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ID：EsquireStudio），作者：崔楠、谢婵，编辑：刘敏，原文标题：《我还记得球场的哭泣和风声》，头图来源：崔楠
崔楠是一名通讯社的摄影记者。2022年11月，他得到了去卡塔尔拍摄世界杯的机会。他常驻北京，最近的几年里，流动是个麻烦事儿，他告诉我们，京外的出差机会少了很多，倒反而幸运地去了两次境外的出差：2022年，他去过香港，拍摄了七一庆典，另一次就是卡塔尔世界杯。
卡塔尔世界杯是特别不一样的体验，三年来，他第一次见到如此多、如此热烈的观众。在那儿，最小的球场也装满了4万多人。身边的同行总是问他“Korea or Japan？”没有人会首先想到他从中国来，但他总是轻易被同胞认出来，他猜测是因为自己戴着N95口罩。
这也是他的第一次世界杯拍摄，他拍摄了接近30场比赛，球员们就在他的面前争抢球权，有时候球会飞过他的头顶。
崔楠和我们聊了聊他的世界杯之旅，重新回味了其中的一些时刻。
折叠的观众
闭着眼睛去回想在多哈的日子，我最先想到的是一组折叠的画面，多哈有一片给富人看球的地方，在文华东方酒店前面，那儿被一片非常现代的建筑包裹，餐桌上铺着白布，餐具也精致。
海边大道边上也有一个露天草坪，在那儿看球的人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劳工，印度、巴基斯坦或者孟加拉的，他们带着2升装的可乐和零食来看球。他们的肤色明显更深。
我是11月15日从杭州飞往多哈的，当时距离开幕式还有近一周时间。其实按正常工作习惯，我一般只需要提前一两天去熟悉环境，但在11月，从国内到卡塔尔的航班一周只有一班，再晚点就错过开幕式了。11月16日凌晨，我抵达多哈，哈马德机场人潮汹涌，不久前新开设的FIFA世界杯纪念品商店就在抵达口，巨幅世界杯吉祥物海报上，一块被人格化的阿拉伯男性头巾拉伊卜在冲着游客大笑。我那架飞机上有200多位中国人，其中四十多人入境了卡塔尔，其他的人会在多哈转机，去非洲务工。
我和同事住在多哈的一个老城区，房间外面有一棵棕榈树，还有一排没有建好的矮房子，边上是瓦砾和工地。卡塔尔的温度和我想象的得差不多，中午我们穿着短袖，但过了午后温度就慢慢降下来，入夜以后又很冷。这个一半是海洋一般是沙漠的地方，比我想象得要湿润一点，此后的一个多月，多哈只下过一场雨。
抵达次日午后，我去哈里发国际体育场踩点，在球迷安检区外的大力神杯雕塑前，我看到一名手脚忙乱的巴西球迷。他叫Anderson，他一边举着手机与朋友们视频，一边慢慢把一面巴西国旗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来这里看球真的太贵了，我是被这些朋友资助，派我作为代表来到这里的，我要把这面旗子带进每一场我将会去看的比赛”，他对我说。
与此同时，不远处一名本地安保人员，正跪在地上做礼拜。
集装箱
卡塔尔世界杯一共有8个球场，我主要负责南边的四个。我最喜欢974球场，那是一个由集装箱拼接的球场，考虑到运营成本等原因，这届比赛结束后，974球场也会被拆除。这正是我喜欢这个球场的原因：我在那拍的每一场比赛都无法再被复刻了。
974球场开始拆除那天，我还去看了一下，那是决赛前的第10天，我透过缝隙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当时球场还没有太大的变化，只看见上面的集装箱正在往下卸。
卡塔尔是我最近几年拍过的现场里，最热闹的了。人真的很多，最小的球场也坐满了四万多人，上一次拍这种有很多观众的大型的体育赛事，就是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
我拍摄的第一场球赛，是11月21日，荷兰对阵塞内加尔。在比赛举办地阿图玛玛球场，整个球场情绪都显得很低沉，这确实是一场饱受人们诟病的一次颇为“沉闷”的比赛。但我在这沉闷的情绪真空中忽然瞥见了的温柔一瞬——荷兰前锋德佩在塞内加尔队球员受伤被担架抬下时轻抚对方额头，我赶紧把它记录了下来。
抢票抢位置
体育记者也是要“抢”票的。我们首先要去FIFA指定的网站上去预约媒体票。世界上的几大通讯社有优先预约权，比如路透社、新华社之类的。除此之外，预约的优先级会先给本场比赛的两只球队所在的国家媒体，其次会给32强参赛国所在的媒体，再之后才会轮我们。
摄影师们会优先考虑内场，尤其是靠近四个角球的位置，那是最好的拍摄位置。但是轮到我们选择的时候，基本只剩下靠近中线或者大禁区线的位置可以挑了。
其中11月29日美国对阵伊朗，那一场我选择了阿图玛玛内场的第108号座位，一个在其他比赛时可能被视为最“差”的中线位，但我视若珍宝，因为我更想以平衡的视角去记录这场比赛中两队间的微妙情绪，于细微处观“惊雷”，远比一般竞技画面更为重要。
这场比赛伊朗告负，并被淘汰出局。赛后，我留在现场继续观察，当我发现伊朗球员埃扎托拉希留在绿茵场上长时间悲伤，随着他那股伤心到极致的情绪，我的身体也不自主地颤抖。在埃扎托拉希仰天痛哭时，我一边按下快门，一边也在留下泪水，眼泪模糊了我右眼的镜片，我就把取景框换到左眼，继续拍。
N95口罩
在卡塔尔，别人跟我打招呼，经常会先问，“Korea or Japan？”没有人想到你会是从中国来的。我到卡塔尔的第二天，附近餐厅的一个保安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中国，他紧接着问：“那你的国家球队有参赛吗？”我说没有。
但是被中国人认出来还挺容易的，可能我们本身就跟日韩人长相有一点差别，再加上只有我们会戴着N95口罩。有一次我在球场拍东西，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听到有人好像在喊“741！741！”我一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突然想起来那是我的摄影背心号码。我回头的时候，看台上有人用中文说“能不能给我们拍一个合照？”
我除了吃饭，基本全程戴着口罩，我那个时候还很关心身体，想尽量不要感染，不要太累，我们后方的同事也一直交代，要让自己的免疫力保证在一个比较强的状态，怕影响工作。
我全程做好了防护，一直到回国隔离，我全部的抗原和核酸都是阴性。
声音
世界杯的现场有歌声，有DJ声，有球迷的谩骂声，也有激动兴奋的呼喊声，还有鼓风机的声音。
在内场的时候离球很近，场上球员激烈拼抢或者解围的时候，球经常就从我的头顶飞过去了，还有一次，一个球自由下坠的时候刚好落到我和一个阿根廷记者的中间，我拿手给挡了出去。
12月10日，在四分之一决赛里，法国队以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那场比赛我拒绝了球场的所有环境音，在戴着降噪耳机听了一整场《Love Story meets Viva La Vida》，一边拍下了英法两队在绿茵场上的纠缠。
赛后，我将镜头对准一名在赛后神情失魂落魄的英格兰男孩，结果被男孩身边一名成年球迷用中指、咆哮以及“Fuck off!”回应。
纠缠和拥抱
拍摄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关注全局，我只能看到每个球员在干什么。
比如莫德里奇在中路带球，我就要关注他是不是要分边；比如姆巴佩，他最习惯的就是从左路向下前突，我只要看见他高速启动，就知道他要前突了，这一届世界杯，我对着姆巴佩拍了很多次慢门的拍摄，把快门速度降到最低，把周围事物拉成一条线，好像他在起飞一样。
有一些比赛我会按照正常选体育照片的思路去挑照片，去展现激烈的竞赛，展现体育美学。但有时候我也关注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还是11月29日，美国对阵伊朗那一场，这两只球队所属的国家在球场外有非常多的渊源，那我就很关心球员在球场上情绪的对峙。这一场在挑照片的时候，我的线索是“纠缠”和“较劲”，比如谁的胳膊和谁的手缠在了一起、踢球的时候拉扯在一起、铲球的时候撞在一起......关注了很多这种瞬间。
事实上，在那天的阿图玛玛球场，你根本看不到球迷们有剑拔弩张或针锋相对的时刻。他们只是唱自己的歌，为各自的国家队加油。一名出生在纽约的伊朗裔美国籍球迷穿着伊朗球衣，头顶两国国旗在人群中游走；一名来自美国球迷把自己涂成了伊朗国旗的颜色；一名中年伊朗球迷在大声地用流利的英语向一名美国球迷喊：“Iran is a beautiful country！”然后他们拥抱了一下。
我当天虽然已经很疲惫，但还是清晰地感觉到，自己彻彻底底闯入了消弥隔阂的一整股洪流之中——这是一个联结的世界本该拥有的样子，人们摒弃国家成见，放下自己想象或建构出来的敌对标签，只是表达自己最真实纯粹的情感，每个人都闪耀着爱意的光芒。
储存焦虑
今年世界杯一共64场比赛，我拍了其中大概30场。
拍了一个多月的球赛，拍到最后，我觉得有点“拍麻了”。球迷朋友说羡慕我，“能在这么难买票的场次，还能坐这么近看比赛！”我甚至会感到漠然，只觉知到这是一种旷日持久的疲惫。
我没有数过我按了多少次快门，我拍摄的时候几乎都是全神贯注地拍满一整场，世界杯结束的时候，我一共干掉了5个T的硬盘。
快门压下去的时候，我就知道刚刚可能有一张不错的照片，就会立刻在相机上做标记，一场比赛我会标记60~70张照片，因为我们是通讯社，比赛结束后图片要发得越快越好。重要比赛的赛中也会发稿，这时候北京的编辑会守在后方帮忙处理图片，把照片压缩到适合系统的尺寸上传。
在阿根廷跟法国的决赛上，当阿根廷进了两个球时，我以为今天肯定能90分钟准时下班，结果第80分钟，姆巴佩射入一个点球，第81分钟，姆巴佩又进了一个球。他进第二个球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反应过来，我还在挑第一个点球的照片。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庆祝了。
决赛进入加时赛，第108分钟阿根廷进球，第118分钟法国再次扳平。双方纠缠到最后，我已经担心储存卡不够用了，我开始计算，我的机器开了每秒30张的高速连拍，大概还能按2000次快门，但加时赛结束后也许还有点球大战、还有颁奖仪式。那天我完全“储存焦虑”了。
最后那天我拍满了三张卡，每张卡有128G，好在卡是够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 （ID：EsquireStudio），作者：崔楠、谢婵，编辑：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