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长相、这学历、这职业背景，放在哪儿不是抢手的男神？”用冰冷的双拳将妻子置于死地之后，陈立人却收获了大量这样的评价。
每当家庭暴力犯罪事件发生时，人们往往以丈夫、男友或情人的身份来评判凶手，而不是把他们视作危险的罪犯。当凶手被摘下面具时，我们往往感到震惊。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周围的人会这样说。
人们倾向于认为，假如遇到一个杀人犯，我们一定会认出他，会有一个可辨认的“该隐的记号”。
事实上，亲密伴侣凶杀案在全世界导致大量女性死亡。
在英国，每四天就有一名妇女被其伴侣或前伴侣杀害，家庭凶杀案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杀手不会突然失控，而对于家庭暴力，人们惯常的态度却是：既视而不见，又拒不相信。在亲密伴侣凶杀案中，女性构成了受害者的82%。对于女性，危险极有可能来自与她保持或曾保持过亲密关系的男性。
犯罪模式学家简·蒙克顿·史密斯教授通过研究400多起亲密伴侣凶杀案，构造出凶手的画像以及他们杀害妻子、伴侣甚至孩子的动机，并从中发现凶手往往遵循情感操纵的模式。
然而，情感操纵往往难以察觉、令人费解，或隐蔽至深。任何人都可能落入情感操纵的陷阱。
如今在英国，情感操纵已经是一种刑事犯罪。史密斯教授的工作致力于找到帮助个人、慈善机构、警察部门和司法机关指认和识别情感操纵模式的方法，追踪潜在受害者的风险是如何逐渐升级的。她将这种逐渐升级的风险分为八个阶段，即“凶杀时间轴”，写进了《致命爱人》这本书中。
没有记号，但有模式。什么样的人可能成为“致命爱人”？
以下内容摘自《致命爱人》，有删改。
谋杀，或许复杂于任何其他犯罪，它是普通人的犯罪。
文森特很普通。他从未想过与众不同。
他的半独立三居室住宅位于一座美丽的北方小镇一条宜人的城市街道上。房子维护得很好，他那辆有了年头的四门客货两用轿车也是如此。这是他心目中任何人都能指望过上的生活的珍贵象征。他索取了他应得的权利，仅此而已。
然而，他站在这里，在黑暗中默不做声、纹丝不动，并且心怀不满地凝视着平淡无奇的办公大楼，等候着。他手中紧攥着一把长长的、锋利的刀。这会儿她随时可能从那门里出来，而他已经准备好。
唐娜步履轻快。
在走出工作的大楼之前，钥匙就一直握在她手里了。她不想在昏暗的停车场里磨蹭，在包里摸索钥匙；她很自信，但也很谨慎。她摁了一下电子钥匙，看到她的车灯闪了闪。她松了一口气，到车子边上了，安全。
不过还没等她打开车门，文森特就捅出了第一刀，他把刀深深地插进她的胸膛。
唐娜很快就死了，而文森特还在继续。
一下又一下，在她身上造成了三十八处刀伤。
激情犯罪的神话
几千年以来，我们一直在使杀害配偶的行为合理化，认为这是“由于激情而犯罪”，也就是情杀。
这个想法巧妙地解释了令人费解的对至爱亲人的杀戮。它鼓励我们相信，人们可能会在某些发现之后——比如婚外情或者可怕的背叛，出于嫉妒或者愤怒而冲动地杀害他们的情人或配偶。
这似乎是说得通的，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被拒绝过，或者经历过一段特别痛苦的感情的结束。
我们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或许会丧失理智，由于做了某些完全不符合性格的事情而“啪地断了线”或者“怒不可遏”。
这显然是许多这一类凶杀案在媒体以及凶案审判中得以解释的方式。
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相信，那些经常性地在似乎无法控制的怒气中殴打伴侣的人，有一天可能会做得太过火：结局可能会是死亡，即便并非出于故意。
一旦我们不再认为这些谋杀是冲动的，我们就能开始挑战这样一种观点，即他们是不可预测的，或者超出了调查分析和法医的理解。
实际上，亲密伴侣凶杀是凶案中相对容易预测的形式。这种可预见性构成了我的八个阶段凶杀时间轴的基础。
然而，根据我的经验，在亲密伴侣凶杀案中，媒体报道经常从同情的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他太爱她了，一时冲动才杀害了她”），而这正是文森特所期望的。
不幸的是，受害者的故事往往在官方记录中缺失——她们的经历不为人知，因为她们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不再能分享她们的故事。
“她毁了我的生活，却没有人在意。”文森特告诉我。
“你的生活是怎么被毁掉的？”我说道。
“她想要离开我，而且她并不在乎那会怎样影响到我。”
或许可以有一个明摆着的问题：“杀了她怎么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好呢？”但他杀害唐娜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尽力改善他的处境，他是在纠正一个察觉到的错误。这是一种惩戒。
文森特并没有试图掩盖他的罪行，这一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文森特打电话给警察自首，对他的所作所为，他看上去是承担了罪责。
不过，承认做过某事与承认你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并不是一回事。文森特一直在期望人们会认为他是对的，会将心比心地和他站在一起。他觉得自己情有可原。他的不公正之感比唐娜的命更重要。
文森特没有精神疾病——他像其他人一样会找理由，行为举止也别无不同。甚至他的信仰体系也并没有与他所生活的社会有显著的不同。
他对杀害唐娜的解释也不离奇古怪；实际上，它们是我们在媒体报道和法庭辩护中一直能看到的。它们混合了文森特认为会引起同情的东西以及他自己对受害者没有把他的需求放在首位的愤怒。
这个男人没有经常性的暴力行径，所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观察这些凶手其他的共通行为。
对我来说，和文森特谈话只是这个过程的开始；我已经发现，当涉及识别危险迹象和辨别模式的时候，死者和袭击者周围的人拥有一些极有意思也很有帮助的信息。
出于这一原因，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与凶手以及受害者的家人和朋友交谈，也与警察和缓刑监督官员——任何在凶手行凶之前就知道他们的人——交谈。我所了解到的是，危险迹象并不总是我们所预想的那样。
三个问题
一旦确定了一段关系，我们对某些事情感到不太对劲的直觉往往会被最小化。对每一个可能的危险迹象，似乎都可以有看似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诱导我们去质疑它们到底是不是危险迹象。
正如已故的受害者权益维护人艾伦·彭斯所明确表述的，在考虑一段关系中某人的行为是否出了岔子的时候，有三个问题可以问：
第一，这些行为是某种模式的一部分吗？
第二，这些模式会改变一个人日常的习惯和抉择吗？
第三，有人会因为这些模式而感到恐惧吗？
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文森特的家人告诉我他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其中有一条他们全都提及了：他特别喜欢肥皂剧，有一部尤其受他青睐。他克制不住地要看它。不过，他坚持让家人和他一起观看。在主题音乐响起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待在家里，他们必须一起看，他们必须待到剧终。
第二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为了安抚文森特，唐娜不得不更改她每天都要做的事，来适应文森特的那一套规矩。在文森特喜爱的那部剧开始的时候，她确保自己总是在场，不管她正在做什么别的事情。
第三，唐娜害怕挑战文森特所造成的后果。她照办了，因为不服从并不值当。他们全都照办了，好得到安生。
没有报告显示他曾经殴打或猛揍过唐娜，尽管我们不是很肯定。
唐娜从未说过任何暗示这一点的话，也没有任何不明原因的伤痕。然而，他有不止一次的自杀威胁——当它被用来操纵人们的时候，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举止。
仅仅因为文森特没有摆在明面上的暴力，并不意味着唐娜对他毫无惧意。有一次，大概在唐娜离世前十年，她说她想要离婚。
她告诉了几位朋友，不久之后，她的车子就开始出问题了。有一位朋友发现刹车似乎被人动过了手脚。她把车子开出去修好了，但她并没有报警。
她确实和别人讲起过，她觉得那是文森特干的。
她告诉文森特，她已经修好了车子，从现在起会定期检查车子，因为她担心这种情况会再三发生。她对他说，她感觉这是当地的年轻人搞的事；她并没有指责他。她的车子没有再出过别的状况。
不管她的恐惧是否有根据，这证明在她心里他有能耐故意伤害她。唐娜的恐惧很有可能源于他以前的经历，她知道他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本领。
我不可能从文森特这里获得那些信息——那些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不得不卑屈地服从他那一套规矩，并且每天都被监控的事实。如果他对她的刹车动了手脚，他决不会透露分毫。
我问他是否记得唐娜的车子被动了手脚。他表示没有一丝印象；实际上，对于我明晃晃的暗示，他显得很受伤。
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挑战。
尽管文森特声称没有人听取他的想法，但他却是那个在法庭上拥有一名辩护律师的人——只为他辩护，陈述从他的角度出发的故事——并且，如果有必要，去诋毁唐娜的性格。
唐娜因死亡而沉默。根据我的经验，受害者的家人很少有机会澄清真相，或者让他们至亲的故事为人所知；受害者的家人会被指责缺乏客观性，但这种指控很少是针对凶手的。
是文森特，被认为更耐人寻味、更值得发出声音。这是真正的不平等，给试图防范未来的凶杀制造了困难。
刑事司法系统并不总是公布受害者的陈述，或者使她们的声音成为诉讼的核心，而我则坚信通过倾听她们的心声，我们会找出真正的危险所在。
朋友和家人都知道文森特和唐娜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们不幸福。在事件发生之后进行复盘通常能揭示某种模式和风险，在事后看来，它们似乎都会变得格外地清晰。但事后诸葛亮和先见之明只是一枚硬币的不同面：它们分享的是同一种信息。
区别在于这一信息是在何时被识别或者确定的。因此，鉴别一场婚姻只是不合适还是很危险的迹象，往往就在那里，等待着被发现。当然，许多人都认为文森特和唐娜的婚姻非常糟糕，不过这并没有揭示真相。真相是文森特的婚姻很糟糕，而唐娜的婚姻很危险。
同情的合理化和受害者有罪论是很常见的，会影响我们对操纵和暴力事例的解读和响应的方式。
在我们的法院系统中，诉讼只有两方当事人：被告和国家。受害者没有具体的代表。人们指望国家会代表受害者，但国家在陈述时受限于能讲述什么以及所讲述的方式，因为必须保持一定的客观性。我们不应当轻易地认为国家和主要受害者是一回事。这实际上使得受害者没有特定的辩护律师，而被告却拥有一位，并且对抗辩律师的限制也要少得多。
这也是施暴者的故事和辩护更容易为人所知的一个原因。
危险在于，我们在法庭上的陈述往往会被当作官方的事实记录，然后我们试图从那些几乎没有实际依据的东西里探寻真相。这就是为何我要和文森特以及其他一些凶手展开对话的缘由——去探索他们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解释，而不是关注这些解释本身是否可信。
凶杀时间轴
文森特经历了构成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人注意到一些情况，并不一定是那些他们可以形容为很危险的情形，然而这些事情却令他们感到不安：
第一阶段：操纵和跟踪的历史——发生在两人相遇并确立关系之前。了解对方是否之前就有过操纵他人的历史，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有极强控制欲的人；
第二阶段：旋风般的承诺——当一个有操纵欲的人发现了想要交往的对象，他们会试图迅疾地推进这段关系。操纵者期待的是迅速获得对方对自己一辈子的承诺；
第三阶段：生活在操纵之中——操纵者通过嫉妒法则和忠诚法则让伴侣生活在操纵之中。嫉妒法则表现在严重限制伴侣自由；忠诚法则要求伴侣拒绝外界“不良影响”，只听从操纵者一人；
第四阶段：触发——操纵者感到自己认为理所应得的东西正在发生改变。伴侣提出分手是操纵者感到权力感丧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五阶段：升级——操纵者会为了防止变化发生而无所不用其极：乞求、哭泣、侮辱，甚至以自杀相威胁等方式都屡见不鲜。跟踪骚扰也是家常便饭；
第六阶段：想法的改变——操纵者开始相信必须毁掉受害者才能恢复自己的地位。他们从试图挽留伴侣保持关系转变成为防止伴侣离开而决定将其杀害；
第七阶段：计划——大部分凶手都对谋杀做了计划，这无疑戳破了“一时冲动”“激情犯罪”的虚假神话。从分手到杀人之间的平均时间是一个多月；
第八阶段：凶杀和/或自杀——这类凶杀往往伴随着持久暴力。这一过程充满愤怒：几乎没有一刀身亡、一枪毙命或一拳致死的情况，受害者大多在生前遭受过骇人听闻的操纵和虐待。
《致命爱人》，（英）简·蒙克顿·史密斯 著，尹晓冬 译，书号：9787532790425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虚构时间 （ID：non-fiction702），作者：简·蒙克顿·史密斯（英国犯罪模式学家、家庭暴力犯罪研究专家），翻译：尹晓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