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教育部官网的信息，截至2017年底，农村小学寄宿生有934.6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14.1%。专家指出，这些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安全意识不足，他们缺少更专业的照护，无论是生活还是情感上的需求，都较难得到满足。
由于农村适龄儿童人数减少，许多村级小学撤并，相当部分适龄儿童集中到乡镇中心校就读，并且寄宿在学校。也有不少孩子由于上学远、家庭贫困、父母外出务工等原因，不得不选择寄宿。从2001年到2020年，“撤点并校”实施以来，全国的小学校数从491273所减少到162601所。这20年间，小学数量缩减了三分之二。
也有学者指出，低龄学生在校寄宿实则是“没有办法的里面最好的办法”。一方面，在父母外出打工，隔代抚养的情况下，孩子如果不在学校寄宿，很容易沉迷手机，久而久之，“时间的管控，价值观，自我的认同都可能出现问题”。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离婚率近年来明显上升，这种情况下孩子容易被忽略，进而在寄宿学校中还可以与同学健康相处。
专家指出，农村低龄寄宿制学校需要既懂教育学、心理学，又懂育儿知识的人，但现在的问题是，缺少必要的经费和人手。（澎湃新闻网1月24日报道）
大规模撤点并校，好处在于，减少了支出负担，教师资源比较集中，相对而言，教师也容易获得职业荣耀感，教师流失率更低。
但问题在于，基础教育尤其是覆盖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本来是最为基本的公共服务，在乡村地区中小学办学趋于向县城或较大的乡镇集中后，这其实就造成了一连串的问题。
首先，加大家庭时间和经济支出压力。
要确保孩子获得这种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孩子父母或者老人要么只能每天早晚接送，抽出专门的时间、时段，增加车费等方面支出。
其次，加重孩子母亲劳动负担和精神压力。
无论南方和北方，我国各地城乡家庭中，承担家务劳动、育儿、抚养老人责任的多为女性。所以很多家庭就为此进行了家庭成员的重组分工：男性出外打工，女性留在老家负责带娃（接送、辅导学习）、陪读，夫妻长期分居，家庭关系存在高度不稳定，这成为离婚率高企的一个重要诱因。而且，家务劳动、育儿、养老劳动付出，常常不能被男性家庭成员公允评价，男性更可能认为自己在外挣钱，付出更大，不尊重妻子（孩子的母亲）的劳动付出，加重女性精神压力。
第三，让优良文化失去传承依托。
小学甚至中学被裁撤后，教师人员撤离相关的乡镇、村落，这些镇村的公共文化、民俗文化就缺乏弘扬、传承的依托。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民俗文化本身需要以中小学为依托进行传承，不可能仅仅通过比如每年一次的新春仪式或者中秋节等节庆仪式来达成有效传承，这些先进的、健康的、有助于延续民族印记和文化认知的文化退潮，就必然意味着迷信的、庸俗的文化由此占领市场。
第四，在镇村地区过早掀起教育内卷，重创生育热情。
孩子去较大的乡镇上学，跟去县城上学，其实是没有区别的，而在本村、本镇没有合格学位资源供给的情况下，选择到县城上学，至少被相当部分的家长被认为是帮助孩子出人头地的优选。这种情况下，镇村生源纷纷流入县城，要么由孩子的母亲或祖辈老人租房陪读，要么就是寄宿，这显然是一种较早内卷的体现，居民家庭支出负担加重，男性家庭成员更可能因此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打工，否则将无法满足家庭支出需要。而这关联造成父亲角色在很多孩子成长中的缺席，引发相关的心理和成长认知问题——不仅如此，这种现象本身将深深影响农村地区居民对于生育成本的研判，重创居民的生育热情。
按照新闻中援引教育部官方的有关数据，2017年年底全国农村小学寄宿生有934.6万人。这个数据应当不包括那些进入县城学校就读，由家长租房陪读的人数，以及在县城学校寄宿读书的农村户籍生源人数。
小学生寄宿，确如有关学者所说，是不得已的选择，在近年来，至少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家庭被迫为之。这与就业市场上的变化有关——单靠孩子爸爸打工，似乎已经无法支撑很多家庭的一般开销，更别提为孩子未来买房、发展事业存款等考虑。农村家庭的几乎所有成年家庭成员，如中青年夫妇都需要加入打工行列，而自留地农业则由老年成员负责耕作。
如此之多的农村孩子从小学阶段甚至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寄宿，这为学校管理提出了很大挑战。尤其是在地方财力相对匮乏的地区，县城、乡镇的学校如果在小学阶段就要配置类似幼儿园的保育员和生活老师，存在巨大的经费缺口。
而且，一个悖论在于，一旦这方面的政策、资金缺口被补齐，小学保育员和生活老师还配置了编制，就必然需要进行选拔性考试，这很可能成为很多考公、考事业单位、考国企卷不过的人员竞相角逐的新赛道。但这些人本身又不具备教育学、心理学、育儿知识的背景。如果要实行有关学者提出的“在有限的情况下，可以就地转化一批农村留守妇女担任生活保育老师”的建议，操作的透明性和公平性很难得到满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无法可说（ID：wufa-keshuo），作者：郑渝川hie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