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摘要：近来，外卖平台被一再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一边是欣欣向荣的外卖市场、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和不断提升的配送速度；另一边则是困在系统里的骑手、被殴打以及劳累猝死的新闻。以此为契机，我们提出“超级流动”的概念，用以描述骑手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甚至越来越疯狂的现象。
文章认为，平台出现的一系列负面事件都与超级流动有关。超级流动的内涵分为三个层面：首先，超级流动是在不确定的需求、关系与时空环境下借助互联网技术完成的超精准与高风险流动；其次，超级流动是资本增值的必然要求，因此流动会不断加速；最后，不加限制的超级流动会引发离“心”运动，集中表现为互联网平台“流动为生”从业者的高流动预期或流动率。而对“超级流动”的改变，需要放弃“短期主义”做法，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劳动政策。
一、引言
《2020外卖行业报告》的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餐饮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其中外卖产业规模为6535.7亿，相较于2018年增长39.3%[1]。外卖大盘的强势增长同样带动了平台岗位的增加。美团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美团平台上有单骑手数达到295.2万人，相比2019年上半年增加41.5万人，同比增长16.4%。即便在疫情期间，美团骑手数量也不降反增：2020年上半年新增的有单骑手138.6万人[2]。
与此同时，外卖平台送餐平均时长不断下降，从2015年的38分钟，下降到2016年的31分钟，并进一步缩短至2017年的28分钟[3]。外卖市场接连利好的增长和平台速度奇迹加速了平台在资本市场的高歌猛进。2020年10月，美团总市值达5162亿港元，成为仅次于阿里巴巴和腾讯控股的中国第三大互联网公司。
但是，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掀开了算法操控下的骑手的困境与绝望。紧接着，骑手送餐猝死仅赔2000元的新闻、深夜送外卖被殴打致死的消息接连把外卖平台推向舆论风口浪尖。一边是欣欣向荣的外卖市场、数以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和不断刷新的速度奇观，另一边则是困在系统里的骑手、劳累猝死的新闻和被殴打的惨剧。
我们该如何理解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巨大的现实反差？外卖骑手以年龄在20~40岁的男性农民工为主，他们整体文化水平不高，从农村或学校毕业以后直接来到城市，大多数都已结婚并开始养育子女赡养老人，作为“夹心层”的他们往往面临较大的生活压力[4][5][6]。他们是城市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从农村流动到城市，在成为骑手之前可能已经在不同行业间频繁流动，然后落脚于骑手这份流动为生的工作。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城乡流动、职业流动以及作为劳动方式的流动的缩影。流动，原本是他们摆脱农村、寻觅工作的途径，如今却成了他们工作的主要内容—他们不得不时刻保持一种流动、不确定或者易于流动、服从流动的状态。而当个体流动嵌入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安稳固定的生活就变得愈加遥不可及。本文从“新流动范式”出发，回到“流动中心性”，试图透过分析作为劳动方式的“流动”本身来理解欣欣向荣的外卖市场与在困境和绝望中挣扎的骑手之间的巨大反差。
二、流动：城乡、职业与劳动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40年。庞大的流动人口不仅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注入了蓬勃生机与动力，也深刻改变了中国的阶层结构与社会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文化和价值观念等也都随之发生了巨大改变。
“流动”也成为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议题。尽管“流动”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但最初被注意到的是大规模的社会、时间和空间转移，而不是劳动过程本身[7]。对于“流动”的认识，学界实际上经历了从城乡到职业再到劳动方式的转向。
“流动”最初被注意，起因于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城乡流动。农民以各种方式进入城市，掀起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的“民工潮”[8]。在西方国家，同样的人口流动也在进行，“穷人—通常不是白人—在流动，因为他们必须离开家才能生存”[9]。
进入新世纪，对城乡流动的关注转移到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夹在无法返回的农村和无力融入的城市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充满不确定。这种不确定反映在当下，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强烈的“漂泊”感与焦虑情绪，在不同工作之间、在农村和城市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漂泊无根”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一种典型“归宿”[10]。
“流动”还表现为工作岗位和工种转换[11]。由于发展中的城市经济需要外地劳动力来从事低端的、危险的苦活累活以及发展服务业[12]，因此农民工进城后主要流动到建筑、制造、运输等体力性劳动和餐饮、娱乐、家政等服务性行业。从流动频率来看，中国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相当频繁[13]。“多达63.65%的农民工变换过工作，在经历过流动的劳动力中，分别有48.1%和28.9%的农民工变换过一次和两次工作，流动三次及以上的占23.0%，平均每人流动2.06次”[14]。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平台经济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跳出传统的建筑制造和低端服务业，流动到新型的互联网平台行业中。一批“流动为生”的工作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滴滴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流动”不仅是谋生的出路——城乡流动，也不仅是谋生的选择——职业流动，更成了谋生的手段——作为劳动方式的流动。
“流动”以新的身份重新进入学界视野。之所以“重新”，是因为“流动为生”并非当下特有，人力车夫、邮差、出租车司机、卡车司机都以流动为生。但在互联网技术的作用下，“流动为生”的劳动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劳动过程呈现出灵活化、去雇主化的特点[15]，劳动者拥有灵活性的同时也受平台的严密控制[16]，平台通过数据和算法控制劳动过程[17][18]，消费者参与到管理中[19]。由于平台不再雇佣员工，不再购置机器设备和厂房，所有的人都变成了依附于平台的用户。在斯尔尼塞克看来，这是无产阶级日趋流动化的表现[20]。
厄里指出，我们正在经历全球范围的“流动转向”[21]。无论是城乡流动、职业流动还是作为劳动方式的流动，“流动”正日益成为许多生活、工作与组织的中心。与其把社会、国家看作界限分明并且自给自足的理解单位，“新流动范式”指出我们应该从运动的事实出发，避免把流动视作从属于固定的错误[22]。“新流动范式”强调“流动”的中心性，倡导透过“流动”反观文化和社会，因为“流动”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的不同思路”。
科恩通过区分空间流动的各种驱动因素，界定了三种流动工作：流动为生的工作—骑手、卡车司机、快递员；为工作而流动的工作，如销售、水管工、建筑工；以及流动时的工作—会计、编辑、IT工程师[23]。其中，流动为生的工作和为工作而流动的工作更有可能由蓝领工人从事，流动时的工作更多是白领工人的特权。一直以来，由于关于工作流动性的理论和研究一直围绕信息通技术的发展，因此也把重心放在信息通信技术的用户——白领工人上。
流动工作的特征表现为工作地点的重要性下降、去物质化、“随时随地”自由工作以及雇主或顾客的弹性需求。但是，并非所有人都和白领工人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在从事流动为生的工作和为工作而流动的工作。因此，“流动转向”不仅指回到“流动中心性”，透过流动重新认识工作、生活和我们所处的社会，还指把目光聚焦于从事流动工作的蓝领工人，因为他们构成流动工作的主体，他们工作中展现的特性在很大程度上才代表流动工作。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了民族志式的质性调查方法，主要包括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两位作者搜集数据的时间为2017年6月至2020年12月，在此过程中，一位作者在北京海淀区以骑手身份进入田野，通过参与式观察收集一手访谈资料，后期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到200多份有效问卷。另一位作者在北京朝阳区、海淀区、大兴区的部分外卖站点进行定点观察与访谈。
通过频繁走访外卖站点，跟随部分外卖员取餐、送餐，作者和骑手确立了良好关系，并进行与流动劳动相关的调查。在2017年7月，作者还采访了当时主要外卖送餐平台L的相关工作人员，包括首席战略官（CSO）、人力资源负责人、平台技术首席架构师、外包团队负责人等，了解了平台对于流动劳动的数据化、算法化管理。为了保证受访者权益，文章中对所有受访人员均做了匿名化处理。
四、何为超级流动
平台：订单的平均配送时长从2015年的38分钟，下降到2016年的31分钟，并进一步缩短至2017年的28分钟。
做过三年的美团配送站站长的金壮壮也清晰地记得，2016~2019年间，他曾三次收到美团平台“加速”的通知：2016年，3公里送餐距离的最长时限是1小时，2017年，变成了45分钟，2018年，又缩短了7分钟，定格在38分钟[24]。
无论是平台平均配送时长从38分钟缩短至28分钟，还是骑手3公里配送时长从1小时缩短至38分钟，不断压缩的时间意味骑手流动的速度在加快。时间压缩一方面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另一方面必须通过技术施加的对象—骑手—去实现。
正如《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所指出的，“系统有能力接连不断地‘吞掉’时间，对于缔造者来说，这是值得称颂的进步，是AI智能算法深度学习能力的体现。但对于实践‘技术进步’的外卖员而言，却可能是‘疯狂’且‘要命’的。”我们把骑手流动速度越来越快或者越来越疯狂的现象称为“超级流动”。毫无疑问的是，平均配送时长随着技术进步会进一步缩短，而骑手流动的速度也必然会进一步加快。
表1展示了订单从产生到送达的全部流程。平台详细记录了每一环节的用时长短。从中可以发现，从顾客下单到骑手到店，通过平台操作的6个环节仅用时1分钟左右；而骑手取餐、送达的时间至少是36分钟。1分钟与36分钟的对比既是技术与人力较量的结果，也说明进一步压缩平均配送时长的空间必然在骑手配送时间上，也就是骑手流动的速度上。尤其当通过技术压缩发展到极致的时候，平台只能寄希望于人力，通过不断试探、加速骑手流动的速度以满足自身增值的冲动。
但是骑手流动的速度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为事实表明当流动的速度冲破个体的身体极限，就会引发离“心”运动——骑手萌生离职的预期或采取“用脚投票”的行动。因此，超级流动的内涵分为三个互相连贯的层面：首先，超级流动是在不确定的需求、关系与时空环境下借助互联网技术完成的超精准与高风险流动；其次，超级流动是资本增殖的必然要求，因此会不断加速；最后，不加限制的超级流动会引发离“心”运动，集中表现为互联网平台“流动为生”从业者的高流动预期或流动率。
1. 不确定性：需求、关系与时空
流动的不确定性伴随骑手流动的全过程。由于无法预知订单什么时候来，因此骑手流动的时间和方向无从事先知晓。但即使拿到订单，骑手仍然面临诸多流动中的不确定性，譬如如何确定取餐顺序，遇到餐厅没有按时出餐该怎么办，取餐后如何规划配送顺序，如何选择配送路径，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保安、交警，以及找不到顾客地址怎么办等等。
所有这些在流动中出现的不确定性都有会增加骑手配送超时的风险，并最终影响骑手收入。如果加以归类，骑手流动中的不确定性可以归因于3方面：弹性订单需求、多重陌生关系与时空环境扩张。
(1) 弹性订单需求
在一天的24小时内，除了午晚高峰两个时段单量非常高以外，其余时段订单量明显减少，而且不可预测。无论是通过抢单的众包骑手还是等待派单的团队骑手都无法预知下一个订单什么时候来，因此流动的时间和方向无从事先知晓，流动必须始终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订单的不可预测性，往往意味着送餐员超长的‘待机模式’”[25]。
但是由于订单数量决定了骑手每日的收入，所以在等单或者抢单的过程中，来自同伴的竞争压力会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每一个骑手身上。来自弹性订单的不确定压力会很快转化为骑手内心的焦灼，并时常伴随着谩骂破口而出：“狗日的系统，还不给老子来单。”
(2) 多重陌生关系
布洛维倡导把研究劳动过程的视角转向微观具体的“生产中的关系”，因为“在具体的生产制度安排或曰游戏规则而不是在抽象的生产关系中，形成了工人的日常体验、意识、认同和社会关系”[26]。但是骑手每次流动面对的是不同的商家、顾客和保安，而且短暂的接触无法培养出持久的共情与认同，因此骑手与商家、顾客、保安之间更多是一种陌生关系。来自陌生人的冷漠与干扰，而不是熟人的理解与忍让，突然被交警拦下、意外被保安锁车、临时被顾客催单增加了流动的不确定性，譬如“面对出餐慢的商家，骑手进退两难，由于一个订单的商家出餐慢导致其他订单超时的情况时有发生”[27]。
(3) 时空环境扩张
昆汀·梅拉苏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超混沌”状态，时间和空间都获得了极大的延伸[28]。现实时空的延展毫无意外地使流动的个体更容易陷入不确定中。一方面，骑手流动场景增加，如广场、地下商超、快餐店、商业街、社区、办公楼、天桥、地下隧道、电梯等，甚至流动至城市街头巷尾，“城市车间”在空间维度超越了传统工厂领地的界限。
由于空间扩张，“骑手堵在路上、等红灯的时间是不可预料的”[29]。另一方面，为了随时满足市场的即时需求，骑手流动的时间也不断扩张，而“计件的工资制度安排使得骑手不得不主动延长工作时间，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全天候的劳动安排，甚至不分昼夜地劳动”[30]。最后，骑手的流动绝大部分暴露在室外，因此季节、天气等环境因素的变化也增加了他们流动中的不确定性。
2. 超精准性：监控、引导与压缩
流动的不确定性使流动成为看似无法按时完成的任务。而流动的超精准性却使充满不确定性的无序流动变成了日益精准的有序流动。骑手自以为逃离了工厂的物理空间，并自主掌握了劳动时间的选择权，但是在技术的辅助作用下，骑手依旧处于严密的实时劳动监控之中，并随着消费者加入监控队伍而增加了劳动强度，提升了时间压力，进一步深化了时间的质的内涵[31]。骑手流动的超精准性体现在超视距监控、精准化引导与时间轴压缩上。
(1) 超视距监控
哈佛大学肖沙娜·朱伯夫在《监视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随着信息化的纵深发展，我们不可避免地走向监视资本主义经济[32]。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引入，平台监控变得更加精细、隐蔽，甚至跨越时空。一方面，平台工人看似在更大的社会空间，更弹性的时间，以更自主的方式工作着；另一方面，他们遭遇更深切的控制[33]。
通过将工人身上的可穿戴设备接入互联网，工人们进行的所有行为都会被自动识别与记录。只要骑手上线，其工作状态—所在位置、接单情况、骑行路线、送餐轨迹—随即被平台掌握。平台对骑手流动过程的超视距监控已不是秘密，“超视距管理”“多主体的数字化监控”“闭环监控体系”以及“电子全景监控”暴露了监控的无处不在[34][35][36][37]。
(2) 精准化引导
平台经济的崛起将劳动者席卷入了一场“智能流动”的游戏[38]。伴随着智能手机的使用，整个送餐过程呈现出强烈的数字中介特征。尤其是当我们把外卖配送的视野拉长，就可以看到：从去商家取餐到去往顾客家送餐，以及等单、派单、送餐的这些过程中，后台的算法正在成为骑手流动的规划者。依托后台算法的分类、预测、核对、匹配等功能，平台日益发展出强大的算力和数据处理能力，使它可以实现海量用户订单与骑手的精准匹配。
这样一套智能系统所展现出来运行模式是对流动的精准化引导，例如骑手时常挂在嘴边的日均送单量、准点率、好评率、投诉率、星级、积分等级等概念。这些概念将骑手的流动进一步拆解、细分，并划分成为各种指标性、标准性的存在，以一种实时的计算和考量的方式存在于送餐过程中。
(3) 时间轴压缩
精准化引导“通过挤压骑手自主性发挥的空间不断提高控制的精准程度得以体现，并且这种精准最终导致送餐时间不断被压缩”[39]。于是“订单基础配送时长已由最开始的45分钟缩短到了现在的30分钟”[40]。由于平台系统会不断收集骑手流动的轨迹数据，因此骑手流动中的自主性会逐渐暴露出来，如骑手在实际送餐过程中通过小区内部道路可以更快到达送餐地址，骑手绕行比通过过街天桥更快到达送餐地址等等。
骑手探寻近路节省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休息或者跑更多的订单，但由于超视距的监控和无时不在的数据收集，平台很快依据骑手流动的新数据更新规划路线。随着越来越多的数据被收集，平台系统在计算预计送达时间时会更加精准，而排挤掉骑手自主性空间以后的送餐时间轴也会进一步压缩。
3. 高风险性：冲突、意外与猝死
流动的不确定性与超精准性之间的矛盾与张力导致了流动的高风险性。骑手一边要面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不确定状况，另一边又要精准地完成流动任务。作为一种“流动为生”的劳动，送外卖时刻面临着风险。我们把流动的高风险归为三类：一是由于来不及解释引发的肢体冲突；二是时间挤压、空间扩展引发的交通事故；三是长时间高强度投入引发的劳累猝死。
但是，即便存在高风险，平台依然不遗余力地催促骑手“加速”完成流动，因为“时间的及时性是外卖平台打造高品质服务的重要依据”[41]，速度成为影响消费者用户体验的关键，也是各外卖平台激烈竞争的焦点。
(1) 肢体冲突
对于骑手来说，流动意味着标准化、流程化。他们要做的就是按照App的要求，一步一步地把餐品送达顾客手中。如同平台一样，骑手更关注配送结果。这充分地体现了流动人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运行逻辑的认同—对所触及之人、之物进行标签化的分类，并按照流动的标准流程处理。
但是在时间的催促下，流动变得急不可待，任何“干扰”都会使流动变得焦躁异常。共情、理解与互助在利益与速度的驱使下变成了冷漠、抱怨与冲突。2018年8月，深圳福田区卓悦汇，仅仅为阻止外卖员乘坐手扶梯，保安挥舞着两米长的棍棒对外卖小哥展开围攻，一人出现脑震荡症状，一人被打断两条肋骨。
(2) 交通事故
郑广怀等的调查报告显示，79.83%的外卖骑手发生过交通事故[42]。由于骑手的流动可以深入到城市的街头巷尾，空间的扩张增加了骑手流动的风险。2019年5月的一天，北京的大风把白纸坊一棵大树连根拔起，轰然倒塌的大树把途经此地送餐的外卖骑手重压在地，骑手后因为伤势过重死亡。此外，来自商家和顾客的催单，来自平台愈加精准的监控与不断被挤压的送餐时间也在迫使骑手违规流动，逆行、超速、闯红灯屡见不鲜。据统计，2017年上半年，南京市共发生涉及外卖送餐电动车各类交通事故3242起，共造成3人死亡，2473人受伤；上海市平均每两天半就有一起因“外卖小哥”违反交通法规而发生的交通事故。
(3) 劳累猝死
2019年对于北京外卖员的问卷调查显示，52.88%的外卖员表示自己曾“因为送外卖而出现身体劳损或受伤的情况”。还有研究发现，84%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89%的受访骑手每个月工作28天及以上[43]。长时间高强度的流动和持续的身体消耗最终导致骑手劳累猝死的新闻不绝于耳。
2019年12月，南京朝天宫附近的一处老房子里，48岁的安徽籍外卖骑手被发现倒在了出租屋内，后经调查系猝死。2020年3月，湖南籍外卖骑手收工回到自己的出租屋后再也没有出来，被发现时也已经猝死。经调查，在过去的两个月中该名骑手只休息过一天，其余每天工作至少10个小时，即使在春节和疫情期间，他也仍然坚持没有休息，只为了能赚更多的钱。
五、超级流动的加速循环
Wajcman和Dodd在《速度社会学》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速度与加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鲜明的特征[44]。但是，超级流动——从38分钟缩短到28分钟——“看似是技术创造的神话，实际以骑手的‘血与泪’为代价”[45]。在惊讶于平台不断刷新速度奇观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理解送餐时长为什么会不断压缩，以及为什么能不断压缩。
有学者指出，流动“意味着资本对于骑手的双重‘套利’”[46]。一方面，骑手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从实体化的生产资料到数据化的生产资料正在成为平台经济扩张的重要动力，即数据正成为平台盈利的重要原动力[47]。但是，流动加速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流动的速度关系到资本增值循环的速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资本是按照时间顺序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个阶段完成运动的。但是，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是相互排斥的。
“因为单就资本的最简单的循环来看，资本的流通时间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限制的程度取决于流通时间的长短。由于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来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接近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值就越大”[48]。
对于资本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将流通时间压缩到无限趋近于零。尽管流通时间不可能被压缩为零，但是这种由资本增值的欲望带来的加速循环趋势不会改变。“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通信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49]。
换言之，在以货币为中介的发达市场经济体系下，必须经过有效交换，才能获得以货币计量的商品价值；只有提高流通效率，才能使对象化商品及时置换成为货币，所以对企业而言，流通速度的竞争是盈利能力竞争的重要方面[50]。
资本增值循环的贪婪催促着流动的加速循环。商家只有尽快把商品交付给顾客，顾客才能尽快完成最终的交易，商品凝结在其中的剩余价值才能尽快兑现，资本才能被尽快投入到下一轮的增值循环中。
“对于一般商品而言尚且如此，那么对于食物这样的特殊商品，流通时间越短越有利于商品价值的维护”[51]。因此在过去几年，利用不断扩大的用户、商家和骑手数量，平台的算法得到不断的丰富和扩展。
在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的App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断上新的功能、项目，包括后台地图的不断精确、对于时间核准的不断增强、对商家出餐时间的预测不断提高等。算法智能程度的不断提高，往往也意味着对于骑手流动管控的不断增强。调研系统研发团队的负责人梁一超说。
自动派单之外，我们有实时可视化的监控系统。（例如）有分析、回顾（作用的）时光机系统，有预测、做模拟的仿真系统，以及指导我们业务去做业务分析的询导系统。除了调度系统，各个环节以外还有一些系统去支撑。
无论是梁所说的时光机系统，还是仿真、询导系统，都在预示着算法依靠流动劳动的“投喂”变得越来越智慧的事实。在机器的深度学习模式中，外卖平台的算法和骑手的流动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进化的关系。一方面，算法设定的指标会倾向于“加速”骑手的流动，另一方面，骑手加速的流动又会继续“训练”算法，将系统式、全局化的送餐加速逻辑内置于算法的自我升级中。算法标尺的“加速”与个体流动的“加速”螺旋缠绕，流动演变成为越转越快、不断加速的循环上升。
六、超级流动的终结：离“心”运动
美团发布的《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年上半年美团骑手数量增加到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这份就业报告表明，送外卖的吸引力依然强劲，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大军流入到外卖队伍中。但与业界的报告不同，学界的调查却发现：骑手在岗时间最短几天，最长不超过3年[52]。郑广怀等的调查也发现，“骑手从业时间平均只有1年，且有24.7%的骑手至少曾离开过本行业1次”[53]。这说明骑手工作的流动性很大，长期以此为生的劳动者很少。
事实上，骑手的离“心”运动与不加限制的超级流动存在很大关系。这里“不加限制”指一味追求流动速度，过度关注技术的精准化，而忽略了承载速度与技术的人的需求与保障。
首先，超级流动的高风险是离“心”运动的重要原因。肢体冲突、交通事故乃至猝死以及背后脆弱的劳动关系，骑手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甚至被践踏，是产生离“心”运动的直接原因。尤其考虑到骑手群体以年轻人为主体，往往是家里的顶梁柱，承担着赡养和抚育的双重责任，因此，流动的个体无法承受不断加速的超级流动的代价。根据调查，骑手中有近一半的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在遇到交通事故时，62.17%的配送员表示需要自己承担责任，得不到工伤、医疗保险的救助[54]。
我们这行不出事还好，出一下事你看看。和我住一个院的大哥，起早贪黑跑外卖，头几年挣了不少钱，结果去年被车撞了，平台也不管，那大哥前几年挣的钱全搭进去了，以后出来还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干下去了。
其次，超级流动的超精准控制以及不断挤压的配送时间制造的沉重负担——来自顾客的催促以及来自骑手自身因完不成任务（超时）的道德上的内疚和经济上的惩罚——也是引发离“心”运动的重要原因。沈锦浩的研究说明骑手超时的根本症结并不在于骑手[55]，但超时的责难还是全部落在了骑手身上，完全成了他们的问题，成了无法完成的超级流动的问题。
实际上，资本利用了个体的美和善的道德，去实现不断加速的技术标尺或超级流动。在北京丰台跑了一年外卖的骑手赵文武（匿名），就选择主动辞职，和他一起走的还有当初一起来的几个同乡：这行不好干了，挣不上钱，时间也给越得来越少，高峰期跑起来真的不要命了，十几个订单催着你，一分钟、一秒钟都不能耽误，耽误你就赔钱，平台就罚你，现在一个差评100块钱，跑一个差评真的还不如不跑。
上次有个孩子的妈妈给我打电话，让我尽量在12点前把外卖送到孩子姥姥手里，说孩子12点下课，我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会，就10分钟，单子还没有超时，可孩子姥姥很着急了，说其他小朋友都吃完了，我就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有孩子，将心比心。
最后，即使是超级流动也无法阻挡工资率的下跌和收入的下滑。由于外卖平台经济的低门槛和高收益形成巨大红利窗口，大量劳动力的涌入势不可免地引发整个行业工资率的下调，而为了维持已有收入水平，大量骑手自愿围绕劳动时间进行逆向的“逐底竞争”，纷纷投入更多的时间，不断挑战身体极限。
因此“与高收入的绝对少数形成对比的是骑手普遍的超时工作，88.12%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甚至有22.77%的受访骑手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56]。郑广怀团队也发现，随着平台补贴的结束、越来越多骑手的加入，收入过万正在变成一个虚幻的梦想[57]。该团队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月收入在一万元以上的外卖骑手仅占比2.15%，而有53.18%的受访者反映，目前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
跑到今年就不跑了，现在干的人越来越多，最早的时候一单13块，现在6块5，还有这么多人抢着干，我这几个月都没到7000，最惨的那个月3000多，勉强糊口。
“资本主义诞生的两百年对人类历史而言就是一个被加速主义占领的两百年”[58]。加速主义的核心词语—加速—指的正是对资本主义机器本身的加速。这种加速，在资产阶级看来，是加快了资本周转的速度，最终获取利润的速度也随之加快。但是，在加速主义批判思想中，一味地“加速”是资本催生的否定自身的力量。因此在加速主义看来，为了让这个大机器更快地耗费掉，我们的立场绝不是拒绝，相反是让其加速[59]。
于是我们看到了不加限制、不断加速的超级流动引发的离“心”运动——骑手要么萌生了离开的预期，要么已经付诸实践，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选择离开。但平台并不会轻易让骑手离开，尤其在送餐旺季，受平台绩效考核的代理商总会以克扣工资为要胁留住骑手。2021年1月，江苏泰州骑手为讨薪而引火自焚的事件恰恰反映了资本面对骑手离“心”运动时的不情不愿。
七、总结
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鲍曼向人们展示了世界如何从“沉重的”“固态的”以及由硬件为中心的现代性向“轻灵的”“流动的”以及基于软件的现代性的转变。这种现代性的转变给人类各个方面都带来深刻变化。“流动”不再只是宏观的城乡、职业以及代际人口流动，而是日益成为微观个体谋生的一种手段。
一大批“流动为生”的新型岗位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如滴滴司机、快递员、外卖骑手，流动作为一种劳动方式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也使我们对于流动的阐释得以用延续的视角，在看到历史脉络下中国城镇化和流动人口的旧问题的同时，也去窥探由于技术变革与工作场域更迭带来的新困惑。
近来，外卖平台被一再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因为一边是平台引以为傲的市场规模增长、就业岗位增加和平均送餐时长的不断缩短；另一边则是被困在系统里的骑手、被殴打甚至被围殴以及猝死后区区2000元的赔偿事件。以此为契机，我们提出了“超级流动”的概念，用以描述“流动为生”的骑手流动速度越来越快甚至越来越疯狂的现象。而且我们认为，平台出现的一系列负面事件都与超级流动有关。
与一般的流动不同，超级流动是在不确定的需求、关系与时空环境下借助互联网技术完成的超精准与高风险流动。具体表现为弹性订单需求、多重陌生关系以及扩张的时空环境增加了骑手流动的不确定性，而在诸多不确定性面前，骑手仍然要在超视距的监控、精准化的引导和不断压缩的时间轴中完成流动任务。最终，不确定和超精准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使流动充满高风险——由来不及解释引发的肢体冲突、由时空扩张引发的交通事故以及由过度劳累引发的猝死事件。
由于超级流动是资本增值的必然要求，因此流动会不断加速循环。送餐时长中1分钟与36分钟的对比既是技术与人力较量的结果，也说明进一步压缩平均配送时长的空间必然在骑手身上，也就是骑手流动的速度上。尤其当技术压缩时间已经发展到极致的时候，资本只能寄希望于通过人，通过不断试探、加速骑手流动的速度以满足自身增值的冲动。
算法设定的标准倾向于“加速”骑手的流动，而骑手努力赶超标准的加速流动无意间继续“训练”了算法。于是，不断试探、考验身体极限成了算法自我升级的内在逻辑。算法标尺的“加速”与个体流动的“加速”螺旋缠绕，流动于是演变成为越转越快、不断加速的循环上升。
最后，不加限制不断加速的超级流动会引发离“心”运动，“流动为生”的从业者的高流动预期或高流动率是离“心”运动的最好证明。超级流动的高风险与其背后脆弱的劳动关系——基本的劳动权益诸如收入、保险、工作时间无法得到保证甚至被肆意践踏——使个体难以承担超级流动的代价；超级流动的超精准监控以及不断挤压的配送时间制造的沉重负担——来自顾客的催促以及来自骑手自身因完不成任务（超时）的道德上的内疚和经济上的惩罚——使个体逐渐丧失迎合超级流动的信心。最后，即使是超级流动也无法阻挡工资率的下跌和收入的下滑。
原本人们想通过流动冲破牢笼，但很快发现又会有一个新的牢笼出现。这个新的牢笼就是不加限制、不断加速循环的超级流动编织的结果。现阶段，流动的人群多是那些来自农村、正处于20~40岁的年龄段、整体文化水平不高、需要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面临较大家庭压力的人。
因此一旦个体进入其中，他们就会被迫卷入加速的、自我剥削的流动中，无从轻易找到彻底退出流动的途径。而且在平台经济和灵活用工大行其道的今天，流动的个体会发现他们总是游离在各种零工经济之间，无法寻得安稳有保障的生活，并最终形成个体劳动者对于平台的依赖和服从。
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报告》显示，2019年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已达7800万，而未来5年内，这一数字可能达到2亿。平台的触角不断延伸，紧紧地锁住了流动人群的就业与生活。“流动为生”的群体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好工作越来越少，低薪、短时工作、临时工的情况越来越多，工作越来越不稳定”[60]。
而在平台经济的背景下，“超级流动”的概念或许不仅适用于外卖群体，也可能同时适用于更广泛的零工就业人群。符合平台资本增值逻辑的超级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逻辑，对于“超级流动”的改变，需要对当下平台资本经济进行组织重塑和改革，放弃一直以来的“短期主义”做法，重新回到以人为中心的劳动政策。
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不断向世界各国政府呼吁“将健康融入到所有政策”。劳动政策同样应该如此。从长远来看，真正以保护劳动者健康为目的的劳动政策，才是对抗不稳定的经济情势与社会风险的最有效机制，也更符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地位的“健康中国”战略。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非典型劳动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CSH04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互联网平台非典型劳动形态研究”(项目编号：2020M670005)、中国社科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人工智能技术对媒介传播的影响与对策”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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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陈龙（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雅博士后）、孙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