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90年代,值得回味。当时经历过的困难,历历在目,不堪回首,取得的成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黑天鹅乱舞的时代,展望未来,我们应该更有信心,也应该更加乐观。





温州老照片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90年代的温州。二十几年前的往事,犹如幻灯片一样,一张张在眼前划过。梦中又听见那「低沉的共鸣声」,那种声音只要听过一次,一辈子都会留下阴影。醒来之后,眼前是完全不同的世界,短短二十多年,变化来得太快,显得那么不真实。  

长途大巴,被逼吃饭 

我小时候,金华和温州之间,只有一条330国道,全程214公里,大巴却要开上12个小时以上,对!你没看错,这是国道,20年前平均时速20公里。 

每到饭点,司机就会找地方吃饭。有一次,在一个派出所斜对面的院子前,大巴停下,门口竖着一块木牌子,上面写着“停车、吃饭”。院子里一位彪形大汉,牵着一条恶犬,用很严厉的声音命令道:“都跟我来吃饭!”

几乎每次都是相同的情节,菜色凄凉,米饭屎黄,苍蝇乱舞,价格离谱。司机、警察和沿途的恶霸互相勾结,欺软怕硬,压榨乘客。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这就是90年代长途大巴的经典套路。 

民营企业

九十年代的民营企业,简直不堪回首。那时候,温州的制革厂如雨后春笋一样,遍地都是。 

某次,跟着父亲去一个工厂办事,顺便吃饭,席间,工厂老板吹嘘自己怎么「解决」不听话的「刺头工人」,饭后,他还醉醺醺地带我们去看他办公室,面带诡异的笑容,打开一个柜子,里面居然都是管制刀具和枪械,众人面面相觑,那场面,我一生难忘。那时候中国不禁枪,打鸟用的气枪几乎遍地都是,我姨夫甚至买了双管的散弹枪,在美国叫shotgun,威力强大,专门用来进山打猎。1996年开始,才逐渐禁枪。  

民工潮来袭 

某年春节,天气湿冷,我早上一推开门,外面居然睡满了人,他们身材矮小,蓬头垢面,是第一批来沿海打工的内地农民。当时,他们被蔑称为“盲流”。外来人口给温州带来了繁荣,也造成治安恶化。温州,从夜不闭户,变成盗窃横行,人人自危。



90年代「盲流」 

惨死的小偷 

有一次,睡到半夜,突然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紧接着就是几声巨响,好像是一个重物,撞过几层晾衣杆,砸在地上。我出门一看,原来是小偷爬到五楼行窃,户主习武多年,警惕性很高,察觉到可疑声音后,就拿起一根棍子,暗中伺机而动,当小偷正要从窗户进屋的瞬间,他拿杆子用力一捅,小偷从五楼掉了下来。 

听到巨响,周围的居民拿着手电筒,围过来看热闹,户主洋洋得意,述说着自己的「英雄事迹」。当时,小偷已经神志不清,吃力地伸出一只手,用哀求的眼神,扫视周围看热闹的人,但除了冷漠的嘲讽,没人出手救他,甚至没人打电话报警。

在当时,小偷小摸太多,警察基本不管。天亮之后,来了一个救护车,把他带走,据说当时也还没死,但到了医院,也没人管,几个小时后,他在痛苦中告别人世。他也是曾经怀揣梦想的少年,远离家乡,外出打工,没想到,结局就这样,哎…… 

私刑泛滥 

在90年代,没有被偷过自行车的人生,就是不完整的人生,我们家前后被偷了至少5辆自行车。当时的温州,盗窃猖獗,民怨沸腾,结果就是,一旦发现盗窃嫌疑犯,最常见的做法不是报警,而是就地正法!90年代的温州治安,就像现在的南非。

尤其是针对那些外地口音的嫌疑人,一旦被人指着,高喊“抓贼”!无论跑还是不跑,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我多次目睹这样的场面:众人蜂拥而至,戾气冲天,用皮鞋尖猛踹嫌疑犯的心窝和头部,胸腔被撞击后,发出低沉的共鸣声。每次我回忆起这种共鸣声,脑海中就浮现出「内脏破裂,鲜血奔涌」的惨烈画面。被打的人眼神惊恐,先是绝望求救,然后痛苦挣扎,接着嘴角流血,最后奄奄一息,暴尸街头。 

我初中补习班老师的儿子,平时和我们有说有笑,是一个皮肤白净、笑容阳光的大男孩。有一次,我在松台山看到有人当众打人,还是那皮鞋猛踢心窝的共鸣声。仔细一看,原来就是他,仿佛换了一张脸,那眼神让我毕生难忘,就像电影里黑帮老大惩罚叛徒,凶狠、冰冷,面目狰狞,完全是放开手脚,往死里打,好像他打的,根本不是一个人…… 

这种就地正法的私刑,经常错杀无辜。 

一方面,很多外地人初来乍到,胆小怕事,一听有人喊,撒腿就跑。跑,不就是心虚么?不打你,打谁? 

另一方面,有一些本地人,游手好闲,唯恐天下不乱。很可能是某天心情不好,想找人出气,一听有人喊捉贼,就瞎起哄,正好遇到一个不会讲本地话的外地人,看不顺眼,就动起手来,于是,一个无辜的生命就没了。





90年代广州站春运

广州,全国治安的焦点

温州的治安,只有本地人关心。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广州,尤其是广州火车站附近的治安。对中国人来说,1990年代的广州,就是2010年代的南非,去过的人,被偷是习以为常,不被偷才是人间奇迹。 

时过境迁,通过物联网考古,我发掘到一篇当时的《广州火车站生存手册》,作者在广州6年,到广州火车站不超过6次,却已经留下了60年都散不掉的噩梦。他总结了广州火车站的“生存口诀”:不吃、不喝、不说、不问、不答、不停、不理、不管。一直走出广场,以车站为圆心,半径1000米以内所有的陌生人,都是坏人。

当时,我有很多亲戚在广州做生意,关于广州火车站的话题,从来就没有消停过。一次次的严打过后,抢劫、诈骗、磕药的团伙不过是换了一批人;一次次许诺「要大力整治火车站及周边地区的治安」,但没过多久,犯罪分子,又卷土重来。





女子的耳环被夺去,只留目惊心的血迹。摄影 / 邓勃  那时广州的砍手党,连抢劫都觉得费事,干脆连手带包一刀下来。当时,抢金耳环的都是直接拽,事后,劫匪扬长而去,受害者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我有一个亲戚,被机车党抢过几次,后来禁摩很久,偶尔听到摩托车声都条件反射害怕,觉得骑摩托车的都不是好人。 

广州警方为了打击飞车党,想了一个法子,在街头配备大量的保安,保安手里拿着一个长钩,摩托车抢劫时,直接用那钩子勾住犯罪分子,据说效果还挺不错。 





2007年的一条旧闻。钟南山院士在广州医学院门口,被盗贼飞车党抢走了手提电脑,好在人没有受伤。广州警方也很给力,在十天内就帮他把电脑找回来了。如今,跟00后讲这些90年代的往事,他们根本就不信。在我看来,2001年之前的十来年时间,治安恶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人口结构的巨变。 

首先,经济差异。90年代的经济水平远不如现在,城里人的收入不高,外地人的收入更少,还经常被欠薪。走投无路的外地人,为了生活,也只能铤而走险。  

其次,文化隔阂。当时地域差异比现在更大,外来人口,很难融入城市。尤其是南方,十里不同音,浙江、福建、广东这几个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语言和内地差异很大,风俗习惯也不同。 

最后,地域歧视。经济上的差异,文化上的隔阂,造成摩擦越来越多,久而久之,造成了地域歧视。在那个年代,法制观念,公民意识,都非常淡薄,平均受教育的水平也很低。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外地人仇视本地人,小矛盾很容易激化成冲突。  


如今回想起来,幸亏当年,城里人和农民工属于同一个种族,一样的肤色,一样的五官。否则,阶层矛盾、地域歧视,叠加种族矛盾,绝对就是干柴烈火,一点即燃!  

2000年7月2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结婚证、外出务工证和暂住证俱全的湖南少妇苏萍,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强行推上了一辆后厢封闭的警车,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神病医院,投进关有数十名男人的屋子,遭众多暴徒轮暴。后来苏萍的丈夫来了,要将其带走,但需交2000元才能放人,经过讨价还价,并私下塞给有关人员200元「红包」,放人的费用才降为500元。 

关于收容所,最轰动的案例,莫过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其实并非“农民工”,他是正规大学毕业(按规定已经取得了“非农业”户籍)并且在广州有正式工作,但仅因其穿着“疑似”外来人并且未随身携带证件,竟被强制“收容”,随即在收容所被重殴致死。 

总之,经济奇迹的背后,没什么深奥的秘密,只不过无数劳动者的埋头苦干,还有无数留守的老人儿童的幽暗生活。

我去过亚非拉几十个国家之后,才深刻意识到,中国的老百姓真是全世界最听话,最吃苦耐劳的一群人。近40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基础条件,说白了,就是在几十年内,数亿农民工,用自己的血和泪,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原始积累。 

2019年的巴黎

公元2019年10月7日,我在法国巴黎地铁被偷了。1个钱包,2张信用卡,3百欧元,没了。 巴黎被偷,是那次欧洲之行,最糟糕的经历,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经历。 

给我最大的震撼不是那300欧元,也不是法国警察的官僚作风,而是我对于小偷,居然那么掉以轻心,甚至已经忘记,这个世界上还有小偷这种职业!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十几年没被偷过了。 

就在十几年前,我但凡出远门,就会把钱物缠在一个腰带上,同时,背包必须倒着背,放在胸前,钱包也必须放在内衣口袋。那时候,我每当走到人多的地方,就会加强警惕,敏感得像一只在非洲草原觅食的羚羊。而现如今,我的防盗能力已经完全退化。 

而我儿子这一代人,完全是在犯罪率几乎为零的环境下成长,相比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简直纯洁得如同一群小绵羊……天下无贼——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理想,短短十几年,居然在中国得到实现!写完这一句话,再回头看看,我依然觉得有点不真实。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件,普及义务教育。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以法律形式明确了义务教育的免费原则。2006年起,我国全面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在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是一个里程碑事件。那一年入学的小学生,如今已经成为社会的栋梁。 

第二件,取消农业税。 

2006年1月1日起,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中国为传统的农业国,农业税一直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国库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从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到2006年废止,农业税实行了整整2600年。  

第三件,扶贫工程。 

最近十年的扶贫工程,从本质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精神面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穷人活得有尊严。2016年,我去了浙江南部山区的一个移民安置点,说实话,看了以后,作为一个城里人,我甚至有点妒忌。

教育程度高了,收入增加了,居住条件好了,人就有牵挂了,一旦有了牵挂,就不容易铤而走险。犯罪成本就高了,社会就会慢慢安定下来。一无所有的人,最无所顾忌,也是最有破坏力的,比如中国90年代的小偷,和现在美国的零元购群众。

总结

现在回头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可以分为三段。 

第一个阶段。大概是1978到2001年,这段时间最混乱,丛林社会,野蛮生长。 

第二个阶段。2001年(中国加入WTO)到2006年,生产力爆发,成为世界工厂,这段时间,中国经济仿佛装上了核动力引擎,一路狂奔,到2006年,我国外贸的GDP占比,高达64%。 

第三个阶段。就是2006年到现在,外贸规模占GDP的比例逐年下降,内需开始爆发,大基建和新经济重塑了中国经济,把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市场。

这三个阶段,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是一个长达40年的漫漫征途。没有前两个阶段农民工的忍辱负重,就不可能完成原始积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基建狂魔和新经济。没有基建狂魔和新经济,我们就没有产业升级,只能和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一样,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越陷越深。

只有把中国经济的饼做大,才可能雨露均沾,最近的十几年,我们城市回馈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逐渐拉近了城乡差距。不知不觉中,雾霾越来越少,治安越来越好。

如果拿着放大镜,审视过去40多年,我们走过的路,似乎每一步都是险象环生,但登高远眺,回顾过去的40年,天佑中华,大方向没有错,庆幸我们闯过了这条充满荆棘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