鼓励独立思考、注重原创精神的教育,但另一方面,大学毕业论文尤其是本科论文的教条化,很容易使学生产生应付和完成任务的心理,论文必然很难产生创新,只能生产出大量无用的学术垃圾。


哈佛大学“公正课”。<br>
哈佛大学“公正课”。


在韦伯最著名的演讲《把学术作为志业》中,他便冷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在一个去魅的、世俗化的时代里,学术是否能作为一种志业?对世界的知识与我们的生活和实践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韦伯坚信,科学最主要的功能便是使人做到“头脑的清明”,由此才能在面对纷杂的社会与政治时拥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今天我们的大学教育以一篇论文作为最重要的考核指标,是否能实现这一愿景呢?


《学术与政治》,[德]马克思·韦伯 著,钱永祥 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4
《学术与政治》,[德]马克思·韦伯 著,钱永祥 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9-4


202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有900万人,其中能有多少份毕业论文是可看的?有多少是真的能拿得出手的?我们在这里还不是说本科毕业论文,而是硕士和博士的毕业论文。


论文设置一定的查重率,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问题是这些查重机器只能机械性地计算重复率,而不能真正地研读论文,经常出现各种误判现象。于是,在一遍遍花钱查重的过程中,衍生出一片灰色的牟利市场。


在b站上搜索“查重”,也会有大量的“降重”教学贴。<br>
在b站上搜索“查重”,也会有大量的“降重”教学贴。


有时候不是论文抄袭或造假,而是查重系统的问题。诸如一些常用词语、理工科专业的相关公式、数据符号甚至是文献资料和法律条文的引用,都会被系统检测为重复内容,由此导致重复率高居不下。最终,学生们只能通过修改自己的论文来降重,于是另一个牟利市场又随之诞生——降重。


现在虽然已经很难在淘宝找到“降重”,但它依旧存在。根据一些媒体报道,很多降重机构都是使用人工降重,而这些“雇员”竟然大多是高校教师。还有比这更荒诞和无奈的吗?


在淘宝上搜索“查重”,发现大部分的查重费用并不低。<br>
在淘宝上搜索“查重”,发现大部分的查重费用并不低。


论文不应成为唯一标准


很多网友批评,大学论文的格式和相关要求太制式化了。但是,论文要有一定的撰写标准,一方面是为了训练学生的学术研究方法,另一面是方便学术共同体之间的交流。


关键是,论文不应该成为判断一个学生学术、研究或所受教育水平的唯一标准,论文的重复率也就更不能成为最终判断学生学术是否规范的唯一标准。


汪民安在《现代性》中曾指出,伴随着现代性而来的学科专业化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术业有专攻,它本身就是把双刃剑。当下我们似乎也更能感受到这一焦虑:一方面我们再次强调通识且全面的教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专业化教育确实是现代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需求。


《现代性》,汪民安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汪民安 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的确,许多接受通识教育者或许会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四处碰壁,而职业化的教育在寻找工作时更占优势,但是,在面对个体生活、人生遭遇的种种情感与生命问题时,我们需要更广阔的学识与智慧,这些是高度实用化的教育无法提供的。


在我所读高中的一栋教学楼上,有一句出自陶行知的话:“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句话在当下或许已经显得颇为古典或陈旧了,但对于教育与学习,我们难道不是常常如此希望吗?


当我们被埋没在无边无际的表格、会议、论文与查重率中时,也就没有多少剩余精力去读书和思考了。教育不仅仅是识字考试,就如学者欧丽娟在采访中所指出:


当代的“文盲”不再仅仅指那些不识字的人,恰恰是许多识字甚至学历很高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所学并未能使他们目明,反而是更加目盲与冷漠。而使人目明的教育,让我们在面对生活与生命的困境时,拥有坚强和清朗的勇气;在面对陈词滥调时能够独立思考与判断,不为外界压力所折服;在进入复杂多变的社会后,既能够始终保持着一颗具有共情能力的心,也能拥有在面对复杂问题时所需的解决能力和手段。


提交一份完美地符合格式和查重率的论文,与此几乎毫无关系,有时甚至是相悖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重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