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北京坐高铁到保定雄县，再打车从县城到米北庄，抵达市场街时，已是傍晚五点多。天即将黑掉，灰蒙蒙的天色下有半边落日霞光，地平线处不见山影，让人意识到自己是身处在华北平原了。市场街东西走向，近乎笔直，一公里长，路出其地宽。街边是两长排二层楼房，白色细长瓷砖贴面，二十年前的自建房。一楼都是店面，招牌直白，诸如“贺强绢花厂”、“天道寿衣厂”、“刘斌泡沫楼房”、“国磊殡葬大全”，也有更简洁的，黑底红字上写着“尸体袋”。
这些店面垄断着中国 90% 的殡葬用品。人们称这里为地下金融中心，是因为这里有无数的“金元宝”，钞票样式的冥币甚至远销欧美。在网上，市场街被称为地下金融中心、阴间华尔街。
傍晚街上几乎没有顾客。认识的老板说，到了夜里，做批发的人才忙起来，但店铺也大都关着门。天完全黑下来后，挂在店铺门廊的白色引魂幡随风飘动，黄色尸体袋上印着的“走好”字样突然显眼起来，摆在玻璃橱柜的人偶列成一排，古装扮相，男女皆有，大概是金童玉女，双手交握在腹前，斜眼微笑着。胆子小的人或许害怕相子脸，女性面具一张，粗粗描了五官，让人想到鲁迅写的“女吊”，绍兴戏里的女性吊死鬼，粉面朱唇，长发蓬松，穿大红衫子，垂头垂手，专来复仇。不过，“被压迫者没有被报复的恐惧”，不觉得女吊恐怖，鲁迅说，女吊是“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
殡葬一条街唤起的与其说是对鬼的畏惧，不如说是对死的拒斥。持唯物态度的中国人，对轮回兴趣不大，鬼神的世界复杂得近乎玄奥，现世的道路却是清晰真切的，想到死，停住，再也不敢往下想了。但对亲友的逝去，中国人似乎又有另一种态度。阴森灰暗的街道上，只有绢花是热闹的。牡丹的花型，粉色、橙色，一簇簇拥在一起，此地的人加班加点为天堂铺路，相信天那边有更好前程。这祝福是近人情的。我也就不害怕了。
米北庄村是方方正正的，平房四合院一格一格铺开，人们心中有明确的东南西北。四合院外墙多是红砖，有些屋顶用墨绿菱形瓷砖装饰，天晴时村庄是暖色调的。最常见的字是“福”字，印在院内的照壁上，褪成粉色，背景画的总是迎客松。也有人家标新立异，迎门不是“福”，而是“绢花”。“绢花”二字的确关乎生计，重要性不容小觑。米北庄有90%的人家开过家庭作坊，先做纸花，后来市场大了，又做绢花，渐渐有了“中国殡葬第一村”的称号。
现在，村里的巷道上仍晾着纸半球花，月牙形，打开来是绣球花的样子。这里的人不种庄稼，田地都承包出去，深黄色的纸花挂起来像玉米，是新的“农作物”。
我们在村里遇见石先生。他58岁，做了三四十年纸花。19岁时，他出远门，到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满洲里销售纸花，在这一行当里“泡”了二十年。回忆起最繁华的时候，石先生嘴角忍不住上扬，那时候“市场上人挤人，家家都没有存货”。市场指的是老集市，1984年左右，生产队解散，村里开始有了纸花集市，十天四集。在那之前，生产队会开介绍信，派业务员去天津买拷贝纸，回来染色，粘成各种形状的花，再推销出去。私人是不允许“搞小资产阶级”的，大家只好拉紧窗帘，夜里点煤油灯，在灯下偷做纸花。卖纸花挣的钱，换回来鞋子、秋裤，全做家中用度。
米北庄村做纸花的历史可以往上追溯400年。原先跟殡葬行业无关，纸花是插在头上的，做头饰用，渐渐用到喜事中去，出现在婚礼上是一对花篮。过年赶年集，红花也卖得紧俏。村里的老人回忆，纸花真正开始用到花圈上，是1976年毛主席去世的时候。村里唯一的一条公路，四五米宽，右边汽车刚载满花圈去北京，左边又有车来提货。
现在的市场街建于2003年。当时的县委书记来自河北白沟——那里清代便是北方商品集散中心，对批发市场很感兴趣。全国各地的客户来此进货，市场大了，纸花之外，市场街开始售卖寿衣、骨灰盒。货都是从外面进的。
王雪艳在市场街的金英寿衣店上班。店里只有她一个员工，老板是高碑店人，娶了雄县媳妇后，进入了殡葬行业。寿衣店不大，两间门脸，前排货架上塞满寿衣，有唐装，中山装，西装，还有呢大衣。王雪艳不避讳谈论生死，她个子矮，穿着棉夹袄和格子绒裤，笑着说，“这一条街你自己找，所有死人用的东西一样都不缺。”死人用的，通常随意，比如寿衣不分秋冬，都做均码，一件衣服，70斤到190斤都能穿。但有时又讲究，中山装里会叠一层保暖衬衫，怕人死了感到冷。
王雪艳说，冷也好，暖也好，尽是活人的想象，譬如烧纸钱，烧了半天，也不知道死人能不能收到，但至少尽了责任，这是给活人的安慰。她对手边的唐装寿衣采用一种实际的态度，一件商品，从苏州进货来，批发价五百多。王雪艳今年58岁，也经营过家庭小作坊。市场发展起来后，大鱼吃小鱼，利润摊薄，忙活一天只能挣一百多块钱，她便去绢花厂上班，一个月挣六千块钱。她告诉我，对米北庄的人来说，手不懒就有钱花，存不了大钱，可也不缺零花钱。
但年轻人或许嫌做纸花的活脏。我们在村庄转悠时遇见了王秦萍。她家四合院临街那间房，对外开了一扇小门，她在里面清点布幡。王秦萍40岁，算年轻一辈。结婚前，她在市场街东头的电缆厂干活。生了两个孩子后，她为了顾家，批发过一阵子花圈。她不愿意孩子再进入这个行当，尽管解决温饱不成问题，但“干这个哪有什么出息？”
米北庄里的一对夫妇听说我们想了解老集市，建议我们去找陈长彪，他是村里首富，开的制花厂，在村里规模最大，他们指路道，“沿着公路往东走，左拐，往北走就看见了，门口有大石狮子的地方就是。”
长彪制花厂在旅游路上，这条路上聚集着许多家塑料制品厂。塑料包装是雄县的支柱产业。一位出租车师傅告诉我们，他原来就在家里做毛毯的手提袋，这类工艺没有技术门槛，一年挣三四十万没问题。不过，近年环保要求严格起来，家庭作坊都被淘汰了，师傅说，“雄县一半跑滴滴的人都是（这样），自己家原来有个小作坊，现在干不了了，当小老板当惯了，打不了工了。”旅游路走到尽头就能看到长彪制花厂。远远望过去，制花厂是一个三层楼房，装修在二十年前或许算豪华，如今看来有些破旧了。走到石狮子处往里看，院子里南北有两栋平房，大概这就是工厂了。
我们在市场街的金佰岁寿衣店见到了陈长彪。这家寿衣店我们前天晚上来时就注意到了，橱窗里模特穿的寿衣，做工、样式、纹饰，比街上其他寿衣店精致许多。店面很大，风格算是金碧辉煌，有绣着仙鹤的呢子，云锦面料的唐装，枣红色凤凰长袍，还有金黄色的龙袍。
“现在可有人会炒作了，说我们是寿衣届的爱马仕。”陈长彪说。他个子很高，灰发向后梳去，扎成了马尾，对外界的“炒作”，他欣然接受。起先，他以为我们是来推销杂志版面的，问上刊的话收费多少。
陈长彪出生于1968年。村里办集市时，他16岁，初中毕业，就带着村里的纸花样品，去四川、湖南跑业务，做倒买倒卖的生意。他把成为“首富”的契机归结于一次运气：分家时分到一个有八间房的四合院。有了大院子，他才动了雇人的念头，“那时候脑子是闭塞的，不会想到去租个院子，也没钱。”1987年，他结婚第一年，骑自行车去周边村子招工，招来的多是小姑娘，十七八岁，不上校了，“被子一拴，人一坐，都这么接来的。”80年代，农村粮食仍然匮乏，陈长彪能管吃管住，中午能保证工人吃馒头，炒菜只有白菜土豆，一早一晚则是饭汤配咸菜。
院子里工人最多时有一百多人。没有下水道，解手都成了问题。旅游路上的制花厂是2003年建的。陈长彪买了十亩地，春天他盖厂房时，麦子已经长得很高。村里人的土地意识那时仍然很浓，议论他，“这么好的麦子就这么祸祸了？”
米北庄村书记说，村里的人思想上比较守旧，不像南方人那样有转型的野心，手工艺产品成本低，回报率高，一旦知足，就不愿意扩大规模了。市场街是他推动建成的，但他也说，市场街制约了产业的发展：大家都租房子开店，不想出去跑业务了。不知为何，村庄周围的塑料厂也没能激励村民创业，只有陈长彪买了地，建了厂。
不过，2003年以后，陈长彪的招工也变得困难。手机出现后，信息差没了，河北工人都知道去广东打工更挣钱了。年纪轻的工人来他这里，待到18岁就去广州，那是米北庄村无法媲美的大城市。制花厂里的工作时间相当长，早七晚七，中午休息一小时，一天工作十一个小时。机器不会停下来，熬走的是工人。现在，厂里只有二十多个员工。
陈长彪说，市场街的老板，少的一年挣几十万，多的也不会超过两百万，“你看着它表面挺繁荣，这个市场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大，贡献的GDP也没那么高。”
我们在雄县的最后一天是1月13日，农历腊月初三，据说有集市可看。早上十点，我们到了市场街的西头。的确有人摆摊，但摊位零零散散，产品也没有什么稀奇，大多数摊位只是店铺的延伸，远不如过年时任何乡镇上的鞭炮摊热闹。
最西头的一个摊位边，站着两位老人。宋大爷卖纸花，面前摆着蓝色的、紫红的叠起来的纸灯笼，放得久了，颜色变得很深，一旁挂起来的纸花很新鲜，做成了菠萝、桃子的形状。宋大爷没开淘宝店，也没摆收款码，仍然等各地老板来集上订货，在市场街上，这行为显得颇有古风。行情好的时候，宋大爷也雇过二十多个工人，不过，生意从六年前开始就不好做了。政府开始整治污染，绢花的布都订不着了。
和绢花一样式微的还有纸扎，不过原因不同，纸扎是因为涉及迷信。在一家纸扎店里，我们看到了让人惊叹的物质大丰富的天堂世界：全自动洗衣机、麻将桌、小汽车、大别墅、中华烟。亿万富翁有的，这里都有。或许是因为产品敏感，和前两年面对媒体时的开放态度不同，老板不愿意与我们交谈过多。风靡欧美的冥币我们这次则完全没有见到。殡葬行业推行“绿色环保”后，市场街开始出现电子花圈。在陈长彪寿衣店的对面，张超开了家电子花圈店，他是山东人，原来在陈长彪的工厂打工。
我们在米北庄见到的老板，待人热情，但做生意的那面并不激昂，反而有些沉闷。在雄安新区，在科学的、环保的、高科技产业面前，殡葬生意似乎再也上不了台面。人们对此的共识是缄默不语，世道总会变化，只得接受，改了行的人连怨言都不必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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