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国家卫健委网站截图
这是否意味着东北地区即将全面开放生育？在全国人口出生率下跌的情况下，东北又有何特殊之处呢？
东北怎么了？
据黑龙江、辽宁、吉林三省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 年黑龙江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01‰。年末常住总人口 3751.3 万人，比上年减少 21.8 万人；辽宁省年末常住人口 4351.7 万人，较上年减少 7.6 万人，全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0.80‰；吉林省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为 2690.73 万人，比上年末净减少 13.33 万人，自然增长率为 -0.85‰。
也就是说，2019 年一年时间内，东北三省的常住人口就减少了 42.73 万人。
事实上，早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以来，东北地区人口生育率就不断下降，而东北人口总量的减少，与早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无关联。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胡湛教授告诉丁香园：「从 1979 年的公开信发布后，计划生育自 1980 年开始比较严格地执行。但『一孩』政策主要是在城市地区执行，出于对农村劳动力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中国一些农村地区从 1982 年起执行的是『女孩户』政策，1984 年起更新和扩展为『一孩半』政策。
所谓的『女孩户』或『一孩半』政策是指，如果农村夫妻生育第一胎为女孩，那么允许生育第二胎。这个政策缓解了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推行所遇到的一些张力，但却造成了一个负面后果，即从政策上对性别定价，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一些地区的重男轻女。
这种演化还使得生育政策开始分型，城市与农村执行的标准不同。」
吉林大学侯力教授在《东北地区长期低生育水平形成原因探析》提及，1995 年东北地区城镇化率达到 49.4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20.4 个百分点。
胡湛教授表示：「东北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国企职工占人口的比例非常大，城镇化率很高，在这样的情形下，东北的计划生育确实执行得比较严格。但这种严格只是相对而言，东北目前的人口总量减少，主要是和整个中国的人口负增长以及东北自身大量人口流出有关系。」
另一方面，国家卫健委也表示，东北地区人口总量减少，折射出的是区域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社会政策等综合性、系统性问题。比如，随着资源枯竭和国家产业升级转型，大批年轻劳动力无法在本地找到满意的工作，只能流向经济更好、工资更高的地区。
放开生育限制
人口总量就会上涨吗？
让我们重新回到大众的关注点，只要放开生育限制，人口总量就会上升吗？
答案是否定的。
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国家卫健委的答复中提及，东北边境地区的生育政策相对宽松（如黑龙江省规定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居民的可生育三个孩子），但生育意愿不高。究其原因，经济社会因素已成为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经济负担、婴幼儿照护和女性职业发展等方面，群众反映尤为突出，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大为减弱。
另一方面，在生育限制没放开前，一部分生育意愿就已经提前释放了。
胡湛教授表示：「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是『一刀切』的，也经历了演变，农村地区就包含一孩政策（6 个省市区）、一孩半政策（19 个）、二孩政策（5 个）和不限制（1 个）共四种形态，在一些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执行方式和力度也会有所不同。1990 年代开始，很多地方开始相继放开『双独二胎』政策，部分基层的执行模式亦有所松动和多元，个别地方不禁止群众生育二胎，也会收取相应罚款。
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利用『政策缝隙』生育二胎的情况，例如已经在境内生育一胎，出境后再生育第二胎，这种情况就不算超生。
2000 年以后，从双独二胎、单独二胎和全面二胎，计划生育逐步放开，但人们想象中的生育反弹乃至所谓『报复性反弹』并没有出现。这一方面是由于全面二孩放开时政策覆盖的育龄女性群体中约四成已超过 40 岁，且育龄妇女的总数也趋于下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此前计划生育的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些『空隙』，很多人的二胎生育意愿已经通过空隙提前释放了。」
胡湛教授告诉丁香园：「即便东北开放试点，那么对于生育率的提升仍旧是杯水车薪，也无法扭转出生人数下降的趋势。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清生育数与生育率。生育数指的是出生的人口数，这是一个累积性概念，其高低依赖的是人口存量，特别是育龄妇女的数量；而生育率则是即时性概念，它反映的是现时妇女育龄期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东北、甚至全国，其问题实质是生育数不断降低，而不是生育率不断降低。我们的生育率一直相对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究其原因，可以主要分为两点：
第一，是育龄人群的减少。
从我们的研究来看，80 年代中后期较大规模的出生队列已经处在黄金育龄期的尾声。而 1990 年代的出生人口大幅下降， 将导致未来十年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的快速缩减，育龄妇女总体规模的下降将会至少持续至 2050 年前后，最终降幅将达到近 40%。
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将直接导致未来每年出生人数的减少，未来的十几年的出生数降到 1200 万以内甚至 800 万以内都是有可能的。这种现实我们无法短期改变，我们要做的是使这种下降趋势尽量稳定、和缓以及可控。
第二，是现在生育观念的改变。
『不婚/晚婚』和『不育/晚育』增多对于育龄群体生育潜力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不结婚、晚结婚、结婚但不生育或晚生育，这些现象的累积对于育龄群体生育潜力释放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换句话讲，即便我们有足够的育龄妇女『可以生育』，但她们不一定都『愿意生育』。这也是我们需要正视、也可以改善的问题。」
未来人口数量如何提升？
胡湛教授告诉丁香园：「鼓励生育这件事，全球范围内已经实践了很多年。从韩国、日本到北欧，很难奏效。
因为鼓励生育的内核实际上是经济或物质补贴，而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已经被资本诉求和物质需求所裹挟，生育变成一件很难、很贵的事情，以经济和物质补贴为主的鼓励生育措施不仅很难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而且容易诱发补贴竞争和补贴陷阱。试想，给生育人群补贴现金的话，几万亿的投入均分到每个人头上，也只是杯水车薪。
目前来看，最重要的还是改变生育观念，以及一系列的家庭观念。
首先，要进一步放开生育限制，把生育的权利还给人民。
其次，需要打造『家庭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降低结婚、生育和养育的成本，以此为基础挖掘生育潜力。如果只是鼓励生育，就变成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依然没有走出工具理性和干预主义。
过去生个孩子，只不过是家里多一双筷子的事情，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改变，特别在北上广这种一线城市，房价高、资源竞争激烈，生育、养育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这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乃至家庭观念已经结构性地转变，并且几乎是不可逆转的。
对于一部分农村地区来说，还亟需移风易俗，避免一些天价彩礼、因婚返贫的情况出现，降低婚姻成本。
另外，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中国的家庭传统和家庭伦理一直没有断掉，在国家没有给家庭很好的制度性支持的情况下，家庭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互相扶持。
我们曾经做过调查，70% 上海 80 后家庭 的孩子养育（尤其是学龄前儿童）需要祖父母的参与，其中近 90% 是每天都需要祖父母帮忙。这种现象在当代中国很具有普遍性，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家在花大力气推动托幼服务。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另外，当前社会架构对于男性是更加友好的，女性的家庭-工作平衡问题更严重，尤其生育最后一步毕竟还是要靠女性来完成。如果我们的社会政策只是『性别中立』，其实还是对女性不公平，所以我认为在部分政策要明确对女性予以倾斜。
所以，生育状况的改善需要对社会观念和公共政策做一揽子的改造，我们不能硬性要求年轻人必须结婚或者生育，但我们可以帮助他们降低结婚和生育、养育的成本，并创造一种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最终把选择权交到他们自己。
我们需要尊重选择不结婚、不生育的人群；但也有一部分人是囿于现实压力而难以结婚和不敢生育，对于这部分人，如果国家和社会可以帮助他们降低婚育成本，他们的生育潜力就会完全释放。
第三，就是进行宏观的生育管理，进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更好的生殖健康服务，帮助家庭实现社会理想和生活计划。
中国目前还是存在许多低收入家庭，但这些家庭的结构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可能还比较多。虽然去年年底已经全部脱贫，但还需要政府帮助他们做一些合理的生育养育规划，或者拿出一些红包政策，这能帮他们减轻很大的育儿压力。
另外，像现在的失独家庭，也需要通过宏观的规划来调整。」
2 月 20 日，国家卫健委在此后的说明中表示：关于互联网上「东北地区将试点放开生育限制」「生育政策将全面放开」等推测，不是答复的本意。国家卫健委委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好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相关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