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曾雯露（四川农业大学法学院），原文标题：《零零后初中辍学青年研究——基于对粤北某农村零零后辍学青年的深度访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摘要：在党中央积极推进“控辍保学”的背景下，“普九”完成率大大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初中辍学情况仍然不容乐观。基于零零后青年特殊的成长环境，借用文化传递理论与中途辍学的概念模式，从零零后辍学青年自身的感受出发，用对五名零零后辍学青年的深度访谈材料作为基础，分析并且试图解释零零后辍学青年在辍学前的状况。
关键词：零零后；辍学青年；访谈法；文化传递
一、引言
零零后青年是指出生于2000年到2009年之间的青年人，他们在改革开放的红利时期出生，自出生起就经历着科学技术与信息产业的快速变革。如今零零后一代大多已经长大，也开始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自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到如今已经过去了34个年头，在这34年里“普九”成果显著。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全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达到了94.8%，但是部分偏远地区的初中辍学情况仍然不容乐观。2016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扶贫小组在广东省的粤北、粤西南、粤中以及广州近郊的农村进行的系列调研中发现，初中辍学率攀升的现象在农村青年中普遍存在[1]。据笔者了解，粤北某农村中学仅初三第一个学期，一个班级就有五个学生辍学。
随着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为经济原因“上不起学”的情况已经较为少见，但是农村初中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选择辍学，这背后更多的是“自愿性辍学”。自愿性辍学是指外部强迫被动性原因相对减少的情况下学生主动放弃学业的现象[2]。对学生由于非经济因素而导致自愿性辍学现象，已经有很多学者做了许多研究。主要有：同伴效应对农村义务教育儿童辍学的影响、家庭教育方式对辍学的影响、从社会生态系统的角度从微观中观宏观分析青少年厌学成因[3][4][5]......大部分针对农村初中辍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辍学学生所在的外部环境研究上，从辍学学生自身出发的研究较少。
针对零零后青少年所处的特殊的成长环境，从辍学青年在辍学前的心理状况出发，考虑辍学青年做出辍学选择的主观能动性，笔者用目的抽样结合滚雪球的方法接触到了五位零零后初中辍学青年。在与调查对象大致说明研究目的及意义之后，经调查对象的同意，笔者对五位调查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对访谈内容进行了记录。
二、国内关于初中辍学青年的研究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情况要比城市严重一些，为什么相同的教育模式下，农村的学生会更多地辍学呢？许多学者将这归结于农村家长与学生的一种理性的成本—收益的计算。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辍学行为是靠自我感觉和以前的经验做出的感性选择，事实上是理性化的傻子”[6]。
针对农村辍学率远高于城市的现象，有学者从家长的观念出发，认为农村父母长期生活在农村生活情境下，于是产生了一整套情感与判断标准，这种性情倾向使他们面对农村学生提出的辍学要求没有表示极力反对，这是农村家长和城镇家长行为差别产生的根本源泉[7]。还有学者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对辍学进行了分析，认为青少年辍学行为不乏个体因素，但也与特定的社会结构背景有着必然的联系，体现着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二重性[8]，农村地区较之城市有着不一样的社会结构背景，故表现出更高的辍学率。
随着九年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进一步推广以及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目前由于经济原因直接导致辍学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但柴楠、吕寿伟认为在“非贫困辍学”的背后有很深的贫困根源：一方面，虽然农村的经济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但农村经济贫困的整体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转变；而且农村落后的经济状况使农村教育投入受限，并最终形成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序格局。另一方面，农村的贫困首要的已不再是为衣食担忧的经济贫困，而演变为可行能力的贫困；与此同时，长期的教育滞后，以及农村优秀人才的向城市流动引发了农村整体性的精神贫困[9]。
还有学者从家庭教养方式、家庭结构来分析：囿于能力、经济和时间等客观资本条件，弱势阶层家庭在家庭教养上存在诸多“有心”“无力”[10]。母亲外出对小学、初中和高中留守儿童辍学概率影响均有显著的影响，且该影响在各个学龄段间有显著差异。父亲外出对各个阶段留守儿童辍学的概率没有显著的影响。父母均外出增加了小学、高中阶段留守男孩辍学的概率，但对任何阶段的留守女孩的辍学概率没有显著影响[11]。
也有学者从其他不同的角度给出了分析，在针对农村社区辍学青少年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表面上看大多数农村青少年及其家庭选择了短期利益，尽早地加入劳动者的队伍，放弃读书。实质上大多数农村青少年处于想象的城市化与现实的城市化的分裂状态，身在农村，梦在城市，却找不到实现梦想的路。认为尴尬的社会处境是农村青少年辍学的重要原因[12]。
基于个案的深入访谈研究，前有陈向明教授的《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13]，但是当时的访谈是否可以为现在的问题做出解释？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新时代的零零后初中辍学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原因呢？
三、研究设计
笔者通过相关人员引荐，获得接触到符合研究目的受访者的机会，并且通过与受访者建立长时间的互动来降低受访者的戒备心。最后通过滚雪球的方式接触到五位辍学时间由五年到半年的研究对象。在与五位研究对象大致说明研究的内容、目的及其意义后，笔者得到了五位调查对象的同意。
访谈中，使用深度访谈的方法，适当引导调查对象回忆辍学之前与之后的心理活动。从调查对象的社会、学校、家庭经历，结合他们在当时情境下的主观感受出发，描述零零后辍学青年在辍学前“选择辍学”的心理层面的活动，尝试从Miller和Cohen的文化传递理论以及Tinio的中途辍学概念模式来分析他们辍学背后的原因。
文化传递理论
文化传递理论（Acculturation Theory）是由Miller和Cohen提出的。Cohen认为每一个社会阶级都具有独特的价值观、规范与行为期待。处于社会底层的学生可能在家庭成长过程中，行为就被期许着具有任意性和侵略性，在价值观上着眼于目前而非长远计划，中产阶级的学生则可能从小被教导应具备责任感、上进心和在竞争场合中争取胜利[14]。
梁勤儒是这样论述文化传递理论的：文化传递理论中的两个核心概念是文化传递和社会学习，一方面，有一些亚文化会传递倾向于越轨的信息，提供具体的规范、模式和做法，另一方面，生活于这些亚文化环境中的个体通过社会学习过程内化这些越轨的规范与做法，最终成为越轨行为的实践者[15]。
文化传递理论认为越轨行为往往不是与有越轨行为的人的直接接触形成的，而是在一个亚文化群里，这种越轨行为已经成为一种观念与氛围，这种观念与氛围就会影响新来者。在文化环境中的不良因素通过传递对个人的越轨行为产生推动作用的同时，还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通过长期学习对个人的价值观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受这种双重影响较重的个体更有可能成为越轨者[16]。
笔者在初步接触零零后初中辍学青年时发现，辍学者大多具有与他们很像的同辈群体“圈子”；即使是相互没有关联的初中辍学者在家庭文化环境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同质性。故笔者借用文化传递理论的框架来分析解释五位初中辍学者的辍学原因。
中途辍学概念模式
Tinio的中途辍学概念模式来源于涂尔干的《自杀论》，涂尔干认为自杀动机的产生是和个人与团体生活整合程度密切相关的[17]；同涂尔干相似的是，Tinio认为学生在学校如果不能整合好社交系统与学业系统，则可能导致辍学。
Tinio将学校系统分为社交系统与学业系统，社交系统是包括学生在学校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社交活动的集合体现；学业系统则包括学生的学习成绩、课业表现、智力发展等[18]。
与Tinio的中途辍学概念模式相似的是Miller从芝加哥9至12年级的338位辍学生所做的研究中提炼出的中途辍学修正模式：家庭背景、个人属性和之前的教育经验将会影响学生在学校的学业和社交表现[19]。Tinio与Miller都注重家庭背景、个人属性和入学前的经验对青少年的影响，都强调学生在校内的学术系统和社交系统这两大系统，认为这两者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又相互影响，这两者的表现会影响学生的内在知觉，当这种认知不支持学生继续留在学校时，学生就很可能选择辍学。
Tinio模式和Miller模式的不同在于，Tinio还强调了学生的目标承诺和学校承诺对学生做出辍学决定的重要性，而Miller则否认了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意义[20]。
所谓“学校承诺”指学生所期待就读的学校类型。对学校和目标的承诺在子系统内运作，逐渐产生不同于先前的承诺。学生在进入系统之前本身所具备的个人“目标承诺”及“学校承诺”，所有家庭背景、个人属性等先前所具备的经验和特质等，都在系统内运作过程中发生影响力。学生在学术系统和社交系统两者之间必须有整合，如果学生无法整合学术系统，将导致课业失败，如果学生无法整合社交系统，就会因遭受校内人际的孤立、排挤而产生疏离感[21]。
五、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介绍
六、基于文化传递理论和中途辍学概念模式的描述分析
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总是因为钱而焦虑，希望自己可以挣钱养活自己
在访谈中笔者注意到，五位初中辍学青少年的家庭经济状况都处于下层，父母大部分都是从事技术、体力方面的工作，生活没有稳定的保障。虽然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原因已经不再是导致学生中断义务教育的主要原因，在“两免一补”政策的实施下，农村义务教育已经接近于一种“免费教育”。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的窘迫，在校的初中生们往往会感到焦虑，而在社会上不需要长时间的投入，就可以获得一份工作，在这样的比较下，逐步产生了辍学的想法。
Case1：妈妈一个人带我，每天工作，反正我也读不好书，不如出去工作，还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Case2：弟弟也要读书，哪里有那么多钱?爸妈也把希望放在弟弟身上，我出去工作还可以给爸妈一点钱。
Case3：在学校到处都要花钱，学费是少了，但是吃饭，买衣服，干什么都是钱。我就想着自己也长大了，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至少不再问家里要钱了。
Case4：那些亲戚总是说什么“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做什么?”爸妈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是看到周围的人都是没读什么书就出去打工，结婚，过得也不差......我就也没读书了。
Case5：家里情况特殊，只有母亲一个人抚养我，母亲也是做一些体力活啊。辛苦而且收入很少......读书要花钱，我大伯还和我说什么一个村子供养出一个大学生的事，当时就对读书没抱什么想法了。有了这种想法然后又因为不想成为负担，就压根没想过好好学习了，玩起来就心安理得了。
笔者发现虽然父母并没有明确指出过“家里没有钱，别读书了”，但是因为家庭经济的窘迫，辍学者往往会对于“钱”更加敏感，其中Case3提到过因为家里条件比较困难，老师要求周末补课的时候，她都会假装自己不喜欢学习，其实她只是不想花补课的钱。
但是事实上Case3家庭的经济情况当真如此困难吗？笔者从Case3的父母那里了解到，几百块钱的补课费其实不算什么，“只要孩子肯学，钱总是拿得出的”。并且从家庭资产看来，Case3的经济情况完全可以支持她一直读书。虽然在经济上辍学者的家庭对于读书是完全可以支持的，但是父母、家庭在生活中营造出来的底层状况会让孩子倍感经济压力。
对此Case1也有相似的表达，“妈妈也是在外面打工，特别辛苦，我每天在学校就是问妈妈要钱，都觉得特别对不起妈妈”。其中Case5明确指出：周围的人都说读书要花很多钱，自己当时知道读书（读大学）要花那么多钱（一个村子供养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就已经不把读书当作自己的出路了。Case5还说到，后来长大了接触得多了才知道原来大学有贷款也不用花很多钱，才觉得有些可惜。
Cohen认为处于底层的学生在家庭中耳濡目染形成了着眼于当下的价值观[22]，加上家庭经济状况的“不宽裕”造成学生认为“在学校花父母的钱不如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他们（她们）对“金钱”更加敏感，加上对未来教育投入的错误认识，让他们陷入失望与焦虑中。
随着国民素质的进一步提高，早年间被学者讨论的“读书无用论”已经变得较少，但是相似的声音却仍然影响着辍学者们。Case4提到“那些亲戚总是说什么‘女孩子读这么多书做什么?’”，但是在与Case4后来的仔细交谈中笔者了解到，虽然“那些亲戚”是这样说，但是对自己的女儿们却还是在不断地投入教育成本。虽然Case4的父母并没有向Case4表达过相似的想法，但是因为以前听到过“那些亲戚”这样说，Case4也觉得“很失望，难过”以至于让Case4感觉到“似乎是自己读书导致了父母的辛苦与家庭的困难”。
总之，借用文化传递理论，辍学者的家庭经济状况往往处于中下层，家庭生活中的底层氛围让辍学者对家庭的经济状况有了过多的担心。特别是升入初中以后，因为与家庭的联系变少，更多地处在学校这个环境中。然而以中产阶级价值为主导的初中学校要求投入更多的经济成本，让辍学者更加焦虑。位居社会底层的青少年在从小耳濡目染之下，逐渐接受该阶级所传递的价值标准，在进入以中产阶级价值观为主的学校后，可能因为无法认同学校文化价值观，在学校感受到失败、挫折，因自尊感日益丧失而遭受老师和同学的排挤，最终走上辍学之路[23]。
家人对自己的学业不重视，得不到家人的肯定，或者家人对其学业的关注度太低，于是也觉得自己“学不好”进而“不想学”
在五位受访者中，家长对其学习的投入都很少。家长很少花时间在孩子身上，将辅导孩子学习的任务全部交给学校。其中Case1在初二暑假时出去打暑假工就没有再回学校学习，其母亲也只是安排别人将其接回，而没有留意孩子为什么会不再回学校学习，仍然没有给予孩子学习上的辅导，从而导致Case1真正辍学。Case2、Case3、Case4则是因为父母发现孩子短时间读书读不好，于是觉得孩子永远也读不好，“反正也考不上高中”，甚至于早早就给孩子找好了工作。
Case5则是在初一初二上学期成绩一直处于中等水平，但是Case5的母亲一直认为Case5考不上重点高中，考不上重点高中就考不上大学，所以直接认为Case5“读书看不到出路”。在这种环境下，五位辍学者也开始觉得自己学不好，对学业开始丧失信心。由于学习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一个阶段的问题可能影响整个学习过程，进而辍学者在学业上越发觉得“无力”进而从“学不好”到“不想学”。
Case1：妈妈很想让我读书，但是她一边还要工作，姐姐也是在读书。都没什么时间管我，妈妈文化水平也不高，从来就不辅导作业什么的。
Case2：爸妈觉得我根本考不上高中，初二的时候就拜托外地的亲戚给我找工作。在家里的时候他们只觉得弟弟聪明，希望弟弟可以念个好大学。总是在那些亲戚啊邻居那里夸弟弟怎么样，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难过，但是也没什么办法。
Case3：小学毕业就去了附近那个直升的初中，连其他好一点初中的入学考试都没有参加，我和爸妈说了，他们嫌麻烦不带我去，觉得去了也考不上。
Case4：我家里人，只希望我别变坏就行，他们不指望我读书。我爸妈觉得读书没什么用，虽然小时候也会说要我好好读书，但是我能感觉出来，其实他们只想我出去工作，挣钱。（case4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很失落）
Case5：我母亲对我读书很无所谓的，很少关心我学习，不太相信我吧，认为我成绩很差。（但其实case5初一初二的成绩并不差）
父母并不总是意识到诸如与孩子交流、陪伴孩子的日常生活等简单互动的好处，这种信息匮乏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尤为显著[24]。
在访谈中笔者也注意到这一点，在初中刚开始入学的时候，有三位受访者的父母都对他们表现出了较高的学业期待，但是却因为忙于工作等原因很少时间可以陪伴孩子学习，又基于父母自身文化水平的局限没办法对孩子的学业做出辅导。Case1提到虽然母亲很想让他多读一点书，但是除了给钱，并没有给予过其他方面的学业支持，“姐姐也要读书，没有时间”，所以Case1的学业支持几乎全部来自于所在的学校。
工人阶层和贫困家庭的家长在满足子女基本的生理和安全需要后，把教育子女的责任推向了学校等公共机构，自己对孩子的要求比中产阶层家长少得多[25]。Case2、Case4的父母在初中开始时向他们表达过期望，但是到后期因为辍学者在学业上的短期失败而丧失了这种期待。Case3则是父母从一开始就不想对其投入太多的成本，认为Case3没有学业上的希望。Case5虽然成绩并不差，但是由于成绩也不拔尖，所以其母亲认为他“成绩不好，考不上大学”（期待低），又加上单亲母亲的辛苦，故无暇顾及Case5的学习。
基于文化传递理论，许多越轨行为不是由直接与有越轨行为的人接触学来的，而是通过一些观念价值得来的。结合初中辍学这一行为，辍学者在家庭中接收到的是“家中经济困难，父母工作辛苦（基于前一部分的论述），父母对自己学业期待不高，家人对自己学业的投入也不多（这种家人的观点逐渐内化为他们认为自己学不好）”。在这种想法下，辍学者逐渐消极对待学习，有了辍学的想法。
教育回报的差异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也是使得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程度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教育回报率与贫困家庭子女入学率的相关研究表明，教育回报的差异性将使得贫困家庭父母主观上做出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不同行为决策，低教育回报率不利于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26]。辍学者经过家长的“辍学允许”后，最终辍学。
在学校与老师关系紧张或者被忽视，难以融入大的学生群体，觉得待在学校就是“混日子”
学生进入初中，在学校的时间多了起来，学校系统的整合程度对学生是否选择辍学起了决定性作用。
Case1：我们学校很散，老师也管不住，上课就想着下课，下课就想着放学。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上课开小差，说话很大声打扰到他上课，他就卷起书过来打我的头，现在我都还记忆犹新。上课开小差他就打我们，其实也没什么，但是觉得不太舒服吧，不想上英语课，不想看见他。在学校成绩差出了名的，学校名人。
Case2：在学校老师都不怎么管我，老师就只管那些成绩好的，我又不闹事，老师都不怎么认识我。
Case3：我自己也想好好学习，最开始的时候，就学不会......那个数学老师就很不耐烦，他不喜欢我。再后来就不怎么学数学了，其他的成绩也挺差的，在学校待着也没什么意思，老师同学都很冷漠。
Case4：这个学校也差，好的学校我又去不了，大家都是一样地玩，待在学校也是混日子，还不如出去自己养活自己！
Case5：一点点不公平算不上排挤，但是没得到重视倒是肯定的。其实初中的时候已经看淡了，成绩不好当然受不到老师的重视啊。这些其实也都可以理解，和那些成绩好的爱学习的根本融入不了，和我玩在一起的几个人后来也都先后辍学了。
借用Tinio的中途辍学概念模型，来分析五位受访者在学校系统的情况。Tinio将学校系统分为学业系统与社交系统两个子系统。
首先在学业系统里五位被访者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失败。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也发现，学习成绩差是致使学生辍学的主要缘由。五位受访者在初中因为一开始对学习适应不太好，导致学习成绩都不算好，但是值得注意的是Case4、Case5的学习成绩并不算差。Case4是由于其在“小升初”中没有去到自己目标的学校，“学校承诺”低。Case4认为当前所在的学校“大家都在玩”无法达到自己的期望，在学校感觉格格不入。之后深入的访谈里，笔者认识到，Case4认为自己所在的学校的老师都很差，讲课也讲不好，索性后来Case4就不再听老师讲课，成绩逐渐变差，最终导致辍学。学校承诺主要表现的是学生在学校生活中对学习的投入、对学校规章制度的遵守，特别是拥有较高的学业抱负并能付诸行动，积极投入到学校学习中[27]。
结合中途辍学概念模型，由于Case4在进入学校系统之前的学校承诺就很低，故其在接下来的学习中也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大家都在玩，好的学校去不了，反正也是混日子”最终导致辍学。Case5是因为对学习丧失了希望，加上在班级上没有得到老师的重视，周围伙伴同质性高，没有及时督促他的学习，故成绩一路下滑，最终辍学。Case1、Case2、Case3则是在学校的学习成绩差，从而导致与老师关系的紧张或者冷漠，进而成绩更差。其中Case1和Case3是因为某个科目的短板导致其与该科任课教师关系紧张。
再从学校系统中的社交系统来看，老师或同学的关系差让学生心中对学校有一种排斥感，成为诱导农村学生辍学的重要因素[28]。学生被老师排挤或者无视，会觉得在学校很难受。五位被访者与其班主任的关系都不算好，其中Case2、Case3是与老师的关系很冷漠。Case3表示，初二开学后她都从来没有和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说过话，“我觉得班主任都不认识我!”师生关系越差，农村初中生辍学的概率越高[29]。Case1也提到过自己和几个伙伴都因为成绩差被任课老师调侃，“虽然大家都笑一笑就过去了，但是想起来还是不太舒服”。Case5虽然初一初二成绩不差，但是由于也不好，而认为“考不上重点高中就没用”，故与老师关系冷淡。在学校系统里，辍学学生往往因为成绩差被班级在学业和社交上“边缘化”，从而导致成绩更加差，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无法融入整个班级，只能“抱团取暖”，在学校的同伴高度同质化。有研究表明：在非经济因素中，经常与辍学同伴联系对辍学的影响最大。经常与辍学同伴联系会将农村初中生的辍学概率提高7.8%[30]。在对辍学初中学生所在班级的其他同学（与辍学学生关系较远的同学）的对话中，笔者了解到“好学生”群体与辍学者群体几乎没有交集，在班级非正式群体中表现出明显的同质性—即“好学生”与“好学生”一起，辍学者与辍学者一起。并且在这两个群体内部形成了截然不同乃至对立的群体文化。
在与五位访谈对象的访谈中笔者注意到：辍学者很希望可以融入到“班级大群体”中。辍学者虽然形成了与“班级大集体”不同乃至对立的群体文化，但这种文化形成的根源更像是对于无法融入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其中Case3说到“她们成绩比较好的都是一群一群的，其实有时候也会羡慕啊，但是有什么用呢?是不一样的人”。“和他们（班级上成绩较好的同学）玩不到一块啊！她们每天就是读书读书，我们就是玩”，“我们当然知道读书是件好事情，但是我们实在读不进去，也想融入啊，但是人家（班级上成绩较好的同学）不想”。当笔者问及在同学群体中学习生活的感受时，五位访谈对象都一致表示：觉得学校不是他们的世界，在班级群体里面得不到认可。“这样的生活很难过，不如辍学离开。”
七、小结
借用文化传递理论，五位访谈对象受其家庭环境的“读书无望论”影响，有些是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读不好书，有些则是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失败后对读书丧失了信心。与当前许多辍学研究不同的是，笔者发现“家庭经济贫困”仍然是导致五位访谈对象辍学的一个重要因素。
“两免一补”实施后，义务教育可以说变成了一种“免费教育”。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贫穷”带来的不再是“拿不出钱”而是对“以后拿不出钱”的一种焦虑。初中辍学者所在的家庭往往是社会弱势家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学生更容易对钱“焦虑”，感觉学习带来的收益遥遥无期。这种观念与情绪影响着他们的学习生活，到了初中阶段，每日的时间基本都在学校度过，这使得辍学者更加焦虑。
在Tinio的中途辍学概念模式下，辍学者带着“读书无望”的观点，以及对“经济的焦虑”来到学校。在学业系统上成绩不好，又更加让辍学者相信“读书无望”的观点，在这种消极观点的影响下学生的成绩往往越来越差；在社交系统上，五位被访谈者与老师的关系冷漠或者紧张，在访谈中笔者甚至发现，有老师劝说学生赶紧辍学，答应为学生保留学籍，最后直接来参加中考即可。老师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给了还在犹豫辍学与否的学生一个辍学的推力。在这样的学校师生关系下，五位被访谈者都感到难受，即使想读书也是有心无力（Case4）。
从与同学的关系以及社交活动方面来看，五位被访谈者都处于班级的边缘；有些（Case1、Case2）可以找到都一样有辍学想法的同伴组成一个非正式群体，有些则是单独一人。班级上不同“圈子”之间的差异与排斥更加重了辍学学生在校的不自在感受，并最终导致辍学。
根据与五位个案的访谈，笔者初步总结出：农村初中辍学者在学校的时候因为学业系统与社交系统的双重失败导致在学校找不到归属感。
在相同的教育模式下，为什么农村初中的辍学率与城市相比更加高呢？对此，笔者用文化传递理论为框架来解释。农村初中辍学者家庭往往社会地位较低，家长和身边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传递给他们一种“读书无望”的感觉；加上初中正值青少年开始主动承担家庭责任的时期，辍学学生往往会因为家庭经济情况的并不富裕而感到焦虑。结合Tinio的中途辍学概念模型，这种由家庭文化观念传递而来的“自我属性”在初中时开始与“学校观念”发生碰撞，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由家庭文化传递来的观念与情绪成为学校系统失败重要原因。于是在经过“家长与学生的理性选择”后，学生主动选择辍学。
值得注意的是，笔者在对五位个案的访谈中注意到：Case1、Case2、Case3、Case4的“复学”意愿并不强。笔者询问目前有没有重新读书，提升学历的想法时得到的回答都是“没有”。但是这四位个案对学习的价值都是十分肯定的，即都认为“读书是有用的”。
当笔者询问到不想“复学”的原因时，四位个案都围绕着“重新读书也适应不了了”“现在要挣钱给家里，没有时间”“已经出来了（辍学），就没想过要回去，以前学不好，现在也学不好”。只有Case5表示因为想换工作而被学历限制，所以有想过要提升学历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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