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钟宇慧（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团干部培训部副教授），原文标题：《零零后的“长大”：教化与内化互构的典型媒介形象呈现》，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摘要：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零零后青年积极参与“全民战疫”的“长大”形象引起广泛关注。年轻一代的“长大”通常意味着人的生理、心理及能力向更成熟的阶段发展，包含外部的教化过程以及个体的内化过程，体现了人的社会化和代际变迁。
通过对疫情发生以后被热搜关注的零零后典型人物报道与媒体叙事的分析，研究发现“长大”意味着个性和自我的发展，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内化，以及社会角色及其技能的获得与发展。家庭、重要他人、大众媒体和重大事件对零零后的“长大”起着直接的教化作用，零零后对“长大”的内化呈现出主体性、层次性和建构性。“长大”既是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预期社会化的结果，也是年轻一代参与社会建构的具体方式。
一、引言
2020年，面对全球发生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挑战，作为最早投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行动的国家，中国全国上下都参与了这场“全民战疫”。其中，一群90后、零零后青年，在特殊时期以勇敢、担当、大爱等形象引起广泛关注。
90后、零零后在特殊时期的表现，是对社会长久以来构建的“卖萌”“二次元”“娇滴滴”等形象的解构，媒体和网友纷纷评论90后、零零后：“长大了”“正成长”“一夜间长成我们期待的模样”“他们已经成长，可以保护他人”。随着参与全民战疫的零零后相关报道冲上热搜，人们开始用“长大”的眼光审视这群“孩子”。
“长大”在口语中使用比较普遍，若放在对人的描述，通常意味着人的生理、心理及能力向更成熟的阶段发展，既可以表示发展的动态过程，也可以表示发展的完成状态。人们往往注意到“长大”这一话语积极正向的含义，但却较少关注其背后复杂的意义建构和实践逻辑。
对青少年来说，长大通常表示从孩童或少年到青年再到成年的成长过程和成长状态。一个人的成长包含着外部的教化、塑造和影响过程，也包含着个体的内化过程。因此，长大既是外部的角色期待，也是个体成长自然表征。
青少年的长大之所以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青少年通过长大，习得社会的规范、道德的约束，成为合格的社会人，承载着社会传承和延续的期待，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青少年在长大过程中，蕴含着突破、创新、变化，在与成人的抗争、反叛、妥协、融合、反哺等一系列互动中，逐渐从边缘地位走向中心，新一代人代替上一代人，最后实现社会的更新与替代。
近几年，一部分零零后开始步入法律年龄上的“成年”，一部分踏进大学校门，一部分进入职场，他们逐渐引起关注，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次的全民战疫，一部分零零后积极参与其中，经由他们语言和行动表达，加之媒体和互联网叙事，形成了大众对零零后长大的印象。
本文试图以全民战疫背景下零零后热搜内容和媒体叙事为分析文本，探寻“长大”这一看似寻常概念所蕴含的复杂意义。
二、文献回顾
现代意义上的青年是工业革命开始以后才出现的，而对青年进行区隔和分类的情况也是进入20世纪之后才发生的。研究者通常将青年按照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内涵作为关键因素进行划分，以世代为载体进行呈现。对不同世代特征的呈现甚至贴上“标签”，则成为社会对这些人群的定位、感知、理解和诠释的具体框架。零零后，是以出生年龄作为划分依据的世代，其“长大”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化，而典型的媒介形象塑造和媒体叙事则是长大意义建构的过程。
1. 零零后：世代视角
世代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取向和分析工具，对于具有生物层面、心理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规定性的作为一种有机体的人类世代的具体成因、演变规律以及代际关系性质、代际互动模式尤其是不同世代在社会变迁进程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做出探究与回答[1]。20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代”的划分不仅强调时间距离，更强调同代人在精神品性层面的共同性，有的还认为一切历史变化都直接或间接与“代”的更替相关[2]。研究世代的代表性人物有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他在《论世代问题》（1928年）的重要文章中创建了自己的世代社会学理论。他将世代从本质上看作一种社会现象，只有经历了同一历史社会的共同命运的群体才可能成为现实世代，而他主要是以青年世代作为例证来阐述其世代理论的[3]。二战以后，世代理论有了新发展，理论的主干内容变得更加丰富，对政治世代给予了特别关注，文化人类学对世代理论做出特别贡献，等等[4]。美国学者格伦将“世代”界定为“特定年份、某个10年间或其他时间段内出生的人群”，他重视“年龄”这一条件，也重视人群在特定时间段中经历特定事件[5]。
尽管不同世代理论取向的内涵有所不同，但青年世代的角色和地位一直受到特别关注。在西方社会，“迷惘的一代”指的是一战后独特的文学流派，他们的作品弥漫着困惑、失落情绪；“垮掉的一代”形容的是二战后的一群松散的年轻作家和诗人，他们向传统价值观念和伦理标准进行挑战，后期还衍生出了“披头士”和“嬉皮士”；“婴儿潮一代”代表的是在二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造反”的一代特指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出现的青年学生运动群体，对现存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不满；“X世代”指代的是20世纪60现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出生的人们，西方社会价值观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后物质主义转向；“Y世代”代表的是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或2000年初的一代人，习惯使用高科技通信工具尤其是互联网技术；“Z世代”代表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后出生的人们，通常是“X世代”的孩子，又被称为“M世代”（多重任务的一代），“C世代”（联结的一代）或者“网络一代”，从出生之日开始以及在个人的整个成长过程中，无不受到互联网、智能手机及高科技产品的深刻影响。
因此，特定年代出生的一群人，具有相似的成长背景和集体记忆，有着类似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既被社会变迁所深刻影响，同时也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青年世代的研究方兴未艾。有学者认为，世代的界定主要地并不在于年龄上的特征，而在于他们的社会特质，自现代意义上的中国青年诞生以后，其世代传承至今已经是第六代[6]。
第六代青年主要指出生于改革开放以后，在世纪之交进入青年期的“现代化门槛上的一代”，其人生境遇和精神光谱也将与上几代青年很不相同。而国内大多数研究，则采用每十年作为一个纪元单位的方式对各个世代进行定义和划分，因此出现了80后、90后、零零后的提法，分别对出生在相应年代的青年群体进行集体指代。
不管是按共同特征分类，还是按出生年龄分类，对于中国青年变化发展的代际论述，不但时间上前后相继，还秉承了基本相同的叙事立场：同一代人“由于共同经历了某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产生了共同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和相同的行为方式和利益诉求”[7]。每一代青年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伴随着历史的脚步演绎世代更替。
从出生时间看，零零后出生于2000~2009年，与西方社会所指称的“Z世代”具有较大的重合性。
对零零后的研究，2018年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首批的零零后进入大学，也进入生理年龄的“成年”时期，对零零后的关注从家庭教养、义务教育等转向大学教育、青年社会化、社会责任、时代使命等议题。
2018年5月4日，《中国青年报》与腾讯QQ联合发布《00后画像报告》，从人生观、未来观、国家观和兴趣爱好等多个维度，“描画”出零零后群体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和性格特点[8]；同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时评，期待年轻的零零后在时代大潮中建功立业，用奋斗成就有价值的人生，书写这代人的青春精彩[9]。社会对零零后的形象构建和认知逐渐从少年转向青年。
全民战疫期间，零零后与90后青年的表现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比如有研究认为，青年的心态经历了猜测—惶恐—冷静—自信—勇敢五个阶段，诞生了十大青年“勇敢群体”，是经历疫情灾难之后的坚强力量[10]；青年大学生在重大疫情应对中历练成长[11]。在这些研究中，零零后群体是作为青年研究对象的组成部分，专门研究仍比较少。
2. 长大的过程：青年的社会化
人们之所以对青少年的“长大”充满期待和寄托，是因为家庭和社会可以通过“长大”实现社会的再生产，社会可以在世代传承和世代交替中得以延续和更新。从这个意义上看，零零后的长大，具有青年社会化的本质意蕴。
在社会学的视野里，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12]。具体而言，人通过社会化习得日常生活的基本经验，内化社会提倡的价值观念，形成适应社会的健康人格，规范好自己的社会行为，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等等。
社会化目标的实现，依赖于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两种机制共同作用。社会教化的媒介主要有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就业机构、大众传媒等；个体内化的环节则包括认知、认同、服从、选择等。社会化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
青年时期的社会化之所以重要，一方面在于青年期社会化欠成功或不成功的个体，将会失去人生常规发展的最有利时期；另一方面，青年社会化的实际状况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即作为新生一代的青年身上所形成并呈现出来的价值观和人格的新质，将会影响着未来社会的价值观和人格特质，甚至影响着未来社会发展所呈现的趋势和风貌[13]。因此，对零零后长大的关注，蕴含着对当下及未来的思索。
3. 长大的样子：青年媒介形象建构
典型报道是指在现实生活中符合本国本民族主流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一定时间内有可观影响面与受众阅听兴趣的人和事件的各种典型，通过大众传媒加以对外传播形成的报道[14]。典型人物报道则提供了受众与人物之间进行相互探究的一种可能性空间。在媒介化社会，人物形象被媒介所创造，又被媒介所传播，帮助人们进行形象认知。
在社会学视角下审视媒介研究，往往把媒介组织和媒介活动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里，研究各种社会因素对媒介内容的生产和传播带来的影响及牵制。媒介通过典型报道构建出的青年形象，除了青年本身的特征以外，还包括媒介试图通过青年形象所彰显与传递的价值观念。因此，媒介如何通过典型叙事塑造青年形象深刻反映出青年的现实状况和当时的时代特征。
近年来，对青年形象的研究发现，反映青年特征的媒介典型报道由较多集中在青年领袖、青年精英、青年英雄等群体，逐渐转向更丰富的现代形象，零零后群体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有研究者针对《中国青年报》近10年的新闻研究发现，零零后的媒介形象建构，内容上以教育学习、价值观和兴趣爱好为主，多以群像化、故事化方式呈现，总体呈现褒义、积极的态度[15]。媒介叙事实质是意义建构的过程，研究零零后在媒介叙事下是如何“长大”的，将有利于了解特定场域下社会和青年如何构建起“长大”的丰富意义世界。
三、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以《中国青年报》微信公众号在2020年3月18日发布的《10个热搜背后的00后关键词》推文为基本线索[16]，通过网络、媒体、微博、微信等渠道收集资料，将其展示的10个热搜所代表的零零后典型人物报道和叙事作为主要研究材料。《10个热搜背后的00后关键词》推文内容综合了《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中国教育报》、网友评论等资料，报道了疫情发生以来被广泛关注的零零后典型事迹与人物，具有一定代表性。资料编码整理后如表1所示。
对以上资料整理发现，这10个热搜标签所对应的人物一共有17人，年龄为15~20岁，男性11人，女性6人，其中医务人员2人，武警4人，大学生8人，中学生3人。
四、长大：教化与内化的互构呈现
作为青年社会化意义的“长大”，有着社会和青年共同构建的意义。通过典型人物报道，可以看到社会的教化和个体的内化共同构成零零后“长大”的集体群像。
1. “长大”的意涵
“长大”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化。传统社会化理论主要采用三个基本视角：人的个性和自我的形成，文化价值观的内化，社会角色及其技能的获得与发展[17]。全民战疫过程中，零零后的长大，也在这三个维度得到诠释，更多体现在自我发展、家庭角色、社会角色、职业准备、公民知识、社会责任感、价值观和伦理体系形成等方面，与过去相比有了新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成人期待。
(1)“长大”意味着人的个性和自我的形成与发展
从个人心理发展的角度，个人通过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感知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发现人生的价值及意义，建立起自我的信念和理想，乐意承担责任以实现自我。
作为医疗队里最年轻的队员，刘家怡却从未把自己当成孩子：“我不是孩子了，20岁已经成年了，该有社会责任感了。”（A1）
确诊大学生郭岳硬核自我隔离38天，未曾感染一人：“感染后有潜伏期，途中要接触很多人，防护好，对自己、对他人都好”。（A7）
高三女孩黄玉婷在方舱医院内备战高考：“与病魔作斗争，也是蜕变成长的机会。困难是暂时的，我相信我能赢!面对高考，我也要全力以赴!”（A8）
陈琪方：“当我得知我年迈的外公也在前线时，眼眶早已通红。还有我的妈妈，他们都说自己是党员会冲上前线。”她在给患者的信中写道：“哥们，挺住，我把我的外公还有妈妈都借给你了!”（A9）
(2)“长大”意味着文化延续及价值观内化的发展
从文化和价值系统的角度，个人认可某种价值观、文化方式，并对文化进行传承和延续，共享价值观、社会共同体意识、民族和国家的意识得到进一步内化和发展。
陈玉婷在请战书中写道：“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名护理工作者，深知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我特此向院党组请求，愿为战胜疫情，主动前往一线。”作为护士的她，一夜长大。昨天父母眼中的孩子，已长成我们的骄傲和希望。(A2)
广东首批捐献血浆康复者小陈说：“国家救了我们，我们也要救回更多的人!”(A4)
赵珺延和妈妈通话：“我已经是中学生了，我是中国人，这个困难时刻，尽我所能为国家出力，为家乡做点事，义不容辞。”(A5)
陈琪方：“在我的世界里面，我的妈妈和我的外公是很行的。我把他们借给患者，他们能顶起我这个家，那同样就可以顶起你们患者的这片天”。(A9)
(3)“长大”意味着社会角色及其技能的获得与发展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人变得具有社会性，个人被整合到社会系统之中，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获得新的社会角色和地位，遵从群体和社会对这一角色和地位的期待，掌握社会角色所需的知识及技能，满足社会和集体的某种功能需要。
当看到医院微信群里发出了征集医疗队员支援武汉的信息，刘家怡毫不犹豫在群里接龙报了名：“作为一名医护人员，展现自己使命的时候来了。”(A1)
对余森乐而言，在这个特殊时期，能来口罩厂当一回临时工是一次特别的“社会实践”。他第一次知道，原来一线工人们平时的工作是如此辛苦。(A3)
徐卓立跟着父亲投身施工一线，在6天的时间里，他每天平均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连夜作战已是工作常态，“一咬牙，一跺脚，也便坚持下来了”。(A10)
早上8点到晚上6点，有时甚至到深夜，在四川南充北城街道的街巷小区，只要是社区工作人员出现的地方，佘金燚都会及时出现。(A10)
崔众博、崔馨月作为志愿者，出现在小区和重要路口，“现在我们又能在一起了，来做些大学生应该做的事”。(A10)
“与其宅在家里，不如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武汉女孩谢小玉到社区报名成为一名防疫志愿者，每天为小区居民买菜、买药，分发生活物资。(A10)
2. 社会教化：“长大”成我们期待的样子
社会对零零后的“长大”呈现了更多的成人视角与社会期待，通过家庭教养、组织教育、重要他人影响、大众传媒引导等方式对个体社会化产生影响，让个人与集体形成盟约，构建出个人与组织、集体的紧密关系，塑造成社会期待的角色。
(1)家庭教养：个人社会化的摇篮
家庭可以说是青年社会化最基础性的执行者，它传递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技能，为家庭成员塑造适合于特定文化的人格类型。衡量人的社会化是否得以顺利进行并显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于父母一辈是否能够将他们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有效地传递给子女一辈。
当家人在海外收购口罩准备捐给家乡时，零零后的孩子主动提出由自己来运送；当外公和妈妈都奋战在抗疫一线时，零零后通过书信传递家人的坚强和勇敢。他们用不同方式延续了家庭的信念，完成了观念和行为的接力。
虽然零零后成长的世界与其父母童年时代生活的世界之间已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但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仍有一致性，表现在对国家和对集体的认同，愿意为公共生活空间承担起个人责任。这种文化一致性通过家庭向新生一代传递，说明社会文明正通过新一代人的成长实现传承。
(2)重要他人影响：教育示范和行为引领
重要他人是社会学与心理学常用概念，通常指的是对个体自我发展和社会化有重要影响的人和群体。重要他人影响包括榜样示范、同辈群体影响等，他们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包括指导作用、教育作用、示范作用、激励作用和社会整合作用。
榜样和典型是社会所期望的道德及价值要求承载者，是人们借以模仿的形象表率。有效的榜样或典型为他人提供了现成的途径或模式，使人们容易理解和模仿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成为影响和激励他人行为的力量。零零后正处于青春时期，自我意识强烈，渴望受到社会和他人的尊重，逐渐形成进取心、荣誉感、责任感等高级社会心理品质，急切渴望成为群体中的强者。这个时期，他们能以榜样和典型作为自驱力，内化为主体的自我追求。
这次抗疫，最早被树为榜样和典型的是专业医务人士，如钟南山、李兰娟等院士，参加过抗击非典的医务专家等，他们对后辈产生着重要的教育示范和精神指引作用，这才有零零后医务人员“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学着前辈的样子，治病救人”的评价。
另一方面，处于青年时期的零零后容易受到同辈群体的影响。当看到与自己年龄相仿、经历相似或有相同价值观念的同伴以做志愿者、做“临时工”、做救援者、做艺术创造者等方式投入抗疫行动，他们也更倾向于学习与模仿，通过这种方式来满足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
(3)大众媒体引导：在传播和交互中创造认知和情感体验
大众媒体是社会化的重要媒介。作为网络的原住民，零零后受到传统媒体、自媒体和社交媒体的深度影响，接受着大众媒体所建构的“社会事实”，继而影响着个人的社会化。大众传媒对社会个体起着教育和示范作用，构建了一个能够影响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形成的社会文化环境。
对疫情的报告框架塑造了人们对这一事件的认知和情感体验，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从根本上形成社会成员对共同体的命运担当和价值认同。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媒体能使网民身体缺场而情感在场。
当媒体对零零后以传承、成长、责任、担当、承诺、奉献等话语表述和视觉形象作为其“长大”的特征时，必然会引起零零后强烈的情绪体验和情感体验，继而产生情感认同，并将这些表述和形象进行内化及强化，变成所认可的价值体系。
(4)重大活动教化：特殊的“成人礼”
重大活动具有重要程度高、参与范围广、影响面大等特点。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民战疫这一重大事件不仅造就了一代青年，也深深地在这代青年身上烙上印记，成为青年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在塑造国家认同、继承民族文化、组织社会行动、指导日常生活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集体记忆”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指出，对重要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的记忆是按照年龄，特别是年轻时的年龄而建构起来的；舒曼和斯科特也在题为“代与集体记忆”的研究中证实，青春期的记忆和成年早期的记忆比起人们后来经历中的记忆来说，具有更强烈、更普遍深入的影响[18]。零零后在这场重大事件中没有缺席，他们的行为体验是一种实践行为，是亲身经历的动态过程，容易激发内化、升华的心理过程。
这场大型的“社会实践”，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和导向性，体现了社会的主要价值主张和引导，对零零后的思想认识、政治观念、道德品质、行为规范等有明确的教育和指导；具有鲜明的交往性和活动性，让零零后深刻体验个体与群体间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社会互动过程。这次事件，有效激发了青年的情绪点和兴奋点，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同时能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开始思考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生的价值与意义等问题。对部分零零后而言，他们在这场事件中完成了特殊的“成人礼”。
3. 个体内化：我不再是个孩子
“长大”不仅表现在外界的评价，也包含了零零后对自身状态的知觉和表达，展示出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性、层次性和建构性。
(1)“长大”过程显示出零零后的主体性
首先，长大展现出了自主性。自主性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和需要，对自己的活动做出选择和决策，安排自己的实践活动。在这次疫情当中，零零后并不是依赖型、被动型的受教化者，具有强大的内力推动，是一个人积极行动的表现。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零零后护士刘家怡此次报名去武汉“先斩后奏”，直到出发前才告诉父母(A1)。他们试图摆脱父母等权威的庇护和影响，在处理事情上更加独立和自主，反映了意志的内在稳定性。
其次，长大展现了为我性。在成长过程中，零零后以“我”的利益和需要为目的，从“我”的实际情况出发去认识和改造事物。这个“我”有“大我”和“小我”，既有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组织利益的“大我”挺身而出，也有为家人、为自己的“小我”承担责任。疫情之下的“大我”和“小我”已深度勾连，无法割裂。
再次，长大展现了创造性。零零后的创造力来自青年特有的丰富情感力和想象力，来自他们旺盛的精力和热情，以及尝试的勇气。无论是通过写公开信给患者以表达对患者的鼓励和医生家人的牵挂，还是独自坐飞机从印尼带回口罩，抑或是在防护服上写下各种期许和鼓励的话，或者是选择在车库自我隔离，零零后不但是文化继承者，也是新观念、新文化的传播者和建设者，甚至在文化知识、信息资料、网络技术等方面通过文化反哺的方式传递给年长一代。
(2)“长大”的变化过程显示出层次性和次序性
青年置身在这种急剧而深刻影响的疫情当中，他们的变化是分层次、依次序进行的。
第一，他们原来的观念、生活方式等因疫情受到强烈冲击，正常的生活节奏被打乱，面对病人的危重和死亡信息时容易感到惶恐和悲伤；第二，受冲击影响时，他们又快速地做出调整并适应这种变化；第三，他们在适应这种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改革和创新，并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参与防疫。
“惶恐”和“勇敢”是表述青年在防疫战过程中变化的关键词汇，“惶恐”体现青年在疫情来临时的担忧和害怕；“勇敢”体现在青年逐渐了解党和国家工作部署、了解避免传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方式方法之后，有胆量、敢于面对、敢于“战疫”，发挥专业特长或者志愿精神，为防疫战做出自己的贡献[19]。这一过程包含了两种层面的重要变化：对原有状况的改变，以及对崭新状态的呈现。当这样的变化发生，某种意义上零零后的“长大”就发生了。
(3)“长大”的重要内化机制是建构性认同
长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仅是零零后对社会文化通过认知、接受、认同、加工、选择而内化的过程，也是参与实践活动、外化行为、实现自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化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建构性认同。
零零后正处于少年期向青年期过渡的阶段，比起儿童期、少年期的模仿、初级认同等学习机制，青年时期的角色学习和自我启动机制将越来越发挥关键作用。加之互联网的影响，零零后正在经历个体认同、群体认同到社会认同的过程，由被动的归属性认同转向主动的建构性认同。通过互联网，人们在脱域的流动空间中可以超越特定位置或特定环境的特殊限制，面对共同的社会问题而形成共有的社会认同[20]。
主动的具有建构意义的认同，是在零零后获得较为明确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基础上形成的。借助互联网，他们在网络沟通和意义交流中能清晰地认知到相似个体的共同境遇和共同利益，从而对周围事物形成共识、结成共同体。
对零零后而言，建构性认同的发生基础是感性认同，是由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所形成的认同，还没有达到概念化、理论化的程度，这符合零零后的社会心理状态。在战疫行动中，零零后不一定有清楚的行动纲领或明确的理论表达，但有身体、形象、表情、仪式和行动，这些感性形象表达了他们的认同：“穿上防护服，我就不是个孩子了。”（A1）
五、结论与讨论
典型的零零后形象不单代表个人，而是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群像”，反映着时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他们的长大受到外部强化和主动内化的影响。
1. 零零后长大：事实还是想象
美国社会学家伯格与卢克曼在合著的《现实的社会建构：知识社会学论纲》一书中指出：现实是社会建构的，社会确实带有客观的事实性，但它也确实是由表达主观意义的行动所建立起来的[21]。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其实也是人类构建现实的过程，这一过程包括了“外化自我”，并“客观化现实”，然后“内化”上述两项的过程。
零零后的外化行为，被社会定义为“成长”，以正当化的方式变成“日常生活的现实”，纳入到社会共同的象征意义体系。这个意义体系向青年传递了什么是正当的、正常的、被期待的等观念，希望青年能按期待的方式来行动。青年通过内化这个建构出来的现实，形成自我的主观现实，再被社会共同的象征意义体系所吸纳。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所以，长大，就是既基于事实又基于想象的“外化—正当化—内化”过程。
2. 长大的影响机制：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的有机结合
社会化贯穿于人的一生，而青年期的社会化是人的生命历程中社会化最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社会化任务完成得如何，将会极大影响一个人在步入社会以后适应社会环境、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状况。青年期出现的许多现象可以看作他们进入成年生活所构建的一个演习场。社会化的主要运行机制是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
零零后的社会化轨迹是个体能动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的一种复杂产物，不再是由社会预定的一种僵化的统一模式。教化与内化有机结合，克服青年期的不成熟性，既培养青年适应社会的主体素质，塑造社会结构所期待的合格角色，又激发青年的主体性，发挥创造力，形塑历史，实现自己的期待，享受自己的生活。
3. 互联网媒介的影响：技术赋权和权力控制
前互联网时代，青年社会化的格局呈现诸多局限，如社会化场域有限，时空单一；社会化执行者类型有限，执行者的影响力有限，各执行者之间相互沟通的途径有限；等等。
互联网时代来临，青年社会化场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青年与成年沟通交流已没有太多的技术障碍，青年拥有的信息在程度上与成人没有太大差距，青年可以通过掌握信息技术、深度嵌入互联网世界来进行更好的自主表达，从而获得技术赋权。
但与成人相比，零零后在话语权方面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媒介可通过选择性的真相建构某种“事实”，以达到权力控制的效果。所以，对零零后的媒介叙事，媒体应避免污名化标签、静止化视角、挟制化代言、情绪化叙事和商业化消费。
4. 回归与超越：面向未来的可能
过去，年轻一代只是成年社会的“他者”，是年长一代希望锻造的产品，是否合格，要由年长一代判断。而当代急剧的社会变迁影响了代际权力格局，文化反哺现象让代与代之间有更多对话和共生。
零零后的长大，既是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预期社会化的结果，也是年轻一代参与社会建构的具体方式。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年轻一代将成为自身社会化的能动启动者、积极调整者和有效实施者。在信息社会和全球化相伴而行的世界，零零后将感知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自己的影响，不再仅仅以明晰的领土边界、社会阶层、社会角色标明自己的身份。他们可以在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生活世界中，完成社会角色的再造与重构，有更大的空间为自己“代言”，创造自己的文化和认同。
在当代，人的主体性发展日益展现“个人化”特征，是现代性变迁过程的实践主体，如何将众多个人培养和造就成为能动的实践主体，如何使一代代青年成为具有时代精神的精英和社会财富的继承者，托起民族的生存和希望，将是社会化和个人化基本理论蕴含的现时及未来意义[22]。对于年轻一代，他们可以在崇尚自由和守护集体之间自由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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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作者：钟宇慧（广东省团校（广东青年政治学院）团干部培训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