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韩国的文艺作品在国际的舞台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李沧东的《燃烧》在戛纳电影节引起了热烈讨论，《寄生虫》成为2019年最受肯定的电影，而《82年生的金智英》在中国也引起了诸多讨论与关注。
韩国文学和韩国电影从某些方面来说是共生的，李沧东在成为导演之前，是一位作家。韩国的文学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对社会百态的冷峻描摹与思考是它的名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徐图之，编辑：程迟，头图来自：《寄生虫》
韩国文学似乎成了中国读者的新宠。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和《烧纸》分别当选2019、2020年中国豆瓣网最受关注图书（外国小说类），引发了很多讨论。
其实，前者只是一本文笔粗糙的畅销书，它的一纸风行缘于迎合了这个世界高涨的平权情绪；后者初版于1987年，在韩国只再版两次，它在中国受青睐，更多是因为作者李沧东更为耀眼的电影导演身份。
![《82年生的金智英》，[韩]赵南柱 著，尹嘉玄 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9](https://i.aiapi.me/h/2021/04/15/Apr_15_2021_02_46_11_5453342094203017.jpeg)
在韩国，有更多比它们更值得关注的文学作品，只是很多尚未引进，或者曾经出过中译本但被忽视了。本文拟介绍若干本遗珠以飨读者，这些小说也是韩国近四十年来当代社会变迁的见证，也期待中国出版界能引进更多元的韩国作品。
一、李沧东：是导演，更是作家
先从李沧东的《烧纸》说起。中文版译者金冉说，李沧东小说有两个主题——朝鲜战争带来的南北分裂及社会分化、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病症。
前者在韩国称之为“分断文学”。按照2005年韩国作家赵廷来在以他为名的纪录片中的说法，这类作品占二战后韩国作家创作的六成，赵廷来的十部作大河小说《太白山脉》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迄今在韩国销量逾千万本，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
不过，随着冷战结束、韩朝关系缓和以及岁月流逝带来的记忆逐渐模糊，这类题材在1990年代后已不再是韩国文坛的主流，作者和读者大量流失。
另一个主题的创作可以称之为“社会问题小说”，不时发生的各种恶性案件、社会惨剧等，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1987年后韩国民主化，也保证了作家的创作自由，至于作品写得好不好，就看各人的文学功底了。
不过，金冉将《烧纸》中的第一篇小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归为第二类主题，说“这份长途大巴车上的现场报告，如同射向良心的利箭，射向了车内衣冠楚楚、泰然自若的一干民众，辛辣地批判了韩国社会逐渐走向保守的社会现象”——这就误导了读者，因为他也被作者的障眼法误导或者说迷惑了。
![《烧纸》，[韩]李沧东 著，金冉 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20-5](https://i.aiapi.me/h/2021/04/15/Apr_15_2021_02_46_38_5453368783474273.jpeg)
李沧东在去年接受中译本出版社安排的一次釆访中说：“当时的审查当然影响了创作自由，最可怕的是，在当局审查之前还要进行自我审查。其实，可以说这本书中收录的几乎所有小说，都经过了自我审查。”
《烧纸》的第一篇《为了大家的安全》和最后一篇《战利品》就是最好的证据。李沧东这部短篇小说集，不是以各小说发表年份的先后为序，这两篇作品的主题其实是呼吁大家关注当时韩国的社会现状，所以他才将它们放在书中一前一后，希望引起读者重视。
《为了大家的安全》最初发表于1987年3月韩国创作与批评出版社的新作小说集，当时韩国处于不安与动荡之中。
因此，李沧东在小说中采用了双声部叙事手法声东击西。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从首尔坐大巴回光州老家的老太婆的闹剧：“为了大家的安全”，乘务员要求乘客系上安全带，但老太婆不但不听还在车上大吵大嚷，甚至忍不住在车道小便，被人强行系上安全带后昏了过去。
读者的注意力显然被引导集中在这闹哄哄的场面及乘客的冷漠上，而忽视了她说的一番关于儿子之死的话，“根本无法揣测老太婆的这番话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乘客们依然没有任何反应”——她指着乘客们是这么骂的：
“就是你们这群家伙害死了我的儿子啊。知道我家孩子是怎么死的吗？呵，你们肯定早就忘了吧，我可是一直都记在心里，一分一秒都没忘记过啊……哼哼，该死的家伙们，没心没肺不要脸的家伙们，连耗子都不如的家伙们，臭虫一样的东西，又脏又坏的家伙们。”
这两段骂街，表面上看是骂车上的乘客，但他们和她素不相识啊，那就是指桑骂槐了：骂那些欺骗了儿子，引诱/煽动他丢下工作去做“更重要的事”的人们。
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在这位老太婆看来，这样的“我”比凶手更可恨。
李沧东1983年发表处女作《战利品》时，社会气氛比1987年更压抑，他在自我审查上就更隐晦了：全篇小说共六小节，表面上是“我”追忆与女同学的往事，但一个名叫“金长寿”的男同学阴魂不散，事实上诉说着韩国年轻人心中的愤怒与不安。
![《客地》，[韩]黄皙映 著，苑英奕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1](https://i.aiapi.me/h/2021/04/15/Apr_15_2021_02_46_43_5453373806060571.jpeg)
事实上，这种自我审查并非李沧东一人的经历，《烧纸》附录的作品解析提到了他与前辈作家黄晳暎的异同。黄晳暎中短篇小说选《客地》中文版译者在前言中也说，书中黄的作品分三类，前两类与《烧纸》译者“所见略同”，第三类则是反映韩国现代史另一个重大事件——光州事件，如小说《峡谷》，它原本不包括在韩文版《客地》中，只在中文版中收录了。
二、21世纪的新文学
到了21世纪，“最近不写小说吗？我好像很久没看到林兄的新作啊。拜托，请脱离什么‘光州’‘朝鲜战争’之类的陈年素材，写一篇时髦作品，好吗？”——这是长篇小说《百年旅馆》作者林哲佑借他人之口对自己提出的质疑。
![《百年旅馆》，[韩]林哲佑 著，朴春燮 / 王福栋 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12](https://i.aiapi.me/h/2021/04/15/Apr_15_2021_02_46_46_5453376839330292.jpeg)
继1998年四卷本光州题材超长篇小说《春日》出版后六年，林哲佑又以这部新作做出了回答，这次的创作范围更广——涉及日本殖民统治、济州岛四三事件、韩国派兵参加越南战争等事件。
但他的故事并非简单回顾历史，而是描写这些事件的幸存者或死难者的身心双重后遗症，并为亡者献上镇魂曲，这对作家本人也是一次疗愈。
而另一位作家韩江——作家韩胜源的女儿，也于2014年推出了长篇小说《少年来了》（台湾2018年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此外还有英、日、越等译本，据说简体中文版也将引进出版）。该书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文笔复活20世纪70年代末几个少年的生与死，这本书，最好在阳光下阅读才不会不寒而栗，令人叫绝。新世纪韩国作家已经彻底摆脱了1980年代字谜避讳式的自我审查写作。
![《离别的山谷》，[韩]林哲佑 著，朴春燮 、 王福栋 译，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12](https://i.aiapi.me/h/2021/04/15/Apr_15_2021_02_46_48_5453378919241932.jpeg)
而在韩国产业化的社会问题小说方面，则有被林哲佑誉为韩国版《百年孤独》的长篇小说《鲸》（作者千明官还写过一部产业化时期小人物奋斗记的B级电影式小说《我的叔叔李小龙》），天马行空的写法令作家殷熙耕也不禁赞叹“这部小说简直破空而来，从前的小说美学对它无话可说”（比如她自己的《汉城兄弟》也是从朴正熙到全斗焕产业化时代三个男人的故事）。
这部出自男作家、以女性为主角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也突破了以往韩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女主角甚至变性成男人，超越了女人，也超越了男人，其间的复仇故事，要辅之以韩国波澜万丈的现代化进程，才更容易理解。
此外，新千年发生的诸如首尔龙山区强拆致死事件、世越号船难事件，也在韩国催生了诸如孙亚澜《少数意见》与金琸桓《那些可爱的人啊》等关联小说（两书目前只有繁体中文版译本）。
前者比后者更胜一筹，不仅是因为孙作为美术专业出身的非专业作家很好地驾驭了充满法律专业术语的长篇小说（金著则可以看作是专业作家创作的同主题短篇小说集），在原创性上借用龙山事件做引子而另起炉灶并别出新裁（金著则只是出色地以各种身份还原了世越号事件中的好人群像），并且不偏不倚地让双方人物的发言与行动充分展现了人性的弱点与复杂性，超越了以往小说及金著中对特定政党人物的偏爱。
三、韩国的女性小说
在女性小说方面，《82年生的金智英》恐怕会像2001年的《我的野蛮女友》那样逐渐泡沫化——世人现在多半只记得同名电影，其实它是由网络小说改编而成。这部小说商业上的成功，在于metoo风潮正热时差不多直接喊出“男女要平权”的口号获得了共鸣，但缺乏文学成色的小说大概不会持久。
在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我首推女作家申京淑。她于2008年推出的小说《请照顾好我妈妈》在韩国迄今销量逾三百万册，今年3月出版的新书《去了爸爸那里》上市一个月即成为畅销书。
她曾于2014年在一次作家会议中说：“在写小说的时候，我可能会以女性视角，也可能是以男性视角观看……如果单纯以女性视角书写，不就忽略男性的视角了吗？……我自认为我并没有特别设定是用女性或男性视角来书写，而是以身为一位作家的视角书写人生，也就是说，它是自然写出来的东西。”
![《单人房》，[韩]申京淑 著，薛舟/徐丽红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12](https://i.aiapi.me/h/2021/04/15/Apr_15_2021_02_46_51_5453381871183696.jpeg)
不同于以往产业化或抗争小说的路数，女工出身的作家申京淑在近乎自传体小说《单人房》中，塑造了一个非旁观者而是亲身体验者的劳动者形象：“那时候我最讨厌的不是总统（如全斗焕）的嘴脸，而是买回来准备熬萝卜汤的萝卜冻得结结实实，用刀切不动。下雪的早晨，我打开水龙头，如果水没有结成冰，而是痛痛快快地流出来，我就会很开心。”
“否则，如果水冻了，流不出来，我就会心情不好。我之所以选择文学，并不是因为文学能够改变什么。我只是喜欢。因为有了文学，我就可以梦想现实中做不到的事情和遭到禁止的事情……”这样的形象虽不“进步”也不高大，但却是没有事后拔高自己的真情告白。
所以，她的《单人房》才是“有感而发、出自肺腑的真货”，而非《82年生的金智英》那种“迎合市场、矫情堆砌的赝品”（引自美国出版人迈克尔·科达回忆录《因缘际会》）。
![《请照顾好我妈妈》，[韩]申京淑 著，薛舟/徐丽红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3](https://i.aiapi.me/h/2021/04/15/Apr_15_2021_02_46_54_5453384854914507.jpeg)
不过，13年后出版的《请照顾好我妈妈》有所改变，该书中的妈妈，虽然从贫穷、战争、分居、离别等痛苦中一路走来，任劳却并不总是任怨。
女儿问她喜欢厨房吗，她只是说，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如果大家只做喜欢的事，那不喜欢的事谁做？另外，世上和女儿一起旅行的妈妈不乏其人，但被女儿带着一起去游行的你见过吗？书中的妈妈被小女儿带着参加了大学生李韩烈的国民葬礼，从未迈进校园门槛的她因此感到特别骄傲。
这样的女性形象不仅过去的韩国没有，在世界文学中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提升了小说的品格，也是对作家本人高中女工岁月回忆《单人房》成人礼式的跨越。
其次，女作家金美月的小说《第八个房子》也非常值得一看。书中女主角也叫“金智英”，但不是苦情文学，回顾1990年代的大学生活时，庸常中不时透出幽默，参与时代潮流之中但又能脱身，对历史背景的交代看似闲笔实际举重若轻，可看出作家的自传性质又显然有升华。不过，曾供养她长大并培育文学养分的老家海边书店，最后抵不过时代大潮不得不关门。
四、不好归类的李文烈
他于1978年进入大邱《每日新闻》做记者，次年末发表中篇小说《那年冬季》——一个迷茫的大学生准备到海边自杀，遇到一名坐牢19年才获释要去报复告密者的犯人。大学生猜后者约50岁，结果猜错“整整多了10年，因为那该死的19年”。最后，大学生活了下来，复仇者也放弃了计划。
![《青春肖像》，[韩] 李文烈 著，金成玉 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12](https://i.aiapi.me/h/2021/04/15/Apr_15_2021_02_46_57_5453387895064706.jpeg)
这可能是李文烈最具时代性的作品，因为随之而来的1980年他从报社辞职专事写作，收录在长篇小说《青春肖像》中的《河口》及《我们快乐的青春》即在此时完成，它们位列《那年冬季》之前，但更灰暗。
最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发表并获李箱文学奖的中篇《我们扭曲的英雄》（中译本又名《我们丑陋的英雄》及《扭曲了的英雄》）。该小说与收录在黄晳暎《客地》中的《写给弟弟》（发表于1972年）有异曲同工之妙，写的都是小学中的霸凌故事，不过李文烈的小说被评委们提到民族史的高度，认为它影射了被1960年“419革命”推翻的李承晚政权的舞弊及欺诈。
不过，李文烈所写的“扭曲的英雄”的本意，指的可能不是掌权者，而是那些谄媚权力并在旧权力崩溃之际迅速转向新权力者。这样的戏码似乎永未过时，而李文烈在1980年代进入文学创作全盛时期，2017年他开始写作回顾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遁走曲八十年代》。
至于二三十岁乃至四十岁出头的新一代韩国作家，目前读到的作品多不尽如人意（如张琉珍《工作的喜与悲》、孙元平《三十岁的反击》等），不说也罢，他们还需要继续接受时代的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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