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月，林垚陪爱人袁源参加一席厦门场演讲。对林老师来说，也算是回到了老家福建，我们趁机邀请他录制了这期播客。
在厦门的海边散步，我们听他从家乡的成长经历，聊到辗转多地的流动历程，从留学异乡的政治参与，聊到主流与边缘，以及边缘中的身份认同。
吹着海风的一个下午，我们成功把林老师聊“没电”，但遇到热情的东北司机，又把“流动”“故乡”“离散”这些很难与你无关的话题接了过去。
身处边缘还是享有特权，好像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选择的，然而边缘和主流并不是完全对立和静止的。在流动与不确定中，我们可以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吗？
在福建沿海长大的小孩，怎样认识未知世界？
我在霞浦长大，去县城读小学和中学之前是在镇上和村里头长大的，所以从小就觉得环境比较逼仄，希望能到一个大一点的地方看一看。
在我们的小县城里头，主要有两个渠道让我获取了很多关于外面的知识和信息。一个是 90 年代的时候，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股开书店的风潮，一些知识分子也到了相对偏远的县城去开书店传播知识。
另一方面，作为在沿海长大的小孩，我们收音机里常常能收到台湾的电台。大家接受港台的音乐文化是很自然而然的，所以我小的时候在街上走着，旁边的店铺用大喇叭放的音乐有邓丽君的歌，或者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去录像厅看的肯定都是香港或台湾的片子，我们就是在那个氛围之下熏陶长大的。
我爸爸 92 年下岗以后到我们县城边上一些海岛去打工，那些工厂有不少是台商投资建起来的。县城里时不时也会有一些台商或者台湾的人来寻亲，所以经常会在生活中擦肩而过。当时就觉得好奇，因为他们代表着我们自己的小县城之外有一个庞大的未知世界。
一定要说好普通话吗？
刚到北大上学的时候，当时对我来说最大的障碍是我的普通话比较差。我们“胡建”人，众所周知普通话说得不好。高考的时候语文前面几道拼音题我都是直接放弃的，根本记不住什么前鼻音、后鼻音、平舌、卷舌这些东西。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老师和父母一直在给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你一定要说好普通话，说好普通话将来才能有出息，才能做出大事业。只不过我们自己心目中的普通话，在北方人眼里并不是真正的普通话。
去北京以后就经常会遭到别人的嘲笑，比如说同学之间经常会打趣儿说，林垚，来给我们说一下虎父无犬子。那我怎么办？fǔ hù无犬子？所以我后来就憋着一股劲儿发愤图强，要把这个普通话说好给你们看看。
我下载了一个输入法，把模糊拼音全都去掉，强迫自己每个字都把拼音全部打出来。练过一两年之后，曾经有那么几次去北京的胡同里面玩的时候，就被北京大爷误认为说是在胡同里土生土长的人了，这是我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后来我忽然间大彻大悟——凭啥？普通话中心主义要不得，我就要让你们感觉一下，我这个南方人说话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现在你们听我说话还是一个南方人。
沿着海滩走着走着就可以看到远处有好多岛，其实是金门群岛的一部分，其中有大担岛和二担岛。
这里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
把政治看得很重的人，其实是人群里面很小的一部分
其实人在离乡以后，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往的那些政治上的认同也好，执念也好，一下子就不再重要了。因为你面临了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你首先要生活，你要找到可以交流的人，你要克服那种孤独感，所以一下子柴米油盐的事情就变得特别具体起来。而且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政治本来就没有那么重要，对吧。
把政治看得很重的人，其实是人群里面很小的一部分。当然，如果你生活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每天要处理面对那么多政治上的困惑，那么多政治议题，你可能不知不觉会把政治的分量抬重，尤其当整个大环境变糟糕的时候。
美国那些交友软件里面会说自己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越来越多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因为美国的政治在过去的几年本身在变糟，极化得很厉害。尤其是出现了Trump这样的人之后，你支持他和反对他，在道德上，双方都觉得我怎么能跟这种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比较遥远的，如果将来真的不得不对这个问题表态，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也会因此在感情上出现一些裂痕，或者是一方被另一方同化了，也是有可能的。
我小时候最早开始读的几本书，里面有一本是台湾作家於梨华写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那时候也读不太懂，因为那本书里面讲的是台湾的大学生到美国去留学，在美国的那种孤独感。而且主人公是一个外省人，他在台湾觉得很孤独，因为想念大陆，在美国想念台湾。
后来当然懂了，我自己去美国了。我懂了。
在美国的爱与怕
到了纽约留学之后，第一件事是去开银行账户。那天下雨，我进银行之后柜员很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说今天是在下雨吗？我当时没听清，只看到他很期待地望着我，我想他是说我需要拿什么证件才能开户吗？所以就手忙脚乱地把东西都摆在柜台上，然后张嘴想要回答他，又不知道说什么。所以我看着他，他看着我，直到最后他就很无奈地说，whatever。
在课堂上，老师不讲课，大家读完文献直接开始讨论问题。那文献我都读得懂，但讨论问题我开不了口。我们在国内用的教材，就是李雷韩梅梅那一套东西，是找英国人来编的，语法上跟美国人差别很大。虽然之前恶补了一些美剧，但是到了现实生活中，美国人口音也千差万别。
所以课堂讨论的时候我拼命在脑袋里面想啊想，好不容易想出了一段结构非常复杂的完美论证，同学已经讨论到后面三四个问题了，你又没办法插上嘴，要重新再去听别人在说什么，再去想该怎么回应。等你想完的时候，下课铃已经响了。
第一学期有两门课的老师都给我写了邮件，说你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从来不说话？是不是有文化差异，在中国不鼓励同学们课堂上发言？我看你写的这些小论文都挺好的，为什么在课上就不说话？我只好说，不是文化差异，是我实在没办法开口。
像这样的打击至少在头一年里是反复出现的，那种感觉非常痛苦和孤独，自尊心受了很大伤害。
可能不同的人处理的方式不一样，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我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可以参考，可能在哥大做政治理论的中国留学生，我前面一个就是金岳霖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去融入，有的时候抗拒融入，也有一点心理上的逆反，或者是自我保护的机制。
后来袁源开始读博士的时候，虽然也遇到过这方面的困难，但是一方面是她自己性格比较开放一点，也愿意跟老师同学多交流，另一方面我给她提供了一点自己的经验教训，所以她的融入过程相对来说顺利一点。
所以我觉得应该努力寻找一些渠道，未必完全要融入，但是要去交流。要敞开心扉，让别人看到你脆弱的方面，别人才能够帮得到你。
爸爸，我能不能换一个名字？
以前对亚裔美国人的身份挣扎有比较抽象的印象，直到自己有了孩子之后才有切身的体会。
我记得她三岁的时候，有一天从幼儿园回来说，爸爸我能不能换一个名字？我说你为什么要换一个名字？你名字很好，叫不默。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但是她说有人觉得我的名字很怪，因为我的朋友里面有叫 Sophie 的，有叫 Elsa 的，有叫 Anna 的，但是没有叫不默的，叫不默只有我这一个。他们还总是念不准我的名字。所以身边的人都觉得我这个名字非常的different，有些奇怪。
我就跟她说，你这个名字不是 different，而是 special。你看不默背后有这样的含义，而且你的班里光 Sophie 就有三五个，但不默就你这么一个，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存在。
所以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会面临这样的困扰，别人会觉得她长得不一样，名字不一样，家里平时说话可能不一样，跟父母还有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需要用中文交流。所以在别人对她有这样的观念时，她自己有可能会产生困惑。
提到身份认同这个问题，它不完全是我自己主观上的认同，而是别人会不会来认同你，这个社会是怎么看待你的，它把你归到哪一类里面？由此你可能拥有某种特权，也可能面对某种困扰。
对亚裔美国人来说，这是他们每天会面临的一种困扰。比如我英文一开始很差，如果后来别人说我英文很好，我会觉得这是对我的赞扬，会很开心。但如果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亚裔朋友，别人跟他说，你英文好好啊，他就会觉得莫名其妙。我是一个美国人，当然英文好了，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你不把我当美国人看？同一句话在我听来是恭维，在他听来就是一种排斥和歧视。
理论不能够完全给你解惑，书本或者各种知识对你装备得再完善，到生活中你还是有很多实际情况需要去处理。但是理论给你的一个好处是帮你去思考，更系统性地去反思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它背后的那些原因和动机，包括这种心理上的偏狭、心理上对外族的排斥。
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过去几年写了很多关于美国、关于 Trump 的文章，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希望把这种理论上的思考和现实中发生的社会政治事件结合起来，让大家从一个更深入的角度去反思这些问题。
对于这种困扰或疑惑，我觉得不默目前应该处理得蛮好的，也可能多亏是在纽黑文长大，耶鲁这个大学城相对来说比较多元。虽然可能会偶尔遇到潜意识里的歧视，在多数时候大家都接受美国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并没有这样那样的预设，所以她成长过程中总体来说是比较开心的。
但每个人成长的道路都不一样，很多时候也不是光讲道理，说你应该觉得自己 special 你就瞬间焕发新生了。在成长和转变的过程中要有自己和别人的鼓励。
不默小时候会说，我明白不默的意思，但是我觉得它很沉重，我现在胆子很小，我不够勇敢，怎么办？你会因为这样看不起我吗？我说不会啊，我小时候也很胆小的。
很多时候勇敢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要培养起来。而且要看契机，有时候也需要见机行事，没有必要意气用事，要相信自己能够做更重要的事情，也应该去做更好的事情。
在主流和边缘之间，我有选择吗？我该怎么做？
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需要有一个转换，生命体验中的转换，就是有朝一日成为边缘群体。对于有反思能力的人来说，你会意识到，噢，其实我以前的那种主流、我自己日用而不知的那些特权和优势，其实不是自然而然的东西，它是社会结构导致的一些后果，而我恰好处在那个地位之上，我就享受到了这些东西。
你问我想去选择边缘的生活还是主流生活，我觉得不是一定要逃避主流拥抱边缘，而是要让大家意识到这个结构是有问题的，形成合力让结构发生变化，往好的方向纠正那么一点点。让某种处境不再是边缘，真正边缘的群体生活在其中不会再惴惴不安。
我觉得可能要寻找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比如最近几年我觉得国内的女权主义者也是寻找相互之间的认同，就像暗号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那么说明你在性别问题上有了觉醒，如果我也是，可能我们就可以一起去参加活动。
有了这种连接以后，你会觉得自己其实并不孤独。就算身处边缘，你也会觉得自己身上是有力量的，因为你们相互之间给予了这种力量。有时候处在边缘反而不是一种心理负担了，成为一种动力，在这个角度上我可以更没有顾忌地对不公平的体制发起挑战和冲击。
我觉得自己其实骨子里是一个不太想关心政治和公共事务的人，我喜欢读古诗，喜欢自己看一些稀奇古怪没有人关注的东西，我完全可以不关心公共的事，扎根到古书里头去。但是这个社会它不允许你这样做。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多做一些事情，要回馈一些东西。我不说话的话，良心过不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嘉宾：林垚（上海纽约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编辑：王聪、挠挠